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知識精英具有“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優良傳統。從清末 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潭詞同等）到孫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知識分子吹響了“反帝、反封建 ”的號角，建立了中華民國，推翻了統製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製度，（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個人獨裁算起，以前的封建社會具有進步性），中國走向了民主憲政之路，也有了中華民國憲法。當前媒體認為“新中國”應以辛亥革命創建的中華民國等起。
爾後，在蔣介石的“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國家”獨裁統治下，進入了蔣介石王朝時代，恢複了秦始皇式的封建專政。也是當時的第二大政黨——“民主同盟”領先跟蔣介石反動派作鬥爭，又出現了七君子事件（沈鈞儒，章伯鈞，王造時，章乃器，史良等）；他們公開支持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反動派。
毛澤東發動的“思想改造”，“反右派”運動，首先是打壓，“民主同盟”。建國前曾支持中共的民盟成員大多被劃為“右派分子”（如羅隆基、章伯鈞等人）。於是知識精英的嘴被“封住了”，隻許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
從中學到大字以培養“製服工具”——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從來不提“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價值觀。毛澤東“要奴才，不要人才”（李銳語）
筆者的青年時代就是接受這種教育成長起來的，在這種大政治氣候下，中國知識分子被分化解體了。據筆者的親身經曆，舊納為六種類型：
1）禍從天降
在整肅知識分子運動中，確實有一批書生氣的知識精英，沒有政治嗅覺，莫明其妙地被卷入政治風浪，尤其在“反右運動中”，許多“右派分子”都是禍從天降，有的人出差外地返回本單位後，榮獲了“右派分子”的稱號。
2、如，著名作家汪曾褀在“大鳴大放”的無動無衷，既不鳴也不放，更無批評意見。後來在單位領導鼓動下，寫了對領導人事安排的批評文稿登在黑板報上；領導們很有反感，卻對汪曾褀留下了“罪證”。到了劃右派時，單位又現右派人數不夠，沒有達到上級下達的指標，於是安排他出差，爾後汪回到單位沒幾天，一頂“右派”帽子就落在他的頭上。甚至一個12歲的小畫家也被打成“右派”，遭難十多年，爾後平反後他說：“我是世界上首位幼童右派分子”。天理何在？當時劃定“右派分子”大多是由各單位第一把手內定的，誰敢質疑沒好下場，毫無法律依據。據史料揭示：有的第一把手為了排斥異已報私仇（如三角戀愛，提職，提薪……），而把 對方定為“右派分子”。
聶紺弩先生的遭難：
1924年他考入廣州黃浦軍校二期學員，認識了周恩來。在軍校期間，他參加了國共合作的第一次東征，並在彭湃主辦的“海韋縣農民運動講習課”擔任教官。從黃浦軍校畢業後，他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與鄧小平是同窗，1927年回國。
他1933年加入“左聯”，創辦《中華日報》副利《動向》並任編輯，認識了魯迅、茅盾、丁玲等人，於193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6年2月，他和胡風、蕭軍、蕭紅等人在魯迅的支持下創辦了《海燕》雜誌。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成為葉挺、項英的部下，1937年他又被派往香港，擔任《文匯報》總編，宣傳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
1949年後，他曆任中南區文教委員會委員，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等職。
這一位老革命卻在1955年卷入“胡風”事件中，他的人生起了不幸的波瀾，由“肅反”對象到“右派分子”、再到“現行反革命”。先被發送到北大荒勞動，再押往山西臨汾監獄，判處無期徒刑，直到古稀之年，他才得到平反出獄。真是天命不公呀！（據《荊門日報》、《鄭州晚報》）
3.躲風——不介入政治運動
這類知識分子為數不少，他們本來就對政治運動反感，避而不介入，持“互不侵犯”的態度。
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寧願寂寂無名，他是個聰明人，深知生活在頻繁的政治鬥爭大氣候下，不當“出頭鳥”的道理，他沒害過別人，更沒有出賣朋友，這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是難得可貴的。
巴金是來自民國時期的著名作家，在新中國卻莫莫無聞。一個不該懺悔的他，卻在一個勁兒地懺悔；而那些該懺悔的人總是裝聾作啞，這可稱為“巴金現象”吧。他原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思來思去，委實找不到哪個“政府”是你的，也不知道哪種類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妨礙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從有了政府，我們的自由全然失去，一舉一動都要受政府的幹涉，他的晚年因寫出《隨想錄》，使他的整個人生的價值升華了。
3.被迫跟風——隨大流
現在八九十歲的老人都記得，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是頻繁的，“階級鬥爭抓就靈”是他的治國方針。當時的中青年一代（包括筆者）政治上尚不能獨立，是幼稚的馴服工具，充當“演員”的角色，黨指到哪裏我們就跟到哪裏，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純屬於盲從，當時的中老年人，為了不當落後分子，也隻能隨大流。
張申府老先生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他跟李大釗、陳獨秀一起商討成立中國共產黨，並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他後來退黨不問政治了。就是這麽一位正直的革命者，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被迫而出揭發朋友，由於處於政治壓力，他不表態過不了關。
曹遇：他22歲寫出話劇《雷雨》而聞名於世。但1949年以後的半個世紀內，他沒有創作出有水平的新劇本，他雖然緊跟政治體驗生活（曾去抗美援朝前線），其結果是“收獲甚多，頭緒全無”。
在反右運動中，因為附和於政治強權而失去自我，精神幾近崩潰。他曾因參與對胡風、丁玲、陳企霞以及老朋友吳祖光，蕭乾等人的揭發批判，做出了令他一生都感到羞辱之事。如，1955年他在《誰是胡風的‘敵友我’，把私仇公憤從胡風身上擴大到梅誌（胡風夫人）身上。
曹遇的女兒說：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因苦悶與壓力，出現了強迫性神經能症的症狀。他怕黑，他特別害怕後麵有鬼在追他、殺他……他反思與剖析自己，他向那些曾被自己傷害過的朋友、同行登門“謝罪”。他越是明白也越痛苦，以至於這位從文傲世的文人，再也寫不動了。他終於明白了，但人也就殘瘋了。（摘自《炎黃世界》）
吳蜜：他是少數沒有遵命違心批胡適的知識精英。而且當他知道他1952年寫的一篇思想檢討的文章被用來“招降”胡適時，吳密非常愧疚。
他的女兒吳學昭是燕京大學的學生，1948年末隨著當時國內政治潮流的變化，女兒的思想轉向左傾，這與一直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父親，在價值觀上大相徑庭。
吳密在寫給堂弟的信中說：“……我們是私為父女之情，公為異路之人，我決不求改變和，請女兒亦勿來改造我……”。而對女兒對自己的思想改造，吳密不為所動。“各友其友，各行其事”是1948年吳密在處理父女思想矛盾時所堅持的原則。
但是，到了1952年思想改造動動時，麵對更大的精神壓力，吳密放棄了父女之間“各行其是”的原則。吳密在《改造思想，堅定立場，勉為人民教師》一文中寫道：“1948年暑假，我在武漢大學答複女兒學昭‘各行其是’的話，我決不再說。因為是非隻有一邊，此是則彼非”。
此時的吳密，雖然內心深處還堅持自己的價值立場。但在公開場合，他從堅持自己的價值立場轉變為向女兒學習的價值立場。也就是說，吳密已從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價值立場轉變為追求進步的革命價值立場。到了1952年，吳密表態放棄自已的價值立場，向女兒的價值立場靠攏（摘自《吳密父女與胡適父子》）林建則/文《經濟觀察報》7月7日
費孝道
他複出後非常活躍，在做著中共允許的事，他配合政策，不甘寂寞的生活，他說要追回失去的時間，但卻沒有深究，是什麽原因讓他失去了那些寶貴的時間？
他雖有獨立思想卻沒有獨立人格。因而不能頂天立地，而要時常依符主子——握有權力的人。因此有些人盡管被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過後，領導向他一招手，他便又投入懷報了。
費孝通正是沒有獨立人格的人。“六四”期間，在學生靜坐高潮時，他曾聯名一些社會名人上書當局，希望接納學生的意見。
但槍聲一響，他不敢再做聲了。甚至按高層的口徑說話了。他沒有去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
馮友蘭“順著說”真相，為生存而自救：
在馮友蘭身上，良知和思辯高度統一，思辯使他深刻，良知使他痛苦。在中國，讀書人的道德勇氣往往體現在“不惜以今日之成否定昨日之我”，總認為的歸我不佳，新我的才好。以自我否定來實現自我救贖和自我提升，這是讀書人的笨法子，有時候還真是管用。
的確，他的家是一個矛盾的人，所經曆的這一切恰恰是自相衝突的現象。30年代以弘揚孔子儒家哲學而名噪中外；70年代卻不底毀儒家思想；作為最早係統接受西方哲學訓練的知識分子，卻又是喪失獨立精神的代表人物，這一切的思想變化都讓人迷惑不解，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50年代，當他宣稱與尊孔的過去決裂，而，中共卻仍然視他為尊孔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
馮友蘭首遭到毛澤東的點名批評：“你們要學習帝王將相，支找北大的伯讚教授；要學唯心主義，就找北大的馮友蘭教授”。1982年後，馮友蘭回顧自己走過的曲折道路，對過去的一切仍然感到困惑不解。
馮友蘭“順著說”的表現是知識分子為生存而實行的自救行為。政治高於一切，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冒犯。他之所以深受責難，是因為他是哲學家，學界領袖，這是有害無益的“光環”使他的表現被加倍放大，受到時人和後人更多的質疑。
4）既整人 又被整
在毛澤東執政的27年裏，不把人當人，用“階級鬥爭”大棒任意虐殺，打壓各級幹部和平民百姓。什麽“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有事實依據嗎？符合法律程序嗎？製造了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當前輿論界質疑，各級領導幹部中有幾個沒遭受過“整肅”？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又有幾個沒有“整肅”過別人？共產黨變成了互相整肅的“亂黨”。
周楊：他在任文化部副部長期間，是整人的霸王，有“文藝泛皇”的美名。
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文化部的右派分子大多是他排板的，當時的“丁一陳反黨集團”就是他一手製造的，他往死裏整人家。丁玲至死不能原諒他。
“文革”期間他自己也挨整，坐了監獄，吃是了苦頭，才知道了懺悔，向過去被他整肅過的人賠禮道歉，認罪。他的懺悔不僅僅是對個人行為的懺悔，也是對那個時代的懺悔，他意識到那個時代是錯的，他的懺悔是否定那段曆史，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文革”災難使周揚真正受到了教育，真正認清了是非。八十年代他是胡耀邦的堅定支持者，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等觀點，是他長期反思的碩果。他與左王鄧立群展開了公開論戰。
周揚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這應屬時代的必然。
夏衍：文化部副部長，也是極左人物，他整起人來跟狼一樣。1957年“反右”時，他來到中央美術學院，在師生大會上竟說：“中央美術學院就是小台灣”，它已變成了國民黨的天下了。在批胡風，反右時整錯了許多人。“文革”期間他也挨整了，也被投進泰城監獄長達8年7個月，真是惡人有惡報！
丁玲 她挨整其實也活該！她在台上時，整別人時也一樣狠。建國初期她起勁地批沈從文，比郭沫若還厲害！憑她過去跟沈從文的私交，實在不應該啊。
吳昤（北京京副市長）：
在位時整起人來一點不手軟，如“反右”期間，他在民盟召開的對章伯鈞和羅隆基的批鬥會上，做了“我憤恨！”的發言，火力十足，他的所做所為不能歸結為“形勢所逼”，而是他本人一點廉恥都沒有，他的死自是非劇，但也符合因果。
他的《海瑞罷官》來自“遵命”之作，連他本人也沒想到，他會因此獲罪而家破人亡。
5）郭沫若現象
“郭沫若現象”係揭：自我喪失了獨立人格，緊跟領袖極權政治的虛弱行為。
建國後，郭沫若在變動不定的政治環境中，能夠及時地、天才地提供文藝作品，為領袖的政治需要服務，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在蔣介石時代，他曾是知識界中的硬漢子之一，與反動派做過不調合的鬥爭，曾遭特務追捕而逃往日本，當時的郭沫若不愧為文藝界的旗手之一。但到了毛澤東時代，卻變成了軟骨頭奴才，隨道政治風浪的變換而東倒西歪。他的價值觀就是“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
郭沫苦有很老的革命資力，是八一南昌起義的參加者，失敗後的他逃到日本，脫離了黨組織。但作為在曆史，文學界有重大影響的“左派”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他始終起著“黨外布爾什維克”的作用，在建國前後的那些日子裏，他比一些“民主人士”更興奮，更自豪。當然也有少不了的一些遺憾。
緊跟形勢：
1951年，毛澤工發起批判《武訓傳》這就給1950年還在頌楊武訓的郭沫若當頭一棒，郭老做了兩次檢討，並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此前郭老知道朱德、周恩來都是肯定這部電影的，因此他得出結論，跟毛主席走就是毛主席說什麽我們就說什麽，毛主席要我們怎樣我們就怎樣，沒有二話，沒有二心。
胡風早年與魯迅站在一邊和周楊、郭沫若論戰——在1995年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首領，5月25日郭老在全國文聯和全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當著700多人的麵，呼籲要“比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更加嚴厲地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他的話雖然不是違心的，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1957年6月28日，反擊“右派”剛拉開序幕，郭老就在報紙上發表言論：“可能還有人這樣問，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是戒嗎？”怎麽言者又有罪了呢？實際上，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無罪的言者無罪，有罪的言者還是有罪的……。真不知這是郭沫若在譴責右派呢？還是在極力地說服自己。
大躍進後，緊接著是反右傾，郭老無例外地采取頌揚態度，他寫下了許多“歌頌”大躍進的“待歌”。爾後郭老本人也很快後悔了，他在第二年就承認，他的那些“詠花詩”是一場大失敗；我是深以為憾的對“個人崇拜”推波助瀾。
1957年到1958年，郭沫若在幹什麽？從他的大量詩文中感受到是對“個人崇拜”的推波助瀾。他首先是真心的歌頌，而後是為了自保。在蔣介石時代，他堅定地跟共產黨走，他用筆揭露專製，成為全國文化界的精神領袖，1949年後，他歌頌新中國也是真心實意，後來他也發現，還要自我批判，還要跟著領袖批判別人，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那批民主人士或高級知識分子中，有許多人當年與郭老站在一起，反蔣擁毛；在建國以後，他們在對待毛澤東專政方麵的態度卻與郭老有區別，這在“反胡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中顯示出來了。
當胡風、羅隆基等人用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或堅持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的，郭老在誠摯地懺悔，在不斷地否定自己。
他的後半生做到了一個“忠”字，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領袖發動大躍進，他就寫歌頌大躍進的詩，領袖發動“文革”，他就寫歌頌文革的詩；華主席粉碎了四人幫，他就寫“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邦……”的詩。
作為曆史學家的郭老，也緊張江清的政治漩渴而大批“武訓傳”，他跟胡適、胡風本是同時代的知識精英，應是相互了解的，但為了緊跟形勢，在批判“胡風反革命團”的潮流中，他也不落後。
“文革”的前後郭老發表的兩首詩詞，體出現了他的“跟風”色彩。
1、1966年6月5日，“文革”開始不久，在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發表25周年討論會上，郭老在致閉幕詞中，向在場的江清朗誦了新作——“獻給江青同誌”：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的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但郭老的兩個兒子都在“文革”中慘死。
2、在粉碎“四人邦”後，1976年11月1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郭老的詩詞：“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邦”，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他的死報致哀榮，他的貢獻已蓋棺論定；他的道路，他的人生矛盾都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悲劇，（據《炎黃春秋》張光渝（文）
郭沫若的“焚書論”：他對自己的創作，有過若幹次痛切的自我否定，其中主要是基於“政治標準”的自我否定。
1966年4月14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次會議上，他說：幾十年來，我一直拿著筆杆子寫東西，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應該全部燒掉了，沒有一點價值。主要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所以階級觀點有時很模糊。這就是郭沫若著名的“自焚”說，話一出中舉世震驚。
郭沫若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心知肚明：一清二楚，要不然他就不會在內心深處一而再，再而三的深刻反省。但他盡管有自省能力，但卻“無力自拔”。身處時代漩渦的郭沫若盡管擁有自省精神，並企圖從內心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然而在強大的政治麵前，他的這些努力常常是徒然的。
右史大潮有它自我的邏輯，郭沫若挾在其中，如同一片樹葉，身不由已，順流而下，直奔雜鍾歸宿，（《時代旋渦中的郭沫若》）陳占彪《黨史天地》 2014年第49期
6，華君武的道歉和自省
他是著名漫畫家，美協書記處書記，1957年美術界“反右“領導小組的成員。
反右運動開始後，他憑著政治敏感性，立即畫了一幅漫畫《猶抱琵琶半遮麵》來諷刺揭露《文匯報》著名女記者浦熙修，漫畫引起轟動，浦熙修女士狼狽不堪，康生誇獎這幅漫畫畫得好。
當時吳祖光，杜高被劃入戲劇界，“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團。“二流堂”的漫畫家丁聰、畫家黃苗子、鬱風夫婦都是華先生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的老朋友；“小家族”是年齡最小的油畫家蔡亮，也是華先生很關注的後起之秀。他們都成了右派分子，華先生必須站穩立場與他們劃清界線。
杜高在1958年被送進勞教收容所，是祖光、丁聰、黃苗子等人下放到北大荒監獄勞動。這些遭遇都在華君武的心中產生了政治運動“為什麽盡整一些自已人？”的不解之謎。
但是真正使他心靈驚恐，人生信念徹底瓦解的，還是“文革”的爆發和對他這位“老革命”的全盤否定和無情衝擊，這個打擊對他是致命的。比當年批鬥右派更甚的批鬥，落到了他的頭上，他的漫畫全成了反人民的“毒草”《光明日報》用了一個整版的篇幅，揭露他的“醜惡麵麵”，他不認識自己了。
以後，他下放到了天津團泊窪五七幹校，又和戲劇界的朋友們一起勞改，整整五年時光。在他的內心深處展開了對曆史的痛切反思，他反省自己的過去。
上世紀八十年代，華君武參與美術界的平反冤假錯案和擾亂反正的工作，他的心裏真確地關心著“二流堂”、“小家庭”人們的命運。
在《漫畫一生》這本書中，他三次道歉和自省。
第一次是在題為《邪正自明》短文裏，他寫道：我在一些政治運動中畫了一批錯誤的漫畫，傷害了一些同誌和朋友，有些人已離開了我們。
浦熙修同誌，是最早被我攻擊的，所以“文革”後，為她開追悼會時，我曾寫了一封道歉的信寄給她的家屬，當時我畫的這幅漫畫，是一人格汙辱。
第二次是在《關於杜甫檢討》一文中，他說：50年代在文藝上也是充滿了鬥爭，我也參加了。傷害了許多同誌，批判胡風、批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蕭乾的“塔塔木林”，也畫了名記者浦熙修的漫畫，這些都是我迄今也不能忘記的錯誤……
第三次，他對自己更無情，反思更深刻，他苦澀地說：我在反胡風運動，反右鬥爭和反右傾鬥爭中傷害了許多同誌，在許多人蒙受迫害，家破人亡的時刻，我卻在一旁推波助瀾……，我對自己應負的責任，也是由我自己來擋當的。
華君武的道歉，自省和反思，真誠懇切，他的思想勇氣令人敬佩，他的靈魂在懺悔中升華。（摘自《華君武的道歉和自省》杜高《中華讀書報》5月7日）
筆者質疑，相比之下發動和領導反右運動的高層領導人至今不反思，更不懂得懺悔，哪位領袖臨終前還對胡喬木說“反右派”不能平反；哪位總司令對胡先天邦說“反右派”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缺點是擴大化了……，他們的人格何在？？
結語
誰最愛這個國家？誰最關心這個國家？誰最能替百姓說話？誰最能不計較自己一時的利害得失，而為國家命運著想？我想了想，還是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個時代政治寬容的標誌，在這方麵，毛澤東時代害在是乏善可陳。
不信任知識分子，可以說是新時代的基本特點，建國初期順利走上蘇聯“斯大林模式”——一邊倒，就是因為聽不進知識發子的聲訴，對於多數知識分子來說，沒有表現出普遍的反抗性，可能是他們後來悲劇命運的開始。
思想改造運動是1949年以後展開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此後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
中共執政後，在中華大地出現了一些令人痛心深思的事件：老北京城消失了，它證明梁思成，林微困是正確的；黃河三門峽和長江三峽盲目建成，造成自然生態失調，惡果留給了後代，運證明黃萬裏等水利學家是正確的；中國人的猛增，證明另寅初是正確的。
馮友蘭沒有樹立起自己的獨立性，他的後半生吃了那麽多苦頭。中國知識分子就錢鍾書那一代人來說，確實是值得深思的，他們當中有陳寅格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有顧準敢於反判的，有儲安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的人像錢鍾書這樣看透了而“閉門不管天下事”的，正是這些豐富的知識分子選擇，構成了當代知識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織的全部人生。
LZ寫這個長篇碼字不易，建議碼完後多讀一遍，改改錯別字再按發送鍵。錯別字多了點，可惜了。
當年,國學大師王國維(觀堂)辭世,另一位史學大家陳寅恪為他寫了碑銘,陳先生寫道,"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世,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