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齡一把，事業全無，頭發不多，毛病不少。
第十二章 高齡學生工
我們那個年代，自費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錢’是最大的問題，學費要錢，吃飯要錢，住房要錢，買書要錢，如果解決不了‘錢’的問題，一切都無從談起。公派留學生，每月有中國總領事館教育處寄發的政府資助，學費有人繳，衣食有人管, 哪怕在離開祖國萬裏之外，他們也有組織罩著，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學習上。自費留學生就沒有這種福氣了。他們的一切費用，隻能靠自己想辦法。
那時候，鄧小平剛剛南巡歸來不久，‘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還未見到實際效果，大部分中國人的奮鬥目標，還在解決溫飽問題。有的人家收入隻夠勉強維持生活，甚至吃了上頓不知下頓在哪裏的人家，也不少見。我當時在大學教書，妻子在中學教書，每月總收入還不到三百元人民幣，屬於中等水平。全家三人吃穿不愁，但要說供我自費赴美留學，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所以家庭資助式留學，還完全不具備條件，中國的自費留美學生，主要靠大學各種名目的財政資助。我幾乎沒有聽說過，有哪一個中國留學生是拿著家裏的錢來美國留學的。長期生活在貧窮中，就算溫飽不愁，也絕對沒有能力去美國這樣的頭等富裕國家留學。當時即使最富想象力的人，也根本不敢設想，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會有大量中國人有實力一擲千金，送子女出國自費留學，時代發生了多麽大的變遷啊！
因此，當時想留學的中國人，能否得到學校資助，就是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記得出國前，我從《600所美國高校便覽》和《Peter‘s Guide》上選擇申請學校時，特別關注學校的‘資助情況’一項。很多資料中都有一項是‘新生獲得資助率’，這是我們最感興趣的。因為入學第一年沒有資助，哪怕第二年的資助高得‘令人垂涎欲滴’也無濟於事，這第一年再緊縮開支也無法過渡到第二年。至於那些根本不提供資助的學校，哪怕它把學校的師資力量吹噓得再好，把校園描述得再美麗如畫，我們都根本不會心動。為之心動的隻有一個字：錢。
我在ULM留學時，財政來源主要靠學校每年提供的研究生資助（graduate assistantship）。這種資助形式，能夠提供給學生的生活費不多，全額的每月也僅有400-500美元。資助的高低，視各個學院的經濟實力而定，財經類和藝術類學生較高，教育類和文科類較低。但是如前麵所說，這種資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一旦獲得資助，抑或隻有半額甚至四分之一資助，學費就全免。一個外州學生繳一年學費，也得一萬四千美元左右，一旦免除，就去掉了一個最大負擔。這種資助，雖說是每年要經過renew（重新申請），但往往一旦獲得，就會讓你連續擁有，直至畢業，除非你多科考試不及格。
經過我們後來的細心觀察，才發現美國大學提供財政資助，是有一定‘路數’的。除了藤校和一些頂尖大學外，一般大學為外國留學生提供資助的專業，大多是所謂‘pure science’（純科學）的學科，比如物理，化學，數學，要不就是曆史，文學這些文科類學科。像所謂‘applied science’（應用科學），比如醫學，計算機，E&E（電子電器），乃至MBA這些學科，一般是不提供資助的。美國人是出色的精算師，他們才不會傻到為那些容易找工作的學科設置資助，讓外國學生畢業後在人才市場上來和美國人競爭。文科和純科學專業，畢業生就業難，和美國人‘搶飯碗’的事情要少很多。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國人懂，美國人也深諳其道。
但是，我所在的ULM，與其他美國大學有些不一樣，總體上更為‘寬鬆’。ULM有大量外國留學生能夠拿到藝術類，教育類，乃至於財經類專業的財政資助，這在其他大學是不多的，這是其一。新生入學後，托福成績不到600分的，要先在ESL補習英語，ULM甚至為這個階段的新生提供全額資助。這種‘老鼠掉進米缸’的大好事，在其他大學是不可想象的。也許，ULM地處路州中部，在全美大學排名較為靠後，想以此吸引更多優秀外國學生，這是我的猜想。至於現在ULM的留學生資助政策，是否還是這樣呢？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獲得的研究生資助，是學費全免，外加每月400美元生活費。學費無憂，生活開支有基本保障，是否就可以‘甩開膀子幹學習’了呢？且慢，‘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拿人錢財，就得替人消災’。我們獲得資助的一個條件，是每周替係上幹20個小時的文案雜活，服務對象是係上各位教授，這就是所謂的‘學生工（student worker）’。這種為學校提供有償服務來換取學費和生活費的形式，我把它稱之為美式勤工儉學，和中國上世紀初出現的‘赴法勤工儉學’，以及之後各學校開展的勤工儉學，性質是一樣的，隻是形式不同罷了。
這裏所謂‘文案雜活’，其實範圍很廣：批改試卷，批改作業，登錄分數，打字複印等，屬於學術類；送遞信函、文件或材料，圖書館借還書籍等，屬於雜務類；外購物品，為住宅花園修枝剪草等，屬於生活類。這最後一類，往往安排在下班之後，而且是付費服務。這三類活中，第一類占的比重最大，第三類最小但最受歡迎。
學生工的工作地點，除了在‘老板’的辦公室和計算機房的‘現場’外，也有自己的專用場所。那是一間大房間，係上專門為學生工們設立，大約有三十幾平方米。房間沿三麵牆壁用隔板隔出一間間booth（小間），每個學生工分配一間，總共有十幾個booth，都配有書桌、椅子、抽屜，各就其位，互不幹擾。
我上班第一天走進這間辦公室時，係主任Dr. Jelks把我介紹給大家後，響起了‘同僚’們熱烈的掌聲。我一瞭望，發現裏麵就坐的，全是我這樣的學生工，也都全是攻讀碩士研究生的學生。同僚中有過白人，黑人，男的，女的；也有過西班牙裔和加拿大學生，但中國人隻有我一個，屬於‘高齡’學生工的也隻有我一個。
入學第一學期，我們這間辦公室裏總共隻有五個學生工：三個白人女性，其中一位較年輕的叫Diana（名字和英國已故王妃戴安娜一樣，容易記住），一位叫Jessica（因為身世特別，也容易讓我記住名字）中年婦女，另一位女士的名字已經忘了。她們先前都是教師，來讀學位以謀求職業進一步發展；另一位中年男士，也是教師，學期中隻在這裏露過幾次麵，不知道他的名字。經常來辦公室的，就隻有Diana、Jessica和我。大家相處得倒也融洽，經常一起交流工作經驗，或者談論一點人生經曆。我是初來咋到，不懂的東西甚多，需要經常請教她們，大都會得到熱情幫助。
學生工中，我最了解對我幫助最大的就是那位Jessica。她年過四旬，性格耿介，跟我的年齡最為接近，平素和我接觸也更多一些。我有什麽對美國社會不懂的，都會向她請教。記得剛到ULM時，一到周末，校園中就來了很多銀行代理，設點為學生申辦信用卡。開始時，我對美國信用卡用途和使用方式一竅不通，以為申請得越多越好。反正手續簡便，對學生特別優惠，根本不需要除護照和社會安全卡以外的任何法律文件，更不需要資產證明。我一口氣就申請到了American Express（美國運通）和Discover（發現卡）。
有一天，我和Jessica談及此事時，她開始有些疑惑，以為我想使用信用卡透支，然後用來做其他投資。我告訴她，我沒有投資計劃，隻是以為信用卡越多，生活越方便。她這才發現我步入了誤區，或者說上當受騙了。因為，美國運通卡是要收取很高年費的，交易手續費也高。後來，我在她的指導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這張運通卡cancel（取消）掉了。因為信用卡公司，絕不會輕易讓你取消一張卡，會對客戶死纏爛打，揪住不放。由此也可看到美國信用卡從業人員的敬業精神，當然為的是錢。這是兩句題外話。
有了研究生資助，學費全免了，並不等於說就此可以高枕無憂直至畢業了。第一個學期結束後，聽說Jessica未被係上續聘後。我們都感到有些吃驚，也不好去打聽。我們隻知道，她如果付不起學費，就隻得中斷學業去先找一份工作糊口，因為她先前是辭掉工作來讀學位的。她失去了這份研究生資助，失去了在ULM的機會，今後的路該怎麽走呢？
Jessica是位單親母親，帶著一個十二歲的女兒生活。有一次，她女兒到辦公室來等她母親，我見到了她。讓我吃驚的是，她女兒有著一身黝黑的皮膚，好像是黑白混血兒，這在白人世界是少有的現象。後來聽Diana告訴我說，Jessica前夫是個黑人教師，因為感情不和而離婚。這讓我對Jessica的身世，產生出些許的同情，對她的未來產生出更多一些擔憂。她失去在ULM的學習機會和這份研究生資助後，母女兩今後又該如何生活呢？自那以後直至我離開ULM，都一直沒有見到過Jessica，我隻能在心裏祝福她們母女倆能順利翻過這道坎。
當學生工，為教授們服務，雖說存在一種雇傭關係，但大多數教授，對我們也很尊重，彼此關係都處得相當融洽，絕對沒有某些中國老板那種頤指氣使的霸氣。每天規定的4小時工作時間，大多數教授都隻會安排2個小時左右的活兒，完成後即可離開。安排的工作多比較瑣碎，但並不難做，需要付出的隻是時間和耐心。當然，萬事都有例外，也有對學生比較苛嚴的，阿維?皮尤博士（Dr. Ava Pugh）就是這樣一個人。
皮尤博士是教授science（科學學科，包括物理，化學與生物學）的老師，對待所有學生工就比較苛刻，真有‘老板與雇員’那種味道。她的工作安排非常飽滿，學生很少有時間休息，工作時間隻會超出，不會不夠。此外，不像其他教授對學生要求寬鬆，她的要求特多，工作稍有不對，就要返工重做，使學生經常到點不能下班。她的這種態度，不僅讓很多學生工對她‘退避三舍’，不願意分配到她那裏工作，也讓其他一些教授私下對她頗有微詞。係上有人透露，說她離婚後獨居多年，膝下無子，身邊僅有一條狗相依為命，生活中難免孤獨寂寞，性情乖張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
學生工幹得最多的，是為教授們打印各種教輔材料或文件，去得最多的地方，除了係上的複印室外，就算是教育學院的computer lab（計算機房）了。計算機房和學生工的工作密不可分，需要多說幾句。
機房位於學院所在的Straus Hall大樓三樓，是一間五十多平方米的房間，裏麵布置了三十多台老式顯像管計算機，機子品牌多為IBM。機房雖然隸屬於教育學院，實際全校師生都可以無償使用，因此在那裏可以經常碰見其他院係的中國留學生。
管理機房的，是一位叫史密斯太太的白人婦女，四十多歲，工作認真，對人熱情誠懇。此外，還有一位計算機係的研究生，在那裏勤工儉學，作史密斯太太的助手。他們的工作重心，就是為使用計算機的人提供支持和幫助。那個時候，計算機在美國還沒有普及，學校計算機房用得最多的辦公軟件，不是微軟視窗，而是蘋果公司的Macintosh。我們剛接觸這個軟件時，使用不熟練，經常發生問題，每次請教史密斯太太時，她都非常耐心地給予指導。為了幫助來機房工作的學生盡快熟悉Mac, 她還經常舉辦一些講座，普及計算機和Mac知識。我在ULM三年的時間裏，幾乎每天都會去機房工作一兩個小時。可以說，我最初的計算機知識和技能，除了從選修的一門計算機課程CSCI-591獲得外，操作技能主要來自在機房的工作和斯密斯太太的幫助，使我至今對她心存一份真誠的感謝。
學生工的工作，也並非完全屬於‘為公’性質，有時候也要為教授們幹一些私人性質的文案工作。對於這一點，係上好像也不太過較真，多采取‘睜隻眼閉隻眼’的策略。比如，某位教授有個小包裹，要你去學校郵局為他托運，前後也就是半個小時的時間。這類性質的工作，學生們也都樂意去完成。不拒絕，不僅是出於與教授搞好關係的考量，而且一般外派工作所需時間更短，完成了即可下班回家。被教授的某件‘私事’死死纏住，長期不得脫身的事也是有的，我在這方麵就有一段難以忘懷的經曆。
我遇到過一位教授，叫JoAnne Welch（不知道如何翻譯她的姓名，為保真實，使用英文原名），白人女性，四十大幾（比我年輕），娟娟修竹般的身材，麵貌姣美，一個典型的美國blonde（金發碧眼女人）。她當時還隻是一個教授教育學的講師，辦公室門口的名牌上，還隻寫著‘Mrs. JoAnne Welch’。就是為了要把這張名牌改寫成‘Dr. JoAnne Welch’，她的艱巨努力自不待言，我也為此付出太多時間和精力。
她開始攻博時，年事已高，不但要工作，還有一個大家庭需要照顧。她報考的是距門羅270多公裏外的新奧爾良大學，必須經常往開車返於門羅與新奧爾良之間。一個半老徐娘，要忙碌工作，要服侍一家老小，還要常年奔波求學，亞曆山大可想而知。
我被分配給了她服務的那個學期，她把我用得一點也沒有客氣。平時，她要忙其他事情時，便丟給我一攤子活，讓我一個人慢慢忙乎，到點自己下班。有時候，要我批改學生作業，登錄成績，又要趕在上課時發放，到點下不了班是常有的事。最忙的時段，要數她趕製博士論文的那幾周。這種活雖然屬‘私活’，但都是在工作時間內進行，我們也不好拒絕。
開初，我以為會很快完成，後來才知道是一項‘任務重，工期緊’但又延續很長時間的項目。上百頁的論文，反反複複修改了若幹次，每修改一次都要重新打字一遍。整個下來，我總共打字在四十萬字以上。每天一上班，我便一頭栽進計算機房，直至中午十二點或者下午一兩點鍾。中間上個廁所，去大樓飲水機喝口水，都常常需要小跑步，為的是節約時間趕工作進度。等到她論文製作完成，去新奧爾良把論文正式遞交給導師後，大家才長長舒了一口氣。那天的情景，我還記得很清楚。上午九點，我正在學生工辦公室做其他工作，她走進來把遞交論文的事情告訴了我，掩飾不住一臉的興奮，然後說：
“弗蘭克，我沒有什麽東西拿來感謝你的”。
“我很高興為您服務”，我對她說，完全是一副程式語言。
“來，咱們來個hug（擁抱），怎樣？”
為了獎勵和感謝我的忠誠服務，她決定送給我的一件特殊‘禮物’--一個熱情的擁抱，這完全不符合中國人的文化習俗。一個中國‘準老頭’，要讓一個比他更年輕的‘洋妞’來擁抱，我有些‘難為情’和猶豫不決。遲疑一兩秒鍾之後，出於禮貌，我還是尷尬地接受了她的‘禮物’，雖然姿勢有點生硬，符合‘被擁抱’的定義。
第二個學期，我離開了她，去為另一位教授服務。有一天，我偶然走過她的辦公室門口，用眼睛掃視了一下裏麵，發現她正在伏案寫著什麽，我沒有走進去打擾她。就在我短暫駐足的時候，猛然舉目間，見到她門口的名牌已經換成了‘Dr. JoAnne Welch’。真是心想事成，她的努力終於沒有白費。這張鋥亮的新銅質名牌，鐫刻著她的博士頭銜和大名，也展示了她曾經進行過的艱辛努力和成功後的榮譽。銅牌閃著黃橙橙的光輝，讓我想起我當時為她忙碌的那些日子，以及那個熱烈的‘禮物’。
教育學院從係主任Dr. Ann Jelks到普通教授教師，一共有十幾個人，都是我們這些學生工的服務對象。我前前後後‘伺候’過的人，總共也有七八個，當然其中‘伺候’得最多的當數我的導師米勒博士。他們中大多數和我的年齡相仿，五十歲上下，也有幾個比我還年輕。開初，我也有一些心裏障礙。總覺得，他們是‘老板’，我雖然年界‘高齡’，但仍是學生工，相處起來會有些別扭。一個本來已經在‘授業解惑’指點別人的人，現在倒要聽別人來指點，臉麵上總歸有那麽一點點掛不住。但是，在教授們那裏，年齡根本不問題，指點也好，‘被指點’也好，都做得平實自然落落大方。在教授們那裏工作時間長了，心裏也慢慢平複了，到最後就完全忘了自己的高齡。
幾年的工讀生活下來，與教授們的耳濡目染，與環境的親密接觸，讓我們有更多機會了解美國學校、家庭和美國文化。既為我賺來了讀書的機會，賺來了身上衣口中食，獲得更豐富的人生體驗，感覺很是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