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者西北東南注:討論曆史、政治問題,首先要尊重曆史事實。先抄一段文字介紹作者和他的文章,
另,科學哲學和科學史家範岱年為《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2013年4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寫了序言,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讀了訪談錄,我深深地為這些科學家崇高的愛國熱情所感動,也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慘遭遇而痛心。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應該牢記這些慘痛的教訓,加速政治體製改革,加強民主和法治,尊重每個人的尊嚴,不讓‘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和暴行重演。這樣做,也有利於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有利於改善和世界各國的關係。
生命不會重來,唯願悲劇不再發生。”
(續三,結束篇)
4。留美科學家歸國後的命運
留學生回國後,一般被安排到科學院、高等院校,極個別被安排到工業部門的研究所或者工廠。這批人有的有所作為,有的在政治運動中遭受迫害。在那個時代裏,他們的事業和生活與共和國的命運共沉浮。
4.1“十二年規劃”和“兩彈一星”
1950年代歸國的留美科學家在“十二年規劃“的製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規劃中提出四大緊急措施,即發展計算機、半導體、電子學、自動化,參與計算機規劃的有華羅庚;參與電子學規劃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馬大猷和羅沛霖;參與半導體規劃的有王守武;參與自動化規劃的有錢偉長、羅沛霖、疏鬆桂。(轉貼者注:作者在上麵所提到的幾位科學家,其中華羅庚、羅沛霖
四大緊急任務除了做規劃外,還做了一係列安排。比如,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若幹跟四大緊急任務有關的研究所,包括半導體所、電子所、計算機所和自動化所。”[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守武.]各大學也成立了相應的係,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計算技術係。一批學數學的高年級的學生被調往計算技術係。除了北大高年級學生外,從複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共抽出30人集中訓練、集中學習,發給了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這批學生是我國培養的第一批學計算機的大學生。[5](轉貼者注:對文中關於北京大學成立計算技術係及第一屆學
“兩彈一星”實際上是在十二年規劃的前一年(1955年)啟動的,在十二年規劃中也將原子彈和導彈作為兩項保密的緊急措施被列入規劃。
當時原子彈的研究處在高度保密過程中,科學家參與此事大部分是圍繞人才培養展開。北大技術物理係和清華工程物理係在人才培養方麵起了較大的作用。
科學家進入原子彈研製的核心部門是由於蘇聯撕毀協議、停止了對原子彈研製的支持才開始的。1960年,當中蘇關係破裂時,中國的科學家才有機會更深入的參與此事,當時二機部擬定了一個由中央組織部批準的105人名單。許多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參與到原子彈的研製過程中的。
1960年疏鬆桂從中科院調到二機部參與核武器研製工作。“我去二機部工作是中央點名的。當時挑選了105個人,大部分人我都認識,但是留學回來的並不多。陳能寬、鄧稼先、朱光亞等人,在這105個人中,他們是留學回來的。”當然,還有一部分參與核武器研製工作的科學家不在這105人名單中,他們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學院的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等人。當時原子彈的研製包括四個部門,理論部、實驗部、設計部和生產部。理論部主任是鄧稼先,實驗部主任是陳能寬,搞爆轟試驗的,屬於物理性質的;設計部主任是龍文光,主要負責整體設計、結構設計;設計部後來分為兩個部分,疏鬆桂主要負責自動引爆控製係統,擔任自動控製室主任。從這個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學家在原子彈研製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疏鬆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了為我國“兩彈一星”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並授予他們“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這其中有10位是留美歸國的科學家,他們分別是鄧稼先、屠守鍔、錢學森、郭永懷、楊嘉墀、陳能寬、吳自良、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 (轉貼者注:屠守鍔為抗戰勝利後回國,任西南聯大、清華大學教授)
鄧稼先 屠守鍔 錢學森 郭永懷 楊嘉墀
陳能寬 吳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亞 王希季
圖4,留美歸國且獲得“兩彈一星”元勳稱號的科學家
4.2 思想改造與反右運動
1949年以後,國內政治運動接踵而至。留美歸國的科學家雖然認為這些運動純粹是在耽誤時間,但他們已經感受到運動的無情壓力正在加劇。
沈善炯曾在美國學習生物化學遺傳學。回國前,他就知道國內已經開始批判遺傳學的孟德爾學派,隻能搞李森科的遺傳學,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國農業大學由於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轉到美國。所以他在與中國留學生交往時絕口不談遺傳學。他暗暗想,回國後隻搞生物化學,不搞遺傳學。[沈善炯述、熊衛民整理 2009,42-56頁.]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說明,在美國的科學家無法真正的理解什麽是思想改造?什麽是學術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崇美、恐美、親美”的思想為核心,早期留美歸國的科學家成為思想改造的重點,他們往往幾次檢查都不能過關。1950年代初回國的科學家,因為剛剛回國,不是思想改造的重點,當然有極個別人挨整了。陳榮悌說:“思想改造期間,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點神經不正常。”[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劉珺珺采訪陳榮悌.]
圖5,徐璋本(王德祿、杜開昔采訪徐璋本時所攝,1988年)
徐璋本回國後曾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運動期間,他被劃成右派。王明貞說,“徐璋本也是右派。當時在學校大禮堂宣布徐璋本是個大的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我去聽了,因為都是我們教研組的人。當時徐璋本要組成一個黨,自己起名叫勞動黨,還動員我們參加這個黨。……徐璋本又貼小字報,爭取會員參加他的勞動黨,那還了得。他被抓起來了。”[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明貞.]後來,徐璋本被投入監獄,度過了20多年的牢獄生活,1979年才出獄。[6]
申葆誠兄弟姐妹四個,有三個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內。申葆誠說:“那時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沒有告訴我。其實他們告訴我了,我也不明白怎麽回事。當時根本不知道反右運動這麽嚴重,也不知道什麽叫右派,還以為是普通的運動。看到他們戴著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這個時候我才開始小心處事。”[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申葆誠.]
圖6,申葆誠和他在文革期間揪鬥時胸前掛的牌子
1957年反右運動,很多留學歸國的科學家都要受到衝擊。中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專門晉見毛澤東,張勁夫說現在科學家很少,“物以稀為貴”,在反右鬥爭中應該保護科學家。毛澤東猶豫了一下,同意了,讓他去中央書記處談。鄧小平是總書記,主管反右鬥爭。張勁夫找到了鄧小平,鄧小平讓中科院黨組代中央起草一個文件。回到中科院後,張勁夫找到中科院秘書長杜潤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規定:凡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以後回國的科學家,一律不參加反右鬥爭的運動。[餘誌華主編 2009,117-118頁.]
4.3 文革浩劫: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文革期間,在中關村福利樓上貼著一幅大標語“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許多從海外回國的科學家看到這幅大標語不寒而栗。幾乎所有的從海外回國的人都被懷疑成“特務”。文革期間流行的口頭禪是“海外歸來是特務,監獄出來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間,1950年代從美國歸來的科學家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有8人自殺,他們是清華大學的周華章、周壽憲,北京大學的董鐵寶,中科院力學所的林鴻蓀、程世祜,南開大學的陳天池,大連化物所的蕭光琰,蘭州化物所的陳紹澧。
清華大學數學係的周華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樓自殺的。[史際平、楊嘉實、陶中源等編著 2008,257頁.] 1976年5月,清華大學電子工程係的周壽憲是在自己住所自殺的。[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明貞.]北京大學數學係的董鐵寶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殺的。[王友琴 2004,119頁.]中科院力學所的林鴻蓀是1968年12月15日自殺的。[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黃茂光.]也有人對林鴻蓀自殺的說法存在異議。中科院力學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殺的。[王友琴 2004,94頁.]南開大學化學研究所的所長陳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殺的。大連化物所的研究員蕭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藥(巴比妥)自殺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輝和15歲的女兒小洛連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殺了。[白介夫,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中國科學院蘭州化物所的陳紹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殺的。[7]
周華章 董鐵寶 林鴻蓀 程世祜
陳天池 蕭光琰 陳紹澧
圖7,文革中自殺的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
文學城,https://bbs.wenxuecity.com/bbs/currentevent/2988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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