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璽閣主在美國
不要介紹了，就是那個閣主
【緣起：這是一個一直想寫的係列，其實呢，在2012年的時候，我還在上海時就已經寫過幾篇，記得是連載在《旅遊情報》雜誌上的，好象還挺受歡迎的。說是“上海回憶”，其實是“回憶上海”，回憶我記得的上海。大家知道，如今的上海，是個千變萬化的世界，各種新式的事物層出不窮，可是節奏太快都不久長，看似雨後春筍般地熱閙，實則曇花一現似的浮華。
我回憶的上海，是大變前夜的上海，一切都那麽自然的存在著，四分錢的電車票，六分錢的糖餃還要加一兩糧票，我們手上生著凍瘡，邊剁著腳邊作業，手臂上還戴著袖套，唯一可以取暖的東西，就是個包著一個套子的熱水袋。我們繼承著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等著趕英超美，等著實現四個現代化，等著要成為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那是個值得回憶的時代，值得回憶，但不要美化！
現在我到了洛杉磯，上海真的成了回憶……】
前幾天，中學的食堂事件，閙得沸沸揚揚，雖然我在美國，依然跟進了事件的發生發展，就連英文媒體也有報導，你想不去了解都不行。我個人認為老外不應該關注這種事情，他們的思路有問題。中國人在知道了“隻有”腐竹變質之後的感覺是大鬆了一口氣，是不是？可老外的想法是有一必有二，有新必有舊，既然能找到一個，說明管理有問題，隻要管理有問題，就不會隻有一個東西有問題；現在找到了一個腐竹，那以前呢？同樣該公司管理的其它學校呢？有多少已經被吃了下去？吃下去造成的後果呢？做一個十到二十年的跟蹤醫學調查吧！這麽想問題，太累了。
我們小時候可沒有這種事，不是因為管理好，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麽東西吃，當天的東西當天吃完，我想我們的中學應該連冰箱都沒有。好奇如我，居然沒見過我們中學的灶頭，現在想來，還真有點奇怪。
我是1984年讀中學的，七一中學，陝西北路上。小學離得近，午飯是回家吃的，可中學離家要有四站路，那時我還沒學會騎自行車，隻能在學校裏吃了。說來有趣，學校供應菜肴，卻不供應飯，飯是要自己帶米到學校中蒸的。我猜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當時買米是要糧票的吧？也可能不是，供應米飯就要準備飯碗，還要菜碗，當時還沒有不鏽鋼餐盤，那洗飯碗菜碗要多好幾個人呢！也不對，飯碗菜碗可以叫小朋友自己帶啊，那時的食堂不都要自己帶碗的嗎？不管了，反正我們中學是不供應米飯的。
那時，早上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淘米，對的，你沒看錯，上學先要淘米。米是放在飯盒中帶到學校的，飯盒是用鋁做的，上海人叫做“鋼宗飯格子”，扁扁的長方形飯盒，四個角是圓的，它有一個薄薄的蓋子，是套在底盒的外麵的，頂蓋有卷邊，應該是為了增加強度吧。
學校有專門淘米的地方，就在七一中學老樓的後麵，有一排水籠頭。一到學校，就去那兒，把飯盒從飯包中拿出來，打開飯盒，淘米。那時還沒有不淘洗米，米中混有小石子和稗子，要在淘米時挑出來，想象一下吧，一大早，一大羣學生排著隊在揀米，多有畫麵感。
水籠頭裏放出來的，隻有冷水，再冷的天，也還是冷水，我壓根就沒想象過淘米用溫水或是熱水。這個習慣影響了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堅持淘米必須要用冷水，否則做出的米飯會不好吃。我也被人問死過，零下五度的天和零上三十五度的天，自來水的溫度是不一樣的，那為什麽不在零下五度的時候用零上三十五度時的水溫呢？那時，你會覺得水是溫的了。聽著好象挺有道理的，但我沒有采納過，也許這就是小時候習慣的力量吧！
那時的米不但要挑走石子和稗子，還要洗，飯盒中盛滿水，用手抓米搓洗，然後倒掉水，如是者數次。然後是加水，一開始的時候，家裏人教好我怎麽插一個手指下去，水位到手指的哪個位置正好，後來我隻要眼睛一掃，就知道水夠不夠多不多了，這項“絕技”一直保留到了現在。我有二項絕技，一是燒飯不用量水，二是炒菜不用嚐味。
水放好，蓋上蓋子，然後要把飯盒紮起來，用一根粗的棉繩，棉繩的當中打了個結，結上係了一塊竹牌，細細長長的，上麵用烙鐵戈炙了字，應該是串數字，我不記得上麵有我的名字。這些竹牌或者叫竹籌，是學校統一發的，竹牌上有個框，框裏是陽文的數字，那枚竹籌做得很精致，加上天天被蒸汽浸潤，後來起來“包漿”，鋥光發亮，色麵很是好看，可惜後來不知被我弄到哪裏去了，要不放到現在，也算是個“老東西”了。
竹籌的一端有個圓洞，繩子就從洞裏穿過去，二邊拉到一樣長短，把繩子打二個結，就成了個“死結”，從此以後，除非繩子斷了要換，否則它們就是“焦不離孟”了。紮飯盒的時候，把竹籌放在飯盒的正當中，繩子在飯盒的短邊左右分開，兜到飯盒的底部，二邊的繩子碰頭後交錯拉緊，再沿著長邊的方向分上下兜回正麵，其中一根再繞一下本來帶著竹籌的橫繩，最後與另一頭的繩子打個結，就算好了。
那幢樓的後麵，應該就是廚房，廚房門口，有一排大的鐵架子，裏麵都是木筐，要把飯盒放在木筐中，才算大功告成。我不記得框子是按年級按班級分的了，也許是按竹籌的號碼分的，也有可能，反正，要把淘好米加好水紮上竹籌的飯盒，放到指定的木筐中，才算完成“早自習”，七一中學是沒有早自習的，七點四十五準時上課。不對，有個別班級會有“神精病班主任”要同學提早上學，進行早自習，好在我們班從來沒有。
木筐是個大框，可以放二層飯盒，直接蒸的，等到中午下課，蒸好的飯盒就已經在食堂門口了。同學們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去拿飯盒，那個場麵叫一個混亂，經常有飯盒被擠到地上。說來也怪，從來沒有老師來過問過這件事，這裏就象是大城市中的棚戶區，所有的黑暗都有，但大家都熟視無睹……也許並沒有這麽嚴重，隻是老師也要到食堂搶午飯，沒人想到這裏會這樣。
七一中學的午餐，老師是有食堂的，可以用飯菜票買飯買菜，現在想來，上最後一節課的老師去的時候，好菜可能已經賣完了吧？那他們更沒心思來管我們搶飯盒的事了。總有孩子找不到自己的飯盒的，笨的呢是忘了自己的號碼或者放錯了筐，也有是被同學藏起來了，男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被別人欺負，女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哪個男生想引起她的關注。
鋁製飯盒很薄，跌在地上如果是角著地的，就會有個癟坑，有的飯盒四個角都癟了進去。取回的飯盒是燙的，鋁飯盒新鮮蒸出來，那得多燙呀？所以那個竹籌就很派用場了，用手拎著竹籌就可以了。
不但要給自己拿飯盒，還要給同學拿，要記住同學的號碼和他的飯盒的樣子。同學為什麽不自己拿？同學沒法來拿，他們去搶乒乓球桌啦！七一中學有四個乒乓球桌，在初中四個班級的門口，誰想打乒乓，就要搶到乒乓桌，全校二十四個班，全在搶這四張乒乓桌，想象一下吧，讓上演了多少場腥風血雨的戰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也許我的記憶產生了偏差，因為高年級的同學好象並不在學校裏吃飯，我高中時就騎自行車回家去吃了；高年級的同學好象也不打乒乓了，男生們都打籃球，打籃球是在前場，全校女生都看得到，打乒乓是在後場，隻有初三的人才看得到。
反正，至少在初中的時候，有些人去搶乒乓桌，有些人去搶飯盒，搶完飯盒回教室，菜在教室裏。老師們是在食堂選菜的，而學生的菜是沒得選的，每天派二個學生去食堂“領菜”，然後回教室裏分。菜放在一個大鍋中，每個班級一個鍋，領菜的同學去把大鍋抬回教室，還有把大勺子，然後就分這一鍋菜，有時是領菜的學生分，也有時是班長分。奇怪的是，我好象從來沒領過菜也沒分過菜，也許是我長得瘦小的緣故吧？也許是我懶？但那個時代，不是懶就能躲得掉的啊？也或許領菜分菜是種光榮？所以大家都搶著要幹？奇怪！
菜，都是些很簡單的菜，無非就是紅燒獅子頭、百頁包、黃芽菜爛糊肉絲之類的東西，即便如此，可能還是要比某些同學的家中還好，要知道，那是個買油還要油票的時候，那是個學燒菜得去書店買書看的時候。除非象我這樣有個會燒還不用上班還精打細算的蘇州祖母，讓我能吃上點好東西；要是雙職工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做娘的能把全家都喂飽就已經不錯了，白天要上班，下班後再買菜再燒，真的不容易，因為下班買菜已經沒啥買了，再有錢買不到原料，怎麽燒成菜肴呢？
因此，中午學校裏的那頓，可能是某些同學最好的一頓了，我那時隻顧著玩，真的不記得到底有哪些菜了。我想，不會太好吃，太好吃的話我會一直吃下去的，但我記得至晚進了高中我就不在學校蒸飯吃飯了；我想也不會太難吃，否則的話，我不會後來對食堂菜有好感的，很多人都說食堂菜難吃，你仔細去觀察，越是平時吃不上什麽好東西的，越是抱怨食堂難吃，百試不爽。
說起食堂，我從小就是個有正義感有公平心的孩子，我在高中時寫過一篇《校長十大實事不實》，其中有一條就是關於食堂的。說來有趣，那時的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當時的上海市長搞了個什麽上海十大實事之類的項目，後來《新民晚報》就登了篇文章說市長的實事不實，還真不是“小罵大幫忙”那種批評，確確實實是媒體監督那種批評，我後來就同樣寫了一篇。
我們的食堂，老師可以選菜，而學生隻能領菜，我認為這是種不公平，那時社會政治開明，《新民晚報》的《十日談》、《薔薇花下》等專欄經常針砭時弊，校風也是如此，鼓勱學生講真話不拍馬，因此寫文章罵校長，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也許潛意識中我隻是想多吃點罷了，為自己貼了個公平的標簽而已。
我大概在中學吃了三年的午飯，都是自己帶米去蒸的。有朋友一定會問，為什麽不帶著隔天的飯和菜一起去蒸，那樣既不用淘米，也不用“領菜”了，豈不是個兩全齊美的好辦法？我來告訴你答案吧，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沒有冰箱，天熱的時候隔夜飯菜會變質；別說冰箱了，甚至家家戶戶都沒有隔夜飯菜…
吃飯時的眾生相， 就能顯出家境了， 天天隻帶點蘿卜幹的有之，天天哪怕是蔬菜也有換花樣的， 過得幾日就有點葷腥的，天天都有魚或肉或蛋的，幾乎沒見過。
每天中午走20-30分鍾回家吃飯的大有人在，騎自行車的數目很少。
享受人民助學金的同學，則需要在學校裏吃飯，一等是每月十元五毛， 在學校食堂吃三頓飯， 二等大概七元五，在學校吃午晚兩頓飯，三等可能是四塊錢， 在校吃一頓午飯， 午飯基本有點葷腥， 想必是為了讓這個錢真正用到學生身上吧，但有時也蠻麻煩， 比如一個同學拿最高助學金的， 家搬去了曹楊新村， 助學金轉起來好像挺麻煩， 他隻好每天早上走50分鍾來學校吃早飯，現在的人會問“他不能做公交車或騎自行車呀？”
這是文革前的六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