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主義，斯大林模式，毛澤東思想為“黨文化”奠定了基礎，它是中國近代文化（文明）的病毒。
（前）南斯拉夫共產黨第二號領導人吉拉斯早在1956年著書《新階級》（美國出版），他最早說出：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裏，在消滅了原有的剝削階級後，又出現了一個比原來的剝削階級擁有的更多的特權新階級。
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蘇共解體宣言》（1991年12月17日）中所寫：“馬列主義這一套荒謬絕倫的邪說經過七十多年的實踐，從理論到實踐都徹底失敗了，並用曆史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是徹頭徹尾禍害人類的荒謬邪說”。“斯大林為了統治俄羅斯和世界，把社會主義製度和共產黨不斷推向全世界各國。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隻要出現共產黨就會出現內戰，饑荒和恐怖，就把燒殺，掠奪，暴亂，篡國奪權，血流成河帶到哪裏。。。”。
- 黨文化與近代文明
“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與民主”精神，曾一度響徹中華大地。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主張走民主憲政之路，抵製“十月革命（政變）”引入中國。爾後中共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完全受“斯大林模式”的控製。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它實質上就是列寧主義，斯大林模式的中國化—黨（M）文化。它異化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拋棄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文化。
近一個世紀的經曆證明，共產主義改造人性的工程沒有成功。共產黨坐了天下以後，就沒有私心嗎？蘇共和中共執政後蛻變為一個新階級—權貴寡頭集團。毛澤東晚年就想安排江青，毛遠新接班，搞家族統治麽。
後鄧小平時代，實行“權利市場經濟”，而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官二代”啟用老頭子的“權利”相機變成了各類“國企”的董事長，滋生了中共元老“家族式”腐敗。著名記者陳香梅女士說：“鄧小平家族式中共家族腐敗的帶頭羊”。李鵬女兒控製了水電企業，江澤民兩個兒子掌控了上海的金融-股票行業。。。進入江澤民時代（中共16-18大期間）誕生了遍布中華大地的權貴階層--新階級。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演化模式應是：私有製毛 →國有（官有）製後鄧 → “官二代”所有製江 →中共新階級，中共的“特色” 社會主義向“新階級”發展演變，證明了1956年吉拉斯的預言何其英明。據媒體披露，僅占全國人口4%的官員，卻擁有了中國經濟收入的70-80%，中國的貧富差距局世界之首；中共的各級官員變成了無官不貪的特權階層，這才是共產黨追求的“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嗎？
黨性取代人性：
什麽是黨性？一切為公，什麽事人性？人的利己之心，兩者是對立麵，是水火不相容的。
所謂“黨性”與人性的矛盾，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所造成的“官僚權力與社會公民基本權利”之間的矛盾。
馬克思曾認為，私有製的建立是“利己之心”的源頭。事實並非如此，私有製不是“利己之心”之源，恰恰相反，人的“利己”之心才是產生私有製之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爾後這一觀念變成了人類的共識。“黨文化”可以用政府權利來消滅私有製，但權利不能去消滅人的利己之心—人類的自然屬性。
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一文中說：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一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的自由。他還說: “民主隻有真假之分，沒有“資”，“社”之分。。。”。然後M時代一直批判“資產階級民主”。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全民啟蒙的年代，但中途折腰。知識界也下海經商—向錢看；另一個側麵是當時中國的市場經濟還不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而屬“權利市場經濟”；權利和市場相結合，又加上金錢的力量，這就會對個人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在這種大環境下，堅持學術獨立幾乎不可能。
到了江澤民時代，知識界也被時代潮流同化了，用金錢買院士，博士及各類職稱；招考博士生，男孩子送紅包，女孩子獻身，花錢請別人代寫博士論文。。。知識分子的人性，良知，道德水準徹底丟了！當代知識分子喪失了人性，才是民族最慘的悲痛！
在“黨文化”的控製下，“人性”被異化而淡弱了。中國人跟其他國家的人有本質區別嗎？人都有對民主，自由，平等，個人權利的訴求。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獨立人格”，尤其是拒絕“權，錢，色”的誘惑！首先要獨立於“權利”，不能為權利唱讚歌，要堅持說出真相，見解和思想。另一方麵也要獨立於市場，既不依附於權利，又不依附金錢，做到這一點是極不容易。
總而言之，共產黨的政治壓製與知識分子維護自由的立場是完全對立的，要求知識分子說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言，去屈從於某種理論教條的生搬硬套，這本身就是對知識分子的一種人格侮辱。這就是“黨文化”對人性的扭曲，製度愈有問題，人性就越壞，文化，人性進入惡性循環了。
- 中國的文化危機
周有光老人（104歲）認為：中國思想界如今的狀況很糟糕。社會科學很不發達，在諸多方麵尚處於玄學階段，仍屬神學思想，玄學思想，而不是科學思維。在這種“黨文化”的背景下，設想實行現代化是一句空話。
社會發展第一要獨立思考，第二要創造，第三要發明。意識形態是不許批判的，它是用來信仰的，所以意識形態不能跟社會學混起來講。M時代扼殺知識精英，唯恐知識分子“造反”，M曾說：“大學教授會不會造反啊。。。”。知識分子被打斷了脊梁骨還連著肋，大多數知識分子沉默了，跪下了，民族精神枯萎了，中華民族之悲哀！
- 以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待文化問題
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領袖們曾用“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句話概括中國文化問題，這充分表明文化問題並不等同於政治，更不是階級鬥爭的直接產物。然而列寧是以“階級鬥爭”的角度評論文化問題，提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兩種文化”水火不容的觀點，認為兩種思想文化的鬥爭，隨時可以由“批評的武器”轉化為“武器的批評”。
文化現象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這一認識在中國曾風流一時。M提出“文藝必須服從政治”，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我國文化界發起了三大批判運動；也隻是在M的“黨文化”影響下，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態度越來越左，直到“文革”M竟然說：“社會主義越深入，知識分子越反動”的理論結論。可謂無知之談！
- 以專政的手段解決文化問題
專治主義統治繼承了封建製度的遺毒（杜光語）。
中國曆史是專製社會由封建社會脫胎而來，帶有濃厚的封建主義色彩，它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也很明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到處可看到封建主義遺跡，它對當今朝野的各級官員的影響，不亞於專製主義和由它派生的奴隸主義。
中共執政65年，是我國曆史上，權利最為“登峰造極”的時期。權力通過控製財產資源來控製一切。於是乎，對自然，規律，規則的漠視與破壞，也達到了我國曆史上最“登峰造極”的時期。由此帶來的對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心的破壞，更是史無前例，觸目驚心也！
還有，人世間的愛，尊嚴，自由，教養，藝術，語言等，這可是精神食糧呀。人與人之間隻剩下了鬥爭關係—“人與人鬥其樂無窮”，正常的人性被獸性取代之。“黨（M）文化”異化了中華民族文化和倫理文明—“和為貴”，“仇以和而解”。
- 以官本位體製管理文化事業
官本位體製不僅是官員在經濟地位上高於學者。更嚴重的是，在學術方麵的發言權，決策權也遠大於學者，“官員”是文化學術界的“主人”，而學者則是貫徹官員思想的馴股工具。其結果，不僅壓製了學者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甚至使學術成為盲目聽命於政治的附庸者和犧牲者。學者們喪失了靈魂！
官本位體製對文化學術事業影響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重視官員權威性的同時，在學者中大力推行“群體意識”—打著群眾路線的旗號，反對“個人拔尖”。其負麵效果是，在這種不講道理的體製下限製了精英，培養了平庸。導致“錢學森之問”—為什麽出不了大師？？
知識分子還是要堅持學術獨立的立場，因為學者的本職功能就是“求真”也！揭示社會問題是我們的本職所在，學者怎麽盲目從加入到“頌聖”讚美大合唱中？當前知識分子又如何爭取獨立性？一方麵強調獨立於政治權力，不能為權力唱讚歌；另一方麵也要獨立於市場，既不能衣服權力，又不能依附於金錢，權錢交易腐敗之根也！多少知識分子拜倒於其下，可悲也！後鄧—江時代，科技界走向商業化，教育也邁向了產業化，中華民族的文化事業大退潮。
- 院士行政化，官僚化
“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奮鬥，做出了貢獻，晚年給他一個肯定—這就是“院士”的內涵。千萬不能把“院士”封為學術權威。
江澤民時代“院士”的內涵變質了，“院士”也行政化，官僚化了，變成一種“權勢代表”。“院士”意味著拿大錢，住大房，搶資源的“特權階層”。有的單位為招聘一名院士開出年薪數百萬的價碼；還有的單位懸賞，能拿到院士帽子的將給一千萬的賞金，院士的科研經費也是最高超的。
中國“院士”腐敗—賄賂，剽竊，弄虛作假：
推薦院士也變成了一項需要把持的“特權”了。政策規定每位院士可推薦三名候選人，或把推薦人僅限於院士手中，這就為賄賂和走後門大開方便之門。
張曙光為了當院士行賄達千萬元，並且僅差一票落選。人們要問，那麽多錢都給了哪些“院士”了？愛因斯坦曾說：“金錢隻能喚起自私自利之心，並且不可抗拒地會招致種種弊端”。官員給“院士”住大房，拿大錢的誘惑，隻會培養一批研究人員追逐利己之心。在它的引誘下，像張曙光之流的這種唯利之徒，就會削尖腦袋往“院士”堆裏鑽。
據媒體揭示，中國工程院院士隻有一人無“官位”，中國的院士已商業化，官僚化了。從下麵這些“院士”身上可以感受到整個社會的墮落！整個社會在迷失自己！令人震驚！！！你們向子孫後代又如何交代？？？？
在2011年度兩院候選人中，有許多來自央企和政府部門的部級，局級高管，如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原中石油副總胡文瑞，中電投副總張曉魯，神華寧煤董事長王儉等。上海市副市長沈曉明，原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張基堯，原安監總局副局長囚淳昌，原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等政府高官也在候選人之列。這些人難道一夜之間不做經營去搞研究了？你還相信公正嗎？連“出淤泥而不染”的科學文化界，現在都要玷汙“權錢交易”的汙泥，難道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可是中國人民的悲哀！我們藐視這些“院士”。
- 精英階層的沒落
一個人沒有“底線”就什麽都敢幹，一個社會沒有“底線”就什麽都會發生，“底線”一個是道德標準，一個是法律標準。有了“底線”官員不會貪汙腐化，人民不會違法亂紀，商家不會販賣假貨是“行業底線”；底線是人們共同生活的基礎，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
知識精英民族魂也！精英階層的“精英”沒落了，實質上是這個民族的精神沒落了—人性道德的大退化也。
道統精神也就是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士大夫精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老一代精英，普遍具有鐵肩擔道義的精神，維護傳統道德觀念；他們成為傳統社會穩定發展的中堅力量，從戊戌變法七君子身上，從民國時代許多大師身上，都能領略到老一代精英之品格。
M時代無休止的整肅清洗，思想改造運動，把這批老一代精英徹底毀滅了。隨之被毀滅的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以及傳統文化所傳承的傳統精神與道德。
(一)“黨文化”貶低知識
在社會科學方麵，往往把政策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曆史學家雷海宗教授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批判資本主義國家時，我們對他們幾乎是一無所知”。正如國嘴白岩鬆所說：“我們寫美國的東西，美國都沒有，而中國卻都有”。
1957年大鳴大放時，錢偉長教授說：“今天仍滿足於60-10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條件下的認識；如果馬-恩掌握了今天資料，他們也會另做結論”。當前學術界一致認為：馬-恩學說分為兩個階段，前期（十八世紀初期）以《共產黨宣言》為核心，當時仍處於手工業階段，可謂資本主義初期的前期階段，他的理論隻適應手工業階段；爾後英國發明了蒸汽機，生產進入機械化時代，邁進了資本主義初期階段（一戰前），恩格斯否定並修改了馬克思的錯誤過時的觀點—階級鬥爭，消滅私有製，無產階級專政，提出了新思想—民主社會主義，把“鬥爭”改成“共容”，一戰與二戰之間進入資本主義中期階段；隨著股票的產生，“階級”觀念淡薄了，隨之又解決了分配不均的問題，工人由被剝削階級也變成了主人。二戰以後工業生產進入全自動化和信息時代，當前世界是新資本主義時代。而“黨文化”仍死守馬克思前期的思想。官方媒體至今不提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專家不敢提“新”資本主義，蒙騙民眾。
1958年赫魯曉夫訪問美國，親自感受了新資本主義社會的優越性；路過北京時，對毛澤東大談體會，爾後M發表“九評”大反“現代修正主義”，還說：“難道讓我帶著資本主義去見馬克思嗎?”（筆者當時所聽到的官方傳達報告）。可見“黨文化”實質上是馬克思的前期思想，中共硬把“列寧主義”當作馬-恩學說來誤導人民—謊言文化也。
直至胡錦濤執政時期，2008年（？）謝稻老人在《炎黃春秋》月刊上，發表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救中國》長文，當時中宣部官員企圖組織力量批判。據說得到了胡總書記的暗中保護而免遭厄運。
- 中國近代知識發展的多災命運
輕視知識分子的潛流，從十九世紀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始終流淌著。“知識罪惡”的謬論吹起來了，如“讀書無用論”，認為自古以來能幹的皇帝都是“大老粗”出身；“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多了容易出修正主義，（前）蘇聯出修正主義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國家的高級領導人都是大學生。
為什麽代表先進階級的執政黨，會出現“反文化”和蒙昧主義的失誤呢？應該說，執政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知識觀念的陳舊，思想文化戰略的失誤和高度集中體製下對“人”的扭曲—“黨文化”之根源也。
把1949年以前的學校教育，籠統說成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教育，不符合近代教育史的事實。舊教育的內容，形式都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大多成為反封建主義，追求國家獨立於民主，為實現現代化理想而奮鬥的仁人誌士。
隻孤立的強調“西方”教育的消極方麵，而忽視了它的積極方麵，隻看到家庭出身的影響，而忽視了時代與社會的更為重要的影響，隻肯定與工農相結合的形式，而否定了與整個工農革命鬥爭相結合的曆史過程，是極其片麵的。這反映M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演化背景知之甚少。
- 毛澤東的文化模式—奴隸化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是人類的財富。有的學者更明確地指出：“知識的生產率已成為勞動生產率。它是競爭力和經濟成就的關鍵因素”。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知識越來越成為時代的寵兒。
遺憾的是，毛澤東不懂得生產力（鄧小平語），不懂得近代科學知識（周有光語）。
M 的知識觀念，對“人”的認識還停留在體力勞動和手工業勞動的水平。如，“人多力量大”，“人海戰術”，“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而對知識和科學技術的地位和作用，卻知之甚少，估價過低；距“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鄧小平語）的認識，更是相差甚遠，這才是M“反知識”傾向的總根源。1958年大躍進時，M竟然說：“難道我就不能“管”經濟嗎？”
1957年3月12日，M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些人即便是出身於工農家庭，但在解放前受的仍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什麽事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什麽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陳獨秀早已明確之，“知識”無階級之分；周恩來1956年在中共知識分子會議上也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主要看他為誰服務。。。”
“知識”的內涵應是人類的智慧，文明與思想文化，道德水準之總稱，可謂普世價值，不存在姓“資”姓“社”之分。怎能擅自給知識分子冠以“階級”的帽子？這恐怕是“黨（M）文化”的又一創造吧。
(二) 最絕望的腐敗不是官員而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徹底和最後的墮落。最絕望的腐敗並不是官僚，而是知識分子群體（何興玉語）。官僚的腐敗隻誤一個黨派，一個朝代；而知識分子的腐敗卻是誤國誤民。知識精英的墮落，敗壞的卻是整個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它帶給一個民族的影響是致命的。
江澤民時代，我們看到走向墮落的知識階層“象征性的背景”—權力正在通過金錢和地位，來誘惑知識分子放棄道義和良知。在當今的文壇，墮落似乎已時髦，現代的知識分子“知識與權力”的結盟導致社會淪落和腐敗。
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一文中寫道：2001年以後，掌握巨大財力和行政權力控製與幹預，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商業化，行政化，官僚化和體製化傾向，造成了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的全麵腐敗和對知識分子的整體收編。侯寧認為：大陸經濟學界已是一個墮落的群體。陳演格說：哪個民族把“士”給打到了，這個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M時代實現了這一畫麵。《知識分子的背叛》一文說：他們的浪漫主義已登峰造極，他們的精神操守已跌落穀底。
現列舉二個典型實例：
- 張光鬥—院士中的典型敗類
被譽為“水利泰鬥”的兩院院士張光鬥先生，最近在央視熒屏上對億萬觀眾宣稱：“當初修三門峽，我是把讚成的”—說謊大王也！
三門峽大壩的修建有兩個機密，一個是它在技術上是完全錯誤的，已經貽害40多年了；一個是把正確地反對修壩的黃萬裏打成右派分子。
張光鬥竟然敢於在央視“經濟半小時”節目中，篡改自己的曆史，把47年前讚成修建三門峽大壩的事實顛倒為“當初修建三門峽我是把讚成的”。如此盜名自肥，把自己冒充為47年前反對修建的“先知”，這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彌天大謊！
黃萬裏的一位學生—黨治國聽了他欺世盜名的彌天大謊，在氣憤中寫了二萬八千字的長文《紀念黃萬裏老師：科學良心》，以鐵的事實，揭穿了張光鬥的謊言，剝去了張光鬥的“偽裝”。黨治國說：“三門峽工程的一切問題和災難都按黃老師的語言曝光了。。。”。
- 郭沫若現象—頌聖文化
建國後，郭老在變動不定的政治環境中，能夠及時地，天才地提供（編造）文藝作品，為領袖的政治需要服務，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1951年，M發起批判《武訓傳》，這就給1950年還在頌揚武訓的郭老當頭一棒，他做了兩次檢討。他的“新”認識是，跟著M走就是M說什麽我們就說什麽，M要我們怎樣做，我們就怎樣做，沒有二話，沒有二心。
大躍進後，緊接著是反右傾，郭老無例外地采取頌揚態度，他寫下了許多歌頌大躍進的新詩。爾後他本人也後悔了，他在第二年就承認他的那些“詠花詩”是一場大失敗；我是深以為憾的對“個人崇拜”推波助瀾。他首先是真心的歌頌，而後是為了自保。
當胡風，羅隆基等人用各種形式頑強地實現或堅持自己的立場和觀念時，而郭老卻在誠摯地懺悔，在不斷地否定自己。它的後半生做到了一個“忠”字，領袖發動大躍進，他就寫歌頌大躍進的詩，當華主席粉碎了“四人幫”，他又寫“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的詩。
1966年4月14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他說：幾十多年來，我一直拿著筆杆子寫東西，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按今天的標準來講，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所以階級觀點有時模糊，這就是郭老著名的“自焚”說，話一出口舉世震驚！
“黨文化“是造成一些文人“底線”淡薄，甚至潰喪的病毒。在當代中國失去“底線”的現象已成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