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國心理谘詢需求激增，監管卻缺位

位於沈陽的心理谘詢服務熱線接線員接聽電話。

2022年7月，王馨淼以“冬妮”網名在網上指控，中國知名心理谘詢師李鬆蔚曾在谘訪關係中與她發生親密接觸，如親吻、擁抱；隨後她實名向李鬆蔚所在的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注冊工作委員會倫理委員會（下簡稱“心理學會倫理委員會”）投訴其違反心理谘詢職業倫理，心理學會倫理委員會接受了該投訴。

不過，李鬆蔚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對王馨淼提起民事訴訟，一審判決李鬆蔚勝訴，王馨淼隨後提出上訴。

由於李鬆蔚曾經擔任《再見戀人》真人秀來賓，谘詢師與來訪者的倫理關係引發中國社會熱烈爭論。

 

從經濟衰退，代際溝通、到情感和人際關係的各種困擾，再到疫情期間的嚴格封控措施，中國人的心理壓力近年來急劇上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數據，目前中國約有5,400萬公民患有抑鬱症，4,100萬公民患有焦慮症。

美國智庫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中國分析中心研究員鄧乃文（G.A. Donovan）日前在美國智庫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舉辦的研討會上表示，在中國，人民的福祉與國家的福祉息息相關。但事實上，人是自主獨立的存在，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感受。

在中國，線上和線下各種情感宣泄和心理支持的活動變得越來越普及。

研究中國城市自2000年興起心理治療和培訓的熱潮，或稱“心理熱”（psycho boom）的台灣陽明交通大學副教授黃宣穎4月在美國智庫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舉辦的研討會上表示，中國的心理谘詢行業相當混亂。

快速發展下的混亂與挑戰

 

2024年3月，中國心理健康服務機構“簡單心理”與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CBNData聯合發布的《2023-2024 心理健康及行業人群洞察報告》顯示，國民抑鬱風險檢出率為10.6%，焦慮風險檢出率為15.8%。而這也反映在大眾對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以簡單心理2016年推出的免費心理健康熱線服務為例，截至2023年，該熱線的年平均通話增幅達24.3%。

但即便中國政府在21世紀初即意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政策的覆蓋範圍也從嚴重的精神疾病，擴展到心理亞健康人群。但專家指出，政府的政策與監管腳步似仍停留在口號層麵，尚未提供足夠和有效的工具。

不像美國和歐洲係統性的培養路徑，比如完成特定學位，以及一定時數的實習或臨床經驗。在中國，很多時候得靠個人選修不同課程，再取得考試認證。

”然後希望這樣就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心理谘詢師，”黃宣穎說。

 

2002年，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允許大眾報考心理谘詢師證書。這使得許多人不必受正規高等教育，即可通過商業速成班成為心理谘詢師。

上述製度在2017年取消，改由行業協會頒發，並對專業背景和實踐經驗提出要求。不過，目前中國仍未發展出統一的認證製度，中國心理學會和北師大、北大等高校都有各自的注冊和審核模式。

90後出生的中國留學生Sally在中國和美國都接受過心理谘詢。在北師大，她參加的是每周一次對談，持續兩三個月的短期伴侶谘詢。來到美國後頭兩年，她也想通過心理谘詢緩解家庭創傷和語言帶來的社交焦慮，但體驗卻和以前很不一樣。

Sally說：“應該是她個人（谘詢師）的問題吧，非常居高臨下，非常傲慢，然後從來不回答你的問題，任何共情的評論都沒有。”

盡管美國的心理谘詢有更嚴格的體製，但正如Sally所說，也常常會遇到一些不靠譜的從業者。

 

而在中國，心理谘詢則像是一盒巧克力，永遠不知道下一個會是哪種口味。

相比Sally在北師大接受的定期對談，她的一位朋友參與的卻是密集且收費高達至少1萬5千元人民幣的“營隊式”服務：連續3至4天的大課教學，搭配一對一激烈對抗性的問答。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支付類似的服務。

中國政府推行積極心態 專家：停留在口號

 

早在2004年底，北京投入686萬元人民幣建設龐大的數據庫，用於登記患有重度精神疾病的患者。政府借此係統對患者進行跟蹤管理，並提供藥物治療等幫助。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更進一步提出“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係建設，培養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自此，中國政府每年都會出台相關工作方案，主要針對基層，除了各區縣通過廣播、電視和網站等渠道，開展心理健康知識的科普宣傳外，也在村裏和社區設立心理谘詢室或社工室；並在試點地區的高校裏，按不少於1:4000的比例配備專職心理健康教師；中小學的心理輔導室覆蓋率也要達到50%以上。

到了2024年，政府還成立新的專家工作組，任期到2027年，為相關工作持續提供技術支持和建議。

2022年，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學教授、《焦慮的中國》作者張鸝接受《時尚先生Esquire》專訪時即提到，“對情緒的幹預，中國在盡力做這件事”。但對政府來說，更傾向於這種積極心理學，包括在公安部門和部隊，引導職工更有韌性，無論麵對怎樣的困境。

不過，專家表示，在中國，這種帶有強製色彩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對國家認同的強調，使得國家與個人福祉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這種模糊性也使得政府在製定和推動心理健康相關政策時麵臨挑戰。

 

黃宣穎表示，中國政府在許多公告和政策文件中強調，要樂觀、努力，以及積極正向的心態。但“真正的挑戰在於該如何做到這一點？”

“這幾乎像是告訴民眾，隻要遵循國家的意識形態，你就能做到，”黃宣穎說。

紐約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人類學助理教授莊思博（John Osburg）在日前亞洲社會研究所的這場會議上強調，“人們可能會對中國變得強大感到高興，但這最終並不能解決他們的個人問題。當他們的生意失敗，親人生病時，他們會需要其他的工具，包括尋求宗教、心理治療，或其他類型的療愈活動和靈修自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