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鍾聲
曆史回響
來源：搜狐曆史
核心提要：1958年5月，有近20年時間走著順路、風光無限的粟裕，運道截然而斬，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鐵盧”，受到彭德懷、聶榮臻、陳毅等人的批判，罪名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者”。
先小會再大會，定調子再擴大，這是一個整人的“潛規則”。幾次小範圍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會議，參加者有鄧小平、彭德懷、聶榮臻、陳毅、賀龍、羅榮桓、葉劍英、林彪、黃克誠、譚政、蕭華（10位元帥中朱德、劉伯承、徐向前未參加），主持人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注1）。發言最激烈的是陳毅、彭德懷、聶榮臻、鄧小平、黃克誠5個人。
準備功夫做足後，批判小會轉為有1400人規模的大會，參加人員也擴大到全軍各大單位的負責人。原華東野戰軍的高級幹部自然有不少人奉命與會。
粟裕是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實際的最高指揮員，三野將領過長期在他的指揮下浴血沙場，早將粟裕看作是三野的一麵旗幟和自己的光榮。他們對突如其來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觸。
三野將領不過關，批粟行動就卡殼，搞不下去了。
辦法總比困難多。彭德懷於是開始組織有力人物做三野幹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壓力。他們輪番上陣，個別談話，要求人人過關，與粟裕劃清界限。
陳毅過去是三野名義最高負責人，現居外交部長，以口才著稱，又有領銜批華東局最高領導人饒漱石的經驗，自然成了出麵做工作的首選。他除了找人個別耐心談話外，還在千人大會上做了長篇專題發言。
彭德懷很滿意陳毅的講話，高興地說：“陳毅同誌的發言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對我們反個人主義有很大作用。”（注2）劉伯承、粟裕、肖克是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批判對象，而隻有粟裕的罪名是“個人主義”，劉蕭是另外的“教條主義”。陳毅大批個人主義，無疑針對的是粟裕。
同時，如果陳毅隻是一般隔靴搔癢地發言或者如有人所說的“明批暗保”，那麽絕不會獲得指責粟裕“陰”的彭德懷如此興奮不已的評價。
但令彭德懷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一年後的8月21日，又一個軍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時，陳毅因留守北京沒上廬山，這時候趕緊繼劉少奇之後，重炮出擊，第二個表態說：“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代表，在廬山公開跳出來反對毛主席，應當徹底批判。”（注3）
因為陳毅出麵和彭德懷等人的巨大壓力，絕大多數三野將領不敢為粟裕說話，有人甚至跟風批起粟裕來。
原南京軍區政委傅奎清回憶說：“那時批判粟裕，我們華東局的同誌不發言，還批評我們，說我們的態度不端正，因為華東局的同誌都知道，粟裕二讓司令，什麽個人主義、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實。”
原華東海軍司令員張愛萍回憶說：“那次會議，說到粟裕同誌的個人主義，我就不同意，我找過黃老（黃克誠），說粟裕同誌不是那種人，我就不發言了吧，黃老點頭說，也好。可後來軍委領導還是指定我表態，我沒辦法，隻好說粟裕同誌過去在華東勝仗打的多，是有些驕傲的，總參千頭萬緒，總長不好當，算是表了態，但領導還是不滿意，說我軟弱，還點了我的名，後麵發言的幾個同誌看到我被批評，說得都很重。”
後來有些戴著有色眼鏡的淺薄者認為，批粟時三野將領不敢出麵給粟裕說話，說明粟裕威望不夠或者本身就該批。
按此高論，1959年批判彭德懷，彭德懷的“威望”更是小得可憐。全軍不但沒有人站出來幫這位昔日的解放軍副總司令說話（鍾偉是偶然的例外），他最親信的副手、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曾被人稱為“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彭總”的張宗遜還當了急先鋒，反戈一擊，在廬山會議批彭最積極（因此保住了副總參謀長一職）。
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甚至將彭德懷一拳打倒，說“彭德懷！你也有今天呐！”。北京軍區副政委王紫峰也動了粗，把便紙簍當高帽子扣到了他頭上。其他野戰軍將領落井下石，譬如蕭華之類更是不勝枚舉。
彭德懷如此，林彪亦然。
1971年“九一三”後，當年唱著“林總的命令往下傳”的四野將領們，除了淪為階下囚，失去發言資格的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無一人敢挺身而出給林彪說話，幾乎都是聞風而動，趕快揭發，與林彪撇開幹係。
吳法憲其實早在得知林彪上了飛機後，就積極主動協助周恩來采取全國緊急措施，多次請示周恩來是否打下自己多年追隨的“林總”的飛機。隻是最後被毛澤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話否決，否則，堂堂威望無比的林總，真有可能直接死在嫡係老部下的手中。
此前此後，批劉（少奇）批鄧（小平）無不如此。
因此，以組織高壓下的形勢逆推被批判的對象威望不夠，甚至揣測被批對象本身一定有問題的結論是相當荒謬的。
但實際上，相比之下，批粟的情形還要略好些，除了其他野戰軍的蕭勁光、陳賡幫著說公道話外，畢竟還有幾個三野的高級將領敢當麵抵觸，以示不滿批粟。
批粟裕的時候，他的嫡係老部下葉飛、王必成、陶勇成為重點“攻關”對象。
但無論怎樣威逼利誘，葉飛是死活不開口，神仙難下手。
陶勇則說：“首長，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貧寒，八代祖宗不識字。我自己呢，當了團長還不認識自己的名字。這樣吧，就請你的秘書寫一篇揭發材料，我來念吧。”
結果，陶勇的發言被取消了。
王必成則另有辦法。他不拿講稿，即興“揭發”粟裕：“我，王必成，奉命揭發大陰謀家粟裕。粟裕的大陰謀，有兩點我體會深刻，那就是‘大’和‘謀’”。
接著，他講了濟南戰役未結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議打淮海大戰，一役基本解決殲滅蔣軍的主力問題。“中央采納了粟裕的意見，我們取得了決戰淮海的勝利，提前兩年解放全國。這個謀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評論，也沒資格評論，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王必成最後說：“粟裕陰的一麵，我沒有體會，請知情者揭發出來，讓我們受教育！”
他的話一出，四座皆驚。與會的賀龍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是這種肝膽相照的仗義，他很是讚賞王必成，說：“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注4）
王必成“又臭又硬”的不合作態度，也就成為1979年在昆明軍區任上，被重掌大權的鄧小平臨陣換將，改為武漢軍區司令員（不久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閑職），不能參與指揮對越作戰的由頭之一。他最後隻得讓兒子、懷孕的媳婦和女兒上前線，悲壯地說：“我不能參戰，但我們家有三個半人參戰，此願可遂，此誌可明了。”
注釋：注1：《粟裕年譜》627頁。注2：《彭德懷年譜》690頁。注3：《吳法憲回憶錄》531頁。注4： 侗楓:《虎嘯血野》40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