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丁二酸鈉
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
第四次賣葡萄，仍然是去縣城，滿滿的一籃子，可是我還沒有走到柏油路上就騎上了車，也就是到了這條村間路和柏油路交口處，不知怎麽的一顛，整個籃子翻著就掉到路上並且滾到了路邊的溝裏麵。等我下車下溝拾起來籃子，那籃子裏的葡萄粒都差不多獨立了。這肯定賣不出去了。隻好灰溜溜地返回姥姥家了。姥姥真的沒有責怪我，可是我自己已經難過死了。我知道這些葡萄值多少錢的。
姥姥讓我把葡萄粒洗一洗，把四五斤葡萄粒裝在一個頗有藝術性的有圓形籃底、有很高的提梁的細竹籃子裏，說這個是給你爺奶的，跟他們說一聲聲咋回事；用一個大手絹包著4大串新剪下來的葡萄說這是給你二叔二嬸他們的。姥姥又把我摔下去的籃子裏的稍微“整裝”一些的葡萄串拿出來，說這籃子裏剩下的你拿回你們家去吃吧。
我也覺得在姥姥家呆下去也沒有什麽意思了，就帶著三份葡萄回了家。
我在77年就沒有再去賣葡萄，三次賣葡萄，應該賣了近60元現金，相對76年賣了30多元，姥姥應該覺得差不多了吧。
葡萄秧架上還有很多葡萄，姥姥應該是又送人不少。但是這年不是我去送的，應該是姥姥自己去送的吧。姥姥一般一年內到別人家串門的機會很少，不會超過三四次的，在大街上和其她老太太聊天的次數一年也超不過（不超過）兩三次。姥姥可能是要借送葡萄的機會去要好的人家聊天了。
轉眼到了1978年，葡萄按它們的生活規律生長著，這已經到陽曆6月份了。一個長得比郎平稍微矮一些的本村嫁出去的閨女來到我姥姥家，說“二孫子媳婦，我害孩子了（懷孕後妊娠反應嚴重），就想吃酸的，能從你們家葡萄秧架上揪幾串青葡萄吃嗎？”
我姥姥：“是二姑奶啊，中啊，你淨個兒（你自己）去園子裏看那嘟嚕（那串）好就揪那嘟嚕”。
當這個我按輩分應該叫二姑太太的拎著兩串青葡萄走後，姥姥笑著說：“那一年（每一年）都有好幾個婆婆媳婦兒的來要青葡萄。都說酸男辣女，可好幾個生出來的都是小丫頭子”。
一晃到了78年夏天，我在上了0年幼兒園、5年小學、2.5年初中以後，終於正式考上了高中，這是河北省乃至全國在文革後第一批正式通過考試招的高中生。那一年我們學校有168個初中畢業生，有兩個考上了縣一中，我以本校第三名的成績考上了二中，就是那個以預測出唐山大地震而聞名的中學。那兩個考上一中中的第二名，是我爸爸調回本校當老師後的學生，我爸爸是他的班主任。可是考高中正式分數下來的前一天，爸爸事先從縣教育局得到消息，不是先回家告訴我，而是先告訴了他自己的學生，順便還告訴考第一名的那個學生的家長。
哪怕是從縣城到我們村路過王葛莊村，我也是有些不高興，本來我才考上二中就心情不好。當然了，和這第一名第二名，我在考高中之前和之後都是好朋友，一直到現在的好朋友，我和在美國的那個第一名、在北京的第二名每年有相互問候的，甚至回家時還去看他們的父母。他們一直說起來都很感激我爸爸，沒有我爸爸他們的政治考試分數就會很低。
我考上了高中，考上了二中，隻有兩位兩個本校同學考上了二中，其他的隻考上了鄰近的那個鎮中學。
但是這並不能改變我賣葡萄的命運。隻不過我賣起葡萄來更有些不在乎別人了。
也不知道怎的，78年的葡萄長得特別多、特別好，我除了在鎮裏和縣城的集市上去賣，在周圍村子夜間放露天電影時也賣。我以本校第三名考上二中，不少人也開始認識我了，但這沒有幫助或妨礙我賣葡萄。每一次電影，可以賣掉半籃子葡萄。雖然是黑燈瞎火的，隻能用一個手電筒照著秤盤和定盤星，我倒是從來沒有缺斤短兩過，天地良心！
記得在縣城擺攤賣時，哪怕是別人買一串、買半斤，我給人家稱量時也是秤杆高高的，旁邊那個賣沙果的老頭忍不住兩次對我說：“你這不是做買賣，你這樣沒法掙錢”。他說也是白說，我勤快方麵隨我姥姥，可是對錢的看法上受我爺爺、姥爺、爸爸的影響比較大。就是TMD沒有把錢當過爺爺，都是拿錢當孫子，所以到TM現在也沒有發財。
79年夏天、80年夏天，我照樣賣葡萄，可是我真的再沒有去縣城賣葡萄，我不想讓高中老師和同學看到我賣葡萄。姥姥好像也有這種心理，沒有讓我去縣城買葡萄。我隻能去鎮裏賣，甚至在不是集市的日子裏到周圍的一些村莊去賣，那就要叫賣了。我隻會那口“甜葡萄”，“玫瑰香葡萄”，“那買甜葡萄”。
姥姥說“走莊不如守莊”，我到一個村子以後，一定要叫賣不停，還有駐留很長時間。說實在的，等出來一個買葡萄的村民真不容易。因此我把周圍很多村子都去過。
我去過大姑家的張莊，還見過了在村裏麵勞動的大表姐，他們那時候還沒有隨大姑父轉成沈陽市城市戶口。
我去過表舅們的姥姥家蔣家營，我發現那個村有那麽多深宅大院，那些在大樹下乘涼的老頭顯得與我周圍所見的老頭完全不一樣。我姥姥說那都是一些老買賣人，在關外住過地方的（當過店員甚至經理的）。
我又去過北常坨村，那時候爸爸早已經回我們學校教書了。我發現有一家大院，居然帶著影壁，青磚青瓦，翠花門樓，門前還有拴馬樁、下馬石，大門兩側還有四行對聯的。我就知道了，這是梁九公（弟弟）家，是我姥姥和我姥爺各自的姥姥家的所在。
在一些村裏，我還見到了一些我們村嫁出去的姑娘，她們都在街上抱著自己的孩子，不知道是她們害羞、還是我靦腆，反正我們之間沒有對話交流。
通過兩個夏天的走街串巷，我知道別的村子和我們不一樣，我們村隻有四條街，房子整整齊齊，一家挨著一家，沒有胡同，村子平平整整，幾乎沒有上下坡，村子周邊沒有小河。本村也幾乎隻有一個姓為主，其他的不是有親戚的，就是土改時長工或者複員軍人分得土地後留下來的。
而其他村子，有好幾個姓氏，房子蓋的亂七八糟，街道也不是直的，幾家人家和另外幾家人家之間隔著大坑或大溝，而有些人家的宅基地要比周圍的低窪地高出來1～3米。
有的村子的人，好像教養很差，開著很黃色的玩笑，男女之間也不忌諱。
甚至有些人拿我當開玩笑對象，問隻有14歲的我，是不是我的葡萄可以吃hu？我說什麽是吃hu。他們就說，我們指定我們這裏的一個人，我們吃了你的葡萄，你隻管跟他一個人要錢。我說我不幹。
走街串巷、提籃小賣，讓我知道世界的豐富多彩。
1981年夏天到來了，這是我參加高考的季節。
自從春節回家一個星期過年，我就沒有再回家了。一直到五一節那一天，唐山市在我們學校有什麽運動會，我們僅有的兩個班住校生跟著沾光，我居然用飯票打了三份中午飯，都是高粱米豆飯+豬肉燉粉條。
我馬上騎車回家一次，把兩份高粱米飯+豬肉燉粉條給了爺爺奶奶、姥姥姥爺。
這件事我後來幾乎回憶過，我記得那天是陰天。雖然是五一勞動節，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姥爺姥姥，都沒有做上一頓好吃的。而我在學校的所謂好吃的，也不過是高粱米飯。
從五一節到7月8日考完那天，我和其他同學真的就沒有回過家，哪怕我到家隻有十華裏。
記得我做了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認為隻要在7月6日高考開始的那一天，如果我已經聽到知了（我們發音jiliao或diliao）叫，我肯定就能考上大學。
結果是我在7月5日聽到了知了的叫聲，看來是天意！
我不僅考上了大學，而且考上了好大學，我的考分，比本校理科的第二名高出來近70分，那可是在1981年。17年以後的1998年二堂妹也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績考上的西安交通大學。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特別喜歡聽知了的叫聲，哪怕那是在半夜。
考上了大學，我當然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揚眉吐氣地、旗幟鮮明地賣我的葡萄了，就是在縣城。
我還是在東街上擺個攤兒賣葡萄。叫賣聲中多了些自信。
有時候賣葡萄要到中午以後，我一般是買份涼粉吃（現在我仍然愛吃），再加上一份油炸餅。當然了我也嚐過了幾小碗冰糕（冰淇淋）。
1982年夏天，是我最後一年賣葡萄。
仍然是在縣城東街擺攤，這時候我的高一時的同學成了我的市場上的鄰居。這位闞同學，絕對聰明、絕對文雅、絕對帥氣，就是不愛讀書、就是愛看小說。小小的個頭，就像一個小學生似的他，就開始了小買賣生涯，他爸爸可是吃商品糧的。他和他嬸兒一起賣鮮貨。
我這個闞同學，記憶奇好，他後來出名是在打牌上，隻贏不輸。但是近幾年我的那些當團長營長複員回鄉的老同學們說，他的本領在於作弊。
各有各的活法吧。
感謝我的闞同學和他嬸兒，幾次他們為我看攤，甚至先給我留出地方來。
可是自從1983年，我再沒有見過闞同學，他個性大，性格蔫，不和其他同學走動。
一天我剛擺好攤兒，一個穿著時髦的小夥子問我“這葡萄咋賣的？”，用的是趙麗蓉那樣的口音，已經在外麵長過見識的我知道，這是唐山話。不過一直到現在，我見帥哥靚女講唐山話都覺得很逗，我尤其愛逗我那帥氣白淨如同大姑娘的大堂妹夫。
葡萄，用普通話、天津話、唐山話和我們縣的話講，那是完全不相同的四種發音。不信你試試。
1981年和1982年，我在縣城裏麵賣葡萄，其實是因為我還有一個期盼，就是能夠遇見我的老師，遇見那些在高中教我的老師們。我的數理化英政語生成績曆來都是全校第一第二的，教過我的老師肯定認得我的。
在我站街擺攤賣葡萄的那些日子裏，我遠遠見過拎著兩盆花的張瑞善老師，他是我的代數老師，教學水平很高。可是那麽遠的距離，我無法高聲喊他。我也沒有舍下我的葡萄攤兒追過去送給他一捧葡萄。
我也在街上見到了我的班主任趙國忠老師。趙老師是北大俄文係的畢業生，作為上海人被分到我們這個小縣城的二流中學教中文，真的很委屈他的。他做事情非常認真，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對我有那麽一點兒的欣賞（畢竟我的實際語文水平不如我的一個同班同學，他第二年在文科班複課，以某一個省第一的成績考上了人大）。他當然天然地帶著上海人的傲氣，誰讓他父親是一個自徐州向南到溫州、一共有七個紡紗廠的資本家？
一直到我出國前，我每年兩次去看趙老師是肯定的。趙老師肯定是讓我坐在炕沿上，他坐在那種自己或朋友打製的沙發上，還要給我衝上一杯白糖水。
趙老師應該沒有看到賣葡萄的我，至少我但願如此。
如果他看到了我，他一定想：馬克思說過農民就是麻袋裏的土豆，我的這個高材生看來也不過是一個小土豆。
我倒不是心痛葡萄。給趙老師或其他任何教育過我的老師，每個人十斤八斤我也不會心痛。我怕的是，這個讓我尊重的老師從此不再欣賞我這個學生了。
終於有那麽一天，教我高中畢業班化學的劉老師在街上走過來，她的女兒望見了我賣的葡萄，就在我的葡萄攤兒前站住了，當媽媽的自然過來、一看葡萄不錯，就要抬頭問價，一看原來是我。師生都笑了，我開心地給了小女孩四大串葡萄，小姑娘望著捧在胸前的一堆葡萄既有些害羞又有些激動。
劉老師人長得非常漂亮，就是說一口濃重的本縣話。這也讓我更親切。她和我父親很熟，她擔任我們化學老師時，我是第一個被她提問的學生。如果有的問題，她連續問了三個別的同學還沒有得到正確答案時，她就會問我。而我真的就能正確回答問題，劉老師也非常自然地使勁誇我，好像其他同學還挺服氣。
我慷慨地送給劉老師葡萄，劉老師也沒有太客氣。她當然理解我作為學生的一片心意。
81年的理工科化學卷子，是全國統一出題，我考了96分。我對得起教我的劉老師，劉老師也對得起我送給她的葡萄。
讓我覺得私人感情更近的化學王老師、英文王老師、生物劉老師，沒有在我賣葡萄時出現過。
完全可能的是，他們遠遠看到了我，就繞著走開了，他們不願意占我便宜、也不願意讓我丟麵子。
1982年以後，我再沒有賣過葡萄。好像我姥姥家的四棵葡萄秧的旺盛期已過，結得葡萄沒有那麽多了，農村承包責任製實施以後農民收入提高了，賣葡萄的那幾個錢顯得不重要了吧。好像爸爸的工資也長到了每月近100元。
81年上大學時，姥姥專門給了我20元錢，說讓我買一雙皮鞋，買牛皮的。看著姥姥有的幾雙小腳老太太穿的那種皮鞋，再想起幾年前姥姥強迫我穿表舅的舊皮鞋，我點頭了。
我的助學金一直是每月22元。可是我幾次去百貨大樓、中原公司和勸業商場，也沒有舍得十塊多錢買一雙牛皮鞋，我隻花了不到8塊錢買了一雙豬皮鞋，一直穿到大二下半年才買了一雙牛皮鞋。
大一上半年，我是班裏麵少數沒有手表的人，春節回家免不了和姥姥提起來，姥姥拿出來100元，讓爸爸和二舅到現場去挑表，最後花92元買了一塊天津產海鷗表。
大一結束的那個暑假，我無意間提起來沒有計算器特別不方便，姥姥又給了我100元，我回天津後花108元買了一個計算器。可是如果沒有賣葡萄掙得的那些錢，姥姥不免的要精打細算的。這裏我佩服一下我自己的姥姥。
手表、計算器，現在都不能用了，可是它們仍然跟隨著我。看到它們，我就想起過去的窮日子、想起姥姥的疼愛、想起姥姥督促我賣葡萄。
現在的我，仍然愛吃煙台梨，仍然會想起我第一次吃煙台梨時的情景。
通過對煙台梨的了解，我逐漸理解瓜果催熟的原理，也因此在200x年專門申請過美國農業部USDA項目，開發一種高效技術，最大程度地移走蘋果、某些梨、香蕉和菠蘿乙烯儲存期間產生的乙烯、避免自催熟效果，我得到了幾十萬美元的科研費。這也是我賣葡萄的後續效果之一吧。
我曾經到一個盛產葡萄和葡萄酒的國家留學，吃過多種葡萄、喝過多種葡萄酒。我也因此知道，歪果仁如何吃葡萄不僅不吐葡萄皮還不吐葡萄籽，嚼吧嚼吧就咽了下去。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我真的認知這對人體是有益的。花青素、亞麻酸、多酚、維生素C和E。。。。。。
我現在隻是偶爾地那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但是我現在的一個學術研究方向就是從葡萄加工副產品裏麵提取有效物質。
1990年代，我曾經到一個博士後同事和好朋友家去做客，大美女博士問我願不願意喝玫瑰香葡萄汁，我說有玫瑰香葡萄汁？我一定要喝。
現在我們家冰箱裏永遠有一筒concord grape juice。
買葡萄是一種商業行為，我那樣小小年紀就有了這種經曆，實在難得，可是我似乎沒有祖上（我爺爺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那種經商能力，沒有學會精打細算、錙銖必較，至今也無法算做一個生意人。
那句話怎麽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