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農對記者說：大老虎我們不怕，周永康、徐才厚之類的大貪汙範跟老百姓沒有直接關係；我們懼怕“蒼蠅滿天飛”式的鄉鎮幹部，尤其是“村官”無法無天，直接侵害老百姓的安居樂業，我們受不了。
所謂“小貪官”主要是指：正科級或手中掌握一定實權的副科級以下、以及鄉鎮或街道辦、副職以下的幹部，各職能部門雇傭的協勤人員，農村幹部……他向利用本人掌握的“權力”，千方百計向金錢和利益看齊，尋找個人發財的捷徑，腐敗必然會泛濫成勢。
“小貪官”有的根本不是黨員，不是公務員，隻是臨時雇傭人員。他們直接跟領導互相勾結、盤居一地，比如路上查車的人員，一天之內就可索取數百名司機的錢財，遠遠大於一個廳級幹部收受一位老板的百萬元。與其說是貪腐，還不如說是敲詐！
這些小貪官都是爬出來的，有的是黑社會的流氓惡棍；隻要有人敢下命令，他們就敢於把一個老人打得滿臉開花，就敢於罰款不開票，就敢於強行拆掉你的攤位，甚至用鏟車碾死你……
那些“小貪官”本來應該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則相反，他們把手中的權力變成了敲詐老百姓的工具，有的人甚至靠攏不法富豪，為非作歹。
事實證明，許多黑社會骨幹、打手、甚至黑老大本身就是從基層小貪官蛻變而來的，貪官愈小愈可怕，貪官愈小愈可惡。即便是再大的高官腐敗了，墮落了，中國也不會因此而垮掉和潰敗；但中國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貪官”。他們因為小而無孔不入，因為小而不易察覺，因為小而難以治理，從而對老百姓造成的傷害也就更為直接。
“小貪官”就是黑社會的溫床，就是老百姓的克星，就是潰敗大垻的蟻穴，腐爛樹根的螞蟻。曆史證明，許多黑社會的骨幹、打手、甚至黑老大本身，就是從基層小貪官蛻變而來的。可謂沒有基層“小貪官”就沒有當今的黑社會。
這些年來，中華大地上不但常常曝出打“大老虎”的新聞，還曝出“村官”涉嫌貪汙30億元、被開除黨籍、接受調查的信息，深圳曝出擁有20億的村官，因受賄、行賄而被捕。上海村民實名發貼舉報村支書貪汙近億元一類的、令網民驚訝的新聞。這也難怪網民們驚呼：小蒼蠅比大老虎更可怕！
河北省科級幹部馬超群家中搜出1.2億元現金、74斤黃金，68套房產，真是超群絕後之舉；江蘇省合肥市站北社區居委會黨支部書記方廠雲，2012年遭當地12名村民實名舉報，他“非法侵占136套國遷安置房”，他被稱“合肥房叔”，“房老虎”，一審判處有期徒刑20年，沒收個人財產15萬元。
當今，中國腐敗的另一特色是向“家族腐敗”淡化，出現了“貪腐父子兵”。據媒體統計，在近年來的腐敗案例中，至少有28起家族腐敗，而父子聯手貪腐更是其中最為常見的情況，約占六成以上，在一些家庭貪腐案件中，不乏父子“同朝為官”的情況。“蒼蠅式腐敗”遍布各個層級，近2年來中央巡視組發現的腐敗案件中，主要表現在腐敗遍布於官員各個層級，廣泛存在城鄉基層的“蒼蠅式腐敗”。
村官成了腐敗的重災區，這也是當前反腐的一大特色！何以在最基層的農村，看似沒有多大權力的村幹部也會陷入腐敗的陷井村官因為權力失去監督而腐敗的現象屢見不鮮，如廣州市黃浦區荔聯街滄社區的多名村幹部斂收近千萬元。（搞自《學習時報》）。
一）“黑領階層”孕育黑社會
中國有沒有黑社會？這已經不是個理論問題了（一位刑警的紮記）。
“小貪官”是黑社會的溫床，也是老百姓的克星，更是潰敗大堤的蚊蟲。如果把大貪官比作是腐朽了一顆大樹的樹皮，那麽小貪官就是腐朽了一顆大樹的根。
1）小貪官——膽子何其大
黑勢力在其萌芽狀態，是因為那些小貪官的包庇縱容，才具備了發展空間。許多黑社會的骨幹、打手、甚至是“黑老大”本身，就是基層小貪官蛻變而來的，可以說沒有基層小貪官就不會有黑社會，實例：
（1）貧困縣縣委書記斂財兩千萬？2004-2010年，被告人王先民在擔任隴南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及宕昌縣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建築商承包工程提供方便，先後收受14名工程承包商的1108.7萬元，收受某建築公司負責人給予的四川綿陽和成都的房子三套，總計258.1166萬元；在招商引資、礦業管理，市政建設等工作中收受103萬元；利用職權及職務便利，在人事調動，春節及本人生病住院期間，先後收受縣直部門及鄉鎮幹部送人民幣及購物卡總計86萬元。以上總計1556.8166萬元。
王先民涉嫌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在白銀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據《東方早報》《蘭州晨報》等綜合整理）。
（2）把你從床上培養到主席台上
一些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權，安插自己的姘婦、小蜜當官。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趙增軍，在擔任溪縣縣長時，泡上了一位20多歲女子。他對她說：“小乖乖你年輕又有文化，我要把你從床上培養到主席台上，讓你當鄉裏的一把手”。不久他的“小乖乖”果然當上了鄉黨委書記兼人大主任。
外國的官員也好色，也有情婦，但他們把權力和私生活分得很清楚，如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有三個情人，但紿終未提拔她們當什麽部長。隻有江澤民時代才出現這類奇事，九十年代以前有嗎？
（3）派出所長充當保護傘
2011年12月，增城市永新派出所（原）所長劉偉東認識了一個叫老曹的男子，他表示想在轄區某知名樓盤別墅內開檔玩牌，請求劉偉東的關照，劉說：“你們想怎麽樣就怎麽樣吧”。得到應許後，曹某與之約定賭場每開一天就送上一萬元。老曹與劉偉東達成協議後不久，另一行賄人將一個裝有5萬元現金的膠袋送給了劉偉東，三天後再送3萬元現金，此後每隔五六天劉某都會給劉送去保險費，前後七次達33萬元。
如期奉送保險費後，老曹等人在別墅內的賭場從未被查處，劉偉東成了保護傘。2013年7月2日，劉偉東向海珠區檢察院投案，他被一審判刑5年6個月，可謂司法腐敗之一例。
（4）河北保定公安局分局長被曝賣官；
2月8日，微博用戶“立春後的新希望”發布視頻，保定市人大代表楊誌國和高新技術開發區公安分局民警安剛舉報公安分局局長馬永東濫用職權收受賄賂等問題。楊誌國指控馬永東一次性向他索取20萬元。另外，自2009年至2013年底，每年過節馬永東都強迫他將3-5萬不等的卡或現金送到他的辦公室，累積被索賄的金額有20多萬。民警安剛稱，在馬永東擔任局長期間，對局裏的幹部職位明碼標價。派出所長標價20萬元，副所長10萬元，刑警隊長30-50萬元不等。並且馬永東每年都會進行崗位調整，保證自己每年都有進項。楊誌國說，自已是高新區賢台鄉中南海村村支書，因為行政區劃受馬永東的管理。 馬永東用職權之便，首先使用調查監控錄像、通話記錄等手段窺探自己的隱私，給自己施壓，最終達到敲詐勒索之目的。
保定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稱，目前正在對材料進行核實，將對此事進行嚴肅調查。
2）吃空響也難治理
最近，河北、四川、河南和吉林四省共清理“吃空響”合計超過10萬餘人，他們可以把自己或其它官員子女安插入編，冒領工資；已調離者可以不辦工資核減手續；受行政，刑事處罰者可以不按規定調整工資；幹部家屬可以自動離崗，停薪留職，長期曠工仍在原單位領工資，如此等等。隻要手中有權盡可以掛著“空銜”盡情享受白拿薪酬的好處，這是誰給的權力？
如此“公仆”不隻是膽大，而且因為權大，下手更加無所顧忌，公然把納稅人的血汗錢，大把大把地往家裏搬，正是因為從來沒有有效製約官員濫用權力、包括“吃空餉”的製度手段，“吃空餉”的土糧遠未達到鏟除之時，“吃空響”能解決嗎？（摘自《中國經營報》）。
證書也能吃空餉。花費數萬元取得國家職業資格證書，但出租證書一年即可收回成本；通過網絡為持證人與企業牽線並從中分一份“好處費”；企業為獲資質、拿工程，每年支付上百萬元掛證費用，職務證書“掛靠”背後有著一條完整的利益鍵條，這是“考證熱”的一個原因。
持證人一年收入數萬元，一本證書的含金量有多高？在一家“**掛靠網”上，一級建造師的掛靠價格：建築工程3.0-3.5萬元，市政公用工程4.0-4.5萬元，礦業工程5.0-5.5萬元，民航機場工程5萬元。
在國企吃空餉現象更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換，公司每年招聘會分兩部份進行，1）公司招聘考試麵試，2）為公司各種關係戶予留職位的內部招聘。這就滋生了虛報職工人數的空間，如重慶某某國有礦業公司幹部周傑，利用職務之便，故意造假，虛報4名已離職的員工，騙取空響費30萬元。被以貪汙罪判刑11年。
3）官商勾結——公權力市場化
中紀委巡視組發現，前些年部分領導以犧牲公共利益，挨取個人的職務，晉升和經濟利益，形成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官官勾結（權權交易），可謂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連環輸送的利益鏈。
在一段時間內，一些領導人插手國有企業轉型，礦產、水電、土地資源出讓，工程建設和政府采購，教育、衛生、政法、交通、國土資源等部門腐敗案件高發頻出。靠山吃山現象突出，一些官員通過打幹親、送禮等方式拉關係，利用節日和紅白喜事收受紅包。
在選人用人方麵，個別地方拉票賄選成風，一些官員熱衷於拉關係，跑官要官；一些部門“三超兩亂”問題突出，擅自設職位和超職數配置幹部普遍，甚至有些地方隨意招收編外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從中牟取私利。
陝西省橫山煤礦的“官煤（商）勾結”可謂中國知名度極高的典型實例。
橫山煤 礦挖煤過了界，致使周圍農村房屋裂開，祖墳也塌陷，可謂環境破壞。2007年9月13日，200多戶村民推舉白國興，白國治等4人向縣煤炭局反映情況（本應受到法律保護）。四人從煤炭局走出來，還未離開縣城，白興國就被三個手拿鋤把的人打斷了腿；打人者留下一句話：“老子叫你再告狀！”主要打人者應是廟渠煤礦老板王成寶（他是縣人大代表，村支書）。在醫院白國治用電話質問王成寶，於是又牽惹出了第二次行凶——“大刀隊”登場，20多名打手跟著王成寶來到醫院，白家4口人血染醫院……縣裏一位老幹部說：有史以來，橫山縣沒有這麽殘忍的打人事件。
2008年1月25日，橫山縣法院做出判決，幾名打手多判為緩刑，王成寶亦有罪（應是幕後主謀）但起次要輔助作用，屬從犯免予刑事處罰。公平否？難道縣政府是王成寶政府了？
“大刀隊”是煤老板私人武裝。試問王成寶的權力是誰給的？他的保護傘又是誰？這種人能當人民代表嗎？據民眾揭示，縣公安局與王成寶“互換座駕”。這就是橫山縣人民生存的政治環境，小小芝麻官危協著老百姓的生死存亡呀！
4）“公款吃喝”背後有保護傘
本實例試圖通過“公款吃喝”的個案，來探討其背後的製度和文化邏輯。在人情文化和“不完善”的正式製度共同作用下，“公款吃喝”這種偶然發生的行為，經過不斷實踐，逐漸製度化變成了一種非正式製度。
實例：縣委書記“公款吃喝”被免職，不到一年又複職
2013年7月29日，時任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縣委書記的唐天生，安排該縣在家裏的四套班子領導及相關部門的一家網絡媒體記者發生了衝突，唐天生當眾對記者大聲嗬斥：“你盡管報導！”
廣西自治區紀委於2013年8月通報，這次聚餐認定為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唐天生被黨的嚴重警告處分，並免去縣委書記職務。爾的事，2014年10月他又獲得桂林市食藥監局的任命，（摘自《南方都市報》）。
在民眾中流傳說，中共官員在這個地方犯錯誤自毀，換個地方仍當官員。所以“腐敗叢生難以治理”，上麵有“保護傘”！製度之使然。在西方新資本主義世界，這類腐敗官員恐怕一擼到底。
5，鎮、村官變成黑惡霸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王曉雷惡勢力團夥”犯罪案開庭審理。一審判決對以非法采礦、敲詐勒索罪，判處王曉雷17年有期徒刑，罰金200萬元。
王曉雷何許人也？北京市密雲縣河南寨鎮第15屆鎮人大代表，平頭村村民委員會主任，村民們麵帶愁容告訴記者，村頭——王曉雷盜采礦石挖下的巨大砂坑還在（約有一個足球場大），它在村民心中隱隱作痛。
平頭村地處潮白河岸邊，有非常豐富的礦石資源。他跟一伴人做起了盜采礦石生意（這應屬村民的集體資源）。非法盜采礦石可是無本萬利的生意，一晚上挖的砂石就能賣十幾萬、二十萬元，要不了多久就可發大財（喝人民的血）。
2006年有關部門曾責令他停止非法盜采活動，他反而成立了“北京盛世恒通土方工程有限公司”，糾集了更多的人繼續從事非法采砂、石的活動。權力大無邊呀！
2007年，平頭村進行村委會選舉時，“為了選票他什麽事都做得出來”。他使用威脅，恐嚇，賄選等多種手段，在村裏如果誰反對他，他就會往誰家的窗戶上砸石頭或做些更惡劣的事，沒人敢不聽他的話。就是靠流氓手段，他又當上了村委會主任。爾後，他開始更加肆無忌憚地斂財，他以發展魚業為名，將集體存有的土地用圍牆圍起來，秘密盜采砂石，為了對抗執法人員，他雇了多名“打手”，一伴人橫行，誰也不敢管。真是無法無天。
2014年6月8日，警方動用百餘名刑警及真槍實彈的特警人員，衝入該豪華總統式包房，將正在嫖娼的王曉雷抓捕。
大量基層黑勢力開始涉足經濟領域，包括土地承包，流轉以及非法開采礦產資源，土地資源等。當財富、權力和暴力組合在一起時，基層黑惡勢力就有了滋生的條件。
6）久居關鍵崗位的“土皇帝”——小官大貪欽收5600萬
2014年1月17日上午10時，陝西省渭南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建築業管理科原科長候福才，因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執行。
候福才在科長任內斂財高達5615萬元，公開索賄2191萬元，3084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他為了給自己撈取好處，還造成勞保基金流失7455萬元的重大損失。
他最多的是先後5次向某房地產公司索取319.1萬元，他的索賄幾乎到了瘋狂的程度，“大小通吃”的特征十分明顯，其索賄中既有來自開發商300餘萬元的巨款，也有數萬元到數十萬元不等的款項，甚至連學校、醫院、福利院這些單位也不放過。
檢查機關查明，從2006年6月至2012年2月，他向45家建設單位，施工企業索取賄賂2191萬元，2012年6月21日，陝西省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對他依法逮捕。
辦案的檢察認為：假福才“久居關鍵崗位”是他腐敗的根源之一。他任渭南市建設部連管科長長達15年之久，直到2012年5月事件曝光後，才被免去相關職務。這體現了幹部組織製度上的落後，官司員腐敗之根在於“製度”上的缺陷。
這種“土皇帝”式的官員在毛澤東時代有嗎？
二、官員為何蛻變
後江澤民時代（指胡——溫內閣期間）成了“蒼蠅滿天飛”，無官不貪，無貪不巨的局麵，連村官家中的存款也上億元。在民眾中流傳著：“官員們全抓起來肯定有冤案，若兩個人抓一個恐怕有漏網的。”一個單位10個官員中8個是貪官，還有二人怎麽辦？要麽正直遭排擠站不住腳，要麽同流合汙，這是貪腐大環境造成的後果。當前的貪官大多數以前都是清兼的好官，這也是不能否定的事實。從這層意義上講，大多數“貪官”也都是“錢權色”的受害者，總根子在哪裏？還不是很清楚嗎!
媒體彼露，一位在法庭上受審的貪官，對下麵的觀眾大喊：你們下麵的官員中有誰沒有貪腐？舉起手來給我看看……那些“反貪”的官員本人就可能是貪官！
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長王振忠在美國說：在中國當官員是全世界最好幹的，你把中國人民得罪不要緊，隻要你上麵關係硬就行了。
老百姓怒火萬丈，想撕吃了你，千萬人罵你，不影響你的上司對你的重用。現在反你的腐敗是因為你的官場關係“鏈”出了問題，而不是你腐敗！
公權力官（私）有，公款官（私）用，權力失去製衡，這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遺產，更是當前中共全麵腐敗之根——人民被關在籠子裏，官員是國家的霸主。—
一位村官說，本人在村委會工作了十年了，真想幫助一些弱勢群體得到公平，可每次維護他們的利益時，必然觸及到個別領導的利益，工作中常受到各種壓力，最後隻好被迫辭職。
還有一位村官說，我也當過兩屆村主任，我本人沒貪，但不敢說不腐敗。村上要做公益事業必須爭取上級支持，要人家支持就必須送禮，否則你將一事無成。所以我認為，村幹部腐敗在很在程度上是行賄，是支持上級領導腐敗。現在的村官之所以腐敗嚴重，是因為村官的權力能決定村集體土地的征用、征收的價格，地方政府若想炒賣土地的話，首先需要低價征用，征收農民手中的集體土地，然後再高價出賣土地。這個炒賣土地的過程，若沒有村官的配合是難以“合法”的，所以村官成腐敗的重災區是很自然的現象，它是上下權力腐敗鍵上的關鍵點。
要從根本上解決村官屢屢“犯規落馬”問題，村社組織體製改革勢在必行，必須將經濟事務與行政事務剝離開來，（《經濟觀察報》2014.7.28）。
實例，權力官有——從模範村官走向貪腐
判刑20年可惜呀！2014年3月11日，漣水縣黃鍋九村黨支書朱中華貪賄一案宣判後，村民們都不敢相信這一事實。朱中華是漣水縣當地響當當的創業人，“不缺錢”的朱中華會貪汙200萬元？自毀前程。
我的就是集體的：
朱中華中學畢業後回鄉經營磚瓦廠，1998年村民將“能人”朱中華推上了村主任的位置，兩年後他又擔任村支書，成為全村致富的帶頭人。他一麵堅持創業，不失時機建起溫室棚架廠，為縣內外發展溫室大棚的農戶供應鋼架；一麵發動創業，帶著全村興建創業點，用自己的成功經驗去指導群眾創業致富。不到10年，他自己已擁有塑業，資產超過千萬元。全村在他的指導和支持下，開辦私營企業11家，新增個體工商戶90餘戶，建起了現代化的中心村，黃鍋瓦村成了全縣“黨員創業致富工程”的一麵旗幟。
因成績突出，他先後被評為市百佳村官，省市勞動模範。2009年3月，他被任命為鎮黨委委員，成為“帶帽”的黨支部書記，還當選為漣水縣人大代表，淮安市黨代表。村裏缺少資金，他自掏腰包，幾十萬元，事情被媒體報導後，他哈哈一笑說：“我的就是集體的。”
事物都是變化的，人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組織和群眾的信任，讓朱中華成為鎮裏唯一的“話事人”，村裏的大小事朱中華一人說了算（可渭小官獨裁）。正因為這樣，曾經把集體的利益放在前位，不計較個人私利的朱中華走向了“權力私有，公款私用”。這應屬中共執政黨的製度性腐敗。好官也會變壞！
2011年下半年，鎮裏招商引進了一家木業公司，征用黃鍋瓦村的土地建廠房，按每畝2.5萬元補償。在丈量土時，他發現路麵一塊6.7畝集體土地也被征用了，想到最近手頭缺錢，動了私心。他想，當初村裏缺錢自己能拿出支援，集體的錢用用也是理所當然（公私不分是官員走向腐敗的起步了）。他就對會計說：“這塊地是我的，鎮裏早就給我了，忘了告訴你們，寫在我的妻弟的名片。”一句輕描淡寫的話（未經任何行政手續）會計造冊上報，於是16.75萬元補償款打到朱中華的銀行賬戶上。有一就會有二，2011年7月份，235省道兩側搞綠化，又征用村裏土，他又趁機拿到了25萬元。
我的村子我做主：“小小芝麻官，權力大無邊”——這就是朱中華由好官變成貪官的本質原因。
朱中華回憶，交錢拿地全憑誠信，合同協議都不需要，價格全在各人怎麽談，談好後他在小本上記上一筆。不管是現金還是轉賬，近千萬款項都由朱中華一人經手，收錢時也是偶爾想起來才打個收條，有時候涉及萬元以下的“零星款項”，他揮一下手就免了，爾後也忘了。開發土地是集體行為，收的款項本應納入集體賬戶，但是既然“全權負責”，他不說也就沒有敢提。
收錢由朱中華說了算，支出多少也隻有他明白。到2012年7月，他本人實際向村民支出補償資金799.78餘萬元，賬麵上已收支相抵，差額172.51萬餘元，全部被他侵吞。
反應朱中華挪用和受賄的舉報信向檢察機關寄去。
2012年11月，朱中華因涉嫌挪用公款和收受賄賂，被漣水縣檢察院立案偵查。經過五個月的艱苦努力，查清了他利用職務之便，采用騙取、侵吞等手段，貪汙土地補償款，土地開發收入餘款等計有192.54萬元。這是漣水縣查處的貪汙金額最大的案件。
2014年3月一審宣判有期徒刑20年。
一個模範村官演變成大貪汙犯，這應屬江澤民時代“權、錢、色”治國失財的典型實例之一。
三、他們如何當上黑惡村官——公權市場化
146份樣本中，多個有村官參與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最早形成於1992年（中共十五大江澤民上台），而這恰巧是我國村幹部“代際”變化的關鍵節點。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係肖唐鏢教授將村幹部“代際”變化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那時的村幹部大多是“毛式幹部”，對幹部的要求主要是“紅”，“權威”，這一時期選擇村幹部最著重個人品德；第二階段是在1980年代未，特別是1992年前後，這一時期的村幹部大多是“鄧式幹部”，看重的是經濟，用的是“富人”；第三階段大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江澤民時代），大多是“強人式幹部”，這一時期“重勢力、用強人”。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曾在浙江、江蘇、廣東和山西等地做過田野調查。相對而言廣東經濟發達比較嚴重，而山西煤炭資源比較豐富，也容易出問題。村官涉黑的重災區在鄉村，都市化程度比較高的珠江和長江三角州地區。
那麽，為什麽村官涉黑這麽多年來一直屢見不鮮呢？這是由於涉黑案件普遍存在“保護傘”。農村利益的蛋糕不斷變大，村委會權力的高度集中的為村官涉黑提拱了動力的可能性。村委會實際上直接掌握著包括用水、用電、公共衛生、土地征用……所有集體資源分配的決定權。近來，國家又加大了對農村的投入，包括村村通工程，改水，改電等項目下鄉，讓可供瓜分的“蛋糕”變大。“黑勢力”奔著利益下鄉爭搶工程，染指村級班子的情況層出不窮。
78%的涉黑樣本揭示，村官壟斷行業和市場：
農村黑社會組織的主要斂財手段是壟斷某行業或某區域市場，涉及78%的涉黑村官，80%的村官參與敲詐勒索，31%的黑村官搶占農民土地和開設賭場牟利； 10%的涉黑村官涉及貪汙或職務侵占；12%的黑村官涉及非法開采當地資源；甚至還有7-10%的涉及黑村官分別組織，保護賣淫和製作，販賣毒品。
廣州市荔灣石塘街山村有8名村幹部參與同一黑社會組織，其中有三任村支書，他們是圍繞南方茶葉市場建立的，他們打著為村民謀福利的幌子，用暴力手段獲得了南方茶葉市場及周邊市場的管理權，並壟斷了茶葉搬運業務。之後，該組織開始抬高搬運費，違法所得黑組織自用。盤據在南方茶葉市場的這個黑社會組織，存在了16年，曆任三層的村支書都參與了涉黑。2013年8月，這個黑勢力團夥被廣州警方搗毀。
資源搶奪型涉黑占35%：
村官涉黑最早的案例出現在1992年，他們主要分布在沿海，城郊或人文資源豐富的地區。據統計，涉黑的村子中“資源型”涉黑占35%，屬於城郊或沿海地區的“區位型”涉黑占55%，這兩者也有一定的交叉。
村官參與的農村黑社會性質組織幾乎都是“靠山吃山”、“靠地吃地”。還有福建、河南、廣東等地的黑社會組織成立僅僅是為了壟斷沙縣小吃的原料供應，在擁有公共資源的村莊，為了爭廳公共資源，各種力量介入，村幹部為了獲得公共資源，最後涉黑。
土地資源型的村莊利益更大，村幹部有機會深度掌控農村非農集體土地的管理權，城市要征地就要跟農民談判，村幹部就很重要的中介人。因為涉及的利益無比巨大，就引起各方對這種利益的爭奪。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的村官都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涉黑，賄選也較嚴重，幾乎是100%屬於賄選。這些村官賄選並非單純是經濟利益的訴求，他們希望通過選舉，當上村幹部，再當上人大代表，以增加他在政治上的發言權。這也算是違法行業的另一個側麵（據《南方周報》習宜豪）
這些黑村官又是如何當選的呢？
村官涉黑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村官蛻變成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稱“由紅變黑”占67.5%；另一種是黑社會組織的頭目被包裝成村幹部，稱“由黑變紅”占22.5%。
一些“兩勞”釋放人員刑滿釋放後，拉攏村裏的閑散人員組成黑社會組織，爾後再依靠黑社會組織控製選舉。用暴力手段打擊競爭對手，對選民進行暴力和賄賂，當選村官後，再向“保護傘”行賄，以尋求庇護。2012年5月被判刑的楊需權就是“由黑變紅”型的村官，他身為“兩勞釋放人員”因為勢力大，當上了河南省鞏義市外河村的村主任，之前他是鞏義市的“黑社會大哥”。
廣州市白雲區鍾落潭的村主任朱連康和村支書官會展在上任前都是村黑幫的領頭人。在選舉時，他倆派手下人員到每戶分一袋米，食用油或給選民發100元，然後把選民證收去；在選舉當天憑選民證領取選票填寫自己的名字。
更多的村官涉黑走的是“由紅變黑”型之路。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與頭崗村的村支書兼村委主任花二軍不僅是河南省人大代表，省勞動模範，還頭頂“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等光環，竟然也是黑社會頭目。自1994年以來，花二軍網羅“兩勞”釋放和社會閑散人員，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形成了以他為首的黑社會組織。2008年底，為了使自己連任村主任，他糾集數十名“兩勞”釋放人員在選舉現場對付村民進行威脅。
看來，相當多的地區村民沒有享受“憲法”上規定的真正的政治權力，走形式的地區不在少數。
“民選”流於形勢，“賄選”泛濫成災；
當前中國各地村官的腐敗往往以賄選開始，如：豫西農村的基層民選中，賄選是普通的問題，家庭、血緣因素也真接影響著選舉，農村選舉就是一場鬧劇，選舉前候選人早就開活動了，挨家挨戶送“紅包”，還承諾了一大堆“許諾和美言”；可是這些人平時的劣跡斑斑。某地區選民對候選人不買賬，錢不收，人不見，結果村裏的一個傻子得了最高票，難道讓這位傻子當村長？真是極大的譏笑。
他們賣官花了多少錢？
2014年，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巡視發現，山東、河南等地存在買官賣官現象。那麽，買官要花多少錢？
實例1：安徽省泗縣 縣環保局局長1萬元。2007年11月泗縣某鎮長張某為調職縣局機會，給縣委書記送了1萬元，不到一年他坐上了縣環保局局長之位。
實例2：河南省三門峽 縣級市委副書記100萬元。聶衛東2006年向三門峽市委書記行賄後，得到了義烏市副市長一職。他 稱：“沒有想到一個副市長還挺便宜的，我準備了200多萬元，結果隻花了100多萬就把事情辦成了”，試問：這類官員能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嗎？
實例3，山西省呂梁市 縣委書記或縣長超過100萬元。2009年山西呂梁市委書記聶春玉在下屬13個區縣市進行公推縣長選舉，大搞灰色利益輸送。一名參選副縣長花費了400萬元卻敗走麥城，他的400萬元隻頂得上當選者所花的三分之一。使參選者感歎，呂梁的縣委書記或縣長的座位，已達4萬元。（據《明周刊》）
後記
公權力官（私）有（毛澤江時代），公權力進入市場（後鄧小平時代），公權力產商品化（江澤民時代）是中共腐敗、走向沒落之根源。後江涇民時代（指胡——溫內閣）中華大地出現了“黑領階層”，大（老虎）小（蒼蠅）官員成了權力的主人，而把真正的主人——人民關在籠子裏變成了奴隸。可謂黑領階層腐蝕了中共底層。
中共最大的腐敗對象——失控的縣委書記
在中國，縣委書記、縣長擁有的權力大得讓人難以想象，以至出現了失控局麵。在強征強拆中，他們隻要說一句，就可以讓公民的住宅一夜夷為平地，可以讓農民賴以生存的田地成片變成開發地、工業用地；可以把征來的土地，百畝千畝以低價，甚至“零地價”捧送給開發商；可以讓一個人一夜暴富，可以一天提百名官員，可以把七姑八大姨弄進政府，用納稅人的錢養起來，可以讓包二奶養私生子，也可以派人進家抓記者。而且凡是被提拔重用的幾乎全是縣委書記，縣長……他們的權力大得嚇人，可以把幾千萬元送人。
縣委書記，縣長的權力究竟有多大？有專家說：“除限外交，軍事、國防，這些內容沒有，他們擁有的權力幾乎跟中央沒有什麽區別”。
可以說，縣委書記、縣長是“政治強人”，也可以說是權傾一方，甚至是獨斷專行的霸王。由於縣級與中央隔著省級、市級，大多處於“山高皇帝遠”的政治邊緣，確實存在著“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弱，下級監督太難”；再加上權力過於集中，監督嚴重失控，監督幾乎呈現一片真空地帶，從而造就了他們“我的地盤我做主”，“在縣城內我有絕對權力，這種權力用不用，何時用，怎樣用，都是我說了算”，土皇帝也！
由於縣委書記有絕對的拍板權，有諸多的權力尋租機會，從而成了腐敗的重災區。如一些縣政府的大樓建成了“白宮”和“天安門”，這是因為這些縣委書記有領袖情節。
縣委書記的權力失控，最根本的是權力過大而又缺乏有效監督；在現行體製下，縣委書記擁有的權力既齊全又強大，不僅掌握著全縣一切資源——決策權、人事權、財政權，甚至涉及公安檢察院的司法權。絕對的權力沒有監督，往往如脫韁的野馬，無拘無束，無法無天。
2010年夏秋兩季，羅中樞領導的“深化幹部人事製度改革課題組”，在四川、貴州、廣西、重慶、上等地召開了26次座談會，先後同70多位縣委書記、縣長和省、市、縣委組織部部長進行了深度訪談。希望對下列問題找到答案；當前中國幹部人事製度改革的重點、難點是什麽？製約改革的瓶頸是什麽？如何深化改革，重點突破等。
受訪者們排在前麵的突出問題是：幹部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未處理好黨員幹部與群眾公認的關係； 考核評價體係和機製有待完善；長期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官場文化”的影響——體製障礙。
縣委書記和縣長們還認為，“以身份挑人，以關係取人”、“幹部工作看重民主形式，忽視了民主質量”和“擴大民主力度不夠”等問題也十分突出，但71.8%的縣委書記和縣長把“幹部能上下不能下，能進不能出”排在了首位，受訪者們還介紹，目前官場“潛規則”和吃喝風盛行。
在一些地方“潛規則”勝過法律法規，一些領導幹部成了下屬的“老板、老大”，把黨和人民的事業按家族生意來經營打理。
這說明，我們幹部的人事製度改革的方針政策原則，尚缺少有效的機製保障，“方針政策原則”往往被懸置，出現“五湖四海選人難”、“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難”、“擴大民主、群眾公認難”、“竟爭擇優難”等局麵。
2015年3月5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