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儲望華，是“大右派”儲安平最小的兒子，生於1942年，鋼琴家，現居澳大利亞。他有兩哥一姐。
儲安平（1909年－1966年？）江蘇宜興人。在1957年“幫黨整風”中，發表“黨天下”言論，被劃為右派分子。而且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其餘四人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
儲安平1932年在上海光華大學英文係畢業後在南京《中央日報》任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1946年春赴上海任複旦大學教授，創辦《觀察》半月刊，因針砭時政後遭國民政府查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國家出版總署專員、新華書店副總經理、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並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1958年1月被劃為“右派”，1966年9月失蹤。
幾張麵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儲安平留在這世界僅有的影像，也似乎印證了這位父親留在兒子儲望華心中那些支離破碎的記憶。
67歲的儲望華與家人現在安靜地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別墅裏。儲望華將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為“靜遠齋”，儲安平被打成“右派”後，曾改名靜遠，取自“淡泊明誌，寧靜致遠”，以規避身外的政治湧濤。儲望華每年都會回到國內，擔任一些鋼琴比賽的評委或為藝術院校授課。對外界而言，這位儒雅而風度翩翩的白發學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與鋼琴家，是著名的《黃河》鋼琴協奏曲的主要執筆人之一，他改編的很多鋼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隨想曲》、《二泉映月》、《箏簫吟》、《茉莉花》等，不僅被中國鋼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為音樂院校及業餘考級或比賽的常用教材和曲目。近些年，儲安平正在悄悄成為被追逐的熱點，但儲望華並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對父親作過度的解讀。
以下是儲望華的文章。]
失蹤
內心深處，我一直相信，父親其實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雖然大多數文章稱他生死“未明”，或者是個“謎”。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選擇的離開。回想起來，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麵，是1966年6月3日，那是個星期天，也是“文革”爆發的第三天。我那時已經在中央音樂學院鋼琴係任教，平時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親。
那之前兩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父親肯定在被“掃蕩”之列。父親的情緒非常不好，我也感到無比恐慌，不知該和父親說些什麽，氣氛異常沉悶。隻是在告別時，我緊緊握著父親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沒料到這竟是我們父子最後的訣別。
幾個月後，已經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姓女士的電話，她問我，父親是否到我這裏來了。我很奇怪，反問：“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我這才知道，父親失蹤了，沒人知道他失蹤的準確時間，隻能大體猜測是9月上旬“失蹤”的。此前，父親曾經試圖自殺過一次。當時他掃完街道筋疲力盡回到家裏，發現又有紅衛兵來揪他去批鬥，便從後院翻牆而逃，跑到數十裏外京西青龍橋邊的潮白河跳河自殺。因為河比較淺，父親被人撈上來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這一天投了太平湖。“未遂”之後，父親被押回九三學社，被造反派看管起來。有一天，他從九三學社被放回家後，就沒有人再見到過他。
我後來在章詒和的書裏看到，那時候經常和父親來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名叫李如蒼，是農工黨中央黨部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親一起被下放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勞動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銀錠橋邊，父親有時會從棉花胡同到他家裏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門前發現腳底下有一張紙條，似乎是有人從門縫裏塞進來的，紙條上隻有簡單的一句話：“如蒼，我走了。儲。”未留日期。
父親要“走”到哪兒？我和哥哥姐姐們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著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九三學社還派了一名幹部，並要求我和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轉了好幾天，也查訪了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到了1968年，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儲安平專案組”，專門調查父親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個軍人找到我，其中一個身著海軍的藍製服，另外兩個身著普通的黃軍衣，說是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專案組要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專案組怎麽會連父親的照片都找不到？過了很久，我才悟出此舉實為試探，試探我是否與父親“劃清界限”。
在父親“失蹤”的好幾年中，我們也不時聽到關於他行蹤的各種傳聞。有人說父親在山西某地勞動改造，有人“親眼見到他了”，還有人說父親“已被監護起來”。雖然消息都虛無縹緲，但我寧願相信它們都是真的。數十年來，我也無數次在夢中見到父親從外麵回來，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隨的卻隻有醒來後枕邊的淚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離開北京到澳大利亞留學。和送行的親友告別、正準備乘車去機場時，忽然看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急匆匆跑來，手裏拿一份文件，對我說：“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儲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結論’，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將離開故土的時候，沒有想到，我竟以這樣一種方式與“失蹤”16年的父親告別。
十年
從1957年成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間還有將近10年的時間。想父親的時候，我也會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這10年他是怎麽熬過來的？為什麽在熬過了那樣的10年後還會選擇自殺？……。1957年4月1日，父親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鈞邀請，走馬上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正躊躇滿誌準備大幹一番的父親，很快得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消息。為了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還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們幾次三番動員黨外人士發言，統戰部的一位處長更親自打電話，請父親到統戰部組織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去發言。
在我看來，父親是屬於比較清醒理性有遠見的人，他是沒有陷於個人崇拜的知識分子之一，這是他敢於如此“大膽”的原因。6月1日，父親發言的標題就叫《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他還說：”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要鞏固已得的地位，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無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閱後欽佩不已，稱“儲安平是個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批判、駁斥。6月8日，毛澤東親自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麽？》，當天下午，陷於口誅筆伐的父親向章伯鈞遞交了辭呈。說起來有些諷刺，從上任到辭職，父親在《光明日報》總編輯職位上還不到70天，卻“成就”了中國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難怪章伯鈞後來說，他最對不起的人就是儲安平。那一年，父親隻有48歲。
很快父親便失去了職務，此後，他到了商務印書館，主要任務是校譯別人翻譯好的英文稿——雖然父親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譯，但是他也隻能是“校譯”，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麵讓他寫一些文史資料或回憶錄，我記得父親寫過在上海辦《觀察》之前的一些情況。但是大部分時間他無所事事，偶爾會去看看電影，或者看看我在學校給他借回來的一些書。
那段時間，父親不是一般的苦悶。他眼看著國家的政治生活越來越亂，內心的孤寂與痛苦無從言說。第二任妻子那時已離他而去，家裏也沒人關照他，非常寂寞、無聊。“政協”在石景山模式口有個勞動改造的農場，父親有時會被派到那裏勞動，放羊、種菜，後來還做過“蘑菇培植”。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那裏看他，見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裏隻有一個簡單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裏充滿著一股難聞的氣味。我說：“這種地方怎麽能睡？”父親說：“蘑菇繁殖，溫度不能太高。”見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過來安慰我。我們二人之間沮喪的氣氛，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感無比壓抑。
父親失蹤若幹年後，徐鑄成曾寫文章稱父親“由天津躑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聽說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關押在九三學社某處時，曾與同屋的另一個難友交談，談話中說起“塘沽距離天津有多遠”之類的話題。父親“失蹤”後，難友把兩人的談話向組織做了交代，遂被質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父親與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廳吃完飯走出來的路上，便說他經常有想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後，他雖然寫過檢查、被勞動改造，但他在本質上，並不以為自己錯了。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父親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新政權抱有一顆赤誠之心。他曾隨全國政協組團到鞍鋼等地參觀，到江西參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調研，寫出了不少熱情謳歌社會主義祖國新建設、新麵貌的文章。對參加政府工作也滿懷熱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親曾擔任過新華書店全國副總經理、出版總署出版發行管理局局長等職，但對我們子女要求曆來嚴格。在得知國家需要各類不同人才時，他毫不猶豫地把子女輸送給國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發，報紙上宣傳說部隊需要文化教員，父親便讓我大哥去參軍。初中畢業的大哥響應號召去了朝鮮，他後來在東北還成為警衛排的一員，給高崗站過崗。但1957年“反右”一開始，大哥被迫從部隊裏轉業，回到上海，在小學裏教中文。1953年，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大量中等專業人才，父親又讓二哥到北京建築專科學校學建築。這兩個哥哥因此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國家後來要大力發展農業，父親又極力支持我姐姐去學農。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們家的“工農兵”，這也是父親的安排，唯獨我走了文藝之路。
父親雖然早期參加過新月派，但留學英國的經曆使他深受議會政治的影響，轉而放棄文學而從事政論性文章寫作，他一直夢想辦一張像《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1946年他創辦了《觀察》雜誌，一時成為新聞人物，也確立了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觀察》一直以尖銳而辛辣的風格，批判抗戰以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等社會現狀，深受大眾和知識界的歡迎，其訂數從400來份上升到10萬多份。父親曾自豪地宣稱：“本刊的經營足以為中國言論界開辟一條新的道路。”結果《觀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險些被國民黨槍斃。
新政權建立不久，胡喬木和胡繩寫信給周恩來，建議《觀察》複刊，周恩來的批複十分明確：“有那麽多讀者，當然複刊！”父親聞知此訊，特別興奮。但複刊後的《觀察》顯然無法繼承其以前的抨擊時弊的風格，變成了以宣傳為主的雜誌，出了幾期後改成了《新觀察》，由戈揚任主編，父親也退出了《新觀察》。
拋卻時代的大背景，我覺得父親的悲劇多多少少也與他的性格有關係。父親是個比較驕傲的人，母親也一直評價父親“恃才傲物”，他喜歡和上層社會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為這樣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銷”出去，但其實這也是把雙刃劍。與父親在抗戰時期一起辦過報紙的馮英子對他有一評價，我認為恰如其分。他說：“安平這個人，他受過英國的教育，相信英國的製度，他以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種民主，因此一談心，他終以為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氣縱橫而驕傲絕頂，萬事不肯下人，其實歸根結蒂他隻是一個書生。”
家庭
父親是江蘇宜興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親叫端木露西，出生於蘇州一大戶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戰之前做過天津電報局局長。母親在蘇州讀中學時演過話劇，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蔣緯國，可以想見母親那時候也是頗為出色的。
母親是在上海光華大學讀書時與父親相識的。兩人戀愛不久，父親到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據母親回憶，父親留學之前英文還很差，但等母親一年後也去了英國後發現，父親的英文已經“大不一樣”了。
母親在英國學的是教育學，她後來回憶父親的事情不太多，因為他們倆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偶爾提及，她也總是提父親那些令她不喜歡的方麵。在我看來，母親不喜歡的不一定是我父親的問題，而是兩人性格不太一樣。父親與母親的個性都太強了，尤其是我母親。母親的才能也比較高，她那時候跟父親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的主編，但她感覺父親總是壓著她一頭。母親後來也隻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學校長，在母親看來，是父親限製了她。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後，母親受到牽連。雖然母親很早就與父親離了婚，但因為有“共同的曆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親與父親離婚後，一直在上海生活，母親後來又結婚了，改名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個氣象學專家，他們的關係也不錯。上世紀80年代，氣象學家去世後，母親撐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時我已移民到澳大利亞，幾次勸說她過來，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個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終還是希望保持著自己的尊嚴。
父親後來又與一位姓易的女士結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長得很漂亮，她過去是一個電機工程師的太太，後來跟工程師離婚了，跟我父親結的婚。起初我們都覺得易女士並不是很適合父親的那一類人，不過他們之間感覺不錯，我們子女也沒什麽意見。1959年，我記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們與父親在天壇公園的一棵大樹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們說，他跟姓易的女士離婚了。父親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1955、1956年“飛黃騰達”時與他結的婚，那時候父親的工資也比較高，但自從被打成“右派”後，不僅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對女方來說，自此也變成了“右派家屬”，她不能承受這樣的壓力，所以他們的分手還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我們眼裏，父親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親，雖然比較和氣，但他不是一個家庭化的人物，在沒有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過著工作狂的日子。我們兄弟姐妹一共4個，父母離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歸北京的父親管，姐姐和大哥歸上海的母親管。母親再婚後，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親這裏。我們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學校，但父親對我們的管教並不多，有空時他經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議政。雖然我是家裏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去讀書，跟他分開了6年，所以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得到的父愛也少了許多。現在想起來，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人生
我的音樂之路跟父親有關。父親一直支持我去學鋼琴，也是父親安排我去報考的音樂學院附中。當時的錄取率僅有3%，得知我考上後，父親非常高興，他希望我能成為傅聰、劉詩昆這樣的鋼琴家。後來也是他在家庭會議上力排眾議，決定為我買台鋼琴。“反右”之前，父親屬於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他的工資是9級，有300多塊錢，還算優越。但“反右”之後，他的工資降到了150塊，而且還要撫養我們幾個兄弟姐妹，所以1800塊錢的鋼琴，還是一筆挺大的開支。
1956年，我創作的二胡獨奏曲《村歌》在第一屆全國音樂周公演，《人民日報》的報道稱我為“戴紅領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親來信：“你以前常告訴我，在報上讀到了爸爸的名字，現在爸爸也在報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親還覺得我在學校接觸的，絕大多數都是西方音樂，因而經常囑咐我一定要重視從中國民間汲取藝術營養。每逢寒暑假，他必為我“補課”，帶我走訪民間藝人，看地方戲和說唱節目。
但是我們父子之間這樣溫暖的回憶實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樂學院附中讀書，同學看報紙時就會問我：“你父親怎麽是‘右派’？”那時中央電影製片廠拍了很多新聞片，父親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鏡頭被一次次播放，然後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人民的”敵人了。可是，在寫信的時候，我還是稱他“親愛的爸爸”，因為平常這麽說習慣了。班裏同學在後麵看到了我寫的信，在班會裏就批判我，說“你的立場到哪去了，你應該和他劃清界限”。從那時候開始，一直持續了幾十年，我都被要求與父親劃清界限，包括上世紀80年代我申請出國留學，文化部的領導人還問到單位，“他和他父親劃清了界限沒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後，特別高興，和同學們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達旦地慶賀。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長一起找我談話，學校裏有人貼大字報，說“儲安平的兒子居然考上作曲係，以後我們還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黨委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其實老師和領導都是比較保護我的，迫於壓力，他們想出一個萬全之策，讓我放棄作曲，改學鋼琴。校方還建議我和父親商量，可是不到10秒鍾我就答應轉係。父親又能怎樣呢？雖然我並沒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這對我來說，打擊特別大。我憤慨於命運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無力抗爭。父親好像也很愧疚，覺得連累到我們，到學校看我，給我送東西，連傳達室也不進。父親很少和我們講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內心真實的想法，或許是不願意我們受到他的影響。全家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彼此也盡量回避涉及政治或者國家的事情。知道我在學校考試、演奏或者比賽得獎，他也會由衷地高興。談及我們的將來，他總是流露出“你們好自為之”的意思。那時候，我也並不是特別理解父親，畢竟我才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對父親的情感也陷於重重矛盾之中。有時候會特別怨恨他，感覺他給我們這個家庭帶來了太多的災難。
我從鋼琴係畢業後，校方覺得我還有作曲這方麵的才能，也是出於對我個人的同情，讓我留在了中央音樂學院。我那時候有一個女朋友是我鋼琴係的同學，但我們的交往因我父親的問題而夭折。“文革”爆發一個月後，我也被揪了出來，大字報鋪天蓋地，說我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定時炸彈”。這期間中央樂團曾三次借調，想讓我參與《黃河》、《十麵埋伏》和《戰台風》的創作，可做完貢獻後，就被“樣板團”“刷”回學校，由此被人戲稱為“板刷”。那些改編後的作品裏，也沒有我的名字……以後的幾十年裏，這樣的挫折經曆得越來越多，我也漸漸學會用沉默和忍耐來接受命運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無法與父親相比。父親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會，而我接觸的領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藝術，把鋼琴曲作好，有更多的聽眾。但是如果父親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實事，是以音樂有作為於國家、社會和人民，他也會很欣慰的。
父親誕辰80周年時，我創作了一部交響詩《秋之泣》，這部音樂作品已由澳大利亞最好的樂隊墨爾本交響樂團公演。我在該音樂會節目單的樂曲簡介中寫道，這首作品“不僅刻畫了晚秋的蒼涼景色，而且也是對作曲家之父親的深厚緬懷與悼念——在1966年一個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當首演的音樂聲起時，我想，分離這麽多年，我終於以這樣一種方式，完成了我們父子之間的心靈交談。唯願父親那曾經悲苦而孤寂的靈魂能感受到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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