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一叟
時光隧道散記-人終有一日，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隻有經時間篩選的記憶，伴隨你走向天國
海納百川尋夢路
刊於上海市檔案局《檔案春秋》2014年第8期
轉載：中國作協《作家文摘》2014年11月7日
百多年來﹐國強民富﹑社會安定﹑民主法治﹑安居樂業﹐一直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
抗戰勝利之際﹐舉國歡慶﹐這個中國夢似乎正在來臨﹐國民黨眾望所歸﹐蔣介石如日中天。但是﹐幾年之間﹐南京政權猶如沙塔銷冰﹐頃刻瓦解﹐一代中國人親眼目睹了一個腐敗的政權如何被歷史拋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時代的選擇﹐六十五年來﹐中國人對這場歷史轉變記憶猶新﹑對當年企望國家強盛富足﹑社會民主平等﹑人民安居樂業的夢境刻骨銘心。
我本人的家族在六十五年前的追夢中﹐曾經經歷了劇烈的動蕩和重大的決定﹐直接影響了全家人的生命軌跡。
一
抗戰勝利﹐國民黨官僚接收竊收﹐彈冠相慶﹐貪汙腐敗﹐五子登科。
1947 年元旦南京國民大會公佈《中華民國憲法》，蔣介石宣佈中國進入憲政時期。但僅僅四個月﹐這個剛剛煞有介事通過、墨跡未乾的所謂「憲法」就被《動員勘亂時期 臨時條款》取代，蔣介石得到「緊急處分」的獨裁大權﹐中國夢又一次破滅﹐這個《動員勘亂條款》直到老蔣去世後的1991年才取消。
1948年8月，國民黨提出金圓券方案﹐把全國資產囊括一淨。老蔣下了破釜沈舟的決心﹐要整頓國民黨的貪官汙吏﹐肅清腐敗﹐以求苟延殘喘﹐他派出「太子」蔣經國為經濟督導員到上海。蔣經國到 任後，宣稱「隻打老虎，不拍蒼蠅」，專拿大戶開刀。一舉逮捕了三千多名奸商，包括多個商界巨頭，如申新紗廠總經理榮鴻元﹑永安紗廠副總經理郭棣活、「萬金 油」胡文虎之子胡好、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等。並當街槍斃了財政部秘書陶啟明等，一時雷厲風行﹐似乎確有根除貪腐的莫大決心。
9月12日，蔣經國在江灣體育場對五千群眾演講，高呼「打倒奸商投機客！」「掃除腐敗！」市民雀躍澎湃，上街遊行。小蔣威望，一時無兩，老蔣聞知，龍心大悅。
但是﹐真正的考驗來了﹐9月下旬在蔣經國召 集的上海工商界會議上，杜月笙緩緩站起，緩緩說道：「敝人有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揚子公司囤積之物，在上 海首屈一指，遠超其他各家。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如此方使大家口服心服。」他言罷環顧四周，全場一片「是啊，是啊，杜 先生說得是啊。」
揚子公司的後台是宋子文，總經理是孔祥熙的兒子、宋美齡最寵愛的孔令侃，杜月笙四兩撥千斤，一把火就燒到了蔣孔宋三大家族的後院。宋美齡向老蔣哭訴，清官難斷家務事，老蔣為人雖清，為官實昏。10月8日蔣介石、宋美齡趕到上海，宋美齡對蔣經國、孔令侃說：「你們是手足，沒有理由互鬥。」老蔣居然說出這樣的混帳話：「人人都有親戚，總不能叫親戚丟臉，誰也不可能真正鐵麵無私。我看這個案子就算了吧。」孝子經國先生長歎一聲，隻好放過揚子公司，孔令侃經香港去了美國，從此一去不回。11月6日蔣經國被迫去職。
蔣經國的親信、國防部青年軍總隊長賈亦斌【註1】後來回憶，蔣經國事後對他說「我無法忠孝兩全。」賈失望至極，給蔣寫了一封十四頁長信：「我原本認為國民黨已經沒有希望，但仍寄希望在君身上，但此事點醒我，君也是隻拍蒼蠅，不打老虎。」賈亦斌離開上海，1949年4月在嘉興率部起義。幾十年後，蔣經國在台灣當領導人時的秘書宋楚瑜說：「經國先生一直記得上海打老虎的經驗，那是他一生難忘的痛苦教訓。他經常強調，改革要兩麵作戰，比革命難得多。」
我的祖父章榮初(1901-1972)﹐當時在上海和家鄉浙江湖州有21家企業。1933年他由杜月笙的名譽秘書黃炎培推薦﹐拜杜月笙為師﹐成為「恆社」九名常務理事之一。1948年他資助賈亦斌在嘉興起義﹐解放後由賈亦斌介紹加入民革。
他在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1963年手稿未出版)中說﹕
1948 年國民黨反動政府麵臨崩潰前夕，垂死掙紮，苛徵重斂，搜刮民脂民膏，摧殘民族工商業，無所不用其極。這年八月十九日，宣佈「金圓券辦法」，強命收兌民間黃 金、白銀和外幣，同時實行限價政策，規定任何廠家的生產品，均須按照限價出售，否則依法嚴懲，造成恐怖局麵。命令宣佈後，採取「殺雞儆猴」的手段，申新紗 廠總經理榮鴻元、恆豐紗廠董事長吳錫林都被反動政府指責他們囤積紗布而被捕，且有商人就在馬路上被槍斃，緊張氣氛滿城風雨。
沒多久，由於人民的痛恨厭惡，金圓券毫無信用價值，大幅度貶值，上午的錢到下午就不值錢了，發生搶購風潮，物價暴漲，金圓券一落千丈，人民財產受到無可估量的損失。
我的主要企業榮豐紗廠在這次風潮中損失折合黃金一萬五千兩，受到致命的打擊。到1948年下半年，我的全部企業都處在風雨飄搖岌岌可危，麵臨總崩潰的危機，我憂心如焚，心想奔波了數十年，歷經滄桑，年已半百，還是逃不出反動排的魔掌。
同時﹐上海謠言滿天飛﹐說共產黨來了要共產共妻﹐資本家都要抓起來殺頭﹐人心惶惶﹐因此我決定還是走吧。
二
章榮初在1948年11月離開上海去香港﹐除了上述社會經濟原因﹐還有一段故事。
1948 年初，陳其美的太太姚文英九十大壽，陳其美(1878-1916)是國民黨元老先烈，蔣介石投身國民革命的領路人，陳其美被暗殺後，蔣介石報恩陳家﹐特別 恩待陳其美的兩個侄子陳果夫﹑陳立夫。陳家和章榮初是同鄉﹐陳果夫、立夫的父親陳其業（1870-1961）、叔父陳其采（1879-1954），都是章 榮初在家鄉浙江吳興(今湖州)菱湖鎮所辦的青樹學校的校董。因此姚文英做壽，章榮初二夫人帶年方二八的女兒誌琪去南京祝壽，住在總統府內的陳宅，這是兩幢 相同比鄰的花園洋樓，陳果夫、立夫兄弟各一幢。
陳果夫娶湖州富商朱五樓之女朱明為妻，無子嗣，而陳立夫有四個子女，因而將長子陳澤安【註2】過繼給兄長。
章誌琪是章榮初六個女兒中最貌美乖巧的，深得父母疼愛，其時正如花似玉年華，亭亭玉立青春。祝壽宴上，陳果夫看呆了，慇懃安排陳澤安等多人陪同在南京遊覽了數
天，章誌琪母女感覺異常，速速告辭回上海。不久，章榮初的「先生」杜月笙叫章榮初去，代陳家向章榮初說媒，欲迎章誌琪為媳。
章榮初在上海經商﹐和國民黨諸多官員尤其湖州籍高官如國民黨中執委潘公展﹑陳氏家族﹑以及國民黨組織部長吳開先等﹐往還密切﹐但他內心極度厭惡官場的貪汙腐敗﹑官官相護﹐他對女兒說﹕「這些做官的都是傷陰節的﹐我絕對不和他們攀親。」
但是﹐麵對杜月笙的介入﹐他深感為難﹐一麵推說女兒尚幼﹐不宜談婚論嫁﹐一麵盤算如何擺脫這個困局。
在對國民黨統治的徹底失望和國民黨官僚淫威的雙重壓力下﹐章榮初在1948年11月9日﹐帶了四太太和女兒章誌琪﹐出走香港。
三
章 榮初離開之時﹐作了長遠打算﹐他把價值超過二十萬美金的一萬六千件棉紗，和100擔廠絲(6000公斤)先運到廣州，以便隨時運到香港或國外﹐另外在美國 留學的長子章誌鴻手中還有30萬美元﹐章榮初打算先到香港落腳﹐同時要章誌鴻積極準備﹐在美國先開一個小廠作探路﹐站穩後把上海五萬紗錠的榮豐紗廠搬遷到 大洋彼岸﹐然後全家移居美利堅﹐和苦難的祖國說拜拜了。
但他是一個祖先家鄉觀念非常濃厚的傳統商人﹐真要遠走高飛﹐他內心極其痛苦﹐要把自己三十五年在上海白手起家創立的事業連根拔起﹐他心如刀割﹔要和自己血濃於水的故裏親人分離﹐他割捨不下。在1948年11﹑12月兩個月間﹐他來回香港廣州多次﹐猶豫再三﹐不下了決心。
就在章榮初決定動身去美國時﹐12月18日章榮初在廣州接到上海一個朋友李乙尊的來信，告訴他﹐正在香港的李濟深要見他。
李濟深，這個扭轉章榮初下半生命運的關鍵人物，他和章榮初相識相交的故事要從幾年前講起。
1945年秋天，章榮初的三女章誌琪患病住在靜安寺附近的德濟醫院，章榮初去接女兒出院，在結帳時，見一老者帶個女孩也在結帳。老者看著帳單，十分尷尬。 章榮初見狀問他是否有困難，老者說慚愧付不出錢。章榮初就慷慨解囊為他付清了，此人十分感激，自報姓名李乙尊，女兒叫李世濟(後成為京劇藝術大師程硯秋的 傳人)。
事後李乙尊攜女兒來章家拜謝，章榮初才得知﹐他是李濟深在上海的代表﹐此後他幾乎天天來﹐和章榮初談的都是政治話題。章榮初從他口 中知道了很多當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狀況﹐以及共產黨的主張。章榮初在貝當路(今衡山路)華盛頓公寓為李乙尊頂下一套住房﹐每月給他一筆生活費﹐後來還聘他 為自己企業榮豐紗廠的董事。
李濟深是國民黨元老﹐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時﹐李濟深是副校長﹐蔣介石任北伐軍總司令﹐李濟深是總參謀長。此後 蔣李分道揚鑣﹐李濟深曾被老蔣兩次開除出黨﹐1946年7月﹐李濟深和蔣介石在廬山會晤﹐李拒絕蔣給予的高官厚祿﹐勸蔣停止內戰﹐聯合中共﹐實行政協決議 ﹐會談不歡而散﹐蔣李再度決裂。12月底﹐李濟深在上海秘密拜會宋慶齡，表示決心去香港組織國民黨左派﹐公開反蔣﹐得到宋慶齡支持。1947年5月，國民 黨中央將李濟深第三次「永遠開除黨籍」﹑「全國通緝」。
李乙尊來問章榮初可否讓李濟深來避一避，章榮初安排李濟深住在上海紹興路54號家中。其間李濟深突患急性盲腸炎，章榮初請了上海最好的外科醫生任庭桂在家裡給他動了手術。
有天﹐李乙尊對章榮初說﹐李濟深要去香港另立國民黨﹐和蔣介石分庭對抗﹐需要章榮初給予財力支持﹐章問他要多少﹐李乙尊伸出一雙手﹐章二話不說﹐馬上拿出十根金條(一百兩黃金)交給他﹐幾天後﹐李濟深秘密前往香港。
1948 年元旦﹐李濟深聯合馮玉祥、陳銘樞、劉文輝、龍雲、蔣光鼐等國民黨內的民主左派﹐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朱學 範為組織部長﹐正式舉起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旗幟，主張聯合中共實現和平民主，通電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 商會議，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
李濟深成為海內外響應中共統一戰線的民主力量的中心﹐在周恩來親自擬定的民主人士名單中，李濟深居第一位。
四
1948年12月24日一早﹐章榮初如約去香港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家，章榮初的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有細緻的描寫﹕
我去看李濟深先生，他一看到我，第一句就對我說：「你怎麼也來香港了？」
我說：「上海人心惶惶，亂得不得了，各種消息、謠言滿天飛，有些說得很可怕，共產黨來了，資本家都要捉起來殺頭。」
還沒坐下來，他就提高聲音說：「榮初，那都是反動派製造的謠言，你怎麼也相信他們呢？」
我 問李濟深先生什麼叫反動派，他說：「蔣介石政府就是反動派，國民黨就是反動派，蔣介石是禍國殃民的反動頭子，共產黨毛主席是挽救中國的大救星。你不要聽信 反動派的謠言，你快快回去，回到上海，把工廠保護好，不要被反動派破壞。同時你還要力勸你的朋友，叫他們相信共產黨，不要聽信反動派的謠言，要安安心心等 待解放。」
我說：「我也 認為共妻是不會的，但共產是必然的。他們把我全部財產充公，我也沒有辦法，我搬也搬不動，拿也拿不走，我最最怕的是要殺頭，聽人講共產黨來了要把資本家都 殺掉。」他老人家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受反動派的毒素真是太深了，共產黨是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非但不會殺頭、不會共妻，你的財產也不會充公，資本家辦的 廠，有利國計民生，共產黨是鼓勵發展的。」
他站起來，在書桌上拿了一本書翻給我看，指給我看裡麵有這樣一段：「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我呆呆地看著這十六個字，心裡想，難道這十六個字真是共產黨講的嗎？
李濟深看我呆著的時候，他接下來對我說：「我與你這多年的交情，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難道我會叫你回去殺頭嗎？你不要三心兩意，快快回去吧！」
他又到裡麵房間拿了幾本書出來說：「我送你幾本書，你帶回去看看﹐這是毛主席親自寫的﹐還會是假的嗎﹖」這是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六本書。
當天下午，李濟深先生又到我住的山光飯店來看我，請我吃夜飯。
吃飯時，李濟深再次勸我回去，他很堅決地對我說：「你放棄在上海的那麼多財產，到香港來做白華，是犯不著的。」
他看我還有點疑惑，又強調說：「共產黨的政策，我是知道的，毛主席的為人，我是明白的。我叫你回去，是為你好，為你的前途，我從來不捉弄人，你今天一定要答允我，馬上就回去，那我就放心了。」
他 說了很多蔣介石的不是，和國民黨內部的醜惡，都是我以前聞所未聞的，國民黨實在是太腐敗了，徹底的滅亡已經無可避免，而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將實行聯合政 府，不是共產黨一家說了算。李濟深這時已經得到毛澤東的邀請，還有黃炎培、章士釗等都會參加新中國的人民民主政府，聽到黃炎培、章士釗這些我熟悉的人士的 名字，我就更加安心了【註3】。
李濟深說：「我對毛澤東是了解的，他寫的書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論，都說得很清楚，共產黨要實行民主政治，發展經濟，尤其是民族工業。這正是你的大好機會，你快快回去吧﹐好日子還在後麵呢。」
他接著說：「你是我在工商界唯一的朋友，難道我會騙你嗎？不要三心兩意，快快回去，我都是為你好。」最後我說：「我明後天再到你府上來談談。」
他大聲說：「我明後天可能要出門，你不必再到我家裡來了。」
我見他那麼堅決，就向他表示一定早點回去，他聽我答允回去，就舉杯向我祝賀：「你今天答允我回去，好極，好極，我們將來在新中國再見麵吧！」
當時我沒懂得他的意思，這次與李濟深談話後的下一兩天，我又到他家裡去，李太太雙清秀對我說，李先生已經離開香港到北方去了，我這才知道他這麼急要我馬上答允回上海，是因為他要離開香港了。
1948年聖誕平安夜﹐章榮初和李濟深在香港告別﹐各自踏上追夢之路。
五
「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十六字源自1948年4月30日中共提出的「五一口號」中的第八條：「堅定不移地貫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運政策和工業政策。」
二十三條「五一口號」說出了全國人民久旱盼甘露的願望﹐說出了中國各階層追尋社會長治久安﹑繁榮發展的理想﹐所以一公佈就獲得全國一致歡迎﹐得到各民主黨派和人士的熱烈擁護。
為 了實現這個夢想﹐為了政協的勝利召開﹐中共精心安排在香港的三百五十名民主人士，分批秘密前往東北，當時國民黨特務雲集香港，要安排人數眾多的民主人士秘 密離境實屬不易。民建創辦人黃炎培、章乃器，香港《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音樂家馬思聰、劇作家歐陽予倩、孫起孟、馬敘倫、邵 荃麟，第一批離開香港。柳亞子夫婦、葉聖陶夫婦、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鄭振鐸、曹禺、王芸生、徐鑄成等廿七人，由金城銀行經理周作民出資50萬港幣租 用「華中號」貨輪，悄然駛出香港。此後，郭沫若、沈鈞儒、翦伯贊、許廣平、連貫等，先後前往東北解放區。
李 濟深被安排在最後一批﹐他和章榮初分手第二天﹐1948年12月25日下午，李濟琛和章乃器、朱蘊山﹑沈雁冰、田漢﹑洪深等人獲邀請登上停泊在維多利亞港 的蘇聯貨船「阿爾丹號」，參加聖誕舞會，這艘船是周恩來和大連蘇聯領事館精心安排來香港的。在飄揚的華爾滋舞曲聲中，「阿爾丹號」緩緩起錨，施施然開出鯉 魚門，進入公海，一聲長笛，調頭北上，直赴大連。
等港英當局發現李濟深等潛逃出境，已是26日早晨，李濟深和他的同誌們已在東
海洋麵。望著一輪噴薄而出的紅日，他激動地為沈雁冰寫下：「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 同舟共濟，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1949年1月7日「阿爾丹號」抵達蘇軍佔領的旅順軍港，受到中共代表高崗的歡迎。2月25日李濟琛深民主人士到達北平。
章榮初把放在廣州香港的資產調回上海﹐在1949年1月28日大年夜回到上海﹐等待解放。5月下旬﹐上海戰役打響﹐章榮初在回憶錄中說﹕
1949 年5月24日夜裡，我在蒲石路(現長樂路)一個做西藥生意姓朱的朋友家裡打牌，還有振大昌棉紗號周家聲，這一夜槍炮聲不絕，我們打牌也打了一夜。天亮從蒲 石路回家，汽車沿途看見馬路兩邊行人道上坐滿了解放軍，在那裡休息，對居民秋毫無犯，原來負隅頑抗的蔣匪軍已經被全部殲滅了。
上海解放了，冒險家樂園的時代結束了，上海回到了勞動人民手裡！我第一次見到這樣嚴明紀律的軍隊，反動派的謠言，不攻自破，我心裡的石頭放下了。
但是，日後的生活會怎麼樣，真能按照十六字方針做嗎？當時我心裡還是籠罩了一層憂鬱的陰影。
海納百川﹐1949年9月21-30日，第一屆政協會議在北平舉行﹐662名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參加會議﹐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致開幕詞﹐會議一致通過了《共同綱領》﹐李濟琛當選為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協副主席。
中國人等了百年的強國夢又一次敲響中國的大門﹐可惜此後的幾十年﹐經歷了多少風雲變幻﹐內耗折騰﹐大多數民主人士都在惋惜中離去﹐章榮初也在1972年黯然逝世。但他們當時的探索和追求﹐始終留在人間﹐六十五年過去了﹐夢沒有過去﹐希望沒有過去。
今天﹐國強民富﹑社會安定﹑民主法治﹑安居樂業﹐中國人百年追尋的夢﹐繼續激勵我們向前。
(發表時，最後第五節全部被刪除)
【註1】賈亦斌(1912-2012)﹐畢業於陸軍大學﹐曾深受蔣經國信任﹐文革後歷任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兩岸之間的「92共識」就是由賈亦斌和台灣代表南懷瑾達成的。
【註2】陳澤安在台灣大學農學係畢業後留學普林斯頓，現為美國著名植物病理學家。在他奔走下﹐1999年陳其業﹑陳其采﹑姚文英﹑陳果夫等陳氏先人遺骨在家鄉湖州落葉歸根。
【註3】杜月笙的名譽秘書有四位﹐章士釗﹑楊度﹑黃炎培和陳群﹐1933年章榮初由黃炎培推薦給杜月笙﹐成為恆社成員。
附記：
因本文發表於大陸官方刊物，有很多內容不能寫，如李濟深在勸我祖父回大陸時，他自己的次子李沛金卻去了美國留學，並要我祖父匯款五萬美元給他剛到美國的兒子，李沛金一直定居美國，2007年在北京出版了《我的父親李濟深》。
在共產黨安排李濟深偷渡回大陸前，李又向中共南方局要求二十萬港幣安家費，這是當年南方局書記方方家屬2012年接收鳳凰衛視采訪時談到的。
文 革後，「民主黨派」後繼無人，李濟深五子李沛瑤，1986年加入民革，1992年僅六年就坐上民革中央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大位，強奸警衛員張金龍的妹 妹，引發武警衛士血刃首長，當年哄動一時，張金龍被判死刑，案情封鎖。李沛瑤的好友吳歡 (吳祖光之子)看不過，寫文章《大人物的麵子與小人物的尊嚴》揭露真相。
李濟深， 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1948年元旦，在香港成立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民革)，中為李濟深、何香凝
李濟深在開國大典
老兄文曰：“此文沒有列出作者，但從字裏行間不難看出，此公同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對毛澤東及其所轄的共産黨趨之若騖的社會賢達或知識分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否則，斷難冩出這麼些陳年往事並刊於檔案專刊上。”
此乃本人博客，何出此誤解？
當年中國知識分子和有產者對毛共的信賴，有遠古儒家傳統的影響，有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遺傳，有現實苦無出路的探索，有為民為國的殷切訴求，更有毛共騙局的陰險無良，非一言能盡。
也足見毛氏倒行逆施不能簡單評論之，背後原因極其深沉，中國要擺脫千年王朝專製桎梏，邁上進步通道，必須對這些深層原因作出探究，非鞭屍毛一人。
君不見海外華人，為獨裁者搖旗呐喊，連大陸國民見了都覺得惡心，想當年他們在美領館門前排隊又是何等卑躬屈膝，中華民族骨子裏的奴性劣根性不改造，中國沒有前途。
正如此文和無數其他回憶文章所言，那幾年中國社會的精英人物對毛崇拜得五體投地，以為毛是中國的不可多得的救星，甚至不惜以身投靠。豈料毛建政後“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魯迅語），不但不兌現民主，自由的諾言，還將一根又一根絞索套向民衆，投向當年投共的那些人，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更是喪心病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本人有一些忘年之交，其中不乏49年前後帰國者，當年我出洋前向他們道別時，無不委婉地表示“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感，勸我將來要深思，好之為之。
為什麽中國的精英人物當年被騙得頭頭轉？為什麽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此容易被騙？為什麽遭到毛的強權壓製後集體噤若寒蟬，甚至甘願或微信地為之抬轎子，充當吹鼓手？
昔在滬觀電影《建國大業》時，這些問題油然而生，但限於環境，沒有討論，今讀此文，鬥膽提出這些問題，如蒙各位三思，則幸甚，興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