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神話並不值得追憶 （轉自網易新聞）

赤腳醫生源於醫療匱乏和政治命令

1965年衛生技術人員分給農村僅有10%，經費隻占25%，根本沒條件供養正規醫生  從1949年開始的社會主義全民公醫製並未惠及當時絕大多數的農民，1965年時的數據顯示全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由於人員聚集程度很低，農村根本沒有條件供養正規醫生。要改善農村如此缺醫少藥的現狀，隻能想其他的辦法，這就是赤腳醫生製度。 [詳細] 中央“六二六”指示要求農村培養一批“農民也養得起”的醫生，赤腳醫生成為政治進步的表征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了解到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後，嚴厲批評了衛生部的工作，做了重要的“626指示”，要點是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毛澤東為農村缺醫少藥的現實開了兩個具體的方子，一是把城市的醫療資源挪到農村去，二是要培養一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於城市的醫生，農村養不起也留不住，而且城市也需要醫生，實際上落實到位的隻有第二條，即為農村培養一批“農民也養得起”的醫生——赤腳醫生。 1968年，《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上海郊縣赤腳醫生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的文章，這是赤腳醫生這個詞的第一次亮相。《文匯報》的文章說明了赤腳醫生的特點，赤腳醫生“不拿工資、幫助種地、亦工亦農、赤腳行醫”。同年9月，這篇文章被黨刊《紅旗》雜誌轉載，不久後毛澤東為此做了“赤腳醫生就是好”的批示，赤腳醫生由此開始“走紅”全國。 [詳細]   文革時期電影《紅雨》的海報，這是一部歌頌赤腳醫生一心為人民服務的電影。   赤腳醫生是係列造神運動的產物

赤腳醫生最多培訓半年就上崗，對於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無能為力 赤腳醫生主要由當時生產隊幹部，從政治思想好的貧下中農子女裏選出，多數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然後送到公社衛生院或是縣人民醫院進行短期培訓，長則培訓半年，短則隻有一個月，之後就可以回到生產隊上崗。他們隻掌握了注射、止血、人工呼吸及發點去痛片、阿斯匹林、黃蓮素、磺胺類藥的工作，隻能應付感冒發燒之類的常見病小病，對於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 一般社員根本享受不到良好的醫療服務，就是處於農村上層的大隊幹部也是如此。著名雜文家鄢烈山回憶，“那時候，村（生產大隊）裏有了赤腳醫生，也建立了所謂合作醫療製度，而我並非最底層的人，先是生產隊的出納兼記工員，後是大隊小學的教導主任，多災多病的我回鄉六年從未“享受”到任何醫療福利。” 這當然和當時的醫療條件普遍較差不無關係，但是赤腳醫生與城市正規醫生醫療水平的差距，以及城鄉之間醫療設施之間的差距，怎麽也是否認不了的。[詳細]   文藝作品裏的赤腳醫生形象是“赤腳醫生向陽花，貧下中農人人誇，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

“一根針一把草治百病”被無限誇大，農民根本不買中草藥的賬 許多人對赤腳醫生的認知是：“赤腳醫生兩件寶，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治療靠銀針，藥物山裏找。”有關赤腳醫生的文藝作品裏，赤腳醫生確是這樣的形象，但這些作品因為時代的關係，很多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與真實的情況相去甚遠。實際上，赤腳醫生主要職責是降低嬰兒死亡率和消滅傳染疾病。除此之外，赤腳醫生在其他方麵的作用顯然被誇大了。 大力宣傳針灸與中草藥，是因為稀缺而昂貴的西藥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針灸與中草藥成本低，不需要花多少錢，但治療效果算不得好，很多小病其實是自愈的，而中草藥之類隻是起到安慰劑的作用。實際上，根據方小平先生的研究，很多農民並不買中草藥的賬。浙江富陽勤功大隊在推廣使用中草藥時，有的社員說：“草藥能夠治好病，天下沒有死的人。”有的說：“豬草怎麽能醫治人的病呢？”有的社員則幹脆把從大隊合作醫療站配來的中草藥一包包地拋在路邊，社員“不進醫院不安心，不打針不放心，不吃西藥不放心”。[詳細] 【延伸閱讀】中醫真是窮人福音嗎？（網易另一麵） 務農和行醫都是掙工分，赤腳醫生受器重更多因為收入更好地位更高 赤腳醫生的興起不僅因為國家當時鼓勵低成本培養鄉村醫生合法行醫，還因為在人民公社集體裏，赤腳醫生是個好差事。他們靠提供醫療服務領取工分、再憑工分在集體領錢分物。有記錄表明，當時的赤腳醫生差不多總可以拿到所在集體內的最高工分，有的地方“赤醫與支部書記的工分一樣多”，甚至有比普通社員收入高出十倍。例如浙北長興縣虹星橋鎮的鄉醫高福初回憶，1975年他“拿隊裏最高工分，還要外加一成，不用勞動。”此外還有社員示謝的實物、在鄉土社會廣泛受到的尊敬、以及“比大隊幹部還高的威信”。  也就是說，赤腳醫生巍然成風在當時的農村並非因為醫術高超不可或缺，當赤腳醫生作為政治任務之後，務農和行醫都是掙工分，並不會增加生產隊的管理成本。不僅如此，由於赤腳醫生收入高於普通農民，赤腳醫生的選用成為社隊幹部的重要權力，安置親友、以權謀私現象相當普遍。相應地在醫療資源享用上，社隊幹部多吃多占現象也並不罕見。到1978年，家庭聯產承包製代替了“大鍋飯”之後，1985年，全國實行農村醫療合作製度的行政村由過去的90%銳減到5%，赤腳醫生也因此失去了政治和經濟的依托，部分轉成個體開業者。 [詳細]       《赤腳醫生手冊》是當年培訓赤腳醫生時的教材，被譽為是發行量僅次於《毛主席語錄》的書。

支撐赤腳醫生的合作醫療不等於免費

農村合作醫療是靠農民自己籌資建立的互助形式，國家財政並沒有投入 與赤腳醫生一同出現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是支撐赤腳醫生的製度保障。在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宣告解體後，赤腳醫生轉變成了鄉村醫生。縣、公社、大隊三級醫療體係，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製度被稱為當時中國醫療體係的三大支柱。農村合作醫療具體的形式是，在生產大隊設立合作醫療站，社員代表、大隊幹部和赤腳醫生組成大隊合作醫療管委會，赤腳醫生具體主持。大隊醫療合作站的經費由大隊、生產隊以及社員三方共同籌資，一年一次，以大隊為核算單位。  以1966年的浙江省餘杭縣下沙公社為例，社員需交納一元的保健費，生產隊和大隊按每人每年一元的標準從集體公益金裏提取。到了1967年，社員交納兩元的保健費，而生產隊和大隊則按每人三元的標準從公益金裏出資。生產隊和大隊的公益金屬於社員的集體財產，都是來自社員的生產勞動所得。這就是說，所有能報銷的費用全部都來自農民自己，國家財政並沒有投入，其實就是一種完全靠自己的互助保障機製。 [詳細]   農民看病要花自己的錢，一般隻能減免醫藥費的二到五成 所謂的“看病不花錢”隻是當時的政治宣傳，實際上，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看病也要花錢。一般而言，在公社的衛生院和大隊赤腳醫生那看些日常小病，也要交5分錢（餘杭縣）的掛號費。這還不算，在赤腳醫生那看病的醫藥費並非免費，要根據所在生產大隊的經濟條件減免一定的比例，一般是二到五成，隻有相對富裕的大隊才能做到五成減免，慢性病則可以報銷五成的醫藥費。因不正當行為如打架而產生的醫療費用是不能報銷的，擅自外出就診也不能報銷。 [詳細]   大病報銷是少數人的特權，合作醫療因籌資困難難以長期持續 由於農村合作醫療的資金統籌隻限於生產大隊一級，沒有國家財政的支持，籌集的合作醫療資金很快用完，無法長期持續。在資金管理上，常常賬目混亂，挪用資金時有發生。對於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而言，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製度漸漸成為了雞肋。赤腳醫生能看的傷風感冒之類的小病，即使不參保也負擔得起，而他們負擔不起的大病，赤腳醫生看不了。轉診到大醫院，要想報銷得通過所在大隊的批準，掌握批準權力的是大隊幹部，微薄的資金隻夠滿足大隊幹部及其親屬的轉診報銷。  這樣，搞了一兩年後，大隊很難再從社員那裏籌集到資金。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製度難以長期持續，許多地方的農村合作醫療在搞了兩三年之後陸續停辦。如到1973年浙江省富陽縣僅有7.6%的大隊還在辦農村合作醫療。更有一些地方的合作醫療是“春建秋散”，但當時的輿論在大力宣揚全民“免費看病”方麵並未改變。 [詳細]    赤腳醫生與農村合作醫療在當時被稱為是醫療領域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自上而下運動式推廣普及。

麵對今日的危機，人們往往把過去理想化，而對於 多數人已無直接記憶的過去，人們更容易把那時的文字當作實況。事實上，向往“免費醫療”的人，往往也會稱讚當時的“免費上大學”和“免費住房”。但這些“三免”光榮傳統無一例外都是虛幻的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