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丁二酸鈉
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
潛水20多年，終於浮上水麵，一口氣在48小時內寫了7篇兒時關於吃的回憶。一個注冊不到48小時的博客被訪問了一萬多次。
我是不是算一個標準的吃貨？記性好也不是什麽好事情，可是我偏偏能夠記住吃每一種新鮮東西的大致時間，當然嘍也包括吃每一個渴望吃到而沒有吃到但最後終於吃到的東西的大致時間。
網友要問了，你為什麽這麽對吃感興趣？
一是饞，二是餓。
小時候一到冬天（11月到來年5月底），我們那裏的一般鄉下人就吃二頓飯。看看我們飲食意義上的冬季有多長，差不多有半年。農閑時期，身體消耗少，所以就少吃吧。據專家考證，中國曆史上的某些時期，中國人就是吃兩頓飯的。
不過我注意到，我姥姥家是一年四季吃三頓飯的。所以在長達半年的飲食冬天，我時不常也要在姥姥家蹭上好多頓。但是按家裏麵的規矩，不論在姥姥家玩的多盡興，一看人家要做飯吃飯了，一定要趕緊走人。所以，讓不讓吃飯，取決於在姥姥家做飯前姥姥是不是說：“今兒個在這兒吃吧”。
據出身於所謂大戶人家的奶奶和姥姥講，她們各自娘家是肯定吃三頓飯的，每天。因為家裏麵有長工。
在開博第一篇中，我吹牛到：“本人1964年出生於河北省一沿海出產富足的文化大縣。。。。。如何說是文化大縣？全縣有49萬人，本地出生的兩院院士共有11個；河北省現有7000萬人，河北省出生的兩院院士才有43個”。我博客收到的第二篇評論說：“真難得，出國二十多年了，還認為最牛逼的是在習王手下做大將，最有文化的是院士！真服了你，這二十多年都是怎麽過來的？”
這個網友不認為院士代表有文化。
馬克吐溫說過：“一些國會議員是*****養的”。被一些議員揚言要告他以後改口說：“一些國會議員不是*****養的”。但是馬克吐溫沒有說過：“所有的國會議員都是*****養的“，或者說”所有的國會議員都不是*****養的“。
反正，我不認為別人辛辛苦苦碼字半天，一上來評論別人用“牛逼“，”變態“的人有文化。
影響超過6省市的傳統戲曲中有評劇、樂亭大鼓、樂亭皮影，這都出自一個沿海邊陲小縣，行嗎？這算有文化嗎？至於還有一個黨的創始人、兩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成員、7個本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事咱就不提了。
評劇演員趙麗蓉出名是因為她演小品，台上一口唐山話。在傳統評劇《楊三姐告狀》她也是說唐山話，因為故事發生在灤縣，其中楊三姐有句台詞：“我哥扛活（當長工）在樂亭縣“。
這是真的，楊三姐的哥哥就是在我姥姥的娘家（我媽媽的姥姥家）當長工，真實情況是她哥哥是反對楊三姐告狀，高占英家給了他些錢，他就不想告了。
有的網友一下子就要跳出來了，“你也真能扯了，你不就一個鳳凰男嗎，你東拉西扯的往名人哪裏靠，連遠在湖南的沈從文都快成你們家的親戚了，一個戲劇中人物楊三姐都讓你拉上幹係“。
這些陳皮子爛芝麻的事情，就是一個沒有電視沒有網絡隻有八出樣板戲的時代，大人們茶餘飯後的閑聊天，但是成了一個可憐的鄉下孩子的精神食糧，精神寄托，和精神追求。
沈從文先生的名句我就記住一句“請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
沈從文是鄉下人，是鳳凰男，而且是雙重鳳凰男，他的故鄉是湖南湘西鳳凰縣。
30歲左右的沈先生的奢求是喝杯甜酒並娶上孔雀女（黑富美），10歲左右的我的奢求是吃口飽飯並在將來能娶上媳婦（胖得醜的都行）。
10歲左右“冬季”的典型日子，早晨起來要去地裏撿柴，實際上幾乎沒有什麽可以燃燒的東西可收集了，是要根據季節撿楊樹葉、臭椿樹枝、用耙子撓（收集）槐樹葉、到地裏“摟大耙“把地裏麵殘餘的草根“拔”出來，把地裏“高粱或玉米茬子“一個個刨出來再一個個打掉上麵的土背回家。我是一個10十歲左右的孩子，還餓著肚子，要背著比我體重還重很多的zhaozi（用荊條或柳條編織的筐子，很沉）和柴禾回家。
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的，大多數孩子還是不幹這些的，村裏麵同齡的男孩子這樣辛苦的不到十分之一。我的一個同班同學，鄰村的，當時也是這樣辛苦。他現在在密西根州，也是工學博士，也是娶的孔雀女，也有三個孩子。至於其他不是這樣辛苦的小夥伴們 ，現在倒是在老家過著這樣的辛苦日子了，貓著腰鑽在低矮的塑料大棚裏種著反季的蔬菜，並且嚴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每家隻有一個孩子。當然嘍，現在他們都當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啦。各有各的幸福吧！而現在，我們家九歲的小女兒還像年糕（粘膏？）一樣粘在我身上，要我不斷地講同一個她認為有趣的故事（比如，用酒喂捉到的一窩四隻刺蝟，幾天後放掉（真的沒有吃掉）；姥姥去串親戚讓我早晨把雞窩打開放出雞來下午天黑前再把雞窩門打開讓雞們進窩，結果我忘記了，十幾隻母雞都返祖了，飛到雞窩邊一棵臭椿樹上去住了，讓我飛起一腳踹樹幹，劈裏啪啦從樹上往下掉雞，挺壯觀的）。小孩子每次笑得花枝亂顫的。我不知道為什麽她仍然像是四五歲時那樣，一個故事要講幾遍、十幾遍、幾十遍。
回到家裏，當然有媽媽讚許、感激的目光，還有熱騰騰的粥，一般是高粱米或玉米碴子做的，很費火。用於下飯（喝粥，粥可以定義為粘稠的稀飯）的菜（我們那裏叫鹽浸）就是蝦油拌的芹菜，鹽醃的蘿卜或白菜，好吃但不常見的是炒白菜，用微量的油（每個人一年消耗量大約是一斤），爆上微量的蔥花（生產隊每年分一小捆蔥），有時候再放上些辣椒，這就是我們的美食啦。如果媽媽把蝦醬用麵粉混一混，用油炒一炒，就高粱米粥，日子就太奢侈了。至於雞蛋，一年下來有可能吃上幾回。例行的是我們三個孩子先吃飯，在我這個哥哥的帶領下，我們都不碰雞蛋那部分，就給媽媽留著。那時候這樣做的是好孩子，期待著媽媽的一聲誇獎，現在吃飯讓吃什麽就吃什麽的才是好孩子乖寶寶。
吃完粥，身上熱乎乎的就去上學了，冬天下午2點鍾才下學，仍然是一頓粥。在太陽光射到滿屋子以後，很暖和。然後，下一頓就是明天早晨的粥了。當然嘍，冬天一般還有白薯吃，生產隊分糧食，5斤紅薯頂一斤毛糧（帶皮的高梁、玉米、小麥、紅豆、黃豆等）。哦，生產隊還給每個人分3兩（150克）芝麻。有的人家願意把玉米磨成粉，做窩窩頭。我一輩子不願意吃玉米窩頭，那時候也隻吃三分飽，那時候看著妹妹愛吃窩窩頭的樣子，就一肚子氣。
到了晚上日子就難熬了，首先被窩是涼的，要一寸一寸的往裏麵鑽，睡熱炕頭？哪有那麽多柴禾？幾分鍾鑽進被窩後，餓意就上來了，肚子用不斷的咕嚕聲一遍遍的提醒我，該吃飯了，該吃飯了。越是這時候越想好吃的，比如年三十的豬肉燉粉條，初一的豬肉餡餃子，香噴噴的大米白飯，熱騰騰的大饅頭，粘豆包，烙餅，打鹵麵，可是滑入食道到胃裏麵的隻有口水，隻有口水。直到現在我餓著肚子上床上都是不能忍受的痛苦，看著家裏領導為了保持120磅的標準體型晚飯幾乎不吃，佩服的五體投地。
有的網友要問了，你們家號稱有那麽多城裏的好親戚接濟你們，日子還這樣悲慘，一般農民還不餓死？你簡直汙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不是的，一般農民，出於本能，也不會餓死。怎麽辦，偷。偷糧食、偷柴禾，偷割白薯秧。隻要地裏有的，就可以往家裏偷，白天出工回來時偷，半夜溜出家門去偷，讓孩子們偷。孔乙己說讀書人偷書隻能叫竊，文革時莊稼人偷地裏的糧草隻能叫拿，為了活命。
我媽媽在嫁我父親以前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雖然不得不下地幹活謀生，但是偷東西回家的事情肯定不幹也不敢幹，也教育我們不讓幹這些事情。
我爺爺出生時他父親是天津北站的站長，出生在天津法租界老西開附近的一座樓房裏，日本37年全麵入侵中國讓我們家敗人亡，他父親38年死在武漢，唯一的親妹妹在37年8月份生孩子時病了，她丈夫去請醫生，被日本人的軍車迎麵撞來，撞飛到北京西四的四個牌樓之一上（西單、東單、西四、東西的共10個牌樓，在50年代都被拆遷到陶然亭公園裏麵了），當時就腦漿迸裂（爺爺講述時的原話），我親姑奶奶也得了產後風死了，來到世界上不到一個月的小女孩也死了。我太祖父隨國民政府大撤退到武漢，後來得瘧疾，缺醫少藥，也不幸在38年夏天日本人炸武漢時去世。在意大利紅十字會的幫助下，我爺爺送太爺爺的靈柩到鄭州，隨難民排幾天隊過黃河，走到高碑店市都差不多半個月了。據在北京某個大學物理係當係主任的堂爺爺（王竹溪的研究生）後來跟我講，我爺爺回到家一個人吃掉了四個人的飯。
我一直到現在都一直恨著日本人，不和日本人打交道做生意，碰到的那些日本人給完我名片後我一般都在整理時扔掉。我們家幾乎沒有用日本產品，連日本醬油都不用。沒有去過日本，甚至也沒有去過日本餐館。如果有外國朋友或同事提到日本人的種種優點和優勢，我一般說：”是啊，日本人進化的太快了，尤其是這一百多年，簡直是基因突變“。一般的朋友就不說什麽了。
北京那時候叫敵後，太爺爺的老朋友們給孤兒寡母捐了3000多銀元，這些朋友中有後來參加兩航起義、解放後當全國人大代表的王新章，也有當漢奸的殷汝耕。殷汝耕讓我爺爺給他幹，幸虧我爺爺當時沒有跟他幹，要不成小漢奸了。在繼母的強烈暗示下，我爺爺回到老家，家裏麵有30畝良田好地，還有三重穿堂式的青堂瓦舍大宅院。我爺爺當起了鄉下人。我奶奶當時的未婚夫是北京大學數學係的，不幸少亡，隻好以21歲老姑娘之身嫁給了才十幾歲的我爺爺，一個匯文中學的畢業生。我爺爺當然不會經營農業，就湊合過吧，雇了一個長工，這個長工後來死於1976年9月10日晚上（他的臨終遺言有一句”我終於死在他後麵了”），我對他的印象是長得帥，每年送我奶奶家一大碗豆瓣醬，每年。
我們家土改時人口多，所以是貧下中農（實際上是下中農）。我們家房子多，是一般人家的好幾倍，我姥姥家也是這種情況，都是沒有多少土地，雖然房子多，也不是地主，黨在我們那個革命老區，土改政策執行的比較好。讓那些一直想分房子住的貧農同誌恨得牙根癢，終於在58年大躍進開食堂時報了仇解了恨，全家人七口人被趕到一個小地主的窄小長工屋裏（就一間屋，一個炕），原來九大間房子裏的一切包括字畫、皮衣、毛毯、瓷器、條案、數十個大皮箱，差不多還有四個老一輩老太太們嫁到我家的嫁妝，都被偷得偷，糟的糟了，甚至燒的燒了。等三年“自然災害”過去（我們村400多人，餓死了20多，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記得70年代夏天村民們晚上在外麵聊天，說”對那些沒兒沒女的孤老戶，老人還沒有咽氣就把人家放入棺材埋了，為了節省口糧“。幾個村民還反複討論著這樣做事的對與錯，我的記性沒有錯。另一個村民還提到食堂給人們吃粉碎的紅薯秧和玉米芯，我們那裏叫苞米骨頭，有的地方叫玉米軸，他說道玉米芯不能消化，一直提著我的好奇心。我回國當教授博導，一個研究方向就是用玉米芯製作糠醛和葡萄糖，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那個仲夏夜的鄉人講述的故事，應該對我有啟發，如果是我能夠穿越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的技術可以用莊稼杆、樹皮、樹根生產葡萄糖，或許就沒有那麽多人餓死。其關鍵是纖維素的水解和糖酸分離），我奶奶搬回去，連被子都沒有幾條。我爺爺在外地當教師，我父親上師範，假期一起回家時，隻能是我奶奶摟著我老叔蓋一條被子，我爺爺和我父親蓋一條被子。
土改時，村裏麵把地主富農的大大小小都趕到一個場院裏圈起來，然後把這些人家的糧食、箱櫃、衣服、坐鍾掛鍾等擺設都搬出來，高聲叫號給貧農分。有一次，我奶奶對我爺爺說，誰誰誰家又分到什麽啦。我爺爺勃然大怒：“分你們家的你高興嗎？“
他受的教育，讓他不去取不義之財，所以文革時期，兩個叔叔都在發育時期胃口大，62年爺爺也被從教師職位上下了，而且身體不好，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叔叔們偷東西回來，也從來沒有教育我們往家裏拿東西。
所以我們家很窮，窮得一年吃一兩次水豆腐和幹豆腐，更不用說買更多的豆腐做成凍豆腐了。別人家在冬天有“換豆腐“的來村子裏時，都去換，用黃豆換，他們可能在秋天”偷“了好幾十斤豆子，我們家隻有每個人分的六七斤黃豆，還要做一年吃的豆醬，還要用來換豆油。
吃上凍豆腐是1978年春節前的事情，文革結束，百姓生活也正常了。記得1978年（不是77年），你們幹一天活兒，掙10分工，價值1.46元，而75年辛辛苦苦幹一天的勞力價值0.27元（不是0.29元，昨晚媽媽糾正我的）。78年春節前，奶奶早早買了豆腐凍上了，年前節後放在白菜裏，再加上肉，進味兒，好吃。
教授搞環境的，一定擯棄固有觀念來一趟日本。
河北也死不少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