何新：我曾麵對卡斯特羅犯顏直諫

何新：我曾麵對卡斯特羅犯顏直諫

（2016-12-03）

 

一、行前準備

 

　　1992年初我的古巴之行，是特殊年代中一個異常破例的特殊事件。

 

　　當時我的身份僅僅是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員，年初剛剛把工作關係轉入政協機構，就任專職的全國政協委員。但是，在古巴我享受了特殊國賓的待遇。我的此行並非承擔任何正式的國家使命，但是此行非同一般，受到中國最高層的密切關注。

 

　　對我的邀請，直接方麵來自古巴亞太問題研究中心。表麵上，這僅僅是該中心對一位中國學者到古巴做交流的普通學術活動。

 

　　但是在行前，古巴駐華大使格拉先生多次會見我並邀我進餐。他明確示意我，此次邀請代表著古巴最高當局。而且他也暗示我：雖然目前並不能肯定，但是也許，我有機會見到古巴最神秘而偉大的領袖卡斯特羅本人。

 

1991年在釣魚台國賓館與古巴國務主席羅德裏格斯的會見(右一)，左二即古巴駐華大使格拉

 

　　政協外事局為我辦理了出訪的有關公務手續。常務副主席王任重行前兩次約見了我，聽我的匯報，並指示秘書協助我辦理一切有關事務。

 

　　李鵬總理審閱了我的出訪計劃，並作了批示。總理大秘書在行前多次安排聽取我的直接報告。總理辦公室把我的出行計劃批轉外交部，電傳駐西班牙、駐蘇聯和駐古巴大使館，要求他們配合協助。外交部翻譯室根據總理的指示，派出一名精通西班牙語言和拉美文化及風俗的高級譯員小何作為我的隨身翻譯偕同前往。

 

　　我不是中共黨員，但是此行也驚動了中共中央聯絡部。該部常駐古巴的一位處長小康和新華社常駐古巴的分社記者倪先生全程陪同了我的這次訪問。他們給予我很多幫助，成為我在古巴期間的日常向導和顧問。通過他們我了解到古巴社會的曆史、人文以及許多表麵看不到的真實情況。

 

　　考慮到此行關係重大，為保政治穩妥，行前，我把有關出訪的邀請函件和日程計劃親自送到位於地安門米糧庫的鄧辦。並通過中辦呈報江辦，通過許秘書報呈陳雲辦公室，通過李秘書呈報給一直特別關注我的國家副主席王震同誌。

 

　　調動到政協工作後，根據政協領導的專門安排和交代，我隨時可以把我關於國內外局勢的研究和建議，通過官方管道直報最高領導層。

 

二 、非常時期的非常訪問

 

　　90年代之初，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曆史時期。

 

　　1989年後 一係列前蘇聯陣營的東歐國家相繼變色。1991年蘇聯發生流產的8.19政變，政變失敗後蘇聯帝國解體，葉利欽集團控製政權。中國遭遇國際製裁，國際地位孤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披靡世界。

 

　　但是，我在80年代後期的一係列獨立經濟和國際問題研究，於發表後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早在1987年，我已經預知並且明確預言了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必會失敗，蘇歐體係以及蘇聯本身行將解體。

 

　　80年代中後期，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方針滲透進入所有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並影響改革決策。物價改革和所有製改革首當其衝。特權集團開始攫取經濟利益，社會階層發生裂變和分化，不滿情緒上升。我意識到一個巨變時代的迫近，在一係列文論中提出了警告。我設法把我的警告傳達到高層，因之引起了各方麵的關注。

 

　　但是形勢的實際發展比我的預見快得多。1989一1991的三年間，國內外形勢發生劇變。當時整個知識界傾向西化，政治意識形態陷入迷茫混亂。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計劃經濟已經失敗，傳統文化封閉落後，必須徹底推翻，美國製度和文化代表著並且主導著人類曆史的未來。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我的一個長篇文論。我從一係列嶄新視角回應上述困惑和敏感問題，提出了一係列新的論點（例如關於中國經濟的生產過剩問題），震撼了國內外思想界。這篇文論被官方的外宣媒體《北京周報》翻譯成數十種國際文字推送到全世界。美國的《紐約時報》稱我為“鄧的衛道士”，《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則稱我為“新保守主義的旗手”。

 

　　後來我知道，卡斯特羅通過西班牙文字的譯本認真研究了我的全部論點，並且將它介紹給古巴高層。卡斯特羅同亞非拉不結盟運動領袖尼雷爾多次討論過這篇文論。卡斯特羅還委托駐華使館收集研究了我發表的其他許多文論。

 

　　這就是我得到此次訪古特別邀請的背景原因。

 

三、不能錄音的國度

 

　　行前計劃此行的出訪路線，由於中國到古巴當時還沒有開辟直飛航線，中途必須經曆多次輾轉。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從蘇聯的莫斯科中轉，一是從西班牙的馬德裏中轉。我決定圍著地球兜上一圈——去時走歐洲，經馬德裏飛南美，回來時走莫斯科，順便在蘇聯稽留幾天，親眼看一看這個正在發生震蕩和經曆著動變的國家。

 

　　離開北京的季節仍是寒冬。飛往歐洲的途中路過西伯利亞森林和歐亞大草原。這是我第一次從飛機上持續多個小時臨窗俯瞰那鬱鬱蔥蔥和一片蒼茫的地麵景象，非常壯觀而難忘。

 

　　在馬德裏，中國使館派人接機和安排住了一夜。途中又換了兩次飛機。最後在一個中美洲小國（已忘記了它的國名）改乘一架很小的飛機，飛向目的地哈瓦那。

 

　　在這架飛機上遇到一個中國政府前往古巴的商貿代表團。帶隊的團長是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同誌。他的團隊中還有我的一個熟人，也姓何，外貿部援外司的司長。

 

　　到哈瓦那機場後，我們告別分手。中國官方代表團被古巴政府官員接走。而來接我的是古巴共產黨國際部的官員和格拉大使。

 

　　但是行李卻沒有到來。我們被告知，行李會直接送到賓館。但事實是我們到賓館後很久，直到那天的傍晚，行李才姍姍而來。

 

　　拆包後我發現，行李被人拆動過。仔細檢查，東西並未缺少。但是發生了一個意外的事件。我為這次出訪準備了三部日產微型錄音機，它們都還在，但是已不能使用。雖然機器仍然可以運轉，但卻無法錄音一一磁頭被消磁了。

 

　　於是我意識到，雖然我是古巴官方邀請的貴客，但是行李卻被拆檢過，而錄音機看來是被有意處理過。古巴是一個對外界完全封閉因而不能隨意錄音的國度。

 

　　晚間古共國際部的副部長和格拉大使來，與我商量我在古巴的日程安排。

 

　　計劃分為三部分：第一是禮儀性的活動，包括紀念碑獻花，去哈瓦那大學講演並和大學生們座談當前國際形勢，第二是參觀古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就，與官員專家會談，研究探討古巴經濟的長久發展趨勢和目前問題。第三是旅遊和休息。

 

　　我表示：安排很好，很周到。沒有意見，客隨主便。

 

四、哈瓦那市容

 

　　第二天一早，中國駐古巴大使陳久長和新華社駐古巴分社的社長倪先生以及中共中央聯絡部的處長小康，就來看我。按照古巴方麵的預定計劃，主人來接我，大使陪同我一起去古巴華人無名烈士紀念碑獻花。活動後，大使邀請我到大使官邸共進午餐。

 

　　大使告訴我接到國內通知，有關領導很重視、很關注我的這次訪問，要求他們配合以及照顧我的活動。

 

　　大使向我介紹了古巴當前的情況。他說：自從蘇歐陣營解體後，蘇聯經濟已經崩潰，自顧不暇，所以完全斷絕了對古巴的經濟援助，也不再執行原有的一切經濟協議。

 

　　此前古巴是一個生活和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依靠向蘇聯及東歐國家出口蔗糖和礦產品，日子過得很不錯，居民生活水平甚至高於中國。

 

　　古巴自從1959年革命後，建立計劃經濟製度，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古巴大學生占40%，全部人員高中畢業），免費定量配給食品如麵包、雞蛋、牛奶、大米等，政府分配房屋，每人都有工作。許多家庭擁有蘇聯或東歐生產的私人汽車。

 

　　但是，自從蘇聯斷絕了對古巴的能源供應後，古巴沒有了油和電力。汽車與機械無法開動。經互會解體後，古巴出口受困，幾乎失去了全部的外匯收入和外部物資補給。古巴還肩負著沉重的對蘇及東歐的國際債務，同時遭受到美國的全麵禁運和封鎖。

 

　　當前古巴國內經濟情況很差。食品、消費品不得不實行全麵的限量配給，包括每塊肥皂以至背心、內褲。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遭遇嚴重困難，一切限量供應。

 

　　飯後大使館安排車送我們回駐地，倪社長和小康順道帶我瀏覽哈瓦那市容。

 

 

　　哈瓦那的景色很美。藍天白雲下加勒比海一望無際的碧波，滿城身軀高大的榕樹、開著火紅色花朵的木棉樹，特別是昂然挺立的棕櫚，還有芳草如茵的綠地，綠蔭掩映下古色古香的建築，這一切構成的如詩如畫的意境。令人遐思無窮，流連忘返。

 

 

　　哈瓦那老城始建於1519年，198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文化遺產。哈瓦那老城至今還比較完整地保存著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大批古建築。這裏有拉美最古老的城堡“武裝城堡”和1638年重建的“基督教堂”，還有堪稱巴洛克式建築典範的哈瓦那大教堂。著名的卡洛斯廣場坐落在當年老城初建時奠基的地方，旁邊有殖民時代的總督府大廈。

 

 

　　哈瓦那沒有很高的建築，房屋普遍老舊。在海濱沙灘有很多年輕人，伴著80年代那種老舊的磁帶錄音機唱歌跳舞。他們服裝簡陋，沒有任何化妝，但是很投入很快樂的樣子。翻譯小何告訴我，這是拉丁民族的特點，能歌善舞，崇尚陽光，追求快樂。

 

 

　　我注意到兩個事情，第一是街上跑的車型也非常老舊，幾乎是曆代老爺車的匯展。第二是公共汽車頂部背著一個巨大的煤氣口袋，這是由於汽油的缺乏，不得不使用替代能源。

 

 

五、燉牛肉與地下錄音

 

　　我在哈瓦那的住所是哈瓦那郊區的一座神秘的別墅。翻譯小何告訴我，這是古巴接待外國高端客人的地方，我入住的這棟房子，不久前接待過戈爾巴喬夫。

 

　　這是一座獨棟的白色小樓，建築於革命前，客廳寬大優美。坐在客廳，通過巨大的落地門窗可以欣賞寬闊的綠色草坪的美麗庭園，熱帶景色，一望無際。優雅的椰子樹和芒果樹散落綠草間。正是芒果成熟季節，許多大顆而金燦燦的芒果墜落於樹下，但是無人打理。我每天的日常飲料就是可口的鮮榨芒果汁。

 

　　根據主人的安排，我住在樓下寬大、豪華的主臥中，而翻譯小何住在二樓。別墅中有男女服務員，還有一位專派的黑人女廚師，擅長烹製西班牙風味的菜肴。

 

　　盡管古巴社會上供應困難，但我這裏卻每天都有特供食品，包括上好的牛肉。廚師按照西方人慣例，把牛肉隻烤到半熟，切開仍是滲血的。對我而言，實難下咽。因此我每餐隻吃蔬菜沙拉和西紅柿。

 

　　幾天後，國際部長來看我，特別詢問是否飯菜不可口，因為他們已經知道我吃飯情緒不佳。我隻好告訴他們我吃不慣西餐。他們聽後麵麵相覷，有為難之色。

 

　　於是我說，我可告訴那位非洲裔女廚師應該如何做中國口味的牛肉。於是我來到廚房，要廚師把牛肉切成塊，加鹽和葡萄酒用白水煮爛，然後配上白蘿卜（蕪菁）。一小時後肉香味四溢。古巴的牛肉肉質非常好，一熟即爛。

 

　　午餐時古巴的外交部長和駐中國大使格拉來看我，我邀請他們一起品嚐我的中式清燉牛肉，他們品嚐後讚不絕口。我於是告訴他們，做法很容易，建議他們回家如法炮製。兩人津津有味地聽了一遍，然後便開始嘀嘀咕咕。 我見他們麵有難色的樣子，問翻譯對方在講什麽。翻譯回答說，部長在同大使討論：“蘿卜倒是有很多，但是牛肉到哪裏去找？”

 

　　原來，在古巴牛肉屬於非常稀缺的特供品，連部長都很難得到。

 

　　與我們同時抵達的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率領的是一個來古巴談判援助問題的代表團。有一天晚上，我在一個熱帶舞的晚會上與他們相遇。代表團中的外貿部何司長是我熟人，他問我吃得飽嗎？我驚訝地回答吃得很好，為什麽問？他說在他們的賓館，早餐每人隻給兩片麵包，沒吃飽想請服務員再加一片，卻回說沒有了。

 

 

　　古巴經濟當時的確困難至極，由於糧食不能自給，又沒有外匯，主糧極缺。老百姓日常隻能吃一種苦澀的短蕉，他們稱之為“飯蕉”，還有類似蘿卜的蕪菁，作為日常的主食。

 

　　卡斯特羅1990年夏天宣布古巴進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時期”，以因應蘇聯和東歐減少和斷絕經濟援助的困局。農業勞動中不再用電，而代之以畜力和人力，木柴和木炭再次成為燃料。食物供應實行配給製，雞肉或豬肉每人每九天一磅，魚則每兩周一磅，麵包每天一片，洗澡和洗衣肥皂每月各一塊，牛奶則作為一種奢侈品，隻能七歲以下兒童和病人才能享用。

 

　　但是，雖然我是作為被特別邀請的貴客，但是卻一直生活在古巴情報局的視線之內。有一天我同翻譯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聊天，忽然聽到地板底下嘀哩嘟嚕一陣亂響。我們兩人很納悶，掀開地毯翻看，原來地板下裝置有老式的蘇製鋼絲錄音機，出故障卡住了，機器轉不動而發出異響。我和翻譯麵麵相覷，從此不敢在客廳隨意說話。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