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漢姆生（Knut Hamsun）因叛國罪入獄，成為“挪威之恥”。與此同時，瑞典報紙主編托格尼（Torgny Segerstedt）的墓園已長滿青草，成為歐洲的一個和平朝聖地。
兩位傑出的北歐知識分子，在二戰黑暗時期選擇了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一位激烈地反對納粹，而另一位卻讚揚並投靠納粹。導致二人立場背道而馳的原因，既有個人道德與智慧方麵的差異，也有不同的環境因素，更主要的是，他們承續了不同的思想源流：神學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
◎ 覆巢下中立國瑞典妥協幸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軍隊就像餓虎吞小羊一樣，很輕鬆地占領了丹麥和挪威。而同屬斯堪地納維亞國家的中立國瑞典，隔著一道水域，因曆史上與德國王室聯姻，兩國關係較為友好，就成了覆巢之下的一顆完好的禽蛋。
盡管僥幸未遭入侵，但瑞典朝野一直戰戰兢兢。早在1914年一戰開始時，瑞典政府就宣告了中立政策。此刻，麵對來自德國的威脅，瑞典力圖避免大戰烽火，采取了忍辱負重的態度。例如，瑞典曾被迫同意德國經由瑞典境內的鐵路，運送其軍事物資。
處在歐洲近代史上最野蠻的時期，人性也會因此扭曲。與德國人同屬日爾曼人，瑞典的政界與商界人士中，也有一些親納粹的反猶主義傾向。中立國居於一塊“灰色地帶”，出於自保之心而放棄道德責任，他們對其他國家生靈塗炭的現實不敢過問。
戰時的瑞典資產階級，仍然在他們優雅的沙龍裏享受晚宴、舞會與音樂。為了不招惹德國人，瑞典政府此時執行嚴格的自我約束政策，例如，對本國的媒體重新實行新聞審查製度，刪除一些敏感的時事評論，並對那些不肯放棄個人判斷的媒體人進行告誡。
◎ 以堅定道德立場批判蘇共與納粹
在瑞典政府和國王都對德國采取柔順態度時，《哥德堡貿易和海事報》的主編托格尼·塞格斯蒂特舉起了反納粹主義的旗幟，他以自己手中鋒利的筆，不知疲倦地批判納粹主義，成為北歐抵抗希特勒的一個象征。
托格尼原是一位宗教曆史學家、大學教授，早先他為《哥德堡貿易和海事報》做撰稿人，1917年被正式聘為該報主編。在納粹崛起之前，他的批判矛頭針對蘇聯布爾什維克與十月革命，以其自由主義立場批判共產主義。
列寧逝世時，托格尼曾撰文指出：列寧是人類的禍害，是自由歐洲的威脅。夏日的陽光與植物，那些美好的事物是隻會破壞的列寧所不熟悉的。列寧製造了血腥與饑餓，釀成巨大的人間悲劇。
德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也一直是托格尼關注的重要問題。早在一戰時，他的文章裏就有一個反複出現的觀點：簽訂凡爾賽條約的戰勝國政治家表現比較差勁，使德國過分遭受懲罰和羞辱。他希望看到一個民主而強大的德國在歐洲和平發展。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初，許多人認為希特勒隻是一個小醜而已，但托格尼卻清楚地認識納粹意識形態的危害性。他警告說：無休止挑釁的希特勒必然會導致戰爭。如果歐洲繼續采取綏靖政策，縱容希特勒鼓吹種族仇恨，那麽納粹力量增長後，將會把人類帶回原始的暴力時代。
在托格尼發表的文章裏有一句經典的句子：“希特勒先生是一個侮辱。”他的意思是，希特勒上台是對歐洲文明的一個侮辱。此文迅速地以各種語言傳播開來，在歐洲產生很大的反響。
◎ 遭德國恐嚇，與瑞典官方衝突
形勢倏然繃緊到了頂點。就在文章發表的當天，創立“蓋世太保”的納粹頭目赫爾曼·戈林立即以德國國會議員的名義，致電瑞典《哥德堡貿易和海事報》。戈林寫道：
“我對你們今天發表的反對德國總理的文章，表示最強烈的抗議。作為瑞典人民的真誠朋友，我們兩個國家的親切友好關係遭到嚴重的危害，例如從這篇肮髒的文章中所看到的。在進一步采取行動之前，我要求你們告知我，該報編輯是否會在未來采取行動反對這種觀點。”
麵對戈林的這個赤裸裸的威脅，《哥德堡貿易和海事報》隻在一封短信中冷冷地回複道：“看來，戈林先生是把瑞典視為德意誌帝國的某種形式的附屬國了。”托格尼的這種頑強抗爭的姿態，令瑞典官方憂慮萬分。
當時，斯德哥爾摩上層階級盛行實用主義和綏靖立場，主張不惜任何代價維持和平中立。出於對德國的恐懼，很多人譴責托格尼，說他損害了瑞典的利益與安全。指責托格尼的人有外交大臣、司法大臣，有與托格尼以前關係要好的首相，還有一些銀行家、實業家朋友。一些讀者也寫公開信抗議報紙反納粹的傾向。該報被禁止在德國發行，也在本國被多次沒收、被扣押，還被提起訴訟。
1940年，就在德國閃電侵入丹麥和挪威之後，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在王宮召見了托格尼，親自勸誡這位桀驁不馴的學者停止攻擊希特勒。國王說托格尼正在冒險把瑞典拖入戰爭。托格尼不肯向國王低頭，回答說：“也許站著死比跪著生更好。”這之後，托格尼繼續他對納粹的犀利批判，直到他去世為止。
瑞典官方最終沒能封殺托格尼和他的報紙，是因為早在1776年，瑞典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允許新聞言論自由的國家。無論政府還是國王，都無權限製報紙和作者的言論。作為中立國，瑞典官方必須對交戰各國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但這隻是針對國家立場而言，國家的中立政策並不能限製個人立場的自由表達。
◎ 漢姆生表彰納粹的“理想傾向”
就在瑞典的托格尼譴責納粹焚燒書籍，並呼籲各國抵製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之時，挪威一位更著名的文化人漢姆生卻撰文支持希特勒。漢姆生是19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了表彰納粹的“理想傾向”，他將自己的諾獎獎章轉手頒發給納粹文化教育部長戈培爾。
1943年，漢姆生去德國向希特勒鞠躬
當納粹入侵挪威，漢姆生直接為納粹效勞。1943年漢姆生和他的夫人前往德國，獲得戈培爾和希特勒的接見。1945年希特勒自殺後，漢姆生還在挪威報紙上發表訃告，讚揚希特勒是 “第一流的改革人物”，稱自己是“他的後繼者”。
從“挪威魂”到“挪威奸”，曾為挪威創造文化財富的漢姆生，令原來敬仰他的挪威人痛心疾首。如此矛盾反常的現象需要得到解釋，在戰後大半個世紀裏，人們一直在追問其中原因。
由於漢姆生的言行喪失理智近乎瘋狂，人們首先懷疑他的精神狀況。在納粹崛起的三十年代，漢姆生已是七十多歲的耳聾老頭，住在消息閉塞的挪威小鎮，他當時就有一些病態的表現。在1947年受審時，奧斯陸精神病院診斷漢姆生是 “一個精神能力長期被損害的人”。
漢姆生與他年輕的太太瑪麗
其次，漢姆生有一位年輕而又虛榮的後妻瑪麗·安德生，這位夫人在漢姆生的投敵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瑪麗原是一個漂亮卻不太走紅的女演員，她利用丈夫耳聾的毛病，做丈夫的發言人，表達她自己親納粹的觀點。為了榮耀，瑪麗拉著丈夫走向世界大舞台——去德國朝見希特勒。
◎ 在十字路口決定選擇的是思想
文化人的政治立場受身邊女人的影響，這一點同樣適用於瑞典的托格尼。托格尼在哥德堡報社有一位情婦，那是該報董事長阿克塞爾的妻子瑪雅，他們保持了一種開放的情侶關係。瑪雅是一位富有而能幹的猶太女人，她經常參與報紙的編輯事務，竭力支持托尼譴責納粹的寫作。
電影劇照：托格尼和他的猶太情婦瑪雅
指責托格尼的人因此說，托格尼的反納粹立場取決於他的猶太情婦瑪雅。這種指責如同把漢姆生的投敵之罪都歸咎於其妻一樣，也是不公平的。在曆史的十字路口，決定一個人選擇的關鍵因素，還是人的觀念和思想基礎。
每個人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由於環境等各種因素，不知不覺地形成思想觀念。例如，漢姆生出身於挪威貧苦家庭，他從小流浪挨餓，因此在文學中描繪無產階級的處境，崇尚急風驟雨式的政治暴力鬥爭。漢姆生還從小受德國文化影響，繼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學”，崇拜英雄。
金發碧眼的挪威人和德國人一樣同屬日爾曼民族，在具有種族主義思想的漢姆生看來，隻有偉大的日爾曼民族日建立共同體，才能引領全人類擺脫“世界末日” 的厄運，他因此毫不猶豫地投入納粹的懷抱。作為被占領國家的人，漢姆生認為自己這樣的立場對祖國挪威有利。
而出身於牧師家庭的的托格尼，早在年輕時就繼承了西方的自由主義精神。作為神學自由派，他打破了基督教的保守傳統，轉向世俗的人文主義，提倡進步與改革，重視個人權利與公民自由。以自由主義做思想底色，托格尼視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為不共戴天的對手，誓不與之妥協。
當年，托格尼批判納粹的文章篇篇擲地有聲，在歐洲上空震響。英國BBC經常廣播他的文章，這大大鼓舞了在前線作戰的抵抗戰士。至今一些挪威人、丹麥人還記得，他們當初聽到托格尼文章播音時的激動之情。也有瑞典人回憶自己當年如何用節省下來的零錢，清早就去購買登載托格尼文章的報紙。在那艱難的日子裏，托格尼是“曠野裏的一個孤獨的聲音”。
1945年3月31日，就在希特勒覆滅之前不久，納粹的克星、68歲的托格尼因病撒手人寰。二戰結束後，瑞典社會才醒悟過來，人們把托格尼譽為“民族英雄”，為他修建了高聳的紀念碑，還有街道和電車以Torgny Segerstedt的名字命名。而挪威的讀者則紛紛跑到書店，以退回漢姆生書籍的做法，表示他們對那位納粹追隨者的鄙棄。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6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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