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六四”造就了今日的中國(圖)

三十年前的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意外去世，兩天後，數千名大學生占領了天安門廣場。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大屠殺事件，令這場民主運動戛然而止。半個甲子即將過去，中國年輕一代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那樣的慘案，世界也慢慢淡忘了那場給今天的世界格局帶來深遠影響的“北京事變”，隻剩下一些親曆者、海外媒體等每年還在紀念和反思。但恰恰是那場事變造就了今天中國的政治格局，也根本改變了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

西方對中國“六四”後發展趨勢的一係列誤判，使中國替代蘇聯和之後的俄羅斯，成為自由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對手。而中國國內的改革派和反對派，也因為遭到當局的壓製、缺少國際支援而逐漸萎縮，無力再次扭轉中國的曆史方向。

“六四”如何造就了今日中國

“六四”之前中國內部其實存在三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具有民主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陳雲為代表的固守專製製度的保守派（陳當時是中國的元老院——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領袖）；三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既想改革經濟體製又想守住政治製度的有限改革派。1980年代中期鄧一直支持經濟改革，也提倡政治改良（不是改革體製，而是修補原體製），因此他支持趙。但他同時堅持所謂四項基本原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製度、共產黨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

當民眾和學生提出進一步政治改革要求時，鄧等人認為這得到了趙的縱容，於是與更保守的陳派聯手，實施了鎮壓和政變，推翻趙並將其軟禁至死。可以說，“六四”是保守的陳派經過了近十年阻擋改革的博弈，最後激發了鄧的保守傾向而取得勝利，同時鄧也把自己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變成了大屠殺的元凶。

“六四”屠殺對中國政治造成了如下後果：一是共產黨再次終結了中國人百年追求民主的進程，回歸了專製獨裁。二是確保了“血統紅二代”最後接班（不一定是習，但一定是紅二代，最近的證據之一來自閻淮關於中組部的回憶錄）——這一直是陳的主張，經過江澤民和胡錦濤的過渡，權力最後落在紅二代習近平手上。三是開啟了權貴資本主義的瘋狂掠奪和貪腐的進程。鄧九二南巡後強調市場經濟，有尊重經濟平等的意思。但由於保守派在“六四”中獲勝，他們再次利用鄧提供的市場機會，成功地把財富搶奪到自己手中。四是壓製了所有主張民主自由的派係和他們的聲音，使批評和反對的空間嚴重縮小。五是正式把毛澤東極左的貧窮的社會主義製度變成了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右翼的官僚權貴資本主義統治。

如今的中國已不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對內實施權貴資本壓迫，對外爭霸的右翼紅色帝國。這個紅色帝國的概念是我在2013年提出的，之所以稱之為帝國，是因為雖然它沒有皇帝，但習近平已經建立了類似1930年代第三帝國那樣的元首體製。如果說毛在中國建立了第一紅色帝國，習則是第二紅色帝國。

美國在“六四”後的重大戰略失誤

“六四”後國際社會普遍實施了製裁，但美國政府卻擔心中國倒向蘇聯，所以老布什總統當年7月就派特使（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密訪北京，解釋美國政府的製裁是基於美國的政治製度和國會壓力而不得不實施的，希望北京能夠寬大對待被捕人士，以便美國政府說服公眾減輕製裁。鄧強硬地回絕了美國的要求。

美國政府的這一態度使中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需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合作和中國的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糟糕，西方都不會太為難我們，因為“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同時，中國也想盡快搭上全球化的便車，利用市場經濟機製改善民眾生活，從而使民眾迅速從“六四”鎮壓的憤怒中走出來並逐漸忘記這件事，用經濟成功來壓住所有政治反對。

接下來的演變大家都看到了，美國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放行，取消貿易與人權掛鉤，幫助中國迅速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對美國形成了巨大的貿易順差。時至今日，已經呈現出在世界範圍內與美國在經濟、科技和軍事上全麵競爭的態勢，並已造成西方的深度恐慌和分裂。同時，中國國內人權狀況日益惡化，專製進一步強化，而且再也不理睬西方對它的指責。

美國和西方本意也想利用市場和開放的力量，促使中國中產階級成長從而製造出民主的內生力量，使中國和平演變成民主國家。這一設想忽視了“六四”與蘇聯解體後中共對和平演變的高度警覺，他們把一切可能導致中國人思想變異的因素都扼殺在搖籃裏，包括牢牢控製住中產階級的經濟命脈，使他們無法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始終依附於政府和黨。

可以說，“六四”後的三十年中，西方試圖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努力並不成功，對中國本質的認知誤區一直困擾著西方。

世界正在麵對一個怎樣的紅色帝國？

在“六四”後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23年裏，中國藏起了自己的鋒芒，迅速融入世界，西方高興地看到一個逐漸負責任的新興市場國家正無害地與自己和平共處。如果不是習近平上台，這個假象可以持續很久。但習上台本來就是實施“六四”鎮壓的那批元老早已準備下的預案，他們就是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夠繼承理想，讓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有朝一日能夠與西方一較高下，既能帶領共產黨走出困境，又能實現民族複興。習近平就是為這個理想登上大位的。

習近平在通過強勢反腐和壓製異見穩固了權力之後，公開改變了鄧的隱忍政策，開始在全球主動出擊。他所采用的中國模式使西方在貿易、互聯網、知識產權、技術和全球化主導權方麵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戰。而美國特朗普政府公開宣稱放棄為價值觀而戰，隻在地緣政治和利益得失方麵與中國計較，這實際成了中國最大的利好，給中國進一步帶來機會。如果僅僅較量做生意誰更精明，中國相信特朗普不是對手。

這樣一個新紅色帝國，看起來很難戰勝。它隻有兩個對手，一個是他自己，它的毛式終身獨裁體製大大增加了犯錯的風險和內部的不滿；第二個是西方的普世價值聯盟。如果美國自己破壞了這個聯盟，那麽紅色帝國的對手就隻有它自己了。

紅色帝國將向何處去？又如何終結？

中國現在用“一帶一路”戰略全麵進入南亞、非洲和歐洲，也用投資合作等方式深入南美和中東歐，與俄國和中亞正在結盟，在中東有巨大的影響力，與美國也有巨大的難以逆轉的貿易合作。它與西方乃至全球正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與冷戰時期的蘇聯不同，它沒有與世界隔絕，而是主動融入世界，與西方在所有領域展開較量。

在西方歡迎中國加入大國俱樂部之際，中國卻牢記過去近二百年的恥辱，試圖在拳擊場上扳回一局——他們自己稱之為民族複興。這個複興不僅要把貧窮的中國變成世界的新富豪，還要收回領土（台灣）和擴展海疆（南海），在全球與美國爭雄，並為此在做積極的武力準備。雖然它不準備推行它的共產價值觀和改變它國製度，但其“中國模式”（即威權加市場的模式）的輸出也間接鞏固或強化了合作國原有的威權體製。

而這一切的背後都伴隨著共產黨延續極權統治的意圖，就是說，西方不少領導人認為曆史終結了，冷戰結束了，而中國從未放棄冷戰思維，中國從來都是帶著共產黨的價值觀在與西方打交道。而現在它風頭正勁，對美國的自由世界領袖地位構成了比當年蘇聯更大的挑戰。

那麽，西方應該如何看待和應對這一挑戰？

中國有和平崛起和複興的權利，十四億人要現代化而且急如星火地要在兩三代人期間實現，這個勢頭無法阻擋，也的確給全世界創造了巨大商機和改變規則的衝擊。中國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千年變局，在盛唐之後再次鼎立世界。

對世界來說，正麵臨大航海六百年以來未有之大變局，即首次有一個東方大國不再是待發現待開墾的處女地，而是強硬的戰略對手。

當我們六年前諷刺習近平用夢想治國的時候，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夢這個口號可能迎合了百年以來中國崛起的民族期待，中共可能精明地利用民族主義給自己重新構建了合法性，成功地擺脫了“六四”夢魘。當然，“六四”這道傷口隻是暫時被遮蔽了，它早晚還會在製度和價值觀層麵成為中共的新噩夢。但是，從世界的新格局來說，在地緣政治角度繼續打壓中國，也很難成功。地緣政治衝突最終會引發熱戰。

中國需要改變的是極權政治製度，這個製度和堅持它的政黨給中國人民造成窒息和經濟發展的障礙，也給世界帶來威脅。所以從大趨勢上說，西方應該與中國在經濟上和解並談判新規則，促使中國遵守。和解的替代條件是要求中國盡早結束一黨獨裁統治，早日民主化。

如果西方不能在普世價值基礎上形成堅定的聯盟，強勢地一邊接受經濟崛起的中國，一邊抑製它的製度和價值觀危害，完成一次千年級別的東西方和解談判，用西方市場置換中國的極權製度，讓它“見好就收”，主動轉軌，融入文明規則和價值體係，那西方將麵對六百年未有之大危局。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如今這麽強勢，可以逐漸迫使西方按照自己的意願改變規則，怎麽肯放棄一黨獨裁，主動轉軌？

首先，“共產主義孤島”狀態和國內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以及民眾對平等權利的追求，都讓黨內外很多人認為現在的大躍進式的發展路線是一種曆史倒退，很難走通。

其次，麵子和恐懼是中共的兩大軟肋，如果西方給了中共認可它實現了民族複興的麵子，又讓它能夠不被清算曆史罪惡而和平謝幕，也許中共會發揮出中國式商人的精明，使自己成為和平轉軌的曆史功臣。

當然，正因為“六四”鎮壓和西方綏靖態度給當權者帶來的自信，及對蘇聯解體的恐懼，使他們很可能堅持紅色帝國道路。但德國、日本曆史上極權擴張失敗的教訓已是前車之鑒。如果保持適度威權的政治經濟路線，也許中共的統治還會維持很久，一旦極權統治，很可能加速崩潰。

李偉東，《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現居美國新澤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