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環鬥（文革鄉村紀事之十六）

上世紀50年代末的一天，我奶奶回自己娘家住幾天。她老人家閑來無事就和街坊鄰居在街上聊天。這時從村西往東過來一個騎車的年輕人，見了我奶奶立刻抬腿下車恭恭敬敬地問候了一聲“大嬸回媽家了？”。

我奶也回了一聲，“你這是放假了，好義？”。

年輕人嗯呐了一聲繼續騎車東去。

這把那些聊天的姑娘媳婦大嬸大媽大奶們都看呆了，有人趕緊問我奶，“這個人是你啥人呀，咋長這麽俊哪？”。我奶說，“這是我們莊裏的一個同姓的侄子，在外頭教書”。

這個帥哥叫好義，是我們村解放前的首富的長房長子長孫，是前文《文革鄉間紀事之四》中抹脖子的好德的二代堂哥（second cousin）。當然了，臨解放時有首富頭銜的就都是些土財主了，一般家裏有個二三百畝地雇些個長工就了不起了（現在我們村人均1.5畝左右）。這些首富可是比不上前清同光時期的大財主。像我爺爺的太爺爺（曾祖父）那一輩時，家裏有830畝地。那時候像我家祖上這樣“先前闊過”的財主，都是在東北做買賣發的財。而自張大帥得勢尤其是自“滿洲國”“康德”年起，關內人就失去了在東北關外做買賣發財的機會，隻能靠在家鄉“土裏刨食”了，兒孫後代若不善農事、再抽個大煙、紮個嗎啡啥的，也就走上了連年“去地”的不歸路，最後就成了窮的就剩下房子的“破大家”了。當時最識時務的就是那些舍財賣地供兒孫讀書的老財迷們，比如我爺的太爺、我姥爺的爺、我姥姥的爹。不過呢，那些刻薄起家善於經營的純牌農民倒是有了發財機會，比如我一個遠房三大伯家、我二姑的婆家、還有好義的祖輩。當然，土改時這些發了沒有十幾年甚至才幾年財的暴發戶就都成了地主富農，大部分地被分給貧下中農、房產的一半或或更多也被分給貧下中農特別是烈軍屬和複員軍人，浮財也基本上被沒收，文革時還要遊街撅屁股貓腰挨批鬥。雖然好義家是土財主，家裏舍不得讓他去上北京匯文中學、北京四中、天津南開中學這些著名學校，但也供他上了個師範，在48年臨解放時他已經是小學教師了。

好義，的確是長得非常帥，一米七八的標準個頭，略顯清瘦，眼神清澈和善，嘴角總是帶著笑意，腰板筆直長頸挺拔，穿皮鞋戴手表，白淨光滑的長形臉上戴著一副淺色眼鏡，顯得瀟灑幹練，整個人讓人看起來是那麽的精神。

當然嘍，什麽外在優點都俱全的人定遭人嫉，文革期間受人誣陷，差點兒屈打成招就算不槍斃也要蹲監牢獄，幸虧最後有正義人士出麵仗義執言才讓他得以幸免。

按我爺爺的講法，好義那張嘴不值錢。在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好義馬上就快憋不住了，躍躍欲試就要在大會上發言提意見了。可愣是讓同樣是教師而參會的我爺爺用眼睛狠狠地瞪了好幾分鍾，他不知道是咋回事，但心裏麵有些發毛，這言就沒有發成。當然，他這右派也就沒有當成。

58年大躍進時，村裏要征我們家的大院落用來開食堂，把一家七口人趕到一個小門小戶人家的西半截去住。不搬？不行的。村幹部公社幹部說了：搬了，給你們家40塊錢的補償。不搬，按漏網右派、現行反革命處理。我奶說那我們還是搬吧。文革後我爺爺半開玩笑半後悔地說，當時要是劃成右派，怎麽著現在得下來（補償）5000多塊錢。我爸趕緊說：爹你老可別這樣想，你老要是當了右派，我的師範念不了、二弟的高中讀不成，我們哥兒仨連媳婦都說不上，你老還得去挨批鬥，……。

好義比我父親大9歲，但是就是顯得年輕。我剛上小學的時候，好義還在我們小學當老師。他是高年級（初中班）的體育教師。這沒錯，雖然後來1978、1979年的時候他在社中當畢業班的語文老師（社中是文革後期的特殊現象，那時候我們縣每個公社都有高中班，但總共就辦了兩屆，一共考上了五六個大學生、大專生、中專生）。無論冬夏，好義都穿著一身運動裝，看起來比周圍人抗凍很多、也精神得多。記得一次校運動會上，長胳膊長腿長脖子長腦瓜的好義的跑步動作誇張而快速，讓其他老師自歎不如。好義拿大頂、練單杠，都能讓老師們和學生們爆發出一陣陣喝彩。

我小的時候，總有兩個名詞分不太清楚，一個是“運動員”，一個是“動物園”。我媽媽給我們講小動物的故事的時候應該是講的是動物園；而早晨讓我起床的時候講的是運動員，說運動員這時候早都出去跑步鍛煉了。

自從看了好義的跑步、拿大頂、練單杠，七八歲的我就認為他既是動物園也是運動員。您可別和我講邏輯，我那時候就是一個屁也不懂的小屁孩。

好義，人如其名，是一個急公好義之人。

那時候，我媽媽身體不好，一年隻能掙600～1000個工分，價值12～35元人民幣/年，我們家可是窮得很。每年都要向生產隊倒找200元左右。一次因為未能及時交上糧款，小隊會計來家裏威脅我媽說要給我們家“賣周轉”，就是說以後生產隊不再分給我們家新鮮糧食，我們家如果要吃糧，就必須拿現金去公社糧站去買陳糧。急得憋的團團轉的我爸最後還得是走入好義家大門。

好義兩口子每次都是非常爽快地借給我爸錢，20元、30元，有時候甚至50元。前幾年我去看望好義大伯、桂芝大媽（我小學二年級時的班主任），桂芝大媽還說“你爸每次來借錢時那個不好意思啊，可是借了以後都是按當時說的那天前還給你大伯”。可是，即使有“有借有還，再借不難”這句老話放在那裏，還有另一句老話叫“幫急不幫窮”。

我一直感激著好義大伯桂芝大媽！

 

好義的父親叫正雨，在解放前那是個瀟灑人物。正雨在解放時劃為地主，但是一直到文革也沒有挨過什麽整。相對而言，正雨比較潔身自好、比較聰明、比較精明、比較奸。比如說，在生產隊幹活時，他基本上是沉默寡言的，也不會占小便宜幹像偷著往兜裏裝個玉米拿回家這樣的事兒。在這一點上，我爺爺一直比較欣賞佩服他。

文革一運動起來，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就都倒了黴，都要撅屁股貓腰挨批鬥。正雨是我們莊10個戴著帽的黑五類分子，自然是陣陣落不下的穆桂英了。

1976年的春天，公社派下來一個叫劉培夫的團委書記到我們莊蹲點。培夫書記講的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到村裏不久做的事情就是在一天晚上把全村二十多個五類分子不管是摘帽的戴帽的、男的女的、壯的病的，都統統的揪到台子上逐個批鬥。記得他唯一赦免了讓回家的是我姥爺的八堂叔，他老人家實在是看起來太弱了，仿佛一陣微風過來就能把他吹倒似的。

那天晚上批鬥會，每一個黑五類都狠狠地挨了民兵連長幾鞭子，鞭子就是現用鐮刀從苗圃裏割回來的、一手指頭粗的楊樹苗，我記得老特務齊玉文後脖梗子都被打出血來了。批鬥會結束時培夫書記做出決定：每天早晨上工前都要有戴帽分子遊街，他們都要自己拿好鑼和鑔，兩個人一組，站在街頭一邊敲鑼打鑔一邊要揭發批判自己。

記得第一天排班的是雲清夫婦。雲清是軍校畢業的，在南京給汪精衛當過什麽少將警衛旅長什麽的，還把一個要判刑的、年輕貌美的南京當地人、女共產黨員弄成了他的小老婆。文革中這個小老婆和雲清及三個小兒女就被發配回原籍勞動。

那天是雲清打鑔，小老婆敲鑼，然後就有一群孩子圍了上來，雲清先講一段，然後是他小老婆講。這位小大奶奶（我和妹妹對她的戲稱）說著濃重的南京話，我們也聽不懂多少。我隻記得她叨叨著她原來對她的婆婆（軍屬，因為雲清的妹妹是大尉級軍人，在北京301醫院工作，是高幹夫人）很好，後來又不好了。

第二天，是雲清的親弟弟知果和特務分子玉文接著遊街。這個知果是唐山市在改開之前的唯一民主黨派成員，而且是在解放前就加入的。但是在我爺爺和我姥爺眼裏，他是一個沒有什麽骨氣的人，他比他的大哥雲清，以及四人幫粉碎以後受牽連也被發配回老家有半年的妹妹相比，知果可是差遠了。知果一個60來歲的人，跟我們一群孩子誠惶誠恐地數落著自己。

那第三天早晨下著小雨，這天輪到正雨和我的三堂伯兩個地主結伴遊街。我們一群吃完飯要去上學的孩子們已經圍在哪裏。隻聽得嘡嘡嘡三聲鑼響，正雨就開始講了，“我叫齊正雨，今年67歲，我是個地主分子，解放前哪自己不勞動，雇活讓長工幹活。我自個兒吃香的喝辣的，就是舍不得給長工吃好的，……”。

小雨中的正雨正在村東頭說著呢，他的大兒子好義穿著塑料雨衣推著自行車就要去學校上班。一看到他爹在雨中敲著鑼正自我批判呢，這個好義一下子就火兒上來了，就鼻子不鼻子臉子不臉子地說，“淨整這些用不著的（沒用的），淨整這些形式主義。這是抓革命促生產嗎？”。

正雨趕緊喝住他，“這有你啥相幹，上你的班兒去”。好義一個瀟灑動作上車，氣鼓鼓的上班去了，去公社所在的那個村子的小學。我們呢，也背著書包去上學了。

第二節課的時候，校革委會主任走進教室，讓我們這些學生揭發好義在我們小學當老師時有什麽反動言行。

老師同學們就絞盡腦汁的想，最後有這麽幾條：宣傳錦標主義，鼓吹功利思想，汙蔑毛主席的革命體育路線，汙蔑國家體委主任莊則棟，……。

當天晚上，在四天前開批判會的我們大隊部前廣場，又開始了對好義的批評與教育。為什麽這樣說呢？這是因為好義畢竟隻是地富子女，不是地富，所以那天批鬥的時候，隻是讓好義站在台上的一角，並不需要撅屁股貓腰低頭認罪。當然嘍，這時候的好義就不能玩瀟灑了，隻能是在哪裏低著頭尷尬地站著。老正雨在台上的另一角”陪綁“，他腰板本來就不直溜，我也不知道他那算低頭認罪還是就那樣正常地彎著。

大隊書記先來個開場白，然後團委書記上台揭發好義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講吃講穿、和原來的老婆打離婚又娶了一個年輕漂亮的老婆（桂芝大媽比好義小4歲，是我小學二年級班主任，她娘家成分也不好，據我爺爺說她舅舅土改時是讓鍘刀給鍘了的。那時候活埋、刀鍘很普遍，為了節省子彈）。說到這裏，好義桂芝的大兒子大偉、我的玩伴、一下子就哭出聲來了。有可能那時候大偉還不知道他爸爸原來結過婚、他還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吧？

當然嘍，這種兒女看到父母挨批鬥而受不了當場哭出來的事情，我至少見過三次。我的同班同學世民、豔霞都哭過。記得豔霞本來是到生產隊部叫她爸回家吃飯，結果看到的是她爸在前頭撅著屁股挨批鬥。她哭著經過我們家後門口的時候，我爺爺沉默了一會，一字一頓的說了一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批鬥會繼續進行。

下一個發言的是我們小學革委會主任，他拿著幾張紙條子而不是整頁紙的批判稿，把那些錦標主義、成名成家、莊則棟什麽的又講了一遍。

緊接著是培夫書記上台做總結發言，他發言過後還要求好義說他受批評教育以後的感受。

記得好義拿著一種似認真又做戲、既像哭又像笑的表情，用文縐縐的以至於我記不住的話語慢聲慢語地做了自我批評。

培夫書記還意猶未盡，又把老地主正雨換成主角，讓幹部群眾繼續批判他。

有個中年人站起來批判他，說他在土改時語帶威脅地對分到他家的耕地的劉太峰說，“太峰，咱倆是好哥們，這地我種著好，你種著也好”。然後就有些冷場了，培夫書記就鼓勵大家發言，要發現階級鬥爭新動向，要狠狠批鬥反動地主分子。

這時候，一個年輕人站起來說，“齊正雨，前幾天大夥兒一塊兒耪地，我們幾個聊天說到計劃生育，說到節育手術。你說‘那不跟劁豬似的？’，你老實交代，你說過沒有？”。正雨抬起頭來慢聲慢語地說，“你們說到用手術刀在男的下頭la個口子，我是說過那不跟劁豬似的”。估計，這時候好義心裏麵這個後悔呀！

這下可完了，培夫書記一下子就抓住了階級鬥爭新動向，……。

不到一周的一天，在全公社社員數千人都要給記工分參加的批鬥大會上，齊正雨被五花大綁，被兩個英姿颯爽的武裝基幹民兵壓著，被狠狠地批鬥一番。代表我們大隊（我們莊）發言的是美麗的團委書記，當她說到“像劁豬似的”，我都覺得不好意思。正雨的兒子好義，全公社都知道的大帥哥兒，作為“陪綁”的，一直要在高台上的一角訕訕地站著。老正雨被兩個背著三八大杆槍的基幹民兵拎著胳膊壓著，我還是在想他那樣腰已經那麽彎了還需要往下壓嗎？台下的男女社員都是帶著醬篷簍型的草編帽子，兩個基幹民兵和老地主正雨、好義可是曬得汗珠子直往地上滴答。突然間，老地主直倒了下去，而且是倒了個四腳朝天，這可不是有人踹他。當然，是他真的是支持不住了，兩個民兵疏忽懈怠了，還是老地主故意的用這種形式休息一下，就不得而知了。當時，台下一陣哄哄聲。土改時，要鎮壓反革命時，村幹部、村民主要是那些革幹軍屬們，還是敢於去“做保”的，先不讓殺。我姥爺、我姥爺的七奶奶經常幹這種作保的事情。但是，文革中，是沒有人有這種作保的膽量的。這時候主持批判大會的公社副書記方xx喇叭裏高聲大喝，“齊正雨你不老實，……”。

不到十天時間，先是正雨例行批鬥、再是正雨例行遊街、然後好義出場冒臭話、當天晚上在大隊部父子分別先後為主角和配角同台挨鬥、再過幾天正雨五花大綁在全公社社員大會上批鬥、好義陪鬥。

這些，都被一天吃著八兩毛糧、清腸掛肚、12歲的我看著眼裏記在心裏。當時的我不好好讀書，淨跟著看這些沒用的熱鬧。

十多年前我回國時，我想起來我小時候一直慷慨借給我爸錢的好義大伯，就拎著一些營養品去看他和桂芝大媽。等我一進他們家們，我第一眼看到的不就是那個老地主正雨嗎？我一時都沒有緩過神來。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兒子老了像爹、閨女老了像媽”那句話是對的。

今年清明節回家，和我母親閑聊時又談及好義大伯。我媽說，“你好義大伯大媽今年評上精神文明獎了，老兩口每個月有一萬三的收入，花都花不完，都壯壯的”。

好義大伯年近90，桂芝大媽也85歲了。但願他們繼續充分享受改革開放以來的好生活，也像在全公社批鬥大會上發言批鬥他爹的那個我們村女團委書記的爹媽那樣，一個現年98、一個現年96，還都活得杠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