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丁二酸鈉
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
現在母親年紀大了，妹妹也不在國內，我就更高頻率地回家看母親。
按照母親的要求，近年開始的每次回家都是在村頭就下車步行往家裏走，不管是從村東南還是從村西南進村，遇見熟識的村人就多聊幾句。這樣做倒不是為了標榜什麽或撈取什麽，母親說這是我家的門風：在外闖蕩事業有成的本家男人，不坐車坐轎進莊，是自我高祖父以前就形成的門風。
我倒是很樂意這樣的，說不定就遇到哪一個小夥伴，說不定就聊到什麽高興的事情，何樂而不為？
當然了，我也會碰上一些人，七八十歲了，腰彎彎的，目光有些呆滯，甚至腿腳有些像趙本山表演的那樣。我也會趕過去握著他們的手，叫聲太爺、三爺、二大伯、大叔、二哥、或大侄，也熱熱烈烈聊上幾句。和他們聊著，我腦袋裏也在過著電影，回想著幾十年前與他們有關的事情。
這些人，當年可一個個是響當當的村幹部。我們家在我小時候生活幸福與否都取決於他們，取決於他們的水平和能力。
“麵糊”、“乏白薯”、“窩囊廢”、“耗子扛槍窩裏橫”、“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黑瞎子進窩-------熊到家了”，這是我祖父和外祖父外祖母當年對他們具體做的事情的中肯、客觀評價。
比如我們村那個小名是“老狗”的同姓、我應該稱他為二哥的哪一位，是我們村最廢物的人，是解放前唯一沒有去過東北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家裏有300多畝地，在家裏當著大少爺），家裏才有十幾畝地隻能靠賣糖葫蘆過活。從土改到文革，他一直就是村支書。
他的三大業績包括土改時把四分之一的我村土地劃給了北麵嚴莊村；大躍進初期吹牛畝產十萬斤、讓全唐山的社隊幹部都來參觀學習，從而把隊裏的糧食和肥豬吃光；大躍進後期饑荒已經開始時受上級領導指使、愣說我們村還有一個幾十萬斤的“紅庫”，結果是變本加厲地被要求多交征購糧，以至於村裏麵餓死了十好幾個老弱病殘。我因此也知道村裏人集體吃過玉米棒子芯、秋後的花生秧子、秋後的紅薯秧子、白菜梆子、蘿卜纓子，還有些個人吃過柳樹芽和榆樹皮。
如果不是早年走南闖北有些見識的我外祖父帶著七八個年輕人幾次到鐵道北的盧龍縣撿回來好幾車凍爛白薯給村民充饑，餓死的估計還要更多。
我們村的這些村幹部絕對聽從公社幹部的，上麵說不能種經濟作物，他們就僅僅種麥子、高粱、玉米、大豆、小豆、紅薯，不再種甜瓜、大蔥、大蒜、土豆、洋蔥、胡蘿卜、芝麻、花生、綠豆、穀子、黍子這些低產但是可以調劑人們口味的作物。
在我的兒童時代，我平均三年吃上一個甜瓜，年均吃大蔥不會超過兩棵，土豆和胡蘿卜都是二姑家每年送給我家十幾個，大蒜是老姑每年送給我爺爺的十幾頭，花生也是老姑每年（73年以前）送給我們家一小袋的，香油和麻醬都是用父親吃商品糧的糧本領一些。
從1968～1977年，我們村絕對沒有種過大蒜和甜瓜。大蒜和洋蔥曆來被我視為奢侈品，一直到我出國自己開火做飯。
我們生產隊的幹部們還有一本事，就是一個執行上級領導對社員（村民）口糧的限製，12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每年分帶皮的毛糧240斤，12～18歲的半成年人分毛糧300斤，成年人分毛糧360斤。他們忘了那句話：半大小子，吃窮老子。
而鄰近的嚴莊和5華裏之外的北常坨大隊，村幹部就能陽奉陰違，讓社員們每人每年分到400～600斤口糧。後來隨軍成為秦皇島城市戶口的我老姑去年還跟我說，他們的大隊書記，就是文革中也有本事多給社員分糧食，他們全村人從來沒有吃不飽的問題。臨了老姑也是一句“咱們莊裏那些王八cao的們，一群乏白薯”。
但是，在1973年，我們大隊（村）的四個生產小隊的幹部們做了一件破天荒、大得人心的好事情，就是決定在河西的沙子地上種上落花生。我們終於可以吃上自己生產隊生產的花生了，我很高興，很期盼。
在73年六月底的一個星期日，我們四五個小夥伴幹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去河西的樹林裏捉“老哇哇”。老哇哇是我縣生長的三種蟬之一，個頭大，哇哇的叫聲也大。捉比較小的蟬，叫聲是“唧唧”的、俗名也是唧唧的用蜘蛛網粘就行。捉大的這種大個兒老哇哇或者聰明的知了，就隻能是用馬尾來套。就是用一個很長的高粱稈，頭上麵綁上一個細竹棍，細竹棍上有一個用馬尾巴上的細絲做的活套。
當發現某一棵樹上有一個鳴叫著的老哇哇（當然是公的）時，就躡手躡腳走過去，慢慢的把那個活套送到老哇哇或知了的頭上部，然後猛地向下一拉，不管這個馬尾套已經套上了老哇哇或者仍然處在老哇哇頭上部，隻要老哇哇受驚一飛，百分之百地被套住，越用力套的越緊。不斷變聲慘叫著的老哇哇就算捉住了。老哇哇和知了都長著一對外突的大眼睛，隻要用結實的馬尾套上了，絕對跑不了。河西沙地上的樹長得比較矮，所以我們小半天下來就捉到了好幾十老哇哇和五六隻知了。我們把它們都裝入了一個小布袋中紮上口。
這老哇哇也沒有什麽用途，好像殼太硬，個又大，雞也不吃。就是好玩吧。這也是一種傳承吧，記得《佝僂承蜩》裏講，孔夫子就觀察過一個駝背老頭用粘膠粘蟬，並形成了一篇莊子曰。
我們玩夠了套老哇哇和知了，就開始往沙子坑裏跳，我找了一個有兩米深的地方勇敢地跳了下去，結果是腸子肚（一聲）子墩的生疼，半天蹲在地上捂著肚（四聲）子起不來。小夥伴們都同情或幸災樂禍地看著我。
最後一個活動，就是去花生地裏看花生。
都說落花生、落花就生。
我們看到了，花生開了花，花朵落在地上，然後開花那地方就長出來一個針樣的東西，一直向下紮入土中。
有小夥伴說那個花兒到地下就成了花生，那個針是去找它的。我半信半疑的。
我和小朋友望著綠油油的花生地，心裏麵充滿自豪和期待。
畢竟在我們那裏，在方圓幾個生產大隊裏，隻有有沙子地的我們村和北莊坨村種有花生。
想起來了，北莊坨村至少從1972年就種花生，那一年秋天奶奶還帶8歲的我去拾過花生。也不知道長著一雙解放腳（指四五歲時被裹上了裹腳布，後來又不裹腳任其自然生長）的奶奶怎麽想起來帶著我跑那麽遠的地方去拾花生。可見推動力得有多大！
那一天上午，我努力地用小鎬刨著，實際上也沒有撿到50粒以上的花生角。
一個額外的收獲是北莊坨村的人也不知道怎麽就知道了我奶奶是五六十年代他們老師的老伴，很多姑娘媳婦們都過來和我奶奶說話，說她們老師對她們可好了，淨給他們講孫猴兒金箍棒打妖精的故事。哈哈！
在我們村的花生成熟以前，我就去過這一次花生地，倒是經常聽媽媽講花生成長的情況。
終於到秋天了，地裏的高粱玉米等大莊稼都收割的差不多了。
這時候就聽說開始收獲花生了。
有那麽一天下午放學以後，也不知道是誰帶的頭，我們三五個小夥伴撂下書包不吃飯就去了花生地。記得那天陰沉沉的。
村子距離花生地有三裏多地，我們急急忙忙地走過去，過了橋，又走了老遠，終於看到花生地了。我們去的是我們生產隊的花生地，花生地裏有不多的幾個社員在幹著活兒，隻見花生秧子被拔出來了晾著，每一株花生秧的根部還帶著濕土，也帶著一束束的花生。好像沒有人管，我們過去從花生秧上摘下來花生，撥開皮就吃起來裏麵的帶紅皮的生花生。沒法說這樣的花生有多好吃，水水的，有香味有甜味，但是不如平時吃得生花生和熟花生好吃。無論如何，隻要沒人管，我們就盡可能地往嘴裏塞往兜裏放。我也觀察到，花生角裏有的隻有一粒花生米、有的有兩粒、更多的有三粒、很少的花生角裏有四粒。
吃得肚子裏有底了，再站起來放眼望去，看到一些社員在圍著一堆火兒，火堆上有煙冒了出來，我當時還想點狼煙是不是這樣的？
我們壯著膽走過去，發現用半幹半濕的玉米稈攏著的火堆裏麵有花生、有白薯、有玉米棒子、有大豆角。烤玉米和烤白薯的香味撲麵而來。我們都忍不住地咽口水。
沒有人阻止我們，我們就大膽地走到近前，用樹枝扒拉出來烤熟了的白薯和玉米吃。白薯剝了皮吃，玉米也是剝了皮吃。這是第一次吃烤玉米，那個味道是煮玉米沒得比的。以前兩三年能夠吃一次煮青玉米就很不錯了。
看見沒有人管，我們繼續抓起帶著花生角的花生秧扔到火堆中，一會兒再用樹枝把它們扒拉出來剝了吃。烤白薯、烤玉米、燒大豆、燒花生，我們吃得那個美呀，早把由於陰天帶來的心情不好扔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隻見兩手是黑的，嘴唇也是黑的。沒有水喝，沒有水洗手，但是沒有人喊渴。
我肚子吃鼓了，膀胱也憋滿了，就獨自向北走去，那是一片樹林。那時候的人，不像現在那樣不要臉，一個個的老頭、大老爺們在天津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街道上、公園中、高速公路邊上，掏出家夥就撒尿。
我背著花生地方向，麵衝著北麵開始放水，眼睛倒是注視著前方。怎麽我這尿還沒有尿完就打開了冷顫？前麵楊樹上那兩個黑大個兒是啥？是動物還是死物？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