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歲月（五十三）

長長的一個暑假在農村度過，放了一個假期的牛，感覺很開心，這個時候想起父親因讀書的事教訓我時曾經說過“如果不好好讀書就回農村跟你那些哥哥放牛去”的話，盡管那時還沒有“城市套路深，不如回農村”這一說法，但對於我來講，回農村放牛沒什麽大不了的。首先，不用做作業不用考試，不用擔心遲到早退，不用怕老師家訪，因為村裏壓根就沒有學校；其次，早上可以到竹林捉竹筍蟲、到河邊釣魚摸蝦，下午可以騎在牛背上看天空白雲朵朵、可以瞎編七十二洞妖魔鬼怪的故事，然後到河邊洗澡遊泳、在渡船上跳入河中；這樣的日子那確實是很開心。就像我那兩個哥哥，讀完高中不是一樣的要回到農村插隊落戶？所以回農村並不見得是一種懲罰。

從村裏回到縣城也是很自然的是，似乎沒有什麽刻意的安排。

就是有一天舅老爺開著縣革委車隊的那輛嘎斯車從融水縣回來過渡時，在船上對著河裏的我喊道：“走，上車跟我回東門。”

於是我就上岸穿好衣服，上了舅舅的嘎斯車。

當然，舅舅還是把車停在村邊，在奶奶的夥房裏吃了兩碗新米粥，叔叔們也陪著舅舅吃著新米粥。要離開老家，我又莫名的興奮起來，和離開龍岸外婆家一樣，看著阿寧舅哥那種不舍的眼光，仿佛走出村口自己就有了更優越得生活，滿足感就在心中暗暗滋生；十六哥也是有那種不舍的眼光，而我依然是優越感滿足感爆棚，絲毫不在意他的不舍。至於我的老奶奶，因為子孫多，我和二哥離開，她也沒什麽不舍的。

回到東門，發現在農村的這段日子，城裏的小夥伴們有了不少的變化，主要是他們談論的話題讓我頗為驚愕，什麽雙搶李向陽啦，什麽西邊的太陽老洪啦......等等，我竟然接不上話來，到了傍晚，父親回到招待所，從口袋裏掏出兩張電影票給二哥說：“今晚有鐵道遊擊隊電影的招待票，你們兩弟兄去看吧。”

原來，在我回村放牛的這段日子裏，縣城電影院放了好多的新電影，不再是《紅燈記》、《沙家浜》、《杜鵑山》、《地道戰》、《地雷戰》、《賣花姑娘》、《閃閃的紅星》那些老片，一部接著一部的放《鐵道遊擊隊》、《平原遊擊隊》、《上甘嶺》、《智取華山》這些打得很猛的電影。父親他們的工作組每天都有招待票，就是那種不用花錢的電影票，那幾天，幾乎天天和二哥去看電影。

自從二哥他們去農村插隊之後，看電影都得要票了，因為守門的不再是紅衛兵，最後一批守電影院大門的紅衛兵誌恒哥他們也於1976年去農村了，打那以後，特別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死後，紅衛兵也跟著消失了，電影院守門口的換成了不認識的人，他們還時不時的打著手電筒在電影院裏麵查票，嚴格得很，還挺凶，感覺人人都欠他家米似的。話還得說回來，那年頭，逃票是常有得事，看電影有逃票的，坐火車有逃票的，坐汽車有逃票的，後來在金江去遊泳池遊泳也有逃票的，去柳州南寧逛公園也有翻牆逃票的。有時候還很佩服這些凶神惡煞的守門員、驗票員，他們總是能一眼認出誰逃票。

不久，知道了我所惡補的這些新電影其實是1977年以前被禁止放映的老電影，也就是1966年以前拍攝的電影，很多影片二哥他們小時候也看過，隻是後來被萬惡的“四人幫”定為大毒草，美其名防止毒害革命接班人而被禁止放映。無論這些老電影是打日本鬼的，還是打國民黨反動派的，都成了毒草，四人幫確實太壞了。

暑假結束，回金江一小開學注冊的時候，我的暑假作業是沒有完成的，班主任覃老師鼓起一雙大眼狠狠的教訓了我一番，還威脅說不給我注冊。我理直氣壯的說我在農村白天放牛晚上沒有電燈，所以做不了作業。盡管理由相當的充分，但覃老師還是罰我回家把暑假作業補完，三天後來學校領書上課時交上來。

那三天我想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想著要是三天完不成暑假作業，我還能不能順利升上三年級，還能不能領到課本，以覃老師那般凶樣，估計十有八九她是不讓我領到書、不讓我進教室的了。這可怎麽辦才好，思考著萬一上不了學是不是真的要回農村放牛，雖然說回農村放牛不是太可怕，但回了農村，可就再也不能看到那些打仗打得很猛的電影了，剛好回到金江還在軍分區大禮堂看了《紅日》，腦海裏還翻滾著攻上孟良崮活捉張靈甫的口號，要是這樣的電影不能再看到，那還是蠻痛苦。

沒法子，還是寫作業吧！真後悔前些天沒找阿心阿壯兩兄弟要作業本來抄，現在他們注冊交完作業了，我隻能獨立完成，而且是在三天的時間裏。

後來，我是胡亂寫的作業，除了沒有把毛主席萬歲作為答案寫出來，幾乎都是亂答一氣，就是隻要作業本不是空白的就算完成了。三天後很忐忑的把作業交給覃老師，也不知道她那天是因為忙還是心情不好，接過我的作業本看也不看就扔進她的抽屜，然後叫我幫她提一捆課本去教室，直到後來我和其他同學一樣領到了三年級的課本，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下。不用回農村了。

這一年，不但紅衛兵消失了，連紅小兵也沒有了，紅小兵改成了少先隊，沒有了菱形的紅小兵臂章，取而代之的飄揚在胸前的鮮豔的紅領巾。那時候評判一個小學生是否優秀，光成績好還不算，還得看是不是能有參加少先隊成為一名光榮的少先隊員，我一直沒搞清楚少先隊的全名到底是“無產階級革命少年先鋒隊”還是“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但從隊歌最後那句“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來理解，估計應該是“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要成為人們眼中的好孩子，每個同學都很努力的爭取早日成為少先隊隊員，誰都不例外。

開學不久，某日父親下班回來很興奮的告訴母親要恢複高考了，我當然不理解高考對我有什麽影響，也不明白父母對高考有什麽可值得興奮的。隻是接下來的那個星期，父親不停的分別給大哥二哥寫信，接下來的那個月大哥二哥也不斷的有回信，父親是不是跟母親說：“嗯，老大感覺複習得不錯，老二那邊好像複習不進去。”“老大得兩個師傅一個叫他報考清華，一個叫他報考複旦，搞得他舉棋不定。”

大哥在維尼綸廠是鍋爐工，兩個師傅也在鍋爐房，一個上海人，還有一個南寧來的。兩個師傅都是正兒八經的老牌大學生，不是那種工農兵大學生，南寧來的那個師傅看過大哥的複習作業，認為大哥有能力考清華；上海那個師傅認為考清華不夠保險，還是報考上海複旦，而且上海這座城市要比北京好得多。誰都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有多高，填完誌願再參加考試無異於開盲盒，大哥對自己的信心稍有不足，填報了上海複旦。

我是不知道上海複旦和北京清華有什麽不一樣，也不知道大學是個什麽樣，但從父母的談論中對兩個哥哥的期待很不一般。幾乎每天都能聽到他們在談論，在相互安慰，一直到年底。

和很多有子女在工廠在農村的家庭一樣，我們的1977也是伴隨著恢複高考的第一次考試結束，我沒辦法為這一場考試歡呼，因為我確實不知道它的意義何在；也沒辦法對它有過多的描述，因為我不知道在此之前那沒有高考的十年，人們的生活有什麽不同。

每個家庭，都心甘情願的把自己適齡孩子送到農村插隊落戶，無論是街道普通的城鎮居民，還是軍政大院裏的幹部子弟，父母們都是敲鑼打鼓的歡送他們上山下鄉。我有四次看到過哥哥姐姐們集體在縣革委的球場台階上和縣革委的領導幹部們合影留念，一年一次，這些領導幹部的子女也位列其中，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的青春的笑容，然後滿懷激情的登上汽車，在鑼鼓喧天中奔赴山中的農村。其中的兩次就有我的兩個哥哥，他們離開家的時候，傷感的不是他們，反而是我，因為他們一走我就不能和他們擠在一張床上睡覺了，不能聽他們講故事了。

況且，插隊落戶兩年後，他們有機會得到工廠招工進廠當工人，有機會參軍成為人民解放軍，有機會得到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成為工農兵學員，真正紮根農村一輩子的還是極少數。那十年，誰又不是按部就班的過來，普通城鎮居民的孩子和軍政大院的幹部孩子一樣的機會，人人都接受這樣的安排，所以沒有焦慮，也看不到苦難。

高考又能怎樣，隻是可以成為1977年的一個標誌，這個標誌可以有太多的解讀，就看你怎麽去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