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四清運動 -轉自黨史人物紀念館

劉少奇與四清運動

王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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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在全國城鄉發動了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時中央具體指導“四清”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既對它的“左”傾錯誤的發展負有重大責任，又在企圖抑製“左”傾錯誤的進一步升級中與毛澤東發生重大分歧，成為以後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一時期，錯誤和正確的東西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號下罩上了“左”的麵紗。 　　一、劉少奇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初認識和“反修防修”的誤導 　　“四清”運動是毛澤東１９６２年重提階級鬥爭的產物。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問題，使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調整”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全黨的注意力迅速向階級鬥爭方麵轉移。 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問題，在國際上有著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大背景，在國內則有著黨內對“大躍進”嚴重後果認識的深刻分歧，是和批判黨內所謂“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聯係在一起的。劉少奇與毛澤東嚴厲指責的這“三風”都有或多或少的聯係，與所謂“黑暗風”的關係更為直接些，與“包產到戶”也有不少瓜葛。毛澤東直接指責的雖然是鄧子恢、陳雲等人，間接的也包括劉少奇。 　　毛澤東對“三風”的嚴厲指責，具有階級鬥爭的理論認識新高度。這就使黨內看待調整工作帶來的新問題的認識角度發生了轉化。劉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評，他不僅說自己對形勢的估計有些過了，對“三風”的指責也頗為嚴厲，並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複辟”。 　　劉少奇雖然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但他這時還沒把“資本主義複辟”看成是現實危險，而是當作防患於未然的教育問題。他思考的重點仍然是如何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的問題。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２日，他同參加組織工作會議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各中央局組織部負責人談話說：十中全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黨將來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義？現在有人要搞，高級幹部中有，青年幹部中也有。我們現在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要大家注意，加強教育，將來曲折可能少一點。他提出執政黨建設有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基層組織問題，一個是幹部問題。組織工作要正常化，黨沒有人管，黨不管黨不好，要有人來管。兩個問題，起作用更大、影響更大的是幹部問題。要重新教育幹部，選擇幹部，鑒定幹部，保證幹部隊伍的純潔。總而言之，不要脫離黨員多數，不要脫離群眾……①劉少奇提出的措施是，不脫離群眾，幹部交流，加強監察委員會，加強民主集中製。 　　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央召開了部署城市“五反”運動等項工作的會議。劉少奇在會上說：“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此時，他認為階級鬥爭的表現“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②。把這些社會性的問題當作階級鬥爭，在高度上與毛澤東所強調的“反修防修”的階級鬥爭是有認識差距的。 　　毛澤東在會上說：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強調“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③。這話後來被概括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由於毛澤東突出地強調要抓階級鬥爭，會議重心驟變，在城市“五反”的文件中加重了階級鬥爭的內容，把階級鬥爭的綱上得很高。這次會議標誌著黨的工作重心在具體部署上開始從調整方向向階級鬥爭方向的轉移。 　　為了全麵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５月，毛澤東把各中央局書記和部分政治局委員召集到杭州，研究製定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文件。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反複修改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後來稱為《前十條》），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５月會議後，農村社教運動進入試點階段。 　　在２月工作會議部署了城市“五反”運動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劉少奇國務纏身，對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沒有太投入。中央５月會議時，劉少奇正忙於準備出國訪問等活動，沒有參加《前十條》的製定工作。規定具體運動政策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即《後十條》）的製定，也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文件的製定工作主要由鄧小平和譚震林負責。９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修改《後十條》，劉少奇也隻參加了一半就出國訪問了。但他對全麵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是讚同的。 　　在《後十條》討論修改期間，中蘇論戰進入高潮。從１９６３年９月到年底，中共中央接連發表了“九評”中的六評，這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規模的全麵鋪開產生了直接的加速作用，全黨進行階級鬥爭的節奏驟然加快。這時，劉少奇也開始把注意力轉到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來。１０月３１日，劉少奇主持會議，討論通過了《後十條》的第六稿。１１月３日，劉少奇到杭州，繼續討論修改《後十條》。１１月１４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通過了這個文件，隨即由毛澤東批準發出。中央決定將兩個“十條”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由點到麵地鋪開了。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麵鋪開，劉少奇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比較自覺地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不但在思想上積極靠攏，行動上也表現出主動性。 　　中蘇論戰進入白熱化，加劇了開展國內防修運動的現實緊迫感，這是直接影響劉少奇認識變化的關鍵因素。１９６３年９月，“九評”的開始發表，不僅是為了國際“反修”，更重要的是國內“防修”。劉少奇說：“我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和著作，不隻是給現代修正主義看的，而主要是給我們國內人民群眾看的”，“我們這樣做，就會在中國，在我們國內，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打開人民群眾的眼界，那麽，修正主義在國內的發展就困難了”。④ 　　他對修正主義的解釋是“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經過“左”傾深化的這種認識，較之單從貪汙腐化、蛻化變質來認識修正主義，無疑更加重了搞社會主義教育的分量。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的綱提上去了，改變了原來比較實際的判斷。 　　二、劉少奇對農村“四清”的“左”傾認識和“左”傾指導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較大範圍展開後，劉少奇非常關注這場旨在“反修防修”的運動。他認為靠聽匯報、看材料未必能獲得實際情況，力主領導幹部親自下基層蹲點，取得第一手材料，總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經驗。他對河北省的幹部說：“大躍進為什麽出這麽多毛病，就是因為沒有親自蹲點，親自試驗”⑤。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劉少奇讓夫人王光美參加“四清”工作隊。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身份參加河北省委工作隊，下到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並擔任工作組副組長。這個工作隊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林鐵掛帥，幹部陣容很強，是要摸索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同時開展“四清”的經驗。劉少奇派王光美參加基層的“四清”運動，一方麵是響應中央要求幹部深入基層開展運動的號召，更重要的是想通過考察一個基層單位運動的全過程，取得第一手的經驗，以獲得指導運動的主動權。因此，他在王光美下鄉前交代她“要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之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⑥。其實，在“反修防修”錯誤理論的引導下，不帶框框本身就是框框。 　　劉少奇一直關注著王光美搞的桃園大隊“四清”運動的情況，並作出過一些具體的指示。１９６４年春節期間，劉少奇向回來休假的王光美詳細詢問了“四清”的情況，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哪裏？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是下麵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眾提出還有上麵的根子，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麵的根子。下麵的幹部給上麵的幹部送禮物、請吃喝，甚至發展到相互勾結，上麵就有人保護他了。單單注意下麵的根子，不注意上麵的根子是不行的。他還提出，僅僅是基層變質，好整，也能整好。危險的是上麵不清醒。要不犯反人民的錯誤，必須有省、地、縣委和政府來保證。 　　⑦以後，劉少奇還對桃園大隊的“四清”運動發表過一些意見，斷言桃園大隊黨支部基本不是共產黨，是反黨反人民的反革命兩麵政權。⑧他對《後十條》提出的團結９５％的群眾，團結９５％的幹部進行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這是運動要達到的最終目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堅決的鬥爭。這表明他對農村基層幹部的不信任程度在增加。這是劉少奇通過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實踐得出的新的認識。 　　原定２０多天的桃園大隊“四清”搞了５個月，總結了一套“對敵”鬥爭的經驗，桃園大隊黨支部被打成反革命的“兩麵政權”，支部書記被開除黨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查出了５戶“漏劃”的地主和２戶“漏劃”的富農。地方幹部對桃園“四清”未必沒有意見，但麵對人人自危的“左”傾大環境和有來頭的工作隊，這些意見很難反映出來。“桃園經驗”比１９６３年製定的《後十條》更向“左”邁進了一大步。在運動方法上，它不是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而是強調工作隊直接“紮根串連”，然後“四清”，開展對敵鬥爭；在“四清”的內容上，它由清經濟擴展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範圍更廣泛了；在“四清”的任務上，提出了要補兩個課：一是要補民主革命的課，解決土改不徹底的問題；一是補社會主義革命不徹底的課，解決幹部蛻化變質和貪汙腐敗的問題。“四不清”幹部不僅有受地、富影響的“下麵的”根子，還有“上麵的”根子。 　　“桃園經驗”基本符合劉少奇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思路，實際上成了他“抓點帶麵”指導運動的藍本。 　　根據驟然緊張起來的國際形勢和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擴大化的錯誤估計，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全麵部署“反修防修”。會議接受了毛澤東作出的全國基層有１  ３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的判斷，對階級鬥爭形勢作了更為嚴重的估計。劉少奇完全讚同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並根據自己的新經驗有所發揮。他說，“四不清”不僅下麵有根子，上麵也有根子，而危險性在於上層。“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們的人。他還提出，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以前，不能強調團結９５％以上的幹部。有些地方“四不清”幹部對付工作組的辦法是“喂、頂、拖、混”，要想辦法擺脫他們。並說，他們抵抗“四清”就是反黨，破壞就是反革命，要開除黨籍。⑨劉少奇提出的“抓上麵根子”的思想和不能先強調依靠基層幹部的思想，都為會議所接受。會議提出，要放手發動群眾徹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幹部在上麵的根子。會後，城市“五反”和農村“四清”運動急速“左”轉。 　　中央決心把運動搞深搞透，要修改已不符合“左”傾形勢發展要求的《後十條》。８月，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並負責《後十條》的修改。 　　微觀上有桃園大隊的“四清”實踐，宏觀上有５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形勢的“左”傾判斷，劉少奇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左”傾運動思路。從１９６４年下半年起，劉少奇全力投入了對運動的指導工作。在國內外形勢都緊張起來的情況下，劉少奇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為當前發展生產、培養接班人、準備戰爭等各項工作中最中心的一環，認為把這一環搞好了，其他工作都會好，會形成全國“欣欣向榮的氣象”[10]。劉少奇認為，過去一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起了刹風的作用，對生產有好作用，但還沒有深入下去。為了把運動深入開展下去，７月，劉少奇先後到了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中途回到北京開會，給中央幹部作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８月，他又到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 　　劉少奇此行，正值各省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他看了一些省的會議簡報，聽取了各地領導的匯報。他認為各地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多數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還沒有入門，很多領導重視不夠，許多地方還沒有充分發動群眾。他對領導幹部沒有親自蹲下去，靠聽匯報、看報表領導運動的工作方式很不滿意。他一路走，一路講，提高各地領導幹部對運動的認識，督促他們親自到基層蹲點，還批評了一些開展運動不力、蹲點蹲不下去的領導。 　　劉少奇強調說：“四清”、“五反”是比過去土改、合作化還要深刻、複雜、艱巨得多的大革命，有許多新特點。現在敵人同我們進行鬥爭的方式，主要是采取“和平演變”的方式和反革命兩麵政權的方式，我們還沒有學會對付他們。僅僅有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不能領導現在的革命鬥爭，各級領導幹部必須親自取得這個革命的直接經驗，否則不能領導今後的工作。現在要搞清一個工廠、一個農村的真實情況，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已經不行了。要通過搞“四清”、“五反”，搞對敵鬥爭，幹部參加勞動，發動群眾，紮根串連，經過艱苦鬥爭，才可以搞清楚。他號召各級領導都要下去蹲點，自始至終地搞兩個大隊、兩個工廠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親自取得直接的革命經驗。[11] 　　根據這次視察南方了解到的情況，劉少奇認為“現在黨內嚴重右傾相當普遍”[12]，黨內的思想狀況是“怕‘左’不怕右”。他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他還對深入開展“四清”提出了一些指導性意見。主要有：強調要追“四不清”幹部上麵的根子，不管哪一級，公社、縣委、地委、省委、中央，一律追清楚；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對於農村基層幹部，開始不能依靠；在運動中要集中力量，經濟、政治、思想、組織都要清，運動至少要搞５年。 　　為了把運動搞深搞透，劉少奇根據他了解的情況，向毛澤東寫信建議：采取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在省、地委領導下，集中幾千上萬工作隊員搞一個縣，集中兵力打殲滅戰。建議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各地開始照此部署運動。 　　劉少奇的這些思想都在他主持製定的《後十條》修正草案上得到了反映。《後十條》修正草案對農村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問題估計得更為嚴重，稱：“現在，敵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們對幹部拉攏腐蝕，實行和平演變，建立反革命的兩麵政權，還利用我們文件中的某些條文同我們進行合法鬥爭。這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文件強調必須把放手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首先解決幹部中的問題，明確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這實際上撇開了農村基層組織和幹部，不能不使本來就嚴重擴大的打擊麵更加擴大。 　　這期間，劉少奇還起草了一係列文件，批發了“桃園經驗”、陳伯達主持搞的天津“小站經驗”等典型材料。這些文件和典型材料強調反對右傾，開展奪權鬥爭，進一步加劇了運動中的“左”傾錯誤。 由於劉少奇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非常重視，把問題看得嚴重，對各級幹部督促得緊，“四清”運動風風火火地開展了起來，從中央部長到縣區幹部紛紛下到基層。各地“四清”運動進入一個新高潮，“左”的傾向也迅速升級。各地在運動中出現了許多階級鬥爭擴大化帶來的一係列問題，如對基層幹部打擊過重，退賠過於苛刻，劃階級成份過於嚴厲等等，使農村情況非常緊張。１９６４年下半年農村“四清”運動出現的更為嚴重的“左”，與劉少奇對運動的指導有直接的關係。 　　三、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認識特點與黨內分歧的激化 　　劉少奇在１９６４年下半年急速升溫的“左”傾認識，固然是“反修防修”驟然緊張起來的情勢使然，也帶有他本人的個性因素和認識角度。 　　劉少奇“挖修根”的思想，偏重從下往上看，把地、富、反、壞的階級影響和破壞作用看得過重，把基層幹部的問題看得過重，把貪汙腐敗、蛻化變質問題看得過重。他提出的“抓上麵的根子”，固然是限於與“四不清”幹部相聯係的人和事，還沒有提到政治路線上來，但也牽扯麵很廣了，對“四清”運動的“左”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劉少奇對經過長期革命戰爭考驗的黨內高級幹部在政治上是信任和倚重的，他督促他們下去蹲點，是為了讓他們增長搞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對於農村基層幹部，他卻明顯地表現出政治上的不信任。因此，他雖然也提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但“反修防修”的重點是放在基層。１９６４年８月，劉少奇在安徽給幹部講話時說：“我們中國，在大隊裏麵，公社裏麵，工廠裏麵就出了赫魯曉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國也會出大赫魯曉夫？現在還很難說，也可能出。我看出了也不要緊，出了就上山打遊擊，我們是有這套經驗的。假使中央出了什麽修正主義，要把全國幾十個省都統一起來不容易，總是要打敗他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對於那些小赫魯曉夫都被他們騙倒了，而你們還不清楚。”[13]受他的這種認識的影響，運動中把大批基層幹部當作敵人，整得很苦。 　　劉少奇想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找出一條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防止“和平演變”的途徑，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思想。他在１９６４年３月１日與教育部長何為談話時說：“現在我們所想到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發動群眾搞“四清”，一個是改革教育製度和勞動製度。”後來，他又補充了幹部參加勞動這一條。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隻有這三條辦法。”[14]兩種勞動製度和教育製度的思想，是劉少奇在１９５８年提出來的，在“四清”運動中重新提起，是從培養革命接班人和縮小“三大差別”出發，把它當作防止出修正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性措施。劉少奇在各地關於“四清”的講話中，都突出地強調搞好兩種勞動製度和教育製度，要大家作為“反修防修”的大計來考慮這一問題。 　　在全黨都處在“反修防修”“左”傾迷誤的情況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左”傾認識都在發展，又各有其特點。隨著“左”傾迷誤的深化，在對修正主義危險性的看法和“防修”的具體措施上，他們的認識分歧漸漸明顯起來，並最終導致了矛盾的激化。 　　與劉少奇從基層向上看的視角不同，毛澤東“挖修根”的思想，更傾向於從上向下看，更看重黨內中央高層會出問題，政治路線會出問題。１９６４年５月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就向黨的高級幹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的問題。隨著“左”傾認識的發展，他越來越注意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多次同外國黨領導人談到中國的修正主義就是黨內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人，多次給地方領導談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多次對中央的一些部門提出批評，還說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並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領導人”的概念[15]。毛澤東開始對“桃園經驗”是讚許的，劉少奇對形勢的看法及對運動的部署也都經過毛澤東的同意。也就是說，劉少奇在得到毛澤東讚同的情況下，才能把“四清”運動推得更“左”。但當１９６４年下半年“四清”出現過“左”的問題以後，毛澤東又認為搞過了，要向回扳。對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風風火火的一些做法和說法，他漸漸有了看法。如對劉少奇說調查研究的方法已不適用之類的話，他是不滿意的，視為別出心裁。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在１９６４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明朗化了。這次工作會議要製定一個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解決前段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這就勢必要對當時的主要矛盾、運動的性質和運動的搞法有所闡明。 　　當毛澤東提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劉少奇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運動的性質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主張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不要什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這是劉少奇對“四清”運動性質的基本認識，在“桃園經驗”和他的多次講話中都有反映。這種認識相對更貼近實際一些，從理論上對階級鬥爭的矛頭上揚有所限製。隻是，劉少奇在運動實踐中的“左”，使其說服力打了折扣。 　　毛澤東帶著被冷落的情緒參加會議，在他講話時，劉少奇徑自插話表示不同意見，這在過去是沒有的，毛澤東很生氣。這種意氣的成分聯係到他們在“四清”性質問題上的不同看法，驟然加重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誤解。他在以後的幾次會上，不點名地嚴厲批評了劉少奇。盡管劉少奇找機會向毛澤東作了檢討，毛澤東也表示了諒解，會議通過的《二十三條》完全按毛澤東的意思進行了修改，但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由此而產生的芥蒂，更加重了毛澤東對黨內產生修正主義危險的恐懼，毛澤東不再信任中央一線，並把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視線轉移到了劉少奇身上。 　　會議通過的《二十三條》下發後，“四清”運動按新的方針重新部署，對基層幹部打擊過寬的過火偏向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 　　但是，文件中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更拔高了運動的性質，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得以在更高層次上升級，成為下一步發動更大規模運動的理論前提。中央高層中階級鬥爭矛頭向下和矛頭向上的兩種趨向，終於不能相容於一個統一體內了，向上的趨向帶有更強的理論驅動力，漸漸占據了主導地位，並且必然要在現實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根據。 　　劉少奇在會上挨批以後，在“四清”和其他工作上表現得更加謹慎，實際上已經改變了過去的一些“左”的認識。他在１９６５年７月６日工交係統座談會上講：“農村、城市四清運動證明，幹部絕大多數是可以革命的，隻要黨號召，提倡就行。”他還說，“地富多年做工，改造得好的，可以赦免，可以參加工會”[16]。這表明，劉少奇對階級鬥爭已經有了比較冷靜的認識，並萌生了要調整階級政策的想法，這都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但在已經形成氣候的階級鬥爭擴大化趨勢下和在“四清”運動激化起來的黨內高層矛盾麵前，這些想法已經難以實行了。 　　劉少奇在國民經濟的調整問題上比較實際，比較正確，但到農村“四清”中又搞得比較“左”。這一逆轉，是“反修防修”的“左”傾迷誤逐步支配了黨內最高層的結果。它使劉少奇一些有價值的設想失去了探索的條件。劉少奇要解決黨內腐敗現象，解決基層幹部作風問題的良好願望，他為幹部深入基層，克服官僚主義，與群眾同甘苦所做的種種努力，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運動指導思想下，都不能不產生“左”的效應，一些做法甚至對運動中的“左”傾錯誤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已經營造起來的“左”的大環境下，他試圖阻止階級鬥爭進一步上揚的努力，使他也掉進了“走資派”的陷阱之中。這場“四清”運動既是“文革”的預演，也是劉少奇厄運的開場。（本文作者：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教授） 注  釋： 　　①劉少奇對組織部負責人的講話，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２日。 　　②[12]《劉少奇年譜》（１８９８―１９６９）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版，第５７１，５９９頁。 　　③⑨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０７，１１１６頁。 　　④劉少奇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３日。 　　⑤劉少奇在河北省地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１９６４年７月２日。 　　⑥王光美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 　　⑦劉少奇１９６４年春節期間同王光美的談話。 　　⑧劉少奇給王光美的信，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７日。 　　[10][13]劉少奇在湖南省直屬機關及地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０日。 　　[11]劉少奇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的報告，１９６４年８月１日。 　　[14]劉少奇關於城市半工半讀問題的講話，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６日。 　　[15]毛澤東在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上的批示，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 　　[16]劉少奇在工交係統四清座談會上的講話，１９６５年７月５日。 　　《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