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國大陸，隻要是初中生，都應該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不過，你所接受的信息，可能並不全麵。比如，書本知識告訴我們：“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麵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假設你現在拿槍去軍警機關遊行示威，你會怎麽樣？ 下麵，就讓我們通過各種史料，來盡量還原“四一二”前前後後的曆史全貌。 此事還要從蔡元培的反共談起。蔡元培參與過推翻清王朝的暗殺團，當過北大校長，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一任監察院院長。史學界都認為他個性忠厚，為人友善，處事接物恬淡從容，平時很少輕易動怒。他的學生柳亞子就曾這樣說過：“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些火氣，參加清黨運動。一紙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受到影響。”柳亞子所說的“影響”，其實很委婉，如果說直白一點，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謀清黨之時，將柳亞子也列入了黑名單。 可想而知，能夠讓這樣一位“好好先生”也卷進反共的大合唱，不僅成為主持人，幫老蔣決策清黨大計，而且還要對自己的學生進行跨省追捕，這火氣還不是一般的大。 從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劃清黨，這一係列密會的主席就是蔡元培。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曆稍淺以外，其餘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製止，反而立表讚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分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叫囂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3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幹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谘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製止活動”。 此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當然，光是開密會，肯定不夠光明正大，凡事都得師出有名，才能理直氣壯。於是，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痛斥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嚴詞指責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誌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從而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行文至此，有人會問：那蔡元培為什麽會一改往日的溫柔，如此積極地反共呢？吳稚暉要“清黨”，他就要開除中共分子；吳稚暉要“查辦”，他就拿出中共的罪狀。是因為他個人有私仇？還是上了老蔣的當？ 其實都不是。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間不僅沒有絲毫恩怨，而且關係還不錯，陳獨秀、李大釗這兩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長期間親自聘請的優秀人才。就在清黨開始之時，李大釗被奉係軍閥張作霖處死，他還帶頭募捐，幫烈士的長子李葆華去日本留學。和陳獨秀的關係，更不用說了，兩人以前就在一起做過炸彈。陳獨秀後來兩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於當他去世以後，陳獨秀十分悲傷，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沒有被別人灌迷魂湯。君子和而不同。盡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對各種理論都可以兼容，但絕不是一個毫無主見的人，在大是大非麵前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肯妥協，不肯附和。那麽，何謂“是”、何謂“非”？立場不同，衡量的標準自然不一樣。從維護國民黨的大局出發，當然要反對與自己水火不相容的無產階級專政；從民主自由價值觀出發，當然不讚成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以侵犯人權為特征的階級鬥爭。這就是蔡元培為什麽要積極“清黨“的主要原因，這也就是他為什麽要批評一部分同誌，在“西山會議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後，仍“迷信總理容共政策，未能堅決拒共”的根本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從蔡元培開始說起，是想說明那個被稱為“好得很”的農民運動實在是糟得很，否則為何連他這樣的好好先生也要“清黨”呢？這不是什麽一時糊塗，也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國的生死存亡，沒有回旋的餘地，後退一步就是當順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須“叛變革命”。 對於“聯俄容共”期間我黨和國民黨的一些糾葛，有些同誌完全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首先，1926年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件，也就是“整理黨務案”隻是阻止我黨黨員擔任國民黨的中央部長，但是並不阻止我黨黨員擔任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也不阻止我黨黨員擔任國民政府的任何級別的官職。當時我黨還能掌握部分軍隊，也擁有部分政權。而對於國民黨而言，本黨的高級職務禁止其他黨的黨員擔任，這是政治常理，有什麽值得詫異甚至指責的呢？對於共產黨而言，道理也一樣。 其次，在蔣軍進入上海之前，周恩來已經發動了武裝起義並掌握了民間武裝。當時趙世炎同誌也開始策劃攻擊蔣軍，試圖讓上海成為中國的彼得堡而重演“十月革命”。但是，蔣介石因為我黨發動的第一次南昌暴動和南京事件而忽然醒悟，比我黨快一步去搶奪上海的民間武裝。在這次突擊中，白崇禧的部隊和青幫分子共殺害了一百二十名反抗的工人糾察隊成員（其中大部分不是我黨黨員），這就是所謂的“四•一二”大屠殺。 第三，蔣幫的“四•一二”其實沒有獲得武漢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完全授權，因此我黨在武漢還是掌握著控製權。至於汪精衛為何“七•一五”和平分共，這裏就不再囉嗦，看看當事人汪精衛和陳獨秀的回憶文章就知道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