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消息，《大西洋月刊》發布題為“誰住得起矽穀呢？”的文章。文章指出，穀歌和矽穀的聖何塞希望讓該城市成為工人和中產階級家庭能夠居住得起的地方，不過他們似乎讓事情變得更加糟糕。
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矽穀”並不一直都是計算機科技行業的代名詞。如今，一說到它，人們大都會聯想起一係列企業的成功：惠普、甲骨文、Facebook、穀歌、蘋果、Uber以及所有渴望獲得同等財富和榮耀的初創企業。
但矽穀也是一個真實的地理位置，有著真實的曆史，有真實的人在這裏生活和工作——不僅活在科技領域，還活在它的影子下。
對於舊金山灣區以外的人來說，這個地方很難描述，因為就地方而言，矽穀是一個相當平庸的地方。坐在汽車(當地占支配地位的交通方式)上看，組成該地區的兩個縣以及十幾個城鎮，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片十分寬闊的郊區、商業區和傾斜的混凝土辦公大樓。明星建築師設計的科技園區直到近年才開始打破這種單調性。建築遺跡的稀缺和令人失去方向感的汽車文化使得確定這一地區的核心變得很有挑戰性。《大西洋月刊》撰稿人亞曆克西斯·馬德裏加爾(Alexis Madrigal)曾將矽穀的“中心”定在森尼韋爾(Sunnyvale)的一個倉庫。
矽穀的許多城市都曾聲稱自己是這一地區的中心。帕洛阿爾托有著最強大的曆史底蘊，它是斯坦福大學研究園區的所在地，1951年開始吸引工程公司進駐。它也擁有高科技產業的兩個地標——見證惠普創立的車庫，以及見證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完善集成電路的辦公室。山景城也是強有力的競爭者。它是已退役的莫菲特場海軍航空站的所在地，國防工業在該地區建立了早期的基地；如今，它還擁有穀歌總部。
聖何塞是這片土地上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國第十大城市。它自稱是“矽穀之都”，盡管即使是該城市最忠誠的居民也會承認該說法有點牽強。它通常被認為是在矽穀其他地方工作的人的居住社區。但一些人希望這種情況不久後會發生改變。
作為一個大型的、為期多年的市中心振興項目的核心公司，穀歌正在聖何塞著手一個雄心勃勃的開發計劃。它包括建設新的公司辦公空間和新的住宅。這個項目可能會極大地重塑這座城市。盡管這座城市規模龐大，與矽穀有著密切的聯係，但它在舊金山灣區長期以來一直被冷落。這座城市的政府和居民正在拭目以待，看看這一努力是否能提供一個有意義的替代方案，以取代該地區多年來大量居民流離失所的境況；又或者它將延續產業重新定義加州景觀的悠久曆史。考慮到聖何塞的曆史和社區組織基礎，它可能比相鄰的其它矽穀城市更適合振興自己。
在來自大型科技公司的尋求參與矽穀城市開發的一係列新提案中，Facebook和穀歌走在了前麵。Facebook正在門洛帕克附近展開一個住宅開發項目，將至少建造1500套住房。去年12月，山景城批準了一項圍繞穀歌園區的開發計劃，該計劃涉及建造9850個住宅單元，其中一部分位於該公司聘請建築設計師比雅可·因戈爾（Bjarke Ingels）設計的新辦公樓周圍。
矽穀與企業興旺的密切聯係
這些項目最初公布時，引發了科技界和建築記者的擔憂和批評。他們嘲諷穀歌和Facebook可能要把它們的園區變成“公司城鎮”。但他們似乎忘記了聖克拉拉穀(矽穀所在地的舊稱)的城鎮與企業興旺有著長期的密切聯係，盡管在過去150年裏，特定的公司和建築一直在易手。
在數據挖掘成為聖克拉拉穀首選的采掘產業之前，礦物采掘造就了該地區最早的公司城鎮之一。早在19世紀50年代，作為世界上產量最高的汞礦之一(汞是提煉黃金和銀礦的重要礦物)位於聖何塞南部的新阿爾瑪登（New Almaden）礦推動了“淘金熱”。來自墨西哥和智利的移民礦工參照西班牙的礦山，居住在屬於該新阿爾瑪登礦公司所有者的土地上。
另一個曾對聖克拉拉穀產生重大影響的產業是農業。它支持加州的發展有幾十年的時間，直到軟件吞噬了全世界。對於該時代，加州人有時會回憶起那些田園般的、小型水果園的景象——詩人克拉拉·路易斯·勞倫斯(Clara Louise Lawrence)在1931年稱它為“心靈歡樂之穀”。但在20世紀20年代，田園風光已經在消失了。那時，該地區包辦了加州90%的水果和蔬菜產量，而加州公司California Packing Corporation已經實現了生產過程的工業化，嚴重依賴於低人工成本和大量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移民勞動力，負債很少。聖何塞也是美國民權活動家、工人運動組織者凱薩·查韋斯(Cesar Chavez)在涉足農業以後第一次學習勞工組織的地方。
這個勞動力群體，連同越南和菲律賓的移民，最終繼續在仙童1959年取得突破性發現後湧現的半導體製造工廠工作。在這個時代，科技行業對於住房開發的影響沒有新阿爾瑪登模式那麽明顯，它偏向於通過當地低調的慈善項目和經由矽穀製造業集團(現在的矽穀領導人組織)遊說當地政府和通過來采取行動。
讓城市看起來像個公司城鎮並不符合科技界的利益。“資本家們從鉑爾曼和其他的公司城鎮那裏學到，它們太過喧賓奪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理名譽教授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指出。他說，企業沒有去直接幹預城市規劃，它們其實受益於這樣一個事實：矽穀不是一個城市，而是眾多小城市的集合，每個小城市都有不同的議程和優先級(和官僚政治)，而且都很小，因此無法挑戰大企業或者向它們提出有公信力的要求。
DSAP項目
在穀歌和Facebook的項目中，更不尋常的是，並不是聖克拉拉穀的公司對影響住房開發有興趣——而是他們如此明顯地表現出這樣的意圖。但媒體的報道也過度簡化了這些項目的機製，因而給了企業予以否認的餘地。以穀歌為例，嚴格來說，該公司並沒有在建造住房。相反，它正在購買土地，並向開發商出租公司所擁有的土地。穀歌提交提案也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山景城和聖何塞的項目都是建立在已有計劃的基礎上的，這些計劃是這些城市長期以來一直在謀劃的。
在聖何塞，Diridon車站區域規劃(簡稱DSAP，以聖何塞市中心的火車站命名)的最初設想在2014年得到批準。它圍繞建造一個棒球場來展開，希望能吸引奧克蘭運動家隊遷進來。它還受到了一些迫切需要的交通運輸項目的推動，其中包括人們期待已久的加州高鐵項目、聖克拉拉穀運輸管理局負責將BART延伸至聖何塞的項目以及CalTrain通勤鐵路係統的電氣化。穀歌最初接洽這座城市是為了參與Diridon規劃2017年的升級，盡管該公司早在2016年12月就已經在悄悄收購該地區的地產。到目前為止，穀歌在240英畝的開發區內擁有大約50英畝的土地，其中包括市議會批準以67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給該公司的9塊地皮。
鑒於有如此多的利益相關者(三個交通運輸機構，當地機場，目前正在就項目起訴BART的市中心曲棍球體育場，城市，居民，以及穀歌)，開發時間如此之長，人們可能會理解為什麽DSAP的願景有點朦朧不清。最初的DSAP計劃設想在該240英畝的項目建造2588套住房(據市政府官員稱，該數字可能會增加)，理論上該項目會受到城市的包容住房條例（要求新住宅樓盤有15%的可負擔住房）的約束，但將低於市場價格或者被指定為可負擔住房的具體數量還沒有敲定，目前也不是很清楚，在開發項目可能引發大量技術勞工的湧入以後，市政府將如何保護因租金進一步上漲而流離失所的居民。今年2月底，該市召集了“車站區域谘詢小組”(簡稱SAAG)，該組織理應代表居民、交通運輸機構、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引導該項目的長期開發進程。
在4月9日的SAAG會議上，穀歌的高級開發總監喬·範貝爾赫姆(Joe Van Belleghem)介紹了公司的“基本原則”，他說這些原則將指導他們對項目的願景。範貝爾赫姆談到了平衡社區、自然、創新和經濟這四大支柱的重要性——盡管他提到的取得那樣的平衡的例子包括倫敦的一個富有爭議性的開發項目，在該項目中，可負擔住房被豪華的高層建築所取代。範貝爾赫姆指出，穀歌不能單憑一己之力解決聖何塞麵臨的眾多開發問題，但他也表示，公司的目標是使得穀歌和聖何塞共同繁榮：“我們深信，通過與社區合作，我們能夠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這座城市似乎對這種合作關係持樂觀態度。聖何塞城市經理助理金·瓦雷什(Kim Walesh)表示：“一家特定的科技公司從最初的概念階段開始就進入我們的社區，這種公民參與是史無前例的。(穀歌)在做這種深度的傾聽來采納居民的想法。我們甚至在項目確定前一年就開始我們的工作了。”
居民們的聲音
聖何塞的居民們正在向外界發出自己響亮的聲音。5月23日，SAAG的聽證會被代表移民和工人階級居民的草根組織Serve the People San Jose打斷。在一篇社論中，活動家、組織者凱瑟琳·納索爾(Katherine Nasol)解釋說，該組織的行動是為了“將那些在這場(針對窮人的)戰爭中受到影響的人，以及那些在企業和城市發起的對話中不斷被忽視的人置於中心位置”。納索爾承認，設立更多的公園和自行車道是不錯的選擇，但前提是要解決“我們的人民最基本的住房需求，而SAAG還沒有真正把這個需求放在中心位置。”
但同樣在聖何塞長大的倡導組織Silicon Valley Rising負責人瑪麗亞·諾埃爾·費爾南德斯(Maria Noel Fernandez)擔心時間太長會推遲重大決策。“當然這個過程很長，但是這些利益通常在早期就已經決定了。”費爾南德斯說，“在整個過程中，社區通常都是在談判桌上的。”他指出，Silicon Valley Rising必須爭取更多的居民代表加入SAAG(在38人的谘詢小組中，有9人是來自各個社區協會的代表，其中包括來自穀歌的代表)。在第一次SAAG會議之前，通過市政廳和其他社區的外展工作，Silicon Valley Rising給穀歌製定了一係列的要求，包括簽署社區福利協議以及支持由社區管理的可負擔住房基金。
但這並不意味著Silicon Valley Rising想要穀歌完全離開這座城市。他們認為，科技公司必須參與應對其繁榮所加劇的地區性住房危機。在這方麵，費爾南德斯認為一直困擾矽穀大部分地區的反增長、反對本地發展的文化令人沮喪。她談到了庫比蒂諾在蘋果新園區竣工後對新開發項目的反對態度，以此作為例子來說明聖何塞需要避免些什麽。“我們並不是反對科技，我們隻是想知道這個項目對工薪家庭來說會是什麽樣子。”據費爾南德斯說，社區還想知道穀歌將如何支持和保護在聖何塞的眾多社區都存在（雖然一些公眾不這麽認為）的獨特文化。
住房危機
居民們有充分的理由擔心，該開發項目可能會取代聖何塞僅存的工人和中產階級可負擔得起住房的少數社區：這已經在發生。在SAAG工作小組討論住房、流離失所和鄉紳化問題的一次會議上，居民們說，蘋果公司的員工以全現金的方式搶購房屋，尋求住在85號公路(這條路方便前往庫比蒂諾新園區)附近。也有居民談到，多個家庭擠在由單戶住房改造而成的小公寓裏，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汽車和旅遊房車裏。他們還指出該城市有4300名居民無家可歸，以此說明無論穀歌最終作出什麽樣的承諾，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來解決流離失所和住房供應問題。
那些沒錢住在聖何塞或矽穀其他地方的人，加入了灣區日漸壯大的“超級通勤族”隊伍：他們每天至少要花3個小時在上班通勤上。有時他們走迂回的公共交通路線，但自己開車仍然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如果說“矽穀”是指人們白天聚集在這個地方工作的社區，那麽它現在的邊界就已經延伸到更遠處的中央穀地（Central Valley），因為工資水平低下的服務業工作者不得不到更遠的地方尋找住處。SAAG會議的一位與會者宣稱，“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把矽穀和聖何塞東南130英裏的弗雷斯諾連接起來。”
他不是在開玩笑。弗雷斯諾和聖何塞之間的連接是加州正在建設的高速鐵路項目的一部分。但這種連接成了因負擔不起住房而流離失所的矽穀居民的一種安慰，反映出對穀歌提出過多要求的擔憂。一些當地人擔心，如果市政府提出太多的要求，該公司可能會放棄參與項目。
很難說穀歌到底在想什麽。當被問到可負擔住房時，穀歌的一位發言人稱，公司總體上支持住房開發，但在具體類型和單位數量方麵，“城市和社區領導人將主導住房政策。”一方麵，這家公司似乎在認真地與聖何塞社區合作(也可能不想要表明過於明確的立場來印證外界對公司的刻板印象)。但另一方麵，由於穀歌將主動權留給聖何塞，該市不得不猜測，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出像Silicon Valley Rising提出的要求。
當被問到根據自己與穀歌的談判經驗，會給聖何塞什麽樣的建議時，山景城的市議會成員瑪格麗特·阿貝-可加(Margaret Abe-Koga)給出了告誡性的鼓勵。“不要賣空你的城市，”她說，“我覺得聖何塞不應該帶著這種恐懼行事。說到底，企業來來去去，但一個社區必須要為長期的發展保持完好。”阿貝-可加說，她所在的小城市並沒有完全武裝好來與穀歌進行有效的談判——市議會隻有7人，市長甚至都不是一個選舉產生的職位(議會成員輪流擔任這個角色)，而且當2008年初始的開發計劃啟動時，該社區自己都有點震驚。
盡管阿貝-可加最終投票讚成該計劃，但她對最終的可負擔住房的數量感到失望(有一個承諾的“目標”是20%)。她對所承諾的住房類型也有點懷疑：70%的住房計劃都是用於小型公寓和單臥室公寓。這種住房雖然確實需要，但將主要幫助穀歌的年輕員工在工作地點附近尋找住處。或許這意味著穀歌將減少員工班車的運營，但對工薪階層家庭，或者那些想要組建家庭但負擔不起在該地區的費用，且沒有能力從事專業的高薪技術工作的個人來說，它並沒有多大用處。
當我向費爾南德斯提到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計劃（科技公司在向政府遊說時往往會作出的一個讓步）時，她笑了，並問及將會有多少孩子從這些資源中受益。聖克拉拉縣的公立學校入學人數已經呈現減少，尤其是在聖何塞。與舊金山一樣，其他矽穀城市的出生率也在不斷下降，下降幅度要遠遠高於美國的其它城市（住房成本沒有出現飆漲的城市）。兒童居民數量的減少不一定是衡量一個城市健康狀況的最高標準，而灣區出生率的下降確實反映了全美的趨勢。但想象一下矽穀的城市裏，唯一的“孩子”都是剛從工科學校畢業的科技神童，就有點讓人不安。看看穀歌為其查爾斯頓東區項目設計的建築風格，我想知道在那裏畫畫的孩子們是否會是矽穀的最後一代孩子。又或者，也許他們是為了做給人看而從中央穀地的某個地方借調過來的。
不完全是企業的錯
這種沒有孩子的反烏托邦，或者造成越來越多混亂和通勤距離越來越遠的住房危機，不應完全歸咎於穀歌、蘋果和Facebook等公司。40年來癱瘓的財產稅製度，幾十年來以高速公路為中心的交通設計，以及支持區域隔離的政策，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與Alphabet的另一家子公司Sidewalk Labs在多倫多提出的“智慧城市”(smart city)計劃（希望從頭開始創建一個新的社區）不同，穀歌必須要先整頓和處理好很多遺留下來的規劃決策，才能構建矽穀的未來。科技不能完全消除該地區存在問題的稅收和交通建設曆史帶來的負麵影響，但山景城和聖何塞等城市的長期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型科技公司承擔什麽責任——以及誰將成為它們帶來的未來的一部分。
過去提供了一些答案。當地的曆史遺跡常常頌揚卑微的出身和有教養者的財富——惠普生氣勃勃的小車庫，或斯坦福大學田園詩般的智慧領地。這些地標可視作一種神話和美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景觀設計師路易絲·莫茲戈(Louise Mozingo)稱之為“田園資本主義”——創新和企業力量在田園式的園區和僻靜的郊區辦公園區蓬勃發展，而不是在礦山、工廠或市區。
但是，科技行業還有其他持久性的、往往沒有被紀念的地方效應。像IBM和仙童半導體這樣的公司當初在矽穀建立的芯片製造工廠，使得聖克拉拉縣擁有比美國其他任何縣都要多的超級基金（Superfund）。坐落在沙丘路上的風險投資公司的存在，就是為了將車庫裏的搗鼓項目變成規模龐大的企業巨頭，它們著眼於全球影響力(以及全球範圍的利潤)，而非本地服務。製造電子產品和擴展業務規模，需要的不僅僅是聰明的車庫極客和聰明的斯坦福畢業生，它還需要一個低工資的勞動力儲備。40年前，這個勞動力儲備生產矽芯片；如今，它在園區餐廳重新補給甘藍脆片，以及駕駛班車讓工程師往返於舊金山。曾經有一段時間，聖何塞被認為是幫助實現科技進步的工人和中產階級能夠住得起房、擁有住房、養育家庭和建立代際財富的城市。不再是這樣了。他們中的一些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工作被淘汰或者被外包出去，而另一些人則無法再靠服務業的薪水生活在這裏。
現在，聖何塞有機會像鼓舞處於科技行業最高層的富豪那樣鼓舞這些處於最底層的勞工。如果穀歌兌現它承諾的“深度傾聽”，如果聖何塞居民繼續挑戰企業的模糊承諾，Diridon項目可能有機會給聖克拉拉穀當前的生活和矽穀以創業者為中心和厭惡有組織的工人的意識形態提出一個真正有遠見的替代品。如果它這樣做了，聖何塞或許能夠證明自己是矽穀的中心——即便不是它的中心，也至少是它的心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