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鍾聲
曆史回響
這些外交史上聞所未聞的荒唐舉止，令人痛心疾首，絕難淡忘。駐非洲×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裏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
本文摘自《著名外交家喬冠華的才情人生》，羅銀勝 著，團結出版社出版
進入1967年，形勢逼人緊。“文革”運動的惡浪席卷全國，許多人成天價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口號聲震得人們耳膜發疼發脹。
1967年，上海發生了“一月風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級黨政機關奪取權力。領導幹部或靠邊站、或被揪鬥，黨政機關，甚至一些公檢法部門亦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即使個別領導幹部暫時未被打倒，也處在軟弱無力岌岌可危的狀態，根本無法正常地開展工作。一時間，幾乎整個社會處在無組織、無紀律狀態，無政府主義呈惡性膨脹趨勢。到了1967年的7、8、9 三個月，當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亦有人感到這樣混亂的政治局麵已駕馭不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並未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相反使本部門群眾之間的派別鬥爭(亦不乏被壞人利用)都被當作“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一場鬥爭更趨向白熱化，各地造反派紛紛搶奪軍警或者軍火庫裏的槍支彈藥把自己武裝起來，“炮轟！”“火燒！”“血洗！”和“砸爛×××”的狂潮裹襲全國，流血事件時有發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任意給一些組織戴上“革命組織”、“ 造反派”等表示“進步”的桂冠；而給另一些與他們觀點不同的組織扣上“保皇派”、“保守組織”等“落後”、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這種親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無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別間的矛盾更加尖銳複雜起來，真可說是達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
《陳毅元帥的最後歲月》的作者鐵竹偉，上世紀八十年代曾訪問過喬冠華。那時，喬冠華大病初愈。談及“文化大革命”時，他百感交集，幾次提起自己那本“語錄”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個蠅頭小楷…… 1967年2月7日早晨，喬冠華接到陳毅的電話，找上宦鄉(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一起乘車來到中南海陳毅家中。為備忘，他在“語錄本”一角，記下了“二、七、海” 3個字。 “哦，你們已經到了！”剛剛散步回來的陳毅與喬冠華、宦鄉二人握握手，親熱地說： “今天請二位筆杆子來，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電報，你們先翻一翻，我去吃點早飯， 馬上回來！” 文件、電報在喬冠華手中停留片刻，一一傳到宦鄉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裏都看過了。
這些外交史上聞所未聞的荒唐舉止，令人痛心疾首，絕難淡忘。駐×國使館造反派，在大街上散發“造反有理”的傳單，在使館附近牆上張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大字標語。東道國提出抗議；駐×國使館造反派要在使館屋頂上，用霓虹燈製成“四個偉大”的標語，並向提出質詢的當地官員自豪地宣稱，要讓這裏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澤東思想；去×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 的巨幅標語，當局不同意，他們集會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駐非洲×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裏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駐×國使館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攔住蒙黑色麵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解放思想”；鑽進穆斯林信徒的帳篷，宣傳無神論、遊擊戰，被人家連推帶搡轟出帳門…… 對這些荒謬的行為，稍具外交常識的同誌，都覺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來、陳毅尚能提出批評，別人誰敢講？不久前，外交部向駐各國使館發出“經中央批準，駐外使館不搞罷官奪權”的電文後，駐× 國使館竟立即拍回電報質問：是哪個中央批準的？…… “怎麽樣，看完了嗎？”陳毅進來問道，“唉，多少年艱辛努力，因此一舉，付之東流！不過，今天找你們來，不是為發牢騷、罵娘的。”陳毅雙手抱在胸前，在辦公室裏踱了個來回，然後說： “這兩天，我查了一些資料，曆來的國家關係，都是內外有別的。國內搞運動，不能把外國人牽上。你們看噢，我們根據慣例。采取軍委的方法，也來規定幾條，怎麽樣？比如說，不得把外國人拉來批鬥，不得強迫人家接受你的宣傳品，不得強迫人家背語錄，等等。無論如何，我們要想方設法，使我國的對外關係，不要受這次運動的衝擊和破壞。”
喬冠華略顯遲疑地點點頭。他何嚐不希望糾正外交工作中的種種錯誤作法！可用中央名義發出的電報，造反派尚且懷疑，幾個靠邊站的“當權派”訂出幾條發下去，還不是對牛彈琴？ “老喬，你擔心訂出的是一紙空文吧！”陳毅一語道破：“我請你們來，是想依據國際公法，細細推敲、琢磨，訂出幾條無懈可擊的規定，送中央，請主席批一下，再發往駐外使館， 照章執行！前兩天，軍委製定的八條命令，我們就是采取這個辦法。” 聽說要請毛澤東批準，喬冠華與宦鄉相對一笑，頓覺希望倍增。
“時間緊迫，你倆人先打個草稿，我們再商量。你們早出晚歸，就在我家吃午飯，免得造反派糾纏， 誤事。” 喬冠華對鐵竹偉談到這裏，眼睛潮潤，聲音也有些暗啞了：
“那時陳總被奪了權，部裏大小事他都無權作主，都要請示周總理。有時總理太忙，他就守坐在總理辦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總理曾幾次對我講過，看見陳總這樣，他心裏很難過。可是，就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千方百計想使‘文革’運動不要破壞我國的對外關係，不要使世界各國對我國產生不應有的壞印象。
“我們每天一早就去。開始兩天，陳總與我們還有說有笑，可後來他隻同我們打個招呼，便獨自坐在桌旁沉思，或者推門出去，在寒風裏踱步。“當時，我覺得奇怪，對老宦說：‘為什麽陳總心情這樣沉重，過去他是愛講話的？……’ ” (參見鐵竹偉：《陳毅元帥的最後歲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73頁。)
1967年4月5日，外語學院“造反兵團”開進外交部安營紮寨，將姬鵬飛、喬冠華揪去，關進地下室批鬥。這年的紀念“八·一”招待會，有外國使節參加，中央通知喬冠華出席，造反派就是不放人，還是周恩來出麵找造反派，喬冠華才得以出席。後來批鬥活動少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配喬冠華去王府井百貨大樓前賣造反派的小報。喬冠華和造反派商量：“我還是代表中國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這樣拋頭露麵，在熱鬧的市中心出賣打倒自己的小報，有失國體呀！能不能讓我到僻靜些的背街後巷去賣？” 造反派不答應。開頭兩天，有造反戰士押著喬冠華沿街去賣小報，後來造反戰士嫌麻煩，將他押送到王府井，把一摞小報交給他，要他賣完後自己回去報告並交款，這下他可以自由了。喬冠華每天將小報點了點份數，按每份兩分錢算出總價，待到押送他來的造反戰士離去，他就把一摞小報丟在地上，自己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靜的小酒館喝啤酒去了，過一兩個時辰，他慢慢踱回部裏，將自己用一元鈔票從小酒館換來的角票、分票，上交造反派，說是賣小報所得，而且每次都多上交幾角錢，造反派諷刺他說：“你這個修正主義分子，倒會賣報賺錢！”
“喬冠華王府井賣小報”的故事不脛而走。喬冠華的老友馮亦代在他的回憶文章中寫到，“ 十年動亂中，他曾在王府井賣小報。有次我遠遠看見他形銷骨立的樣子，心裏頗為不平，但隻能將不平之氣藏在心頭罷了”。(《馮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9年3月版，148頁。)重慶“二流堂”的積極分子唐瑜，更是將自己與喬冠華喻為“兩個老報販”。他說：“日子過得清閑，也過得快，也越過越好。得到革命群眾的信任，我終於出外逍遙了--我被派到王府井賣“革命小報”。如果你從電影上的賣報童那裏學到一點伎倆，你手上的報便很快可以賣光。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題目叫喊一遍，未到東安市場，報紙已賣掉一半了。王府井幾乎整一段街都是報攤，賣報的幾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頭子。我忽然眼睛一亮，發現喬冠華也擺了一個報攤。他麵前擺著一大堆報，似乎買賣不佳。我說，咱們一起賣。我在他旁邊擠進去，把兩種報重要題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賣掉了不少。
他賣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報，裏麵有沒有批他的我記不清了。看到別人都在收拾，我們當然也跟著收兵。我的家隻要走幾步便到了，我邀他進去休息，喝水。他說，他還得回到外交部交帳，等下次吧。這個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見他那一回。”(唐瑜：《二流堂紀事》，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頁。)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數人，策劃演出了火燒英國代辦處，先後砸緬甸、印尼、印度駐華使館等一連串嚴重敗壞新中國外交聲譽的荒唐事件，特別是從印尼歸國的所謂“紅色外交家”姚登山，他打著革命造反派的旗號，私自召集全體駐外使節和外交部司局長開會，奪了外交部的大權，引起了毛澤東的震怒，下令將姚登山逮捕法辦，這讓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在姚登山押走時，龔澎上去狠狠打了他一記耳光。
翻開新中國的外交史，人們不難發現，1967年5月至8月間，是我國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時期”。我國同已與我建交的亞洲、非洲、歐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發生外交衝突，雙邊關係一下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其中不乏周恩來、陳毅擔任外長時期致力於建立起良好睦鄰關係的一些周邊國家。盡管這時的喬冠華處境十分困難，但他還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年7月初，喬冠華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會議上給外交部扣上“三降一滅”的帽子(三降一滅，即投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撲滅人民革命運動)，請示周總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麽？周總理想了一陣後說：“三降一滅”不通。1971年5月底，周總理在外事工作會議上談到對建國後外交工作的評價時又提到：“我不同意那種極左思潮的說法，更不能同意‘5·16 ’反革命集團的說法，好像我國外交也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因為毛主席一直關心這條戰線， 親自抓、親自領導這條戰線”。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1頁。周恩來克服了種種困難，保護了像喬冠華那樣的外交幹部，扼住了外交領域極左思潮這頭怪獸的韁繩，把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車輪擋在了毀於一旦的懸崖之上，為經曆了短暫“休克”與“冬眠”之後的新中國外交的全麵複蘇，爭得了寶貴的回旋餘地和條件。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陳毅、喬冠華的不懈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迅速修複，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與西方一大批國家全麵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現，都是不可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