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鍾聲
曆史回響
如果要評選二十世紀世界流行詞，革命一定能入選三甲，從美洲到亞洲、大洋洲、非洲、歐洲，許多國家因革命而興，因革命而亡。再回到東亞，1978年改革開放告別革命以前的中國，從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從未停歇。有革命，就有革命的對立麵——反革命。
在成王敗寇的曆史話語中，成功者自稱為革命者，失敗者被定性為反革命者。為了維護革命成果，穩固政權，成功者利用國家政權，以專政的暴力鎮壓一切反革命者，在接受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國家尤甚，反革命不但入罪，還成為反革命者一生也抹不掉的標簽，處處受製，低人一等。
20世紀50年代鎮壓反革命運動大會現場
一語成讖 反革命者死
反革命一詞，毫不令人意外地出自蘇俄，1917年中國報刊在報道俄國革命時，以反革命稱呼帝俄分子。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革命與反革命成為時代的潮流，以至時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唐有壬宣稱：“有一種流行名詞‘反革命’，專用以加於政敵或異己者。隻這三個字便可以完全取消異己者之人格，否認異己者之舉動。……被加這種名詞的人，頓覺得五內惶惑，四肢無主，好像宣布了死刑似的。”可謂一語成讖，死刑最終成了大多數反革命的歸宿。
令人意外的是，最初的懲治反革命入罪，是由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提出。1927年3月寧漢分裂前夕，武漢國民政府公布《反革命罪條例》，直指已經貌合神離的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條例規定：“凡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推翻國民革命之權力，而為各種敵對行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結軍隊，或使用金錢，而破壞國民革命之政策者，均為反革命行為。”寧漢合流後，為清除中共，1928年3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全國施行。
1934年，尚在中央蘇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公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共第一次將反革命入罪。不過，在此之前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實際上就將所謂托派打成反革命，以戰時紀律不經審判直接處死。
抗戰、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大力推行統戰，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孤立國民黨，壯大自己。在統戰之下，沒有不可以的聯合的對象，傅作義、程潛一度名列首批公布的43名頭等戰犯、元凶巨惡之列，起義後照樣得到優待，所謂的反革命此一時彼一時。倒是國民黨政權全麵施行戡亂救國，被戡亂者眾多，稍有親共傾向即是反革命，聞一多、李公仆這樣的知識分子都被“製裁”。
現行反革命與曆史反革命
中國共產黨統一大陸後，在繼續推行統戰的同時，1951年2月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1次會議批準，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這一條例成為此後曆次肅清反革命運動的法律基礎，實質上條例本身屬於法規而並非法律。此時反革命有了曆史反革命與現行反革命之別。
現行反革命很好理解，建政後仍然進行危害政權活動的即是現行反革命，曆史反革命則是曆史上有反對中共行動的。按照當時公安部對國民黨軍政警憲特的認定標準，解放戰爭期間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上尉以上軍官的屬於“五類分子”，具體說就是地、富、反、壞、右中反革命分子，曆史反革命。
曆史反革命屬於曆史問題，尚可以教育改造，還算人民內部矛盾。現行反革命則是公然對抗中共，死性不改，冥頑不寧，隻有肉體消滅一途。由於反革命罪的嚴重性，在曆次運動中成為打擊政敵最為有效的手段，一旦被挖出曆史上做過任何反革命的事就會被扣上帽子，許多老革命因被翻出“反革命”經曆被打倒。潘漢年、劉少奇等的叛徒，羅瑞卿擔任過國民黨中尉等等。
在實際的革命運動中，所謂反革命並無一定之規，現行與曆史也並無嚴格區分，許多時候隻有一步之遙，卻是生死之別。比如說，某個曆史反革命或者普通人，對共產黨或者其領導人說了幾句抱怨話，一旦被人舉報，那就是現行反革命，輕則入獄重則掉頭。
在文革中，由於普遍的革命情緒高漲，鬧出了許多匪夷所思的反革命大罪。“一天，街上貼出了抓‘現反’的大字報，稱某公私合營廠家生產的鞋油注冊商標是‘東方’牌，可鞋油竟然是黑色的，不知哪位嗅覺靈敏地發現了重大‘政治問題’——把‘東方’和‘黑’鞋油聯係起來，豈不成了‘東方黑’鞋油？”“不小心打碎毛主席像的，喊錯口號的，無意間撕‘最高指示’上廁所的，都被抓了‘現行’”還有那有名的貴州銅仁鬆桃苗族自治縣牛郎鎮一個屁引發的反革命大案。可謂一入反革命深似海，終身誤，家人害。
1976年粉碎四人幫，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告別了革命，迎來建設時期，但反革命罪並未廢止，1979年通過的《刑法》中將反革命列入第一章，直到1997年修訂時才將以顛覆國家政權罪代替反革命罪，走入曆史。
來源：萌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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