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齡一把，事業全無，頭發不多，毛病不少。
第四章 赴美簽證--說難也難，說易也易
1992年8月12日，我在機場登機離境時，隻花了十多分鍾就完成了過關出境的手續。那一時刻，我的心情異常輕鬆愉快。不過，這十多分鍾的‘通關’程序，在政治上卻花了我們這個時代幾十年的時間來調整和醞釀，我個人也花了二十年的時間來爭取和準備，這似乎又太艱難太漫長了一點。
為了走出國門這一步，要掃清政策上的障礙，隻能依靠政府，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另一方麵，要解決‘技術’上的問題—各種文件的準備和各種手續的辦理，就隻能靠自己了。這些問題解決起來也並非易事，走錯一步，就可能讓整個出國計劃功虧一簣。
1992年，出國對很多人來說，已經不是什麽‘天方夜譚’。但是，我那時對能否拿到護照、I-20表和赴美簽證，心裏也完全沒有底氣，尤其害怕不能通過出國政審這一關。到底有什麽不可告人的重大問題，讓我在那個相對開放的年代還這麽格外擔心呢？我和其他大多數人到底有什麽不同呢？
四、五十年前，我屬於個人檔案經不起審查的那一類人。倒不是我個人曆史上有過什麽汙點，或者有過什麽偷雞摸狗或者男女關係之類的現行問題，是我的家庭有點麻煩。按照我當時的家庭出身，我屬於團結對象，政審本不應該有什麽麻煩。但是不幸的是，我有個叔叔1949年跟著蔣介石的軍隊去了台灣。他這一走不打緊，我的檔案中就憑空多出了一些其他人沒有的材料，我的前半輩子就莫名其妙地和台灣扯上了關係，也為此吃盡了苦頭。
那些多出來的檔案材料，平常也很安分，靜靜地躺在人事部門的檔案櫃裏，讓你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和分量，以為你和周圍的人沒有什麽不同。可是，一遇到入黨入團，升學或者畢業分配的關鍵時刻，麻煩就來了。這就像上世紀90年代一種計算機HI病毒一樣，每月26號就會發作一次。一旦發作就會竊取你電腦裏的個人資料，刪除你保存的文件，甚至毀掉你的硬盤。所以，我是個人檔案有‘病毒’的那一類人。
我檔案中的‘病毒’第一次發作，是在我高中畢業考大學那會兒。那時侯，我自持品學兼優，又有政府‘看成份，不唯成份，重在表現’的政策，以為上個大學不是問題。填報升學誌願時，我不知天高地厚，第一自願就報了某著名大學精密機械專業。結果，檔案‘病毒’發作，我‘應聲倒地’被劃為‘降格錄取’一檔，隻上了一所剛由中專改成的大專，半年後黯然退學。
1962年，興許是大環境出現的偶然變化，檔案‘病毒’出現了罕有的‘失職’，我考上了四川大學，暗自慶幸自己這次總算躲過了檔案‘病毒’的算計。五年的大學生活中，我刻苦學習，看黨報聽人民廣播電台的節目，靠攏組織要求進步，滿以為我已經變成‘自己人’了。到了畢業分配的時候，才知道我的‘大限’又到了。我埋怨自己五年前報考大學時，怎麽就不能‘吃一塹，長一智’？那時偏偏報考了個英語專業，哪裏知道檔案有‘病’的人，是不能與‘外’字粘邊的，什麽‘外事’，‘外貿’，‘外交’……統統要回避。學校初次把我分配到一個中央級的研究所。經過一番政審後，我被告知，該單位涉及到放射物質，不能接收我這種有海外關係的人。最後，我帶著‘有毒’的檔案，被打發去了貴州一個煤礦。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這次辦理出國護照，是要比以往升學或分配都要重大得多的事情。這一次，我檔案中的HI‘病毒’還會不會發作？又會不會還像我以往的升學和畢業分配那樣，因為海外關係讓我所有的努力功敗垂成呢？在申請護照的整個過程中，我一直懷揣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
值得慶幸的是，那時候國家已經在開放上有了顯著的進步，對自費出國留學的政審大為放鬆。加之，學校保衛處內保科的那位劉警官，辦事非常給力，政審順利通過了，我心中那塊石頭也終於落了地。我那生活在台灣的‘問題’叔叔，在我出國攸關的這個重大時刻難得‘不作為’了一次，沒有出來‘幹擾’我。過了政審這一關，就像闖過了‘鬼門關’一樣，我渾身上下有一種洗過‘桑拿’的輕鬆舒服感覺。感覺天變了，地也變了，我好像真的變成‘自己人’了。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過了這一關，國門就算對我開啟一半了，接下來就隻有‘純技術’問題了。不過，以後的經曆說明，這些‘純技術’性問題解決起來，也是一波三折，並未讓我省心。
政審過關了，接下來是申請護照。之前需要完清出國前的離校手續。傳遞單上要蓋滿學校七個部門的公章，一個部門一方格，一格一個鮮紅的公章，一個不能少，之後才能拿到學校黨委的出國批準函。外語係是工作所在單位，要蓋章；財務處蓋章，說明你沒有欠學校錢，圖書館蓋章，證明借書已經歸還……。踏出校門這一步，總體上還算比較順利，沒有人觸碰我身上那根敏感‘神經’—高齡。不過，護照申請書遞送到成都市公安局後，煩心的問題就來了。
那會兒，成都市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處，就在文武路市公安局大門傍邊一個不大的辦公室內，辦事的人不多，辦事程序隨意性很大。和現在設在順城大街漂亮寬敞的出入境處辦公大樓，以及裏麵規範化的辦事手續比較起來，真有霄壤之別。
等待護照的那幾天，我真有點像一條‘瘋狗’，每天頂著火紅的太陽，往公安局跑好幾趟，查看出入境辦公室門口那塊小黑板。黑板大概隻有1.5 x 0.5米大小，上麵每天發布新護照‘出爐’的消息。按照出入境處的事先說明，我拿到護照的日子應該是7月6日，我去了，未出來；7日去，未出來；8日去，還是沒有出來，一連七天，都沒有護照‘出爐’的消息。眼看I-20表規定8月23日入學的時間一天天逼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能及時拿到護照，就可能推遲入學。到那時候，會不會又生出其他什麽問題來，誰也說不準，而我這把‘高齡’是等不起的啊。
那個年代，不像現在政務工作總是遵循一定程序來做。那時，老百姓要去政府辦事，完全公事公辦是很麻煩的事情，有關係就要方便得多，我也想到了這點。就在我的護照左等右等都不出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而又無計可施的時候，我打聽到，四川音樂學院的陳某某，比我晚幾天交申請，7月16日也拿到了護照。一聽到這個消息，我更是坐不住，加快了從內部區找關係的進程。也算是上天對我的眷顧吧，之前的一次偶然機會，我認識了一位學生家長。我得知他在市公安局有關係，立刻委托這位家長，以我‘表弟’的身份去通通關係。7月18日，剛認識幾天的‘表弟’傳來了確切消息，申請壓在了下麵，但他在公安局的關係答應七天後出護照。然後，又是心急如焚的五天等待，‘表弟’25日再傳話說29日能拿到護照。這個7月29日，是我的‘最後日子’，那天正好是我預定去簽證的日子。那一天發生的事情，如此驚險離奇，完全可以寫入電視劇本。
把7月29日這個日子，安排為領取護照和預定到美領館簽證的時間，實屬無奈之舉。既然領取護照最快就是那一天，預定機票，辦理出國出境審查（‘89風波’後出國必經的一道特別程序，兩年後取消），這一大堆事情，都隻能在8月23日美國學校開學報到之前一個星期去辦理，根據美領館的簽證日程，29日是最後一個適合我的時間窗口。
那時候的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設在成都錦江賓館西一樓，1993年8月才搬到現在的領事館路。我們簽證，也是在成都錦江賓館進行。那一年，美國駐成都總領事叫Donald Camp（中文名字叫‘康普’），我不太了解他。他之前的總領事叫Jan Dewilde（中文名字叫‘魏然’），我倒是和他有過一麵之交。1988年有一次，他去成都春熙路的一家新華書店購書，碰巧我也在那裏閑逛。我湊上前去和他聊了兩句，向他索要美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編譯的《美國政府簡介》等一套四本書。他欣然應允，三天後我就收到了這套書。當然，和前任總領事的一麵之交，對我當今的簽證幫不上半點忙。
能不能拿到赴美簽證，是這次出國留學的最後一道難關。如果簽證遭拒，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會付之東流。十幾二十年來做的‘白日夢’也可能會戛然而止。但是，簽證能否成功，完全不在自己掌握之中，無法像之前的一些程序那樣，可以再找個‘表弟’什麽的去疏通，現在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祈求上帝保佑。
1992年7月29日是簽證的日子，一早起來發現天氣不太好，陰沉沉的，還在下著下雨。我心裏也有點‘陰沉起來’，害怕這不好的天氣會預兆我被拒簽。早上六點半鍾，我就趕到了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門前排隊。事先，我和我的學生胡某說好，我先去排兩個號，他稍晚一些來。胡某是當時成都科技大學高分子係學生，也準備申請去美國攻讀碩士學位。7點半鍾，胡到達領事館。我們前麵已經排了二十幾號申請簽證的人，後麵更多，大概有四、五十幾個吧。我前後瞭望了一下，黑壓壓一大片人，幾乎全是二十出頭的男女青年，一群蕩漾著青春活力的年輕人。有幾個和我年歲相仿的，一打聽，原是來為兒女排隊的。那會兒，我又一次強烈地意識到，我這種‘高齡’留學生麵臨的‘危機’，有機會，但困難也無處不在。
八點差一刻，我告訴後麵那位排隊者，我要去買點早點，馬上回來。我的學生胡某知道，我去不僅是為早餐，也是為護照，這是我們事先商量好了的。太早了去，公安局還沒上班，太晚去，怕又來不及趕回來簽證。我用15分鍾，騎自行車向4公裏外的市公安局飛奔而去，到達時剛好趕上他們上班。一瞧那塊多次讓我沮喪的小黑板上出現了我的名字，那股高興勁無法用語言描述。我趕緊找到發護照的劉警官，給了五元錢的工本費後領到護照。打開一看，簽發日期是7月10日，也就是說，護照在哪位或哪幾位領導的辦公室桌上，整整‘滯留’了19天。護照在公安局裏麵靜靜地呆著，哪裏知道我在外麵急得像‘瘋狗’，為了早日拿到它而四處奔走。要不是我那位‘表弟’的出現，不知道這本護照還會等多久才會到達我的手裏。
拿著護照後，不敢耽擱，立刻再向領事館飛奔回來。我過大街穿小巷一路狂奔，哪管它紅燈綠燈，隻要能過就過。8點45分，趕回到領事館。已經開始簽證，我們前麵隻有五個人了。太險了！之前，如果有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如果公安局主管護照的人晚點上班，如果自行車在途中拋錨，如果因為跑得太快出交通事故……。總之，隻要有一個‘如果’成真，就很可能錯過時間。下一次簽發F-1的時間，要好幾天之後，以後的事情就不知道會怎樣了。上天保佑，總算及時趕回來了。等到我常常舒了一口氣，才發現我的衣服已經上下濕個透，自行車兩個軲轆，也不知道什麽時候雙雙爆胎。那一天的‘嚴峻形勢’和‘機緣巧合’，留下的記憶至今難忘。
護照算是拿到了，簽證這一關未必就更好過，‘高齡’仍然是主要擔心的問題。不僅如此，根據以往學生簽證發放情況來看，還有很多其他因素都會影響簽證，而且運氣也是一種因素，這更是自己無法掌控的。大概九點過一點，我們這一組十人順著大樓走廊進入領事館簽證大廳。先向中方的行政秘書交上各種簽證材料，然後走進一間屋子坐下來等候。簽證領事在裏間，我們十個人在外間，也是一溜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當然是除了我。
在靜靜等候叫名的時間裏，我把準備好的應答稿子，在腦子裏默默回憶了兩遍。關於留美目的，關於財政資助，關於本人現狀等等，我都準備有‘嚴密’的應答方案，總共有二十個條目，爭取做到‘滴水不漏’。‘高齡’問題，是我要應對的焦點，擬就了好幾個問答題來應對。比如，如果問‘這麽大年齡了，為什麽還要出去留學’，就回答‘英語中不是有句諺語嗎，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我想去美國學習更多知識，回來更好地為我的國家服務’。如果問我在美國拿到學位後打算幹什麽，我會說要回國服務，因為我知道‘美國是兒童的樂園，青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我有了美國學位，又有教學經驗，正是回國服務的優勢條件。應答稿子還對回答時的儀態和說話語氣做了要求，要做到不卑不亢，自信滿滿。但是，今天這位簽證領事對‘高齡留學’有何看法，他會認同‘學無止境’和‘終生教育’這樣一些對中國還是蠻前衛的觀念嗎？他會接受我為‘高齡’準備好的說辭嗎？我完全不知道。
簽證前的準備時期，我和我幾個擬赴美留學的學生一道，對簽證問題做足了‘功課’。精心準備好了麵試時對各種問題的回答預案。除此之外，還要對簽證領事的個人情況，最近F-1簽證動態，都要進行盡可能多的‘摸底調查’。我們幾個人分時段分頭在領事館前蹲候，然後回來匯總最新‘情報’，再根據個人具體情況對先前準備好的材料，或者自己的麵試應答預案進行修改補充。
總領事館門口總是人頭攢動，熱鬧非凡。每一位辦過留學簽證的人一出來，馬上就會被一群等待簽證的人圍起來詢問，有點像發言人回答記者提問的場麵。詢問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為什麽被拒簽？’，‘領事問了幾個問題，是什麽問題？’以及‘領事的態度友好嗎？’等這些問題上。當然，第一個問題絕對是‘簽到了嗎？’其實，這個問題問得有點多餘。因為，有沒有拿到簽證，他們一出來，第一時間就會用臉上的表情告訴你。簽到了的，欣喜若狂，也高興回答大家的各種問題；沒有簽到的，垂頭喪氣，常常說一兩句話就匆匆離場。記得一個被拒簽的女生, 表情十分難過，說話間，眼淚在眼眶裏打轉。據她說被拒簽的原因是，她的銀行存款證明上寫的錢太多，領事懷疑作假。這位女生感到委屈，卻又有口難辯。‘簽證指南’警告大家，和簽證領事頂撞，後果會更壞。看來，這位女生毫無根據地被人懷疑作假還不能申辯，能不冤嗎？也是時代不同了，要是放到現在，恐怕領事更樂意給家底厚實，銀行存款多的人發放簽證。
就在我默默溫習麵試問題時，忽然聽到中方秘書呼叫我的名字，我馬上起身走進裏間去。一個四十開外的美國白人男領事正在翻閱我的材料，中方秘書在寫著什麽。我禮貌地向他問了個好，他簡短地應了一聲，立刻進入麵談程序。‘Are you a professor？’（你是教授嗎），我雖然知道F-1簽證領事都會用英語提問，但是他問的這個問題本身，卻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我準備的二十個麵試問題中，哪裏會有這樣的問題？有那麽短暫一會兒，我發怵了，不知道該回答‘Yes’還是‘No’。我沒有思考的時間，隻想到我隻是一名講師，不是教授。我據實回答：‘No，I am an English teacher’（不，我是英語教師）。然後，領事轉過臉去向秘書交代，讓我下午去領取蓋上了簽證章的護照。這就是說，他同意給我簽證了。這麽就完了，隻提了一個問題--一個應答預案上沒有的問題。就這麽短短兩分鍾，就是這麽簡單這麽順利，太出乎意料！太有點‘作弄人’！我之前花費苦心準備那麽多麵試應答問題，完全沒有派上用場。不過，話又說回來，那些努力並沒有白費。有準備總比沒準備好，哪怕準備的東西沒有派上用場也好，關鍵是我成功了。
事後想來，我當時的回答，也許就是說服領事決定給我簽證的原因。‘professor’這個詞，既可以指大學教授，這是狹義稱呼；也可指一般大學老師，這是廣義稱呼。‘an English teacher’則說明既在大學教書，但又沒有‘教授’頭銜。如果我回答‘yes’，說不準他認為，都已經‘教授’了，還去留什麽學，拒簽。我當時沒有想那麽多，脫口而說出實情。就這句‘實話實說’成就了我的赴美簽證？是這樣嗎？很可能。
‘高齡’再一次沒有成為我的攔路虎，讓我大大鬆了一口氣。也許對我說來，它原本就不是什麽問題。對‘高齡’的擔憂，原本隻是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許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