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丁二酸鈉
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
200x年一個初冬的一個非周末早晨，一個絕對沒有陰霾天的早晨，我對被我連蒙帶騙哄到天津住了幾天的母親說：媽，我們出去走走。然後打車去了天津站地下，上來買了票就上去北京的高鐵。等高鐵已經飛馳在華北大平原上時，我問媽媽“您知道這是上哪兒嗎？”。媽媽說：“去北京吧”。老媽看著清澈天空中的太陽，方向感還是不錯的。“您多少年沒有去過北京了？”“80年路過過兩次。真正去北京是62年的事兒了，那時候還沒你”。
半小時到了北京，下高鐵，打出租，到天安門廣場正陽門城樓下來，沿著左側走到長安街，進天安門，上天安門，瞭望天安門廣場和北京市容，然後過端門和午門，就進了故宮博物院，一個個大殿的走過，當然了，上下台階，要攙扶一下老太太。那天天真好，從太和殿的座台上看西山清清楚楚的。
經過禦花園，出了神午門，要走一段才上了出租，又去前門大柵欄，媽媽要去看看她伯父家房子還在不在。到哪裏一看拆的亂七八糟的，我說不進去了（我知道一個三堂舅一家還獨住那個老四合院，不想去當不速之客）。已經中午該吃飯了。想來70多歲的老媽真厲害，和我走了2公裏都沒有覺得累。
走在新修的古老前門大街上，看著一個個裝修一新的古老店麵，想著吃點兒啥好呢？就看到了路東邊的“都一處”燒麥店。“媽，我們娘倆吃燒麥？”“中”。好在不是周末，人非常的不多，不用排隊。
“這燒麥做的怎麽這麽憋呀？”
“真是的！”
“不如我大爺（爺）家做的好吃”。
媽媽心領神會“嗯呐，那是73年吧”。
“是。我在國外這麽多年，吃的都是我大爺家做的那種，裏麵有糯米”。
“我說呢”。
1969年，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正搞得如火如荼。有一天下午，一行5人的一家人給一輛牛車拉回村子，帶著簡單的行李，好象是從老遠的地方來的。
過了幾天，我爺爺和這家的那個老頭（其實就比現在的我大一兩歲）在一起倒糞（把牛的糞便經過發酵後由大塊弄成細塊），爺爺說這是你大爺（爺），快叫大爺。俺這好孫子乖乖的說了一聲“大爺好！”。老頭很帥氣，國字臉長得好，帶著眼鏡又顯得很文氣，幹農活兒，還戴著一個大圍脖。
話說前清時期，西風東漸，洋教成了時髦。在我們那個村莊，有三戶成了基督教徒，屬於新教派，德國或英國背景的。這三戶信教的，有我爺爺的爺爺的爹（這裏麵有幾個great？或者按我小女兒的說法“how great？”），有這個大堂爺爺的爺爺的爹，還有一個孤老太太。
由於家譜在本縣文革時無一例外的都被燒了，村裏麵幾個90歲以上的老人在血緣上與我家比較遠，所以在細節上我無法進一步考究。
反正聽爺爺說，我家是“吃教會飯的”，爺爺的爺爺是唐山趙各莊煤礦的礦司（相當於副礦長兼總工），爺爺的父親是德國留學回來的，學鐵路的，是天津北麵楊村站（現武清區）的第一任中國人任的站長（大約是1914年）。爺爺反複自豪地強調這個第一，以至於當我當博導當老板時，對天津武清縣的都多有一份照顧，人的感情是不是挺微妙的？
我爺爺還對當時八九歲的我說，他的奶奶都會英語。這真讓我這個會英語的老奶奶的孫子的孫子自弗不如，我現在英語也不怎樣。
我爺爺的叔父、姑母，上的是陸軍大學和直隸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這可是五四運動以前。
至於我爺爺，。。。。。。，打倒小日本！！！
這個也信基督教的大堂爺家，好像總是時代弄潮兒。他爺爺是永平府的吏（不知道啥官兒），他爹是讀過洋學堂的。他爹為他們設計的人生道路：
老大（大堂爺爺），學武，國民黨軍官，汪偽漢奸
老二，學文，國民黨軍官，後來的農工民主黨創黨黨員
小妹，學醫（軍醫），共產黨員，解放軍副師級幹部
三弟，學教育，國民黨，後來59年成為右派。
現在想起來，這老爺子牛啊，不把蛋放在一個筐裏。又想起來這次回美前，在南開大學表姑家吃大餡兒蒸餃，她說我九姨奶奶的公爹也是這樣為三個兒子設計的，共產黨裏有解放初的市委書記，國民黨裏有少將，還有跑國外做買賣的。
問題的另一個方麵，就是大爺爺他們四兄妹都倒過黴。
老大，汪精衛偽政府時期的偽軍頭目（應該是師級旅級？這裏我就不為漢奸張目了），後來在南京當一個中學的校長一直到解放後文革。
老二，解放前就入了章伯鈞的農工民主黨，解放後也是回鄉當了一個中學校長。他是我們縣唯一的一個民主黨派成員。我還記得在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他從北京回來後，來我家告訴我爺爺他在北京見當時的農工民主黨主席季方的情景，還轉告我們家在北京親屬的口信：我爺爺的同父異母弟和親堂弟都找到了，並帶回國外來信的手抄件。這個二爺爺口才不行，講話期期艾艾的，但是古詩寫的那是相當好。他有個從青島找的漂亮二奶奶（不是二奶），是我的小學老師，我總覺得她長得像文革旗手，臉型膚色都像的很，但是人性格很好，也活了九十多歲。
那個小妹（堂姑奶奶），參加的是共產黨解放軍，相當於大學畢業，在301醫院做行政工作。她的丈夫是響當當的共產黨軍官，上海警備區副政委副司令級別的，後來是總政保衛部副部長，王張的人。四人幫被粉碎的第二天晚上，這個軍人，他吃了100片安眠藥，死了。成了唯一為四人幫當即殉葬的“死黨”（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罪行影印件上的用語），一年後自殺身死的於會泳不算。
這個姑奶奶在四人幫當權時期，回一趟家的氣派是很大的。一般是帶著一個小警衛員，還要北京我大姥爺的進城妻（何謂進城妻？你懂的）或妹陪著回家，隻受我二舅那樣的革命幹部邀請吃飯，隻有我爺爺那樣的從小對她外出求學多有照顧的人才得以相見。但是1976年冬她被強製複員遣返回老家，待遇就不同了，我等草民也得以上前喊一聲“姑奶奶好！”。後來落實政策，恢複副師級待遇，死後入八寶山。至於他們的兒女，因在國內靠山一倒，於是成了最早出國的那一批，發財發的也大，他們的豪宅是當年上海的部分得勢和失勢的高級幹部的子女們在歐洲的聚集點。
老三略去不表。
這個老大，真正倒黴是文革發配回家以後。待以後詳細道來。
單說他們的母親。我們那裏人常說，一家人是否幸福安康，就看他們家老太太，就看他們家老太太是否有福（是否積德行善）。其實也就是看他們家娶的兒媳婦。上一個故事（故事14）中的那個二妗子，差不多弄的我姥姥家家敗人亡的，這就是反例。
這老太太，慈眉善目的，穿戴整整齊齊（與我姥姥媲美吧），整天拄著一個非常好看的拐杖。對她印象最深的是，她是軍屬，手頭闊綽，如果村裏麵有來沿街叫賣的，比如賣杏的，她老人家就會掏出五毛錢來買上二三斤甜杏分給在場的孩子們，在冬天，她老人家甚至買一斤幹豆腐（豆腐皮）給孩子們扯扯分了吃，那有可能是這個孩子兒時吃的唯一一次杏或幹豆腐。
這個老太太家的大門上，每到過年過節時，都會給隊裏幹部貼上對聯，門楣上還要寫上光榮軍屬。我當時就覺得奇怪，她的三個兒子，不是兩個是曆史反革命分子，一個是右派分子嗎？不是要經常批鬥，經常遊街，經常挨揍嗎？她人好是好，也不能就說她是軍屬啊? 帶著問題問爺爺，爺爺說，她還有個女兒是軍人，嫁給了徐海東弟弟（這話恐怕有誤）。
反正這些夠我這個小腦瓜當時去想的。
老太太活了近九十歲，在四人幫被粉碎前半年，她女婿自殺她女兒倒黴前，安然去世。當然了，就沒有趕上三個兒子都平反後的好日子。
這個大爺爺，上的是軍官學校，老家也已經有了老婆。可是他在南京當漢奸時，積極參加鎮壓愛國學生運動，把很多學生抓入監獄，其中一個出身教師家庭麵貌姣好的共產黨員女學生就被他看上了，就威脅利誘女學生，說隻要你當我老婆，我就可以把你放出來。女學生無奈，隻好同意。
所以他實際上是和這個比他小十多歲的太太幸福過了一輩子。這個太太，我和妹妹私下裏都稱她為小大奶奶（稱北京大姥爺那個進城妻為小大姥姥）。
1969年，大爺爺，這個大奶奶，他們的二女兒，二兒子，小女兒，就被遣送到老家農村。
除了大爺爺，他們家其他人的話，哪怕講的是普通話，我們村的人，都聽不懂，我也聽不懂，隻有我爺爺、我姥爺、我姥姥、我爸爸、我媽媽聽得懂。記得一次他們家二堂叔問我爺爺他的工分之事，我爺爺問他叫什麽名字，他說叫寧軍，可是我聽起來卻是“lingju，另據（這裏哪一位是南京人，寧軍在南京話發音是什麽？）”。這個二堂叔可有才了，素描，尤其是自畫像，畫的可好了。
二堂姑和三堂姑，可漂亮了，二堂姑長得像大爺爺，是北方型的國字臉美人，而小堂姑，儼然就是大堂奶奶的copy，臉型、眼睛一看就是江浙人。
小時候見到堂姑們，決定了我長大後談女朋友找老婆必須找南方人的這個注定宿命。必須是白淨的、高挑的、講話有些南方口音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南方人。按圖索驥，也是找得到的。
我們家人天生不會趨炎附勢、還專門同情弱者，村裏人敵視他們整他們，但是我爺爺、我姥爺、我爸爸、我媽媽、我叔叔們沒有歧視欺負過他們，反而各方麵幫助他們。
那個南京的小大堂奶奶有時候到我們家串門和我奶奶說老多南京的趣事（奶奶居然也能聽懂南普？），說到他們家有寄過來的南京板鴨。我不知道南京板鴨是什麽東東，但是由於這個詞兒顯得很怪，我就記住了它。
我見到吃到南京板鴨，是我第二次去南京，在2012年。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大堂叔的兒子被寄養到老家農村來了。他和他爺爺叫公公，和他奶奶叫婆婆。奇怪得很！
在北方在我老家，公公婆婆是兒媳婦背後稱呼丈夫的爹媽的。
文革中的村裏人，是怎麽對待（收拾，整）這一家人的呢？
話說有一天晚上，大隊把社員召集起來，把村裏麵20多個戴帽的、摘帽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也叫過來。一個四百多人的村子，黑五類就有20的人，還不包括他們的子女，黑五類要集體上台亮相，公社團委書記、大隊民兵連長，用拳頭、幹脆是用青楊樹竿子（不是枝子，不是條子）把他們揍一頓。然後開展逐個批判，這個大堂爺爺夫妻兩個就是那天晚上的批判重點對象。民兵連長的木鞭子，又急又快一下下地擊在這個老漢奸的後脖子上，慢慢的就見竿子變得有紅色了。
高爾基在《童年》裏寫道：外祖父用蘸水樹條子鞭打犯錯誤的表哥薩沙，“我”的心隨著樹條子也一上一下的。
在後來，批判從南京發配來的漢奸婆成了主旋律，是因為她是叛徒。好在另外兩個外地媳婦，一個嫁給了反動軍官，一個嫁給了特務，一個山東濟南的，一個青島的，還沒有一起批判。
以後的幾天，每天早晨社員們上班前，這一對漢奸夫婦就一個敲著鑼、一個打著鑔，在村子裏轉著，還要不時的停下來站在那裏數落自己，大人們從他們身邊走過去，表情複雜，但該幹啥幹啥去，一群餓著肚子的（相對於吃飽了撐的）孩子們就在後麵跟著圍著，起哄著。
有那麽一天，我陪我爺爺去他們家看老太太，臨出大門時隻見老漢奸夫婦正遊街回來。大奶奶一看到我爺爺，神情複雜、眼圈一紅，把鑼錘放入另一手中騰出一隻手來，當即反手一巴掌就打在了大爺爺的臉上，眼鏡也被打掉了。嘴裏還說了些什麽。隻見這時候的大爺爺，不動聲色的，彎腰把眼鏡撿起來，用那個眼鏡盒裏的羊皮巾擦一擦，從容的戴上了。我爺爺安慰兩句，趕緊退場。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爺爺臉上有著憋不住的笑意。
過了幾天，老哥倆又在一起幹活，作為哥哥的我爺爺忍不住還要逗一逗這個本來就倒黴的弟弟，“我說，弟妹那一巴掌下去，就真的不疼？”“她才有多大勁？！”。
苦中作樂，也可能是他們的一種生活。
70年代初一個仲春中的一天，那時候還沒有陰霾，大太陽好的很，大爺爺忍不住的心曠神怡，放聲來了句“芍藥開牡丹放花紅一片”，下一句“豔陽天春光好白鳥聲喧”突然就憋回去了。
這已經闖了禍，老漢奸竟敢唱《四郎探母》，這不是宣傳賣國投降主義？立馬在地頭開展批判會，批判老漢奸宣傳封資修，宣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宣傳反革命大毒草。
社員們不用幹活還白拿工分，還有活猴戲看，何樂不為？隻是遠處其他生產隊的社員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麽事，還不能過來探個究竟。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