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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22:1974年,10歲,第一次吃蕎麥麵花卷 --- 記文革後期的工作組(第二部分)

(2016-08-10 20:44:10) 下一個

文革時期,在我們那裏的村子裏,有各種工作隊或工作組。在我的《故事11,我第一次吃喇叭花根》我曾經講過文革中為了我家宅基地不被奪走,我父親連夜舌戰工作組,那是早期的工作組。我太小,還不太了解他們來村裏都幹什麽。   

等我上小學後,就記得有一些工作組常年住在村子裏,一般是兩三個人的為多,他們就要號飯。    

最早的一次印象是這樣的。71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四個工作組的人在我姥姥家炕頭飯桌上吃過早飯,閑的無聊,就幹這樣一件事。   

他們把別人送給我聾啞人大舅的幾本《人民畫報》拿過來,這幾本畫報應該是1969、1970、1971年的,因為我注意到有建國二十周年白天長安街遊行的照片,有天安門廣場放煙花的照片,有五一勞動節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北麵豎立的孫中山畫像,還有熱烈歡迎羅馬尼亞貴賓的照片(周恩來總理和齊奧塞斯庫每隻手各領著一個帶紅領巾的少年,總理右臂由於受傷向上端著,弄得這個畫麵有那個小孩被生拉硬扯的感覺)。這幾個工作組的人顯然是看過這些舊畫報的,他們隻是快速翻看著,然後用圓珠筆把有些人的頭部塗黑。這應該是林陳葉黃吳李江吧,反正我認得瘦子林彪和胖子吳法憲雖然當時我不知道那個胖子的名字。他們事後告訴姥姥,這幾本畫報消過毒了。   

有的工作隊,好像任務不太明確,隻見他們在村子裏晃悠上幾個月,有他們無他們好像沒有啥區別。    

有的就特別能折騰,有一個叫劉培夫的唐山下鄉知青,成了典型,後來調到我們公社當團委書記。他第一次露麵是在我們小學一次批判兩個學生的地富家長的大會後做報告,講的是農村階級鬥爭新動向。他講一口好聽的本縣話,而不是講唐山話。他長得細皮嫩肉,講話時愛用舌頭舔嘴唇。再過兩天,他就在我們村長期蹲點了,也完全弄成一副農民打扮,就是那張臉太白太嫩,顯得一點也不協調。       

他到村裏來,幹的頭一件事就是把村裏麵所有的地富反壞右都召集起來開批鬥會,不管男的女的、戴帽的摘帽的。那天晚上,差不多所有的黑五類分子都被民兵連長用青楊樹條子抽了一遍,那楊樹條子青皮剝落,上麵粘著紅色的血跡。那天估計是小朋友們中心情不好的人最多比例的一天,估計7~9%的小朋友們的父輩或祖輩在台上挨著批鬥。      

第二天開始,那些戴帽的黑五類還要自己打鑼打鑔在村裏遊街,這持續了好長時間。有一個教師(帥哥好義大伯)早晨去公社所在村小學上班時看見自己的爹在敲著鑼自我批判,就忍不住說了一句“搞形式主義”,這就被人告發到劉培夫哪裏。我記得當天上午我們小學校長就要求各班班主任老師從學生那裏搜集好義老師在我們小學工作時的反動言論,當天晚上,我大隊部前麵的廣場又一次燈火通明,全體村民和學生批判好義站在主席台上的好義(不用撅屁股貓腰低頭認罪)。最後還要讓他自己自我批判。        

這個劉培夫,還帶著村裏的基幹民兵,把村民曬在街上的幹草收走,可這一下引起眾怒, 村民郭大奶仗著自己老伴解放前是長工(就是老怪物兒子家的長工)、仗著兒子是造反派、村幹部,就帶頭和劉培夫幹上了,而且晚上大隊幹部還開會圍攻劉培夫,這讓劉培夫有些招架不住。  

75年八月十五中秋節那天,我不僅沒有吃到月餅(就是雜拌、酥皮兒),而且作為童工白白給本村第二生產隊剝玉米皮差不多到晚上九點半,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八月十五雲遮月,感覺到了秋夜裏的露水。記得回家時,媽媽弟弟他們都早已睡著了。

這也是劉培夫留給我的記憶,讓我注意到清冷的月光下,一切顯得別樣的淒美。  

最厲害的是城關工委書記張文輝(一個工委書記管著七八個公社書記),他是在我村西南的南莊坨蹲點。張書記幹了這樣一件恩澤南莊坨村民至今的事情。在1974年,他讓南莊坨村占了我們村老大的便宜。我們村(大隊)黨支部和村民進行了激烈的抵製,大字報也貼滿了大隊部的院牆。記得一張大字報上是這樣寫的:

拿著我們大隊的好地換(來)癩地;

拿著我們大隊的平地換(來)窪地;

拿著我們大隊的近地換(來)遠地;

拿著我們大隊的黑地換(來)沙地;

拿著我們大隊的整地換(來)零地;

拿著我們大隊的水地換(來)旱地。

癩地就是收成差產量低的土地,黑地指的是黑土地,水地就是能抽地下水灌溉的土地。眾網友明白是咋回事了吧?!

最後,有十多個幹部組成的工作隊臨時入住我們村,強行對黨支部和村民進行打壓。一天上午,工委書記帶人召開全村大會,當時的黨支部書記作了長篇檢討,他的聲音低沉的很,慢慢的念著檢討書。念完以後,他走到主席台的一個角落,蹲下身子,然後把頭深埋在兩臂裏,後來是誰繼續在主席台上講話,都不是我的關注了,我隻用眼睛盯著他,釋放著自己無能為力的同情,我想大多數村民當時也是這樣吧。這個大隊支部書記德生大伯,我一直對他保有十分尊重,可惜我闊別故鄉之後返回時,他已經在六十多歲就去世了。  

文革中,有些損失是暫時性的,但是割地是永久性的。近代中國發生的很多事情,都與割地賠款相幹吧!   

到現在我們村裏還是在耕種著這些“壞地”。每次我回家,穿過擴大後的縣城,穿過灤河故道公園,再經過這些遠離我們村而屬於我們村的田地時,都會想起了當年大字報上的那些話。   

後來上高中了,我們在冬天玩一種頂拐遊戲。我們二班和五班的男同學經常對壘。五班男生裏麵就有張文輝的兒子。我們倆的個頭差不多,他甚至比我壯一些,更細皮嫩肉一些(當然了,十幾年裏他吃啥我吃啥?)。但是擂台賽時經常是我兩個剩下奪冠。我一般讓排在我前麵的孟高劉三位同學盡可能消磨他的體力,最後拿出我從小幹農活的耐力(俗稱後返勁兒)跟他磨,找準一個機會,在他用一個單腿跳著來猛衝進攻我時,我抓好機會,快速一躲再快速轉身一挑,他就是身形向上略微一躥,然後一個仰八叉倒在地上。

為什麽有時候八路軍拚刺刀也拚得過日本鬼子?除了別的,還有一股仇恨在裏麵。

我的張同學,現在也是副院長級別的法官,去年還在一個老同學女兒結婚的喜宴上一起喝喜酒。到現在我也沒有為當年單挑他感到內疚,老同學你不能怨我啊,誰讓你爹當年欺負我們一個村的所有人?     

住在村裏麵的工作隊以及臨時到村裏來的幹部就要號飯,我不知道是所有的村民家庭都要號飯,還是隻有貧下中農才有資格號飯。反正我們家我爺爺家我姥姥家都要號飯。  

我們那裏,畢竟是有在外讀書傳統的、有在外經商傳統的、畢竟是熱情好客的,所以文革中的村民雖然對下鄉蹲點來的幹部充滿敵意和鄙視(他們不就是來折騰人的嗎?),但是麵子上還是有著起碼的禮貌。每次號飯還是用上家裏有的最好的一點東西。比如吃早飯,除了高粱米粥,一般會用白菜炒黃豆芽(村幹部提前2天通知的號飯,來得及),盡管一年下來從生產隊也分不到幾斤黃豆,或者用豆瓣醬炒份雞蛋。晚飯也是這樣的。

至於中午飯,我不記得夏天吃什麽了,隻記得在冬天一般是做高粱米幹飯裏麵放上紅小豆,菜一般是白菜燉粉條。這也是農民能夠拿出來的最好的招待了。

工作組的人不是白吃的,他們吃過以後會留下一些糧票和現金。但是,他們吃上一天的號飯,不會留下2斤糧票吧?他們吃商品糧的,每個月的定量好像是36斤?那麽好吃的飯菜,我認為我能吃二斤。

工作隊的人吃過飯後出門時,男女主人送人家時還要客客氣氣,說招待不周。如果男主人是上得台麵的,比如說是吃商品糧的,有可能會陪著工作組的人吃,但是一般的說工作組人自己吃。    

村民也有不客氣的時候,比如工委書記帶隊到我們村來強行換地時,村民們憤怒了,真的用最差的夥食招待他們。早飯就是高粱米粥,蒸紅薯,鹽醃的蘿卜做鹹菜,愛吃不吃;中午是死麵棒子麵窩頭,白菜湯。大約一個星期就是這種招待。   

大約是在74年秋,二隊種了二畝地的大蔥,經過一個冬天,這些蔥在75年的春天返了青,長得又高又大,一根蔥葉有二尺多長,而且蔥管已經抽出來蔥苞頭,在那個到處黃土地的春天煞是好看。隊幹部準備等打下蔥籽以後到東北去買,估計能賣500多塊錢。二隊村民都期待著,期待著完秋分紅時能多分幾塊錢。   

一天二隊的幾個老農在蔥地裏用鋤頭耪著雜草(其實就是鬆鬆土),這時候腰裏別著盒子槍的公社書記曹孝儒從一個村來我們村時恰好騎車路過這塊比較隱蔽的地塊,他發現了蔥秧。      

他支起自行車,走到一個老農麵前說“這蔥地不能這樣耪,你把鋤給我”。曹書記拿起鋤來,貓腰低頭幹起來,他不是用鋤去鋤雜草,而且對著一棵棵大蔥鋤下去。幾十分鍾下來,好色身虛的曹書記累得滿頭大汗氣喘籲籲,再看那二畝蔥地,每一棵大蔥都被齊刷刷沿著地皮斬斷了,蔥籽肯定是長不了,500塊錢就沒了。  

曹書記滿意地繼續騎向我們村,待到他走遠時,身後是老農們的破口大罵,估計他九代祖宗都開始在墳地裏打著噴嚏。   

中午這頓飯就沒法去一般村民家吃號飯了,隻得在大隊書記家吃,大隊書記媳婦給曹書記做的蔥油餅,西紅柿蔥花香菜蝦皮雞蛋湯。   

這是事後住在書記家後院的蔣大奶和我奶奶閑聊時講的。

蔣大奶卷好一根紙煙,點著,使勁抽一口,然後呸的一聲吐出一口痰,以TMD開頭,說“他曹孝儒也配吃人烙的蔥油餅?喝人熬的洋柿子蔥花雞蛋湯?”,再以“真cao他媽的”結尾。   

那個劉培夫,在我們家號過幾次飯。他這時候話不多,顯得很靦腆的。有一次不知道我們家怎麽就有了一本沒有前後封麵的小人書,是關於古代的一個愛情故事,當然是反對封建地主惡霸的,這本小人書比一般的小人書大一號,而且文字表述是用詩詞押韻的的形式。情節我不做敘述,裏麵的女主角叫苦姐,還有“高唐知縣官”,因此我知道在山東有一個高唐縣。

盡管媽媽已經收拾了屋子,但是這本小人書就是隨便放在櫃子上的。我看見這個劉培夫拿起小人書認真讀著,我擔心了,萬一他把它當封資修批判怎麽辦?

可是劉培夫隻是看了看,吃過飯後也沒有說什麽就離開了。他離開的那個時刻,我覺得劉培夫們好像也是和我們一樣的有些常性,心理上的距離因此不再是那樣遙遠。

 

1974年的一個春天日子,又輪到我們家號飯了,媽媽有些發愁,爸爸正好在號飯的前一天在家,就跟媽媽說“不是有前幾天領回來的蕎麥麵嗎,做蕎麥卷子吧,放些五香粉蔥花鹽麵兒,很好吃的”。

那天中午,媽媽真的做了蕎麥麵卷子招待工作組,工作組的三個人我都不太熟悉,好像是沒有什麽架子的三個矮胖老頭,他們連連讚美我媽媽做的蕎麥麵花卷好吃。你想想啊,讓你每天中午吃高粱米豆幹飯就白菜燉粉條吃上三個月,你也吃膩了,他們也樂意換換口味(我們那裏會說:“換換口味,他們也樂意”。這好象是滿族人的講話習慣?)。   

他們走後,媽媽和我們兄妹弟一起吃午飯。這個蕎麥麵沒有什麽太好吃,幹幹的硬硬的,但是無論如何比高粱米和棒子麵好吃吧。   

以後再沒有吃過蕎麥麵花卷。再以後吃蕎麥食品就是吃韓國涼麵了,那是在1988年以後。我真的十分喜歡蕎麥做的冷麵。    

蕎麥和紫蘇(蘇子)含有豐富的亞麻酸,這對人體很好,建議眾網友多吃,北美韓國超市裏麵賣的那種黑麵條就是蕎麥麵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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