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舊史學的「忠君」與「為親賢諱」
新史學對於史學家著作史籍的目的眾說紛紜。舊史學認為著作史籍的目的在於提供帝王「經世資治」的經驗。也就是說，史學家記錄曆史的目的，在於提供帝王治理王國的曆史經驗，使得王朝統治可以永遠維係。所以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就是基於這樣的目的而作，也是基於這樣的目的而立名。既然是為了王朝統治的利益，儒教化的史學便以「忠君」作為最高的道德標準，於是史籍記載便產生「為親賢諱」的標準。新史學對於舊史學的「忠君」與「為親賢諱」進行批判。
《春秋》是孔子所著的私人曆史書，並不符合當時由史官記錄曆史的法律。因此，梁啟超認為《春秋》並非曆史書，隻是孔子在獨裁集權的古代社會中作為政見發表的工具而已。然而，漢朝的官吏（包括史官）與知識分子在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號令之下，中國史家與知識分子便臣服於儒教思想。孔子將史籍作為發表政見的工具，而劉徹號令天下的知識分子共同遵循，於是開始史學作為政治工具的史學史。因此，中國史學是工具化的史學，而孔子是史學工具化的始作俑者，並且成為史學儒教化的重要特徵。
儒教思想係以天、地、君、親、師等五倫作為價值標準，而五倫的核心在於「君」，也就是帝王。五倫中，「師」是指教導我們的老師，當然是賢；「親」是所有的近親血緣，才稱為親；非近親血緣，則非親。「天地」隻是作為大自然的代表而已，而「天子」帝王則代表「天地」統治臣民；所以最偉大的賢聖者，就是帝王。因此，儒家以「為親賢諱」作為著史的標準，以「忠君」作為最高道德標準，而獲得劉徹的青睞與獨尊。於是「為親賢諱」而隱匿帝王將相惡事的現象，乃至不惜顛倒事實以就之的情況，便普遍地存在於中國的曆史書與學術界中。
梁啟超列舉許多《春秋》記載不實、不盡、不均的情形，顯示儒教化史學的重大弊病。然而，儒教史家效忠於王朝統治的利益，因此產生不實、不盡、不均的曆史記載；放諸四海，其實是中外皆然。巴勒克拉夫（GeoffryBarraclough, 1908-1984）在《當代史學新趨勢》中說：
“中國古典史學被簡潔地描述為「官僚們寫給官僚們看的曆史學」。換言之，這樣的曆史不是如實地記載過去發生的事情，而是為了王朝統治者的利益，出於保持現存社會秩序穩定的目的，盡可能地抹煞和掩蓋「分裂、分歧、緊張和變異這樣一些包括中國社會在內的一切社會的連續發展進程中普遍存在的特徵」，從而製造出某種自我形象。……同中國古典史學一樣，法國或英國中世紀官方編年史也是作為統治的工具來編纂的。十六世紀英國的曆史學著作也是為都鐸王朝的利益而撰寫的。西貝爾、特雷施克以及普魯士政治史學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著作充分證明，十九世紀的東方和西方在史學觀點和立場上並沒有很大的差別。然而，正是在這個時期，即十九世紀，歐洲卻開始第一次認真地試圖將曆史學置於事實客觀性的新的基礎上。蘭克學派力圖「如實地」發掘曆史事實。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派則深入到曆史的辯證發展進程中去。這兩個學派都反映了十九世紀歐洲曆史學出現的重大變化，而且隻有歐洲才發生這樣的重大變化。”
由於史學家為了王朝統治者的利益，不是如實地記載過去發生的事情，遂產生不實、不盡、不均的情況，因而喪失世人對史籍的信任，於是重視史料證據的蘭克科學史學於焉興起。從史學家不斷的著作史籍，而世界各王朝仍然不斷的衰亡演變，可以知道史學家宣稱「曆史書是記實而有經世資治的功能」並非事實，舊史學家的主張便不再獲得普遍認同。
2. 曆史具有擴大我們記憶力的功能嗎?
新史學家雖然普遍否定史籍有經世資治的功能，但是也有些人提出曆史的某些功用，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例如，魯賓孫說：
"我們所謂曆史，同我們個人的記憶，看起來好像不同，實在是差不多的。因為我們腦筯裏麵所記得的許多東西，並不是純粹我們個人的經驗，包括許多聽來的或從書籍裏麵得來的東西。他們在我們的生活上，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們要知道我們腦中所有的知識，同我們自己個人經驗有關的，實在很少。我們自己的生日，同Artaphrnes或者Innocent第三的生日，都是純粹曆史的事實，我們都不能不仰仗他人來證明這兩件事。照這樣看起來，我們的記憶不知不覺的同普通所謂曆史混合起來了。從這一點看，曆史這樣東西就是一種記憶力的擴大，可以用起來明了我們的現狀。"
魯賓孫將曆史在我們生活經驗上的應用，舉例說得很清楚。當一個人成長後，意識心想要認識自己時，他發現自己什麽都不明白。例如，小孩想要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生存多久了，隻能詢問他所信任的父母親。他的父母親告訴他已經五歲了，小孩子隻能完全相信，因為那樣的資訊已經超過他的意識所能了知的範圍了。這樣的困境不是隻有小孩子才如此，即使一個行將入木的老人，他的年紀同樣必須仰仗父母以前告訴他的資訊才能計算出。不但是生日，凡是意識的分別功能成熟前，以及意識在時空限製下所不能了知的所有事項，我們都完全仰仗他人提供資訊。因此，曆史確實具有擴大我們記憶力的功能，可以用起來明了我們的現狀，但是前提是曆史事實必須正確無誤。魯賓孫又說：
"我們個人的經驗，本來有兩個缺點：因為我們生得太遲，不能看見許多事物的起源；死得太早，不能看見許多事物的結局。曆史這樣東西，很可以彌補這幾種缺點。"
我們的經驗來自意識的功能，但是在出生時，我們的意識功能極差，直到初識世界的兒童期，便發現我們生得太遲，不能看見許多事物的起源，於是需要父母師長及親友提供認識自我的訊息。但是，我們的父母師長與親友的狀況也和我們一樣生得太遲，不能看見許多事物的起源。所以我們的父母所獲得的訊息，也來自有相同困境的祖父母，以此類推；其根本原因則是一切人的意識都隻能存在當世而不是從前世來，也不能去到未來世。同樣的，當我們年老時，想要了解未來的演變，結果我們所有的人都死得太早，（也無法去到後世而）不能看見許多事物的結局。史學家認為全部人類的意識都有同樣的困境，那麽將全人類的曆史事實聯合起來，很可以彌補這幾種缺點。
魯賓孫認為曆史可以彌補意識出生太遲，以及死得太早的缺點，正好顯示出史學家以意識的生起與壞滅，作為曆史的邏輯起點與終點的錯誤。史學家以不同人的意識記憶性，彼此相連接作為邏輯起點與終點，必然產生片斷與不連貫的情況。因為不同人的意識記憶性之間，沒有辦法完全相連接而不中斷，即使以片斷而不連貫的文獻、實物作為輔助亦然。所以，當我們認識自己時，意識從現在往前推，隻能推到父母，再推到祖父母，於是我們就依照血緣、姻親、種族、國家等等關係來認識自己。這樣的曆史關係，完全是片斷的、不連貫的相關關係，而不是具體的因果關係。而且將所有有相同困境的人類曆史聯合起來，往前追溯仍然不能看見許多事物的起源；往後探尋，仍然不能看見許多事物的結局。因為往前的曆史記載愈來愈少，往後的曆史根本尚未發生。因此，聯合所有對自我無知的人類意識所記錄的曆史，並不能完全彌補人類的無知，也不能使我們究竟明了事物的起源與結局。所以，史籍可以彌補少部分的缺點，但是對於起源與結局的根本問題，則沒有絲毫的幫助。
史學會有上述的困境，根本問題是以意識作為曆史邏輯的起點與終點，而意識本身是每夜熟睡時必斷之法，也是五根發育成熟前不能現起之法，於是依靠意識所建立的史學必然不能看見事物的起源與結局。史學家都是從人類身心（名色）出生之後，開始建立曆史，則必然遺漏了出生前所有的曆史；也都是在身心死亡後，終止曆史，則遺漏了死後的所有曆史。史學家就這樣隻記載極少的人生片斷，而遺漏大部分的曆史，以堆砌不同的曆史人物短暫生死的片斷，形成不能連貫且混亂的曆史邏輯。因此，現有的史學根本是沒有邏輯一致性的曆史，是以錯誤的邏輯起點與終點所建立的錯誤史學，是充滿不實、不盡、不均的假史學。
3. 曆史的邏輯起點與終點
真正的史學應該有全麵而連貫的邏輯，也就是說，曆史的邏輯起點與終點必然相同而一致，以完成真正的因果關係，進而形塑曆史演變所顯現於外的相關關係。那麽什麽是曆史的邏輯起點與終點呢？真正的史學應該往出生之前推進，也就是應該推進到受胎懷孕，以及受胎懷孕前自己真正現實性的地方--第八識如來藏的存在狀態，作為曆史的邏輯起點與終點。換言之，每位有情各自都有第八識如來藏記錄曆史，而我們的曆史，不但從生到死之中存活期間的所作所為，皆是曆史事實；乃至往前推到懷孕時，再往前推到前一世結束尚未轉生的狀態，再往前推到前一世的生活，以此類推的所有狀態，皆由第八識如來藏記錄而成為曆史；往後推到死亡後，尚未轉生的狀態，再往後推，則進入懷孕受胎時，再往後推到未來世，皆由第八識如來藏記錄而成為未來世的曆史。於是，由前世到現世，現世到後世，彼此相連貫而不中斷，皆由第八識如來藏出生名色二法的同時，記錄三世的所有業行，沒有任何的業行可以逃離如來藏的記錄。如是一切有情皆有第八識如來藏，作為曆史的邏輯起點與終點，貫串所有的曆史，才是真正符合法界實相的真曆史；而依此研究真曆史的學問，才能稱為真史學。
馬克斯認為以商品、貨幣、資本拜物教所形塑的經濟生產方式，決定了人類在社會中相對的階級地位，因此人類自己真正現實性的地方就是在人間經濟生活中如何爭取生存的所需，所以應該以階級鬥爭的手段獲得生存資源的公平分配。然而，人類生存資源從馬克斯的眼光中就是物質，因此馬克斯主義所說唯物史學的生存基礎，隻是名色二法中人類的飲食排泄等，並且新陳代謝而生滅變異的物質色法而已，仍然是缺乏邏輯起點與終點的一致性，而不能顯現完整因果關係的假曆史、假史學。
前麵我們舉述杜維運主張：建立世界性史官製度是今後世界新史學的首務，因為當事人的及時記載不多見，同時人的記載，遂極珍貴。如此不著邊際的主張，是以僅能存在一世的意識心作為曆史的邏輯起點與終點，才需要有遍滿世界的史官。其實，法界中的真正史官，隻有永恒存在、永不休息、隨時記錄眾生業行的第八識如來藏才足以擔任，此外無有真實而公正的史官。因為第八識如來藏作為法界史官，都是及時公正地記載，而且沒有刹那的中斷與遺漏，使得曆史具有過去性、現在性、未來性，以及連貫性與公正性。因此，真曆史與真史學皆具有過去性、現在性、未來性，以及連貫性與公正性，也就必然具有函蓋所有曆史主體的完整性，具有不分業道、法道、貧富、貴賤、強弱、愚智平等記錄的平等性，具有明了一切事實的智慧性，而且具有沒有任何錯誤、造假與矛盾的真實性與一致性。具有如此殊勝特性而完全符合法界運作的實相的真曆史與真史學，是史學的最高境界與理想，故具有終極性與圓滿性。
4.新史學以全體人類作為曆史主體 實際卻隻以數量極少的群體作為效忠的對象
舊史學以帝王將相作為曆史主體，因此以「忠君」作為最高道德標準。儒教化的新史學以全體人類作為曆史主體，以「忠群」作為最高道德標準，實際上，卻隻以數量極少的群體作為效忠的對象。而新史學的「忠群」標準，雖以名色二法的相關關係作為群體的認同，但是並沒有貫徹此原則。例如，民族主義或者種族優越論的史學家就是以血緣（色法）、姻親（名法）等等建立各種不同層次的「群體」認同，並以效忠該群體作為最高道德標準。所以，新史學雖然以全體人類作為曆史主體，但是依於扭曲名色二法的關係，最後仍然隻是以數量極少的民族國家或種族作為效忠對象，而非全人類的史學，遑論全體眾生的史學。威爾斯在《世界史綱》中說：
"打開從奴役和混亂通向近代理想即自願合作的國家的道路的不是設立臨時投票站，而是建立學校和使人們普遍能接觸到文獻、知識和新聞。選票本身是沒有價值的東西。義大利人民在格拉古兄弟時代已有選票製度。他們的選票對他們並沒有什麽幫助。在一個人受到教育之前，他擁有一張選票對他是件無用而危險的事。我們走向的理想的共同體不單純是個意願的共同體，它是個知識和意願的共同體，取代一個信仰和服從的共同體."
舊史學時代具有野心的帝王與史家，以各種手段建立「忠君」的道德標準，要求人民效忠帝王的野心，代表對王朝群體利益的效忠，而發動並吞其他王朝的戰爭。同樣的，現代的帝國主義野心家，以學校、文獻、知識和新聞建立「國家認同」的道德標準，要求人民效忠統治階層，代表對於民族國家利益的效忠，於是發動各種殖民戰爭或種族迫害。其中，最具體的案例就是納粹德國的侵略與屠殺：
"納粹屠猶是由納粹德國及其幫凶以國家名義，於1933至1945年間對歐洲猶太人實施的有計劃、有步驟的迫害和滅絕行為。猶太人是該事件中的主要受害者，有600萬人喪生。吉普賽人、殘疾人與波蘭人也因種族、民族或國籍等原因成為被迫害、消滅的對象。另有數百萬人，其中包括同性戀者、耶和華見證派教徒、蘇聯戰俘和持不同政見者等人士也在納粹暴政下受到嚴重的迫害與殺害。"
納粹黨以名色二法的差別與高下，建立優生學、種族優越主義，以及民族國家的利益，透過學校、文獻、知識和新聞媒體等等公有私有機構，鼓動人民參與戰爭與屠殺的意願，最後導致當時德國人民普遍造作嚴重的殺業，若無其他的重大善業，則必然普遍地淪墮惡道中。因此，以名色二法所建立的群體效忠，必然是狹隘且錯誤的價值觀，而導致眾生自己淪墮於三惡道中。魯賓孫在《新史學》中說：
"自古以來，就有人想出許多理由來辯護這種政治和軍事的偏重。Freeman簡直說：「曆史是過去的政治。」Ranke以為史學的目的，是要明晰我們對於國家由來和性質的觀念。因為國家是人類發達的繼續的根據。還有一個德國的學者說道，數千年來，國家這種東西--政治的組識，為研究史學的中樞；他並說這是永遠應該如此的。"
由此可知，十九世紀蘭克所主張的科學曆史，仍然是以「國家認同」作為道德核心的民族主義史學。帝國主義的野心家利用史學理論建立狹隘的「忠群」認同，以謀取國家利益作為發動戰爭與屠殺的正當性。因此，近代史學雖因民族主義而發達，但是史學反而成為帝國主義野心家所利用的工具。而史學的工具化，正是史學儒教化的重要特徵。
5. 效忠於「一切有情」才是最高的道德標準
姑且不論史學忽視畜生道眾生作為曆史主體的事實。如果新史學以全人類作為曆史主體，則人類應當以效忠「國家群體」作為最高道德標準嗎？很明顯的，「國家群體」小於「全體人類」，因此效忠「國家群體」顯然不具有道德性。謀求「國家群體」的最高利益而犧牲「全體人類」的利益，不但不具有道德性，最後仍將危害「國家群體」的利益，過去世界大戰的曆史就是明證，現在各種戰爭對於「全體人類」與「國家群體」的危害亦然。
同樣的，隻謀求「全體人類」的最高利益，而犧牲其他曆史主體的利益，也是不具有道德性，最後也將危害「全體人類」的利益，現在環境破壞與生態危機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就是明證。因此，以「忠群」作為最高道德標準並不準確，而是應該以「效忠於完整的曆史主體」作為最高道德標準。因為十法界一切有情是完整的曆史主體，是法界中存在最久而最廣大的群體，再也沒有任何一個群體的數量可以超越之。所以，凡是不以十法界一切有情作為效忠的對象而有所遺漏者，就有不道德的罪惡存在。魯賓孫在《新史學》提出相關的問題：
"我們此地應該研究的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讓我們的偏心，引我們專去敘述曆代無關緊要的朝代史和軍事史？他們所占的寶貴地位是不是應該拿來述那些向來輕視的重大問題？什麽一個Louis或者一個Frederick得失了一塊土地、什麽慘淡經營集合了一個CaesarBorgia一敗就瓦解的小公國、什麽朝代的戰爭、少年皇叔的野心、一千年前敵人左右翼的回轉。這種事情，豈不是給他們一種不應得的重要麽？人類不僅是當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國家也決不是人類的惟一利害機關。當中古時代，人類組識了一個教會，無論從那一方麵觀察他，比政治機關總永久些，勢力總普遍些，就是羅馬帝國還不及他。"
野心的統治者與無知的史學家，總是告訴我們是「國家群體」的一分子，為追求「國家群體」的利益與長久生存，應當犧牲自己而與其他「國家群體」進行鬥爭。但是，到底是「國家」存在較長久，還是「人民」存在較長久呢？新史學都以名色二法短暫存在，告訴我們「人民壽命短，國家壽命長」，因此為了國家的永續存在與利益，人民應該為國家犧牲。
可是，當我們仔細思維自己的曆史：此世我是某國人，往前推百世，如果一世平均五十歲，我便經曆數十個不同地域的朝代。因為王朝與國家都是後來聚合興起的事物，乃至地球尚未形成前，我們便已經存在於宇宙中的某個地方。那麽我是哪一個朝代的人？我是哪一個國家的人？乃至我是人、是鬼、是天、是畜生，還是地獄呢？因此，法界的事實是：有情不朽而壽命無窮無盡，群體易朽皆是和合生滅無常，壽命極短迅即消滅。當群體存在的時間比有情短暫太多了，那麽我們有情在這些群體尚未存在時，我們如何效忠群體呢？所以，沒有擴及全體曆史主體的任何群體，皆非有情應當效忠的對象。
人類與畜生道眾生緊密地共同生存於世界中，畜生道是人類無可忽視的曆史主體。如果從名色二法的優劣差別，人類可以任意宰製畜生道；但是畜生道眾生的崩壞，最後也將導致人類的生存基礎也同遭破壞。因此，法界的事實是，有情的利益是彼此相關而不能切割與分離的。如果隻追求部分群體的利益，而忽視其他群體的利益時，其結果必然是不道德而必然傷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法界中最廣大且最長久的群體即是「一切有情」，效忠於「一切有情」最極致的利益，才是最高的道德標準。
6.教會組織，更應當是效忠的對象?
魯賓孫舉出，中古歐洲教會組織一直延續到現在，而比任何政黨、國家等政治機關更長久。如果政黨、國家等政治機關是應當效忠的對象，那麽存在更久遠的教會組織，更應當是效忠的對象了。非理性的野心宗教家與無知的史學家，同樣利用名色二法的關係，建立教會群體的效忠與崇拜。英國史家埃爾頓在《曆史學的實踐》中說：
"雖然創世神話與宇宙起源論證明了賦予過去以意義這一普遍的願望，但是，並非所有的文明同等程度地致力於理解和撰寫真實的人類曆史。……沒有其他古老神聖的作品比《舊約全書》更具有嚴格的年代順序和曆史性，它是對上帝（他掌握著曆史中前後相繼的各代人的命運）之言行的直接記錄；在各種宗教中，隻有基督的後代從一個曆史事件中獲得它的權威。另一方麵，對人類事物的係統研究（過去的以及現在的）始於希臘人。世界各地一直都在研究和寫作某種曆史，例如，從埃及和秘魯的編年史到愛斯基摩人和玻利尼西亞人的神話，但是，隻有在回溯到猶太人和希臘人的文明中，曆史才是一份主要的關懷、一位未來的老師、一種宗教的基礎以及一種解釋人類的存在和目的的有用之物。"
埃爾頓說「並非所有的文明同等程度地致力於理解和撰寫真實的人類曆史」是正確的，因為埃爾頓本身所理解與撰寫的也不是真曆史，而所有我們目前所見的曆史書與史學都不是真史學，都是建立在錯誤思想上的假曆史與假史學。埃爾頓所推崇具有嚴格的年代順序與曆史性的《舊約全書》〈創世紀〉，卻是充滿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的假曆史：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有一日，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隻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於是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麵，去住在伊甸東邊挪得之地。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了以諾。"
《舊約》描述亞當、夏娃生下該隱、亞伯，該隱與亞伯兄弟相殘，如此世代相傳而成為猶太人。上帝耶和華能夠創造人和世界，卻需要受用「地裏的出產、頭生羊、羊脂」，而且貪著頭生羊及羊脂，那麽顯然耶和華沒有能力創造人類與世界，才必須依賴人類提供頭生羊及羊脂。因為真正有能力創造人類與萬物者，必然不必依賴萬物或人類的獻祭而存在，也不會貪愛所創造之人與物。因為既然可以隨意自在創造人與物，則對於隨意自在創造之人與物就不必貪愛。可是由耶和華貪著頭生羊的獻祭，而不喜愛地裏的出產物，可以知道耶和華是福德不如素食的人類而貪食血氣的低級鬼神道眾生。埃爾頓無知的推崇《舊約》荒謬的〈創世紀〉神話，顯示史學家的不理性和迷信，與一般人沒有任何的不同。而《舊約》中描述，猶太人該隱、亞伯二兄弟，為了討好鬼神耶和華的細故而兄弟相殘；這樣荒謬絕倫的殘忍曆史，竟然是史學家埃爾頓所稱讚的猶太人和希臘人的文明，顯示新史學家所認知的文明水準，其道德要求極為低俗與不堪聞問。
像《舊約》這樣的創世神話與宇宙起源論，都是假曆史，根本沒有絲毫的事實，也根本沒有撰寫真實的人類曆史，卻賦予錯誤的價值與意義，所以不是神聖的作品。《舊約》隻能給不追求理性與知識的人類及史學家，作為一種宗教與曆史的想像；對於追求理性與智慧的人類，不但沒有絲毫的貢獻，而隻有迷信與破壞。因為《舊約》與《新約》以民族主義思想，記載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而歧視其他種族，使得種族優越主義思想散播於西方世界，導致後來納粹德國以種族優越主義思想屠殺猶太種族的背景因素。因此，猶太人傳播極端民族主義的《舊約》與《新約》，最後反噬猶太人，正是錯誤的宗教與史學所導致的嚴重後果。因此，對於解釋人類的存在和目的，《舊約》與《新約》不但是無用之物，而且是世界紛亂的重要根源之一。
上述《舊約》中描述：亞當與夏娃同房後，夏娃就懷孕；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舊約》沒有告訴我們，為何夏娃與該隱妻子可以懷孕生子，而不必再依靠耶和華創造生命？顯然《舊約》的撰寫者，因為不能解答人類與動物皆可懷孕生子的疑問，因此以《舊約》假造耶和華創造人類與世界的迷信之說。所以，《舊約》的記載根本是不文明的假曆史。因為現見人類可以懷孕生子，根本不必上帝的創造，則可知上帝造人乃虛浮誇詞。猶太教、基督教與回教等等一神教，即使有神造世人，然後從亞當、夏娃到該隱、亞伯，乃至傳到約瑟，具有嚴格的年代順序，仍然不具有曆史性，因為一開始耶和華創造世界與人類就不是事實，當然不具有曆史性，隻是欺騙世人的謊言而已。
真正具有曆史性的是，觀察「自己的真正現實性的地方」--第八識如來藏--的真實存在，也就是親證中國禪宗所說的「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麵目」。如此符合事實的觀察之後，虛幻的鬼神耶和華與虛擬的亞當、夏娃在一切婦女懷孕生子後，便隻能退出曆史的舞台。當史學家能夠回到理性而不迷信的實證佛教中，實證「自己的真正現實性的地方」，那時曆史才是一份主要的關懷、一位未來的老師、一種宗教的基礎，以及一種解釋人類的生存和目的的有用之物。所以，整個以《舊約》與《新約》作為思想基礎的西方神學、哲學與史學，其實都是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佛教之外的整個東方的神學、哲學與史學亦然。
7. 綜上所論
經過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史學的基本功能在於認識自己在人間的位置，隻有真史學才能使我們了知自己在十法界中的位置。新、舊史學不能產生正麵功能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以生滅變異的名色二法，錯誤地建立為曆史的邏輯起點與終點；於是受到野心的統治者所利用，要求人民必須歸屬於團體、派係、地區、政黨、種族、民族、國家、教會等等而效忠小群體，一起為擴張小群體的利益進行小群體間的鬥爭，進而產生民族主義、種族優越主義等等錯誤的思想，最後反噬人類的生存。
史學要發揮其正麵功能，則必須回到法界事實真相的本質，就是以不生不滅的第八識如來藏作為曆史的邏輯起點與終點，確認人類自己在法界中並不歸屬於任何以名色二法所建立的小群體，亦不必無知地效忠任何的小群體；但是對於有利益於群體，而無害於其他曆史主體與群體者，則應依於智慧的判斷從事之。相反地，一切小群體皆應該效忠於最廣大、最永久的「一切有情」，為「一切有情」謀求最終極的利益--成就生命的最終自在圓滿境地，才有短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因此，人類所應該歸屬的群體是「一切有情」。人類存在的目的，不是無知地跟隨世間小群體的統治者生死流轉，而是實證法界的實相智慧，勤苦修行而邁向生命的最終自在圓滿境地。完全以「饒益一切有情」作為效忠的對象.
而第八識如來藏出生名色二法（身心），並作為名色二法存在時之所依，記錄名色二法所作所為的全部業行，並且依因果律審判名色二法的業行，決定下一世名色二法的形態與去處。因此第八識如來藏是法界律則的建立者，是究竟史官，也是究竟法官，更是一切有情應該完全遵循的歸依處。
綜上所論，十法界是第八識如來藏永恒不壞的法性，所顯現永恒不變的曆史結構。在永恒不變的結構中，無明眾生依於如來藏出生名色雜染的法性，在六種業道中流轉生死，是曆史變動的波浪。有智眾生則破除無明，實證依如來藏的純善法性所建立的四聖法道，從六種業道升進四聖法道，與諸佛菩薩在曆史的波浪中濟度一切有情，而顯現永恒不變的曆史結構。因此，史學最基本而重要的功能是：說明十法界的事實真相，令有情認清自己在法界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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