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丁二酸鈉
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
記得剛來美國，中午大家在大學餐廳圍坐吃著香噴噴大米飯紅燒排骨，一個同學講笑話說：“一個領導給群眾做報告說‘北美有個加拿大、過去吃大鍋飯時是大家拿、現在輪到我拿大家了’”。
這是我聽得第二個拿加拿大國名找樂的笑話。
今天在超市又買了些青玉米，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我聽到的第一個關於加拿大國名的笑話，是爺爺在1975年春天講的。
話說六七十年代，農村產糧是有目標的，這當然不是大躍進時的畝產100萬斤，這時候定的目標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即上綱要、跨黃河、過長江。華北地區上綱要就是畝產達到400斤以上、跨黃河就是畝產500斤以上、過長江就是畝產800斤以上。在70年代早期，由於化肥主要是氮肥的使用，畝產達到500市斤已經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我的小玩伴的爸爸是我村（生產大隊）第二生產小隊的隊長。在1973年，二隊的畝產真的達到800斤了，他爸爸作為勞動模範光榮地去唐山市參加了勞模會，我也與有榮焉。
可是在1975年的春天，我們全村四個生產隊的村民（那時候叫社員）卻吃起了返銷糧。返銷糧的定義，百度百科上有，簡而言之，就是國家反過來向糧食生產單位（農村生產隊）銷售糧食。我們村吃返銷糧的起因是，到了1975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許多農民都向村幹部反映說家裏快斷糧了馬上揭不開鍋了（我們家畢竟有一個吃商品糧的爸爸，還有姥姥家、甚至其他城裏的親戚可幫助一些，但是一般農民就不行了），村幹部隻好向公社、公社幹部向工委、工委幹部向縣委逐級反映缺糧情況。
說實在的，自從1949年至今，共和國的大地上幾乎沒有什麽大麵積的、長期的自然災害。沒有舊社會那種三年滴水未下，十年九不收的年份，六七十年來都差不多是風調雨順的。
我小時候我爺爺說：“乾隆爺是個好皇帝，因為他每天早晨起來一定做兩件事，一是給皇太後請安、二是問各地有沒有奏本報災的”。
所以，盡管我長大以後進一步了解乾隆帝還大興文字獄、好大喜功、令舅嫂生下福康安、等等，我仍然認為他是個有道明君。
1974、75年，我已經記事了，我的家鄉真的沒有什麽自然災害，但75年春天就沒有糧食吃了。
這說起來有這麽幾個原因：
解放後生育率不變甚至增加，可是嬰兒死亡率大大減少，所以人口淨增長率高得很。
幾乎沒有人口流出。過去幾十年我們村每年都有幾個考上大學、中專的，而且男孩子考出去的概率大很多（一個男孩子走出去，意味著未來十幾年內村裏少幾口人，你懂的）。可是文革時期的農民（應該說是農奴吧），出縣串親戚還需要大隊、公社開介紹信的，上大學的路子早就斷了。解放前，我們那裏大多數十幾歲的男孩子上東北學做買賣是很自然的。而文革以前，鄉人還可以以盲流的形式去東北討口飯吃，文革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了。70年代偶爾聽說某個村的某一家人戶口遷到東北農村去吃飽飯去了，但是這種概率是5年內100戶人家裏不到一戶。
人口顯著增加了，可是可耕地畝數幾乎沒有顯著增加，尤其是在我們那種平原地區，頂多靠平掉各族各姓的祖墳來增加的一點耕地麵積非常有限。
隨著化肥的使用，糧食單產有大幅增加但是畢竟不是年年增加著。現在我的故鄉那裏畝產1000甚至近2000斤糧食很正常，可文革後期單產也就500～800斤。
所以，從50年代到70年代，人均占有糧食的斤數應該變化不大。
75年春我們村的村民缺糧，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公社幹部沒有讓74年初夏種的晚玉米和仲夏種的紅小豆在秋天得到收獲。
老家的諺語：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正當時。
這就是說，一定要在秋分前後種下冬小麥，經過一個冬天的冬眠，小麥麥苗在春天返青，在夏至前後我們那裏收割麥子。在收割以前，兩壟麥子之間就套種上了晚玉米，等麥子收割完後，麥子留下來的空地就種上紅小豆或白小豆。在秋天，晚玉米和紅小豆收割完畢，地就空下來，明年春天就會種上早玉米，在秋分前早玉米收割完畢，空下來的地再種上冬小麥。
這樣一個循環下來，相當於兩年收獲了三茬莊稼。這就是所謂的“兩年三熟”。
當然了，更暖和的南方可以做到“一年兩熟”甚至一年三熟，更冷的東北產糧區，就隻能是“一年一熟”了。
可是在文革後期，有些極左的縣領導，要一年建成大寨縣、奮鬥三年過長江。他們要強行推廣“一年兩熟”。
怎麽辦？
縣領導給公社領導下指標，公社領導給大隊幹部下命令，在1974年秋天，要把所有的水澆地都種上冬小麥。
可是有近小一半的地裏還生長著綠油油的晚玉米和小豆秧，那玉米棒子剛剛吐穗，就算是作青玉米棒子賣也太嫩了，小豆粒還是一包水兒。
生產隊幹部知道這是瞎折騰，能拖一天是一天，公社幹部就不幹了，直接讓公社農機站把拖拉機開過來，把好好的晚玉米地用犁翻過來，然後讓社員們在軟軟的新土上種上了冬小麥。
這74年的晚玉米和紅小豆就相當於白種了，顆粒無收，隻是做了冬小麥的綠色底肥。這樣一來，1974年我大隊四個生產小隊的總糧食產量相當於減少了15～20%。
所以，最具有諷刺的一景出現了，在那個革命的火紅年代除了生產糧食什麽也不允許生產的“冀東糧倉”的農民要等著吃返銷糧了。
TMD！
趁著大小幹部們給我們村農民申請返銷糧的空檔，我再說點兒別的。
話說1982年秋天的一天，我又應邀去二表舅家度周末（請見故事18，我第一次吃黃花魚），二表舅媽一見我就很高興地說“xy你真有口福，有一個寶坻老鄉，是你二舅下鄉搞四清認識的，他上午剛來，送了一些新產的糧食，晚飯我們吃新棒子麵”。
晚飯吃的是饅頭、炒菜，臨了有棒子麵糊糊喝。
我也喝著二舅媽盛給我的一碗棒子麵糊糊。但是一邊喝著一邊在想“我之所以好好讀書考大學，就是為了不吃棒子麵；我之所以到天津讀大學，不去北京和石家莊，就是因為知道天津的粗糧是大米”。
這是不是辜負了二表舅媽一片好意？
我上小學初中長身體的時候，飯量應該是很大的，反正現在我發現我那十三四歲的兒子比我吃的還多。
可是我小時候，作為小孩子家從生產隊分的口糧是每年帶皮的毛糧240市斤。如果去掉麥麩、米糠、玉米臍和皮，那就更少了，那時候可沒有什麽副食品。
那時候農民的主食就是棒子麵、高粱米和紅薯，麥子分的很少，一個成年人才分60斤。對了，生產隊要分很多紅薯（白薯），分5斤紅薯算一斤口糧，而3.7斤紅薯的熱量大卡與1斤玉米的熱量大卡一樣，這相當於農民占了些便宜。但是紅薯（白薯），它吃多了胃裏冒酸水；再說了，北方農村吃飯不願意甜鹹配。
我愛吃三種形式的玉米：煮著吃的青玉米，爆米花，大茬子粥。可是大茬子玉米粥太難做熟了，需要很多柴禾，媽媽輕易不做；崩爆米花，是走資本主義，在我們那裏，1968年～1978年之間是絕跡的；若想吃青玉米，就得靠偷生產隊的，那是做賊。反正77年以前我吃的青玉米不會超過5個。
所以，玉米主要是以玉米麵的形式來消費。貼玉米餅子、蒸玉米窩頭、吃玉米麵做的糊塗湯（加青菜、加鹽的玉米糊糊，我們那裏稱為藜黍湯或糊塗湯）是我們那裏的吃玉米麵的形式。偶爾，媽媽還給我們烙玉米餅，放上一些蔥花。雖然好吃一些，但是費事費油。
吃玉米麵餅子的問題是難以下咽，口感也很差。
所以，如果是吃玉米麵餅子，我一般就吃三分飽吧。小時候的我，盡管幹著很重的農活，而且還挺有勁的，可是長得猴瘦猴瘦的，我奶奶叫我瘦骨龍。
我妹妹愛吃死麵玉米餅子，我可恨她了，覺得隻有是“饞癆”餓死鬼投生的才會愛吃玉米餅子，我和妹妹兒時一起長大，也就在這一點上有分歧。
我也不喜歡愛吃藜黍湯的三叔，聽他吃藜黍湯發出來的歡快聲音我就氣不打一處來。
我與一個西班牙同學開玩笑說我最恨哥倫布了。他連忙問我為什麽。我說如果哥倫布不發現新大陸，我就不用吃玉米、土豆、紅薯、辣椒和火雞肉了，我也不用被動吸煙了。
這幾樣東西，我真的不太喜歡。
媽媽說她在石家莊讀書時，學校食堂吃一種黃玉米麵，做成中間帶一個眼兒的窩頭，當地人叫它黃金塔。
我當時想，是不是黃玉米比白玉米好吃？那黃金怎麽比白銀貴吧？姥姥說黃金白銀是18換，即一兩黃金可以換18兩白銀的。
過了一個多星期吧，公社真的把返銷糧送到村裏來了。送來的是加工好的黃玉米麵。我們家分得了好幾十斤吧。
這個黃玉米麵是從用加拿大進口的玉米加工的。為什麽說這是第二次吃進口食品呢？
因為在此之前，我第一次吃的進口食品是伊拉克椰棗，齁甜齁甜的。那是姥爺在我上小學之前買的，媽媽說伊拉克人有肝炎，每次都是用鍋蒸過以後才讓我們吃。
媽媽就用黃玉米麵給我們做了黃金塔。
我從來沒有吃過那麽難吃的玉米麵窩頭！
白玉米，雖然難以下咽，但是沒有什麽怪味道，這黃玉米是什麽破味道！（您如果喜歡它的特有清香，那是您的口福）。
我是真的不愛吃這黃金塔。
我就想起來爺爺說的一些事情：在解放前，我曾祖父海歸回來當鐵路局長月薪700大洋，李大釗月薪≤280大洋，天津北京警察月薪8塊大洋，一般工人月薪3塊大洋（年底還有分紅）。3塊大洋可以買三袋洋白麵（小麥麵粉），一袋有40多斤。3塊大洋可以買二三百斤棒子麵。
我那時候已經有了地理知識，我想人家澳大利亞出產洋白麵，這個破加拿大怎麽就產玉米，而且是這麽難吃的黃玉米？
爺爺看我不高興，就跟我開玩笑說“你知道加拿大為啥叫加拿大嗎”。我耳朵當然豎起來了（我求知欲強嘛！）。
爺爺說：加拿大人吃棒子麵窩頭，用筷子一夾，用手一拿，那窩頭就變大了。這不，一夾一拿就大了，夾拿大。這就是加拿大國名的來曆。
我：爺，你不是說外國人不會用筷子吃飯嗎？
爺爺：哦，加拿大人原來不會用筷子，後來為了吃窩頭就會用筷子了。
我：？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