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無小事,那麽,外事中的一些與軍國大事無關的“小事”,便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的特點。
對當年獨具“中國特色”的“萬歲文化”,一些外國人確實無法理解,因此險鬧後果可能嚴重的“笑話”。
周恩來會見外賓時,中聯部工作人員齊錫玉先生曾當過幾次翻譯。據齊錫玉先生在《中共黨史資料》第81期《為周總理作翻譯的點滴回憶》一文中寫道,1952年5月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邀請各國工會代表團參加五一節觀禮,並列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齊錫玉負責接待澳大利亞工會代表團,其中有位比爾·加德納先生是煤礦工會代表。在大會閉幕那天,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集體接見全體代表和外國工會代表團。當中央領導出現在主席台上的時候,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這時,毛澤東離開中央其他領導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揮手致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更加震耳欲聾。
這時,加德納不解地向齊錫玉問道:“為什麽隻喊毛主席萬歲,不喊周恩來萬歲?”對此提問,齊錫玉心裏暗自怪他“怎麽會提出這樣沒有常識的問題呢?”但礙於領導指示,於是耐心向他解釋說中國的製度不同於澳大利亞,總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國的領袖……不想加德納卻不客氣地打斷齊錫玉說:“這些我知道,我的經曆你卻不知道。”原來在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時,澳大利亞工會發動罷工聲援中國,抗議澳大利亞政府賣生鐵給日本,加德納積極參加了這次罷工。他說,之所以參加罷工,是因為當時看了一部新聞片,裏麵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軍暴行,讓人毛骨悚然的鏡頭。而這部新聞片最後是周恩來答記者問,“周恩來的鏡頭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聲音卻充分表達了他的義憤和決心。從那時起,周恩來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國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會見結束時,外賓分成三隊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握手告別。加德納在同周恩來握手時用英語說:“向你致敬。”周恩來直接用英語回答“謝謝你。”但誰也沒想到,緊接著加德納竟用英語喊出“周恩來萬歲!”的口號。周恩來立即擺手示意,不讓齊錫玉翻譯。
的確,加德納很可能以為“萬歲”/“long life”隻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種美好的祝福、願望,所以他很“不常識”地不顧“常識”,一定要喊“周恩來萬歲”,表達自己的心願。他不知道“萬歲”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代表高無上的神聖性和權威意義,不知道錯用“萬歲”有可能引起何等嚴重的後果。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麵的“文革”中,“早請示,晚匯報”是有段時間內每天都要實行的一種政治活動、儀式,即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或工作、學習前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示”這一天的工作、學習,一天工作結束後或上床睡覺前要向“偉大領導毛主席匯報”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晚匯報”最開始稱為“晚請罪”,因為一天下來,工作、學習中肯定會有錯誤,耽誤了革命工作,對不起偉大領袖,所以要“請罪”。但後來“上麵”說“晚請罪”一詞不太合適、帶有宗教色彩,於是改稱為“晚匯報”。如果是集體生活,如住校、軍隊、幹校,則每天的三頓飯前也要集體“匯報”。
“匯報”、“請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麵對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由一人“領讀領唱”(可能是單位的領導,也可能不是,僅因其聲音洪亮、普通話標準,當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聲說道:“首先,讓我們敬祝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時所有人同聲高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同時大家將右手向右上方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然後,這位“領導”再大聲說道:“敬祝他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所有人此時同聲高呼“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眾人右手亦同時向上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祝願完了,就是唱頌歌,或“東方紅”、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唱完頌歌後,就是讀毛主席語錄,由“領導”大聲說道:“讓我們翻到《毛主席語錄》第X頁,第X段。偉大領導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然後大家齊聲朗讀。至於讀幾段,並沒有嚴格規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讀內容盡可能結合當天工作或當前形勢。
那時,還會強要外賓也來這套“請示”、“匯報”呢!當時外交部阿爾巴尼亞語主要翻譯範承祚回憶,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納塔奈利到天津參觀訪問,在這種“表忠心”、“獻忠心”的場合,納塔奈利也舉手揮動《毛主席語錄》,但是天津市外辦的軍代表讓大使像中國人一樣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時,這位大使卻不願意。這位軍代表便一再要範翻譯“提醒”大使,但範氏認為不能強外賓所難,於是對軍代表說:“人家對自己的領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禮,為什麽要對毛主席像三鞠躬呢?”軍代表回答說:“霍查是一個國家的領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領袖。”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後,專門開會,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後不準讓外賓搞‘四大件’。”所謂“四大件”,即唱“東方紅”、讀《毛主席語錄》、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範承祚:《風範長記 教誨長銘――回憶我給毛澤東、周恩來做翻譯的歲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總第96期。)
“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相聲《如此照相》曾轟動一時,薑昆由此名聲雀起。直到現在,人們談起相聲曾經有過的輝煌,還總是以此為例。不過,現在偶爾重播這段相聲時,沒有經曆過“文革”荒誕時代的新一代雖也哈哈大笑,但總認為這隻是一種藝術的誇張。的確,非親曆者很難相信,曾有買東西時買賣雙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語錄”才能交易;有時,正如《如此照相》那樣,甚至每說一句話對話雙都要背一段“語錄”;而諸如問路、打電話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語錄”然後才能說話的年代。
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曆者,“此情此景”我當然記憶猶新。但生活的荒誕有時竟超出想象,我確實沒想到,當時在外交場合居然也曾經這樣。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管、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時在外交部工作的李達南先生《我所知道的周恩來與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憶了那種後人可能啞然失笑、而親曆者可能會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狀。
李達南先生回憶說:“1967年12月17日,周恩來在接見學生時說:毛主席語錄不要亂用,不然就沒有什麽針對性了。那天我到釣魚台(國賓館)陪巴基斯坦空軍司令吃飯,剛坐下,服務員就讀‘一切魔鬼統統都要被消滅’那條語錄,你這樣做就等於罵他。巴基斯坦是我們的間接同盟軍,這樣做不對,牛頭不對馬嘴。吃飯時也讀語錄不恰當。每個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強加於人,適得其反。”服務員背的這條“語錄”是毛澤東1964年11月發表的《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中最著名的一段,當時多數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這篇回憶文章沒有說那位服務員是用中文背還是外語背,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譯為外語,巴基斯坦空軍司令聽懂了沒有,反應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國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國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後來才能成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總理當場的尷尬,可想而知。否則,他不會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勸紅衛兵“不要亂用”毛主席語錄,在當時這可是要冒相當風險的。雖然貴為一國“總理”,卻也隻能如此委婉相勸,委實無奈。
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種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變。當時“紅衛兵小將”在北京街頭遇到外國人時往往“強送”毛主席像章和“紅寶書”,作為“宣傳毛澤東思想”、“輸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賓反感。但在“左”的影響下,我國外交人員居然也如此“強送”,影響更壞,畢竟,紅衛兵隻是“群眾組織”,而外交官則代表國家、政府。還是據李達南先生的回憶,當1969年夏回國參加“文革”的駐外大使們陸續返回所駐國時,周恩來利用接見他們的時機,針對“文革”以來外事活動中對外濫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語錄等情況,特別向他們強調要善於作對外宣傳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人,一定要注意別國國情,要慎之又慎等等。另外,當時所有的報刊頭版每天都要登一條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新華社出的內部刊物《參考資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來對外交部等單位的領導成員說,《參考資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條毛主席語錄?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針對性很難辦。後來經過外交部領導研究,並請示了毛澤東同意,才從9月5日起不登“語錄”。今天看來不足掛齒的區區小事,當時連總理都不能決定,必須小心翼翼地請示主席才能最後拍板,足見茲事體大,非同一般。
周恩來總理日理萬機,處理的軍國大事何可勝數?相比而言,這些都是細碎小事。然而,唯其“細小”,則更生動地說明了周恩來總理當時的處境之艱難,更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氛圍”之荒誕,“掌控”之嚴酷。後人看來,這些近似笑話,但萬萬不能一笑了之。
(責任編輯:張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