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生於春秋後期。恰逢墨家，道家，陰陽家，法家，縱橫家，儒家等百家爭鳴,學術言論最開明，思想最自由的時代。
孔丘曾師從郯子，學古琴於師襄，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子，但對他影響最為深刻的恐怕要算季劄了，所謂“季劄觀樂”，“季劄讓國”說的便是此君。孔丘對禮樂的了解多受益於季劄，所獲僅皮毛耳。孔丘向師襄學古琴，一曲終了，孔丘解琴曲：“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竟讓師襄佩服得五體投地，足見季劄的德行何等之高。
孔丘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告誡他：“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僅此一麵，老子就看出孔丘驕氣多欲，好高騖遠的品質。孔丘求學並非從一而終，而是師從諸賢，但多自學而就，天份之高，皆望其項背而歎。
孔丘活著時就有“天縱之聖”，“天之木鐸”的美譽。這歸功於他的一個得意門生子路。第一個把他當作聖賢的便是子路，子路認為他的老師遠勝於堯舜。而這位負米求學的子路卻是眾所周知的莽漢，除了為孔丘駕車和打架外，並無任何出彩的言行（六十多歲跟人拌嘴鬥毆，被打死並剁為肉醬，以致孔丘從此不再吃肉醬）。如此莽漢，孔丘卻稱讚他可以“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師生之間互相吹捧居然到了令人膽寒的肉麻境界。但這並不妨礙子路成為"孔門十哲"之一，可見，彼時"哲"並不怎麽值錢，含金量不高。孔丘門徒三千，有出息的七十二人，號稱"七十二賢"，子路也是其中之一。
克己複禮，是孔丘思想組成的一個重點。克己，就是做人要有約束，那麽複禮就是要恢複周禮，即恢複秩序。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就是這個道理。問題在於孔丘自己也不知道何為“周禮”。因為，丘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意思是說，夏商的禮製我能說個大概，但因杞國和宋國留下來的文獻不夠，所以難以證實，如果有文獻的話，就可以證實了。然後，丘又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大意是，周朝參照並沿襲夏商的禮製，周朝禮製是可從夏商禮製中推知而得，因此我要遵循周代的禮製。天哪，自己還沒弄清“周禮”是什麽，便決定要“複禮”了。那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治學精神又去了哪裏？諸如此類不負責任的言論此起彼伏，列侯們如何敢於委以重任呢？
孔丘周遊列國一十四年，目的是遊說列侯國君給他官做。官癮之大，令人發指。他倒是做過官，還做得不小，但卻是一個地道的惡吏。他五十六歲時一度為魯國的大司寇（執掌刑律）。當官第七天就以“五惡”的罪名，以言論定罪，把一個叫少正卯的大夫給殺掉了。少正卯是當時德行威望極高的大賢，孔丘的三千弟子曾不止一次全體投靠到他的門下（僅顏回一人不曾有跳槽記錄），以致孔門“三盈三虛”。孔丘辦學絕非義舉，是要收學費的（沒錢的學子也可以用鹹肉鹹魚大米代替）。少正卯幾次三番奪人飯碗，於是乎，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了。曾經有人問道於孔丘：“以德報怨，何如？”孔丘答：“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不錯，孔丘正是如此“以直報怨”的，連瓜田李下的嫌疑都顧不上，以“亂政”的名義，直接誅殺他的競爭對手，對於他畢生鼓吹的“仁”何其不是種諷刺！不過也恰好解釋了孔丘為何一生求官不得----濫用屠刀的“聖人”，誰敢用？！孔丘的學生入仕的也不少見，而列侯們寧可啟用他的學生也不願封他一官半職，不是沒有原因的。
《大學》以及《孝經》為曾子所著。《中庸》為孔丘之孫子思所著。《春秋》為魯國史官所著。《論語》為孔丘門生和再傳弟子所著。《詩經》為周朝的史官搜集編輯而成，“孔子刪詩”更為無稽之談，《詩經》成冊時，孔丘才八歲。《易》與孔丘毫無關係，因為，丘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可見孔丘到老對《易》的研究尚未做到文辭義理兼備的程度，《易》又怎麽可能由孔丘修著的呢？儒家學者把光環不顧一切地套在孔丘的頭上，無非是想證實孔丘思想的權威性，以便證實鼓吹孔丘學說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這，正是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悲哀----“獨尊儒術”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思想家，哲學家，理論家和科學家了。
縱觀曆史，不難發現先秦列侯們皆以法家之說為強國之本。漢以後也找不到一位開國帝王尊崇儒術的例子（假如王莽篡位，新朝不算是一個朝代的話）。原因是孔丘思想不利於強國，僅適用於統治者自上而下的統治，上智下愚嘛，而且必須是天下內憂外患可以忽略不計的前提下。“文景之治”采用的是道家黃老之術，國家和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漢書》記載：“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這就是說，國庫裏的錢太多以至於生鏽粘在一起無法統計，糧食多到消費不掉隻好任其黴爛。文景時期實現了真正的治世，國強而民富，從而奠定了漢武帝將一個朝代推向頂峰的基礎。於是才有漢武帝“巡遊郊祀”，“封禪泰山”的荒唐之舉。其時，儒生董仲舒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應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武帝欣然接受。因為孔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精髓----“愚民思想”與武帝“維穩”的訴求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後經儒家子弟持之以恒，不懷好意的推波助瀾，終於出現不但“獨尊儒術”，還變本加厲出現更為變態的“罷黜百家”。從此，中國進入一個比“歐洲中世紀宗教黑暗”更黑暗，更可怕，更漫長的時期。不幸的是，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喚醒了整個歐洲，光明重現，而中國卻依舊沉睡在儒教暗無天日的醬缸裏。直到鴉片戰爭一聲炮響，方如夢初醒，驚見吾國吾民已“積弱百年”，急需圖強。“積弱百年”？不，灑家認為早已“積弱千年”了！
近些年，孔丘和他的學說在各類媒體行情見長，孔丘其人其說被“國學大師”們無限拔高，孔教正大行其道。鑒於曆史，灑家深感憂慮，因為孔教不僅不是強國之靈丹妙藥，而是實實在在的弱幫之策,誤國之道，弘揚不得。
此灑家一家之言，村夫誑語，然非戲說，如鯁在喉久矣，不吐不快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