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璽閣主在美國
不要介紹了，就是那個閣主
上海過去有許多的飲食店，上海人也叫做點心店，與現在的麵館差不多，隻是不單單賣麵，可惜那樣的店，如今已不存幾家了，豐裕生煎、美心湯團店、沈大成、富春小籠、老半齋……或多或少都有些過去的影子，但也是隻有影子而已了。這些店，都很值得寫，我其實並沒有光顧過幾家，然而對我來說，最值得記上一筆的有一家叫做“杏園”的館子。
之所以這家店值得，一是我從他門口天天路過了六年，除了寒暑假；二是傳說中，杏園四麵牆壁中，有一麵是我伯父出的錢。
先來說我的伯父，上海人平時叫伯伯，我的英語就是他教好的，高考前二年，我每周有一個晚上，會騎車去他在膠州路上的家，一個在一樓半的亭子間，弄堂口掛著“萃眾毛巾廠”，說到這個毛巾廠，出產的“414毛巾”曾經是上海輕工產品的代表，直到現在，家母依然後喜歡那種毛巾輕薄的手感。
亭子間很小，是朝北的，走進門去，左手邊是張床，完全抵住了一麵牆，右手邊頂頭是個大櫥，再過來是個五鬥櫥上有個咖啡機，還有一個吐司爐。再過來，有個書廚，大多數是英文的教學資料。靠北窗是張寫字台，上麵有個台燈，還有一個錄音機，其它也就是詞典紙筆了。靠南的牆前有張小桌，夏天時會有一台搖頭風扇。
我記得是每周三吃過晚飯過去找他，做一張英文卷子，然後他當場批改給我講解，聽力部分就用麵前的錄音機。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在聊天，與他其它日子的學生不一樣，我是他看著長大的侄子，我們有更多好聊的東西。那時我已經抽煙，是的，高中時，我們就一起抽煙，聊天。他是煙不離手的人，他是常年穿西裝的人，但據我的娘娘們說“伊沒一件西裝嘸沒香煙洞呃”。
我們聊的東西有許多，英式英文與美式英文的區別，英國與美國的區別。我們聊得更多的是女人，什麽樣的女人好看，什麽樣的女人經看，什麽樣的女人值得去看。
那是1988年，他是一個時代中學退休的老英語教師。
我們也聊音樂，他認為最好聽的歌曲，一是卡朋特，一是Nana Mouskouri，我曾經帶了一盤齊豫的英文歌曲去他家，他一聽，硬說是Nana Mouskouri的原唱，也可見齊豫的水平了。
他其實是極懂音樂的，要知道他曾經開過上海唯一一家專住外國唱片的店——永豐寄售行，雖是寄售行，但隻賣國外唱片，隻有他才能弄能歐美最新的唱片。
那是1950年，一個風光無兩的美青年。
將門虎子，再過幾年，他就從英文轉譯了托爾斯泰的名著《彼得大帝》，躋身翻譯家行列。
那是1955年，風兩飄搖的前夜。
而後，運動頻仍，妻離子散，在時代中學教學聊度此生。
那是前後幾十年……
考取大學後，我經常去他家玩，我們抽煙、喝酒、聊女人，他是別人嘴中的“老酒鬼”，每天至少半瓶白酒，好酒都是學生送的，他自己買一般的，他是一個對咖啡都有追求的人，隻是他買不起好酒。有時候去他家，他不在，我在樓下發現他窗前的架子上晾著……
再後來，我結婚生女，我們一起在我表妹的婚禮上抽煙、喝酒，沒聊女人。
那是2003年，他已經挺老，但很開心，氣色相當好。
再再後來，他得了腸癌，住院期間，常有護士與男友吵架，哭著來找他，與他談心，求他安慰。他過世後，據說醫院中哭聲一片，是醫護，是病友。
上海媒體爭相報導，題名《上海灘最後一個小開》。
然後，是他的葬禮，那是一個傳奇的葬禮。葬禮上，隻有兩個人哭；葬禮後的豆腐飯，是一片歡聲笑語，大家都在回億著與他一起的歡樂時光，他的樂觀與開心，鼓舞著每一個人。
那是2005年，他走了，留下了歡樂與笑聲。
他是我的伯伯，邵祖丞，民國四公子之一邵洵美的長子。
杏園四麵牆壁，有一麵是他的。
在五十年代以後，他受父親的影響，被劃成了曆史反革命，老婆帶著聰慧的大兒子走了，他則成為了時代中學的一位教員。時代中學後來搬到陝西北路武定路，往南走一會兒就是杏園。他孤身一人，常年在杏園吃中飯夜飯，他人又和氣幽默，久而久之，店裏上上下下都認識這位“邵先生”，於是就有了“杏園四麵牆壁有一麵是邵先生個銅鈿”的說法。
杏園的位置在陝西北路北京西路的東北角上，斜對麵的懷恩堂，它們當中的大圍牆裏是辭書出版社，另一個角上則是住家。那個時候的陝西北路，彷佛是有個結界一般，從南京路到北京路之間的那段，真是熱閙非凡，但隻要一過北京路，就相當冷清了，平時很少見到人。
我就讀的七一中學在辭書出版社的隔壁，最早我坐公交車上班，21路從鎮寧路在陝西北路正好四站，4分錢，要是多一站，就要7分了。到站的地方是家地段醫院，穿過北京路路，走幾分鍾，就到學校了。
回家的時候，則穿過陝西路，我總是一出校門就橫穿馬路，前麵說到過，這段的陝西北路很冷清，根本沒有什麽車，後來24路改道經過這裏，才稍稍熱閙起來。我喜歡走對麵的道，因為西麵的道，實在太冷清了，那時辭書出版社的門市部還沒有破牆，從校門到路口，隻有大圍牆。
沿著東邊的道往南走，走到路口，就是杏元了，它的門開在北京西路上，我記得有塊匾，“杏元”是種字體，好像是紅色的，“飲食店”是另一種字體，黑色的。最早的時候，隻有一對玻璃門，裏麵黑黑的，每天都路過，卻從來沒有進去過。回家的車站，就在杏元的門外。
上學、下學，坐公交，日子就這麽一天天地過去，那是個表麵上沒有太大變化，其實卻是翻天覆地的時代，但一個初中生是看不出來的。一個初中生，就是天天路過杏元，想著那裏四麵牆壁中有一麵是我伯伯的錢。
直到有一個，牆被砸了，先是一個小洞，後來變成了一個大洞，洞裏是杏元的廚房。再過幾天，圓洞變成了方洞，然後裝上了木框，那裏有一口鍋，有一個案台，接著掛出了一張招牌，上麵寫著“糟田螺 三角/份”。
每天從那個方洞前走過，聞著奇怪的糟田螺的味道，轉過街去，坐車回家。大家是不是以為我要接著寫如何地一分兩分錢地攢，攢到最後，終於有了三角錢，於是吃了一碗糟田螺？這也太落俗套了吧？
我有錢，家中一直給我錢買早飯買點心吃，另外還有二塊錢的“月規鈿”，算是小富人一個了。那時的我，肉餡粢毛團的誘惑遠遠超過從沒聽說過的糟田螺。作為如今的美食家，那時的我，居然並不怎麽饞，直到大學畢業前，我還相當挑食。
後來我還是吃了糟田螺的，沒有什麽故事，就是某天特別冷，看到冒著熱氣的糟田螺，就買了一碗，那是個搪瓷的圓碗，與食堂中打飯的平底搪瓷碗不同，那個小圓碗底是圓的，看著是滿滿高出碗沿，其實並沒有多少。
案台上還有牙簽，我就拿了幾根，然後朝前轉過街角，走進了杏元的門。一進門，右手邊是個賬台，後麵的牆上是價目表，賬台後有人售賣竹籌。到底是拿食物的地方，當時上海的飲食店有兩種，一種是坐下後服務員收走籌子夾上木夾子，將之交給廚房，師傅們準備好餐食時，就把籌子上的木夾子取下來夾在碗邊盆邊，然後服務員再根據夾子上的號碼把東西送到相應的桌子上。
還有一種就是象杏元這種，拿著籌子到窗口“立等、自取”，然後再端著東西找個位子吃，好在杏元的生意並不太好，總是能找到位子的。經網友的提醒，取食窗口邊，還有一個鐵夾子，夾了些花花綠綠的紙條，邊上還有條告示，說的是如果食客患有傳染病，就取一根紙條，吃完東西後把紙條留在碗裏，過後這些餐具會特地消毒，其實就是用開水煮一會兒啦！也就是說普通的餐具是不消毒的，在疫情肆虐的今天，想想真是驚恐。
一碗糟田螺，有十來隻吧，沒有一隻的殼是不破的，那是因為賣的人，經常拿個圓底勺在那兒敲碎的，為了使之更加入味，以前推童車賣茶葉蛋的老太婆，也是這麽邊賣邊敲的，雖說“老太婆”不是一個尊稱，但我依然覺得和“茶葉蛋”很配。
久燉的田螺，用牙簽戳挑著吃，很酥很香，還有一種滑潤的感覺，應該是加了肥肉一起煮的，如果有朋友要自己做，千萬記得這點。我說的田螺是可以塞肉的那種大田螺，中國有很多地方把螺螄叫做田螺，田裏的螺螄嘛，也對。
我並不經常去杏元，那時沒有去飲食店吃午飯的學生的，七一中學那時是自己帶米去蒸，菜是學校食堂燒了統一供應的，所以根本也沒有機會去外麵吃。我坐了一年半的公交車，天天在杏元門口等21路，一年半後，我就騎車上學了，依然天天路過杏元，其間也又吃過幾次糟田螺，僅此而已。
雖然六年裏天天路過，但我卻除了糟田螺之外沒有在杏元吃過任何別的東西，隻記得杏元裏麵是暗暗的，後來他們鑿開了南麵的牆，裝上了玻璃窗，就亮多了。
杏元的牆隻有東麵是完整的，我猜那麵就是我伯伯的，如今杏元已經沒有了很多年，但我依然記得我伯伯說的“好吃的咖啡要去梅龍鎮伊勢丹樓下買現磨的”和“買回來的烤鴨吃之前要用電吹風吹一遍，皮才會脆”。
娜娜莫斯古麗和齊豫當年都是我耳中的天籟之音，我一直覺得她們很像的。我是北方人，但是一接觸上海的糟田螺就喜歡的不得了。
看到最後，居然眼睛都濕潤了。想起老年阿信說的一句話：“咖啡啊，還是高級酒店的好喝”。 人的一生要經曆無數的風雨，但是最後留在我們記憶中的，都是最好的東西--好喝的咖啡，好聽的音樂，美味的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