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鍾聲
曆史回響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後，《科技日報》在紀念胡耀邦文章中有這樣一句話“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這應當是對耀邦所樹立的嶄新領導人形象感受的一種表達。
1989年4月15日上午，作為一名在讀研究生，我在北京大學旁聽一門課。下課後，傳來了胡耀邦在早上去世的消息。在同學們的沉默中，我默默地騎上自行車，直奔南長街會計司胡同胡耀邦的家。近五十分鍾的路程，不為別的，隻想去給他舉個躬。
還沒有進入會計司胡同，就看到了長長的等候進去鞠躬的隊伍。我相信，在這個長長的隊伍中，絕大多數的人和我一樣，除了在電視上看到這位前總書記的音容笑貌之外，與他並沒有個人交往的關係。人們為什麽會從四麵八方趕來給他鞠躬，以我的感受來說，一是他做的有益於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能不在心中給他留一個位置;二是他徹底顛覆了既往普通人心中的高高在上、盛氣淩人的領導人的形象，讓普通人覺得他是可以親近的——盡管普通人並沒有機會和他親近。
幾乎每個曆史人物在蓋棺論定時，都少不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或“永垂不朽”之類的話，我通常都把這句話看作是對死者的一種安慰，抑或說是滿足死者生前的願望而已。因為一個有所作為的曆史人物，在史書上留下濃重的一筆並不難，最難的是能在普通人心中也長久地占據著一個位置。而胡耀邦卻“不難”和“最難”得兼了，必將“永遠活在我們(普通人)心中”了。
有多少普通人感謝胡耀邦?
從1976年至1978年，胡耀邦抓住了一個最要害的問題，拉開了中國社會大轉折的序幕，這就是極具針對性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的意義有多深遠，在黨內政治層麵已有定論。不過，普通百姓遠離政治，很難說能解其堂奧。因此，要說有多少普通人感謝胡耀邦這個話題，還要從普通人的感受來說。
要給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並不難，隻要統計一下胡耀邦的所作所為中，有多少是直接讓普通人受惠的，就迎刃而解。
平反冤假錯案，是胡耀邦直接導演的一場撥亂反正的大戲。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氣概，披荊斬棘，勇往直前。在這一大戲中，唱主角的蒙冤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得到了平反，而作為配角的普通人，其“第二次解放”的感受更深。為何?是因為胡耀邦的作為，直接惠及了普通人的政治生命。
下麵這一組數字就很能說明問題：1957年的反右運動，官方給出的右派數字為55萬(實際上遠遠高於這個人數);1958年“反右補課”、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全國又有二三十萬人“戴帽”，兩者相加，有七八十萬人。按照當年嚴格的政治審查標準，一個人“右派”或“右傾”，一家人就被劃入另類。以當年五口之家的約數，這七八十萬人，實際上牽涉了三四百萬人的政治生命。胡耀邦讓這些人從此“翻身得解放”，他能不在這三四百萬人心中“不朽”嗎?
我作為一個與耀邦毫無關係的學生，為何非要去給他鞠個躬?就是直接原因就是他在這三四百萬人中的“不朽”。
1978年，我還是一個中學生，但與我家關係密切的長輩中有好幾個是屬於“黑五類”的。當時，胡耀邦主導的對“右派”摘帽的會議就在我的家鄉煙台召開，他們在一起談論這次會議，談論胡耀邦。我就是從他們那裏知道了胡耀邦這個名字，也是從他們獲得平反後無任感激的言談中，記住了胡耀邦這個名字，並且此後一直關注著這個“小個子”的作為。我去給他鞠個躬，事實上代表著我的長輩們的意願。我都如此，遑論那三四百萬人!
包產到戶，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曆史上的一場大戲，胡耀邦也是這場大戲的導演。包產到戶，現在我們說是億萬農民的偉大創舉，這創舉的直接動因，就是為了吃飽肚子。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叫囂言猶在耳，“一大二公”仍然為主流思想觀念的情況下，要順應農民這一偉大創舉，並不是那樣容易。而胡耀邦是如何做的?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後，明確提出自己的看法，“什麽是農業，單打一抓糧食，不顧農民家計是不對的。應當堅持的做法是：絕不放棄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農林牧漁副，哪一項都不可忽略，那麽多勞力，閑置起來是難以估量的損失。”
自1982年至1986年，在總書記任上的胡耀邦，連續主持推出了關於農村問題的“五個一號文件”，激發億萬農民長期被壓抑的積極性。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熱烈慶祝建國35周年盛大遊行中，農民遊行隊伍高抬“中央一號文件好”七個金色大字的巨幅標語牌走過檢閱台，廣場上頓時歡呼起來，人們齊聲高喊：中央一號文件好!此後，在廣大農村幹部群眾心中，“一號文件”成為象征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的專用名詞，胡耀邦這個名字，也被幾億農民掛在了嘴邊上。
俗語雲：“老百姓心中有稈秤”。改革開放30年曆程中，上述兩項是決定性的開局工程。誰在百姓這杆秤的分量最重?非胡耀邦莫屬。
嶄新的領導人形象
1980年，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而對於普通人來說，也隻是偶爾在電視上看到他鏡頭而已，對於他的工作作風無緣知曉。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作為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大會上作報告，億萬國人才算真正地了解到他的作風。在大約兩個半小時的報告中，胡耀邦最引人注目的表現是，他幾次站起來，輔之以誇張的手勢，甚至還夾雜有“這個……，這個……”的口頭語。
黨的總書記的這種講話風格，盡管在一些人尤其是上層中，引起了一些非議，但對於普通人來說，卻覺得十分新鮮。當年與我一起看電視的一位長輩就說，這個胡耀邦啊，真是不循規蹈矩!可隻有這樣的人，才能幹實事啊!當年我還是黃口小兒，不能體會這位長輩的意思。現在閱曆稍深，才有所體會：當年，胡耀邦實際上是樹立了領導人一個嶄新的形象。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後，《科技日報》在紀念胡耀邦文章中有這樣一句話，給我印象至深：“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這應當是對耀邦所樹立的嶄新領導人形象感受的一種表達。這種表達，自然是針對著黨內有人非議耀邦講話隨便而言的。
2003年11月20日，在耀邦誕辰日，我和曾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與耀邦有關工作關係的杜導正老到耀邦家去表達思念之情。那天來人很多，當著耀邦夫人李昭及親屬的麵，也談到了所謂耀邦講話隨便的問題。杜導正老說了這樣一番話：“有人說耀邦講話隨便，而且有些講話為情緒所致，有失分寸。我不這麽看。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習慣了晚年毛澤東式的領袖作風，說出話來，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但是，我們應該不會忘記，領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會絕對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覺，英明到老天爺上帝，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覺得，一個領袖人物，十句話說對七八句就很了不起。剩下的，給自己給大家留下回旋餘地;即便自己錯了，還可以斟酌，改正。講話隨便一些，不要總給人拿腔拿調、高深莫測的感覺。晚年的我寧願同坦誠相待、平易近人的領導人物親近，不願意和深藏心機、高高在上的神相處。”
導正老水平高，幾句話就將耀邦作為嶄新領導人形象詮釋清楚了，令我等普通人豁然開朗!
胡耀邦何以能樹立起這個嶄新領導人的形象?緣於他不管是位高位底，都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人。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耀邦當選為黨中央主席之後，發表了一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講到他自己，他說：我個人職務的提升，並不意味著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胡耀邦。他對自己這麽認識，可見他政治上的冷靜和清醒。在場有幾位老同誌聽了他這段話，高興地說，就憑這個話，看來這個人我們選對了!
與胡耀邦共事多年的胡啟立老後來說：耀邦同誌這一番話，絕不是做做政治姿態，而是作為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準則。他說到做到，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始終保持著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淩人，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處處突出個人，甚至把個人淩駕於黨組織之上。“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是他身體力行的名言。
胡啟立站得高，揭開了耀邦嶄新領導人形象的本質：以此推動黨內民主作風。
的確，在所能讀到的黨內高層對胡耀邦的回憶中，大多數人提到了耀邦作風民主這一條。比如，田紀雲老曾這樣說道：“凡是他主持的會議，大家敢說不同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使跟他爭論得麵紅耳赤。我很清楚記得，1985年6月，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忠勤在書記處匯報工資改革方案時，與耀邦意見不一致，跟耀邦爭論起來，爭得很激烈的。事後，耀邦同誌卻對我說：‘嚴忠勤這人不錯，敢於直言。’他還多次對我說，‘別看我當了總書記，我還是我，我還是原來的胡耀邦，我的水平還是原來的水平。’”
胡耀邦這種嶄新的領導人形象，在黨內高層，帶來了民主作風;而對於普通人而言，就是覺得他的這種形象不假，讓人親近。《左傳》曾提出品評曆史人物的“三不朽”說，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是史家的評判標準，普通人總結不到這樣的高度，隻是有這樣一個樸素的標準：一個領導人，你惠及了大多數人，你不假、讓人親近，你在人們心中就“不朽”，就真正地“活在人民心中”。
這，也是如我等普通人在耀邦逝世20多年後還念念不忘他的原因。
(本文寫於2009年4月14日於耀邦20年祭日前夕，今天是耀邦26年祭日，略作修改，再表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