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史書，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漢唐盛世間是無人可比，幾百年前，大明朝的富庶，也讓外國人驚歎不已，至清明乾隆年間，清帝國盛極一時，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51%。據統計，民國三十年代中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日本人要好（這還是日本人的統計）。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在經濟上跨出了“計劃經濟”的欺大林模式，經濟騰飛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中國東部地區許多鄉鎮變成了現代化小城市。現在我國的GDP在數字上列界第二，但貧富差距也列居世界之首。
據《新中國財稅事業輝皇六十年》（2009年9月）揭示：“從江一朱執政後直到1999年，政府的財政收入才突破萬億元（1.0315萬億元），2003年是胡——溫接班後的第一年，政府財政收入是2萬億元，2008年達到2.13億萬元，2012年達到11.72萬億元，十年間，增長了六倍，但中國老百姓還這麽窮，財富到哪兒去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鄧小平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爾後“帶動大家共同富欲”。這些“少數人”是什麽人？事實表明，先給第一代元老們的子孫提供優惠的機會和政策條件；如國企通過改革變成了官二代們的“私企”，這些太子黨們用少量的銀行貸款，購買高價的國企，一夜間就變成了“超級”富翁，曆史罕見呀！
媒體認為，中執政的曆史轉折點應是1989年發生的“六· 四”事件，天安門的坦克車把“偉光正”的中國共產黨輾壓成“權，錢，色”的腐敗權貴集團，打天下的中共後代變成了執政後的“新階級”。被中共第一代元老推翻了的剝削階級又重返中華大地，他們的“富二代”是通過“老頭子”的地位，掠奪國家財富“發家”的，奧秘就在這裏！
當今，中共第一代“八元老”的家族，都變成了第一批“富貴”家族，他們是靠權力掠奪國家財產而富起來的。國際知名人士，中國友人陳香梅說：“中國當今的腐敗，鄧小平家族是帶頭人……”。他曾說過：“一旦出現權貴階層，兩極分化，改革宣告失敗！”，鄧小平的晚年自己背叛了自己的諾言，走向了曆史的反麵。看來他沒有中國近代偉人蔣經國先生的政治水平和雅量。
2013年中國國情報告全文節要（發表於2014年6月5日）：
中國有3億人失業，2億人口流動，5800萬農村留守兒童生存狀況堪憂。
2011年中國進入了全民焦慮時期，房價物價飛漲，中國人年均收入在全球排在第159位，71%的人生活艱苦，25%以上家庭是老養小，94.5%的人認為食品無安全感。而中國政府特別富裕，2007年政府的財政收入為10.16萬似元，比財財政部公布的5.1萬億元要高出一倍。
關於人均收入：1955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是韓國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經過50多年後的增長，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是韓國的7%、日本的3%。
由於分配不公 貧富差距加大
權力場一旦進入市場製造了社會分配不公。因為權力一旦市場化，商品化，掌握權力的各級官老爺們就可以唯所欲為，剝削無權的平民百姓。
兩千多年的中國專製社會，在中國形成了權力至上的傳統，在權力崇拜的社會，權力一旦進入市場，就會成為極其昂貴的商品。權力絕對不能進入交換領域，公共權力應當在更高的層次上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權力一旦進入市場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失去了管理社會的合法性。權力進入市場後，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泛濫成災，必定腐敗叢生，這還能搞市場經濟嗎？
如果你即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場球還能公平競爭嗎？
江澤民時代“權力場”進入了市場，導致執政黨分配不公，出現了兩極分化，各級黨員變成了“權貴寡頭”。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事業，徹底失敗！
- 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
一個執政黨的功績主要體現在“民富國強”，應大力發展中產階層（趙紫陽語），而不是權貴寡頭。這應是馬——恩社會主義的底線。我們還沒有資格談社會主義（對小平語）。
按2011年貧困線標準，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為2300元/年，中國現有貧困人口1.5億人（官方數字），平均日收入不到6.3元，生活在貧困線之下。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在2011年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揭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據官方統計，我國貧困人口在9000萬至1.5億人。農村的貧困標準是625元/年。
著名學者薛湧指出：大多數老百姓擁護市場經濟，之所以有“仇富”心理，是因為中國富人的財富來得不正當（美國人不仇富-筆者）。中國的權貴寡頭正在傷害著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
近30年來（江澤民時代）中國經濟起飛了，然而我們的收獲是什麽？日本經濟起飛僅20年，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間，日本人民的工資水平趕上了美國；後江澤民時代（指中共16大至18大胡一溫執政執期間），人民的工資水平僅達到美國人的3%, 概因於那個“掠奪集團”的搶劫。
中國到了一個重要的曆史關頭，要硬碰硬地打一場“圍剿”權貴利益集團的人民戰爭，走憲政之路。
正麵剖析當今中國社會的三大難題 ：
- 農民工的訴求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有形無形的變成了“世界工廠”，產品銷售至國外，與之相伴的是數億農民離開了家鄉，進入東南沿海的出口加工廠，進入城市，成為工業和其它非農業的勞動力。然而，職業上的叛變並沒有帶來身份上的轉換，他們仍保留農民的身份，成為“農民工”。他們沒有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等城市人生活上的社保。
“世界工廠”在短期內提升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國內推出了一支“新富階層”；在國際上鞏固和擴大了以萍果公司為代表的一批跨國品牌和跨國資本的壟斷性地位。然而在“世界工廠”裏勞動的農民工卻麵臨著困境。十八世紀中業馬克思選寫的《共產黨宣言》的時代背景，在江澤民時代又重返中華大地——剝削！
首先是工資較低，20多年來他們的工資非但沒有隨著經濟的增長而相應增加，反而出現了下滑勢頭。其次是“有工作無生活”的狀態，隻能像機器人那樣維持著勞動，沒有正常人的生活，夫妻之間也無法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
最悲慘的是農民工的工資無法律保障。筆者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在建築工地擔任監理工程師，親有體會。每年春節前夕，廣大農民工等待發工資回家過年；業主把資金發給了工頭，而工頭卻攜款逃走了，農民工幹了一年泡湯了。關鍵是政府沒有製定“農民工法”，九十年代中國農民工也有上億人了，農民工也算是中國工人階層的組成部分呀！他們對城市建設、工業發展做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卻遭受富豪工頭的剝削，政府的政策失誤啊！
2003年10月27日，一個叫熊德明的農婦拉住了溫家寶總理的大手，她的老公被欠了八年的工錢，在溫總理的過問下，她當晚就拿到了工資。2012年全國欠款案件21.8萬件，追回被拖欠的工資達200.8億無（據《青島日報》2013.1.30）。
2）城市平民的蠍居生活
城市人民的“蠍居”生活在民國時期就有。一個單元3、4間房間，擠住3、4戶十幾口人，共用廚房，廁所，直至今天仍未消滅，如上海市建國東路、虹口區餘慶坊仍是1930年代日本人建造的住房。周恩來總理病危中傷心的說：我沒有給人民解決住房。北京市中關村是中國科學院的駐地，是知識精英的工作生活區，教授的生活條件，應該優惠一點吧。一位力學所研究員跟另三戶擠在一幢四房的套間裏，他本人的住房麵積不到10平方米（夫妻倆帶一個小兒子），隻能放一張雙人床和書桌。直到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政後，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才逐步得到緩解。
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棚戶區，當前尚有一億多人在居住，最近李克強總理已安排了計劃，盡快消滅之。中國有一種窮人叫“絕對貧窮”，平均每天收入不到1.87元，他們過著衣不遮體，食不果腹，饑寒交迫的生活，這樣的窮人中國還有2100萬人。八十年代初期，萬裏委員長曾到革命老區安徽考察，競發現一家人隻有一條長褲。中國還有一種窮人叫“低收入”者，他們的年收入不到958元，平均每天不到2.63元，這類窮人，中國有2億。
另一個側麵是富人雲集，每平方米6萬元的樓盤，開盤就搶光。在上海浦東新區開盤的星河灣小區，樓價每平方米二萬元，但賣到5萬元，總共322套房，一天內賣了260套，業內人士稱，這種情況在世界房地產市場都罕見。上海似乎存在著貧富兩個世界。共產黨執政65年了，又恢複到了舊社會，難道這也算是“光輝六十年”的寫照嗎？
萬裏委員長在接見中共中央黨校學員時，發表談話說：我不同意“光輝五十年”“輝輝六十年”的提法，你們要實實在在地對人民有個交待，就是要反思！反思！試問：各層領導人懂得“懺悔”的含意嗎？
均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而目前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正在傷害著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社會主義社會的底線應是消滅三大差別；而當今的中國卻是權貴資本主義社會（趙紫陽 語）。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卻擊中了江澤民時代的要害。
中國應該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了！
3）美國是高工資低物價 中國是低工資高物價
中國改革開放造成的巨大的奇跡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是“低工資高物價”的奇特現象。那麽又是什麽原因產生這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呢？——中國財政狀況。
中國稅收占消費價格的比重競然高達64.9%，而商品本身的價值隻有36%。我們在商店賣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了64元的稅收。如此驚人的高稅收加入到商品價格裏麵，自然會造成物價高高在上。老百姓同時還要求承擔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貨膨脹的損失，中國每出口一美元的高品，國內就要增發七元來平衡；這些由出口結匯投放的巨額貨幣，全部以通貨膨脹形式轉嫁到老百姓頭上，造成老百姓手中的貨幣大幅度貶值。物價自然相應大幅度上漲，中國政府在變相地剝削貧民百姓。惡哉！
在此，我們看到一個讓中國老百姓欲哭無淚的荒謬現象：中國出口商品越多，賺取外匯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黴！這令中國人難以理解。
如果中國不出口商品，而是用於國內老百姓身上，既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會發生對外財政補貼；或者退一步來說，如果中國出口商品白白送給外國人不收取美元，國內也就不會增發人民幣，貨幣也不會貶值，中國人的損失也會少一些。
可現在卻是，生產的商品出口到了國外，由出口商品換取的美元也借給了外國人，而把由此增發的人民幣留在了國內市場上，變成了沒有任何商品做基礎的“純粹廢紙”。它與現有貨幣一起流通，必然會造成現有貨幣大幅貶值和物價大幅上漲。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不僅損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財富，連手中貨幣財富都在遭受貶值損失。
反觀美國的情況恰恰與中國相反，美國市場上的貨幣流向中國，中國的商品流入了美國市場，由於市場上貨幣減少，商品增加，必然導致物價下降，美國老百姓手裏的錢便能購賣更多的商品。
再加上流向中國的美元，又通過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又回流到了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再用這些錢來增加公共商品的供給，能進一步起到降低物價作用，提高了美國人貨幣的購買力。中國老百姓生產的商品被美國老百姓用美元買走了，美元被中國政府拿走了；美國人得到了商品。中國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國人民唯一得到的就是手裏現有的貨幣的貶值。這套“魔術”中國人懂嗎？
而形成這個財富“魔術”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貨幣增發和商品增加之間的分離；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新增發的貨幣卻留在了中國市場，不斷稀釋著中國老百姓手裏貨幣的購買力，這就是美國“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低工資，高物價”的秘密所在，這也是美國印紙幣不會通貨膨脹，而中國製造產品卻換回來通貨膨脹的秘密。試問：中國政府是為中國平民百姓服務嗎？？
二）高官貪腐 揮霍中華
1989年“六·四”事件可謂後鄧小平時代執政的轉折點。九十年代以來，中共黨政軍高官長期享受超級政治、經濟、生活福利的“特供”待遇，這是他們貪汙腐化，掠奪國家財富的“製度”保障；廣大民眾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敢怒不敢言。主人的權又被剝奪了！筆者綜合了當前輿論界的呼聲，簡述之：
- 中南海離休高官的奢侈生活
公款10億元，平均每人1000萬元，這是11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級離休高幹的開銷，據香港《動向》雜誌披露，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一級的離休高幹，公費支出高達3億2600萬元，平均每人2725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一級的離休高幹105人，公費開支6億7100萬元，平均每人63多萬元。5537名省部級離休幹部，每人配工作人員3-5人，每人每年公費開支70多萬元至600多萬元。如（原）上海市委書記汪道涵每年公費開支947萬元，醫療費500多萬元，上海錦江賓館大公館專門為他設有兩個包括醫療設施的“汪辦”。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福建的省部級離休高幹，平均每人每年開支都在500萬元以上，試問：這種“特供”待遇在民國時代有嗎？據媒體介紹，陳立夫在美國度晚年，他用貸款辦了現代養雞場謀生，他不是中共宣傳中的“回大家族”之一。
試看“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退休官員又是怎樣生活的，十九世紀初期竟然有8位退休總統因貧窮而死亡；當今美國總統退職後回舊平民百姓，如老布什總統回自家農場做木工，國務卿基本格離職後去當教授。1958年美國國會通過離任總統待遇，每年可領退休金199700美元（不及薪資的一半），如總統過世，其遺孀可終身享受二萬美元（年）的退休金，其它皆無，相比之下，倒底是誰腐朽？
- 公權力官有，公款私用
世界上哪一個政府敢這樣揮霍人民的血汗錢？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研究室特邀研究員王錫鋒在《新聞1-1》節目中透露：我國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開支，一年約1900億元，占去行政開支的60%，這可是上稅人的血汗錢呀！怪不得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乘飛機坐經濟倉，參加旅遊團去桂林瀏覽，競遭到官方媒體的譏笑。
咱們國家有兩種人，一種是主人，他們辛勤工作，積極納稅，卻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無錢上學，老人養不起老，連放心的食品都吃不到；另一種人是“仆人”，他們工作穩定，房子謙價，車子公家配給，出國就像是旅遊，看病全免費，養老無憂，甚至連吃飯都有持供。試問，你們到底是什麽人？這些怪像在延安時期有嗎？
經濟學家陸德（陸定—之字）在《揮霍中華》一文揭示，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公款用車408萬元（超過一年的教育經費—筆者），公款外出旅遊3000億元；而2004年的財政收入僅3萬多億元，三分之一被拿去吃喝玩樂了，這又是哪家的規矩？
- 高官的特權待遇
五十年代毛澤東嚴禁官員搞特殊化，脫離群眾，官僚主義作風，提倡官民一致，官員與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同作風。在1959年至1962的困難時期，各級官員與平民百姓一樣，每月28斤糧票，其它副食品憑票證供應，政府機關沒有任何“特供”待遇。毛澤東，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如果喝茶，花五角錢買一包茶葉，否則喝白開水。
九十年代以後逐步淡化出了權貴特權階層，各級官員的生活靠“特供”，他們專門有農場、菜場、養豬和養雞場，不吃平民百姓吃的“汙染”過的食物。這些怪現象都是“腐朽”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這也算是江澤民執政20多年的一大特色，把“偉光正”的中國共產黨演變成了“權錢色”的腐敗集團。
揭秘“培訓中心”背後的奢華（據《北方新報》）；
記者來到吉林市的鬆花湖風景區，景區內遍布眾多培訓中心或療養院（2014年國務院下令逐步卸除）。
在吉林省財政大廳鬆花湖培訓基地，記者見到會議中心和客房，內有購物中心、歌舞廳、聯排別墅、基在碼頭等。一位內部人士透露，省財政廳和石化公司療養院內均有豪華遊輪。
記者發現，這些培訓中心管理鬆散，造成資源嚴重浪費。一些培訓中心表示：“運行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培訓中心重點在於“服務領導”。黑龍江國稅局牡丹培訓中心的經理說：“這裏一年要閑置9個月。”
客戶經理介紹說：“……發票很容易開，各種餐飲、娛樂費用都可以算在培訓費裏”，“發票還可多開一些，算作回扣”。
大連另一家培訓中心表示，可以把餐飲、接待費用打入培訓費裏，我們每年接待近400批次培訓，各種費用都可以“算做講課費”，培訓費裏你們得給我們退稅回扣。多家培訓中心工作人員都表示可以多開發票，但需要支付賬麵金額的8-13%的回扣。
公款私用，這跟貪汙公款有何區別？？這就是“公權力私有化”、“公款失去製衡”的惡果！在當代新資本主義國家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為西方世界的官員被關在“籠子裏”，中共的官員大多是野狼。
揮霍中華 驚人浪費
中共黨政軍高官長期享受超級政治、經濟、福利待遇。中共執政以來，“公權力私有化”，官員權力失衡，各級一把手可以不通過財務程序（注）不通過“人大”審議，隨意搞“績政”工程，揮霍人民的血汗錢。
製度缺陷是造成江澤民時代（六·四事件至中共十八大）全黨全麵腐敗之根源。
（注1：“文革”時代筆者在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任職，記得八月份大家參加室外勞動，黨委書記說每人發一頂“草帽”，財務科長認為不符合財務製度，堅決不執行，黨委書記也啞口無言）。
- 龐大的行政機構
當前中國黨政機關有6000萬“公仆”吃皇糧。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是精兵簡政，五十年代毛澤東多次提出精簡機構，幹部下放勞動；周恩來總理帶頭縮減秘書。“文革”未期毛澤東再次號召機關幹部下放，壓縮機構的編製。
進入江澤民時代後，中國經曆著規模空前的“官災”浩劫，比“蝗災”還難撲滅，比所有的自然災害加在一起的危害還要嚴重得多！
退休高官透露的信息—令人驚奇！
原中組部部長張全景2006年11月批評“官多為患”的現像，他說：一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至幾千個地廳級幹部，一個縣有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一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個秘書，個別還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個縣委書記，一個縣長或加一個副職，甚至沒有副職。現在講克服官僚主義，減少事務，減少應酬，就這麽一種體製，怎麽克服？怎麽減少？現在這麽多人，既增加了開支成本，又增長了官僚主義。
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2012年“兩會”上說：因為沒有“編製法”給“買官買官”留下了空間，“要是隻有一個崗位，那還買什麽呢？有的地方秘書就有十幾個，這怎麽可以啊，官滿為患啊！他說：“過去一個縣，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一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醃。”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麽多官啊！
我們現在的官民比是1：40，比西漢時期高306倍，比清未時期高出35倍。據官方數字，中國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是：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達13.11%。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請友認為：1995年的行政管理費用比1978年增長了19倍，25年來老百姓供養一名科長的費用，大約以每年20.9%的複合比增長。
據新浪微博爆料，湖南省來陽市一個隻轄7個居委會，2個村委會的街道辦事處，競有5個副書記，5個黨工委委員，10個副主任，2個主任助理，共20多個領導；對此該領導人解釋稱：“這都是政策允許的，並沒違反幹部任用條例”。2010年網曝四川貧困縣——劍網縣設14個副縣長，該縣領導回應稱：“領導班子都是嚴格按國家的政策配備的”。再如，新疆一個縣人口隻有5萬人，配完人大政協、政二檢法、五套班子、這個縣就沒人了！
還有更奇怪的：廣東梅縣縣委書記、副書記、縣長、副縣長退居“二線”後，原來每年6-8萬元的“首長辦公費”仍然繼續享用，也就成了首長的“純收入”。試問這是哪家的規矩，“人大”審議過嗎？中國的行政管理費為何16年同增長19倍？蔣介石時代有嗎？
133個公章審批：遼寧省錦州市“養老綜合服務中心”是省級養示範工程，也就是市政府確定的2014年重點民生工程。可是從2013年10月開始，競曆時8個月，經過39個單位，加蓋了133個公章，仍然沒有完成市批手續，下一步審批還要涉及7個單位，辦理12大項審批手續，試問：這類政府的工作還講效率嗎？
這不是夢，這是數據：美國紐約市人口1800萬人、GDP2.6萬億美元，隻有市領導6人—一名市長，3名副市長，一名行長和一名副行長。日本東京市，人口1300萬人，GDP1.1萬億美元、市領導隻有7人—一句市長，4名副市長，一名行長和一句副行長。而中國鐵嶺市，人口300萬人、GDP46億美元、市領導況有41人，另外還有20名處級副秘書長，平均每個市長配備2個秘書。紐約市公車6800輛，95%是消防和警車；東京市純政務公車10輛；北京市公車超過700，000輛。記者調查發現，越是落後的地區官員越多。到1999年為止，陝西的官民比例為1：34、,河北1：40、河南1：40、山西1：27、寧夏1：24、青海1：22.更有甚者，陝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養一個官。
機構重疊，人浮於事：全國人大代表，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炮轟中國官員太多和“四不分”現象（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府和市場中介機構不分），“四不分”造成行業壟斷，地方保護，把一個13億人口（最近網上曝光，2014年全國人口統計是10.1億）的世界最大市場條件分割，在一些地方，幹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鈔票、項目、指標，、資源和審批權上麵；領導幹部家屬、子女占據了收入最高的“四不分”單位，這種政治環境讓官員“想不腐敗”都難！
看了上述資料，想起了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總理的上書》中的一句話：“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還想起了朱鎔基總理的一句感歎：“如此擁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
行政費用存占生產總值之比：中國25.6%、印刻苦6.3%、美國3.4%，日本2.8%。
醫療教育費用占生產總值的比例：中國3.8%（80% 都用在2.3%的高官身上）、印度19.7%、美國21.5%，日本25.3%。
祼官：已有118萬人，近30年外逃官員4000人，卷走資金4000億元（斯諾盛揭示：30萬億元，折合4.8萬元億美元）。
關於物價：以2010年為例，美國人年均收入36300美元，中國人年均收入4700美元，但中國商品價格高於美國。
關於國企：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鹹洪說，國有企業已被內部人（官司二代——筆者）控製了，2001——2008年間，合計起來國企少付的成本是6.48萬億元，全被官二代們私吞了。
四，虛誇的“績政工程”
他們為什麽“權力”如此之大？是誰給的？公權力私有，財政開支不公開，官員（尤其是一把手）謀私亂花錢，無人監督，導致公款失控，出現了驚人浪費，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為了快出“政績”，不顧財力、物力、實效和承受能力，不惜舉債大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使各級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群眾稱這種“寅吃卵糧，年年受惶”的工程是“透支政績”。
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核心是建立一個人民滿意的社會，對各地政府評價在於“人民滿意”否。以GDP做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標的時代該過去了。
- 政績工程的泡沫化
內蒙古人口稀少，據媒體透露，鄂爾多斯市已建成了近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有必要嗎？
昆明市博會投資290億元，但博覽期間遊客不足十萬人次，淨虧了280億元。粵海鐵路投資48億元，現在每天的盈利連支付利息都不夠。上海滋浮列車建成後就虧損，票價70元一張，現已有二號地鐵直達浦東機場，現在它已變成了專為官員、外賓、富人服務的“專用線”，可謂泡沫“績政“工程，而且對沿線居民的健康有害。
同樣的工程，政府投資是私人投資的幾倍，而且工程質量粗糙濫造，到處出現 “豆腐渣”工程，為什麽？因為這是上稅人的錢！他們隻要“麵子工程”給自己升官發財、大撈資本；卻很少為民生利、當地長遠發展考慮，使中國邁入了高消費，低產出的奇型發展軌道。
央視《焦點訪談》曝光，廣西平樂縣為完成城鄉風貌，改造項目，強製要求高速公路邊上的村民粉刷外牆，多則上萬元、最少也要一、二千元，拿不出錢的，政府貸款也要刷牆。刷外牆刷走了老百姓手裏的錢，還“刷”丟了民心，刷掉了政府形象。
在國家級貧困縣河南省台前縣，不僅有豪華大樓，部分領導還配有紅色聯體“別墅”宿舍，然而離豪宅僅一公裏的中學，環境髒亂，建築破舊，就如“難民營。而對比西方國家，豪華建築多在學校，政府樓卻簡陋普實。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每生產一萬美元的產品，所消耗的原材料價格，竟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5倍，印度的2.5倍；中國的投資額是日本的25倍，每年中國的新建築屋達20億平方米，使用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鋼材；但中國建築屋平均使用期隻有25至30年，而美國的商業建築屋可以使用70-75年。
2）“摩天大樓”席卷大江南北
據不完全統計，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樓有87%在中國大陸，目前在建的總數已超過200幢，相當於美國擁有的總數。五年後中國的摩天大樓總數將超過800座，達到美國的4倍，總投資將超過1.7萬億元。如果這筆款項投入建造“簡易房”，中國平民百姓的住房問題，早就解決了。
濟南政府大廈（尤奧大廈）僅次於美國五角大樓，建築麵積約37萬平方米，造價40億元；樓內走廊周長就有1公裏，有40部電梯，光電話和電腦信息點的插座就有45000個。它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單體建築，現為濟南市委和市政府的駐地。
加拿大是擁有6000萬人口的國家，政府明文規定，不允許建築高於30層的高樓大廈。首都多侖多市沒有豪華之感，目前尚使用有軌電車，這才是實惠的為國為民的好政府，加拿大已消滅了三大差別，真正進入了社會主義。
更可怕的是資源浪費，“十二五”期間，中國每年拆除的建築麵積為4.6億平方米，每年因過早拆除房屋浪費達4600億元。拆除建築物的平均壽命隻用30年，據資料統計，當今合理的拆除隻占10%，中國建築科學院的專家李曉萍說：真是敗家仔呀！他們的良知何在？權力如此之大？
- 大學城的興起
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大學城多由大學密集而自然發展為“城”。
中國式大學城的發展，是在政府主導下發展的，即先建“城”爾後再請大學進駐。從2000年起，也就是中國第一個大學城——位於河北省廊坊的東方大學城。截至2010年，全國的大學城已超過50個。
2000年筆者參觀過上海“鬆江大學城”，大學城麵積之大驚人！外觀豪華，規模之大遠超過現在的北大、清華、複旦、同濟、南大、南開大學的數倍。目前尚有2/3的土地空間。再如南京大學新校區內還設有交通大巴供師生員工乘坐，可謂古今中外罕見矣！
筆者曾於1978年參觀過南斯拉夫貝爾格來德大學，它沒有完整的校區，各係分散在幾處樓房裏，但它在歐洲屬於名牌大學。
中國高等院校也曾提出追趕世界名次，當然從校區外貌上已超過啥佛大學，倫敦大學，東京大學；但評價一所大學主要看教學素質和科研水平。據媒體報導，在亞洲大學排行榜上，香港大學排居首位，台灣有三所大學列居前10名，而北京大學隻排名第16位，光有豪華的校園有何用？自李嵐青、陳至立擔任教委主任以來中，中國大學邁入“產業化”的崎形道路，純屬瞎折騰！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雨奇說：“從大學城建設時起，建設者的用意，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人皆知”。他們除了追求政績，就是“跑馬圈地”，將來可以通過變更土地用途，經營房地產。一度被視為全國成功典型的東方大學城，如今難掩衰敗之相；開始靠房發展，以教育名義房地產商可用較低的價格，從政府手中獲得土地，這無疑對投資商具有巨大的誘惑力。
- 城鄉泡沫政績——沉重的浪費
加快經濟步伐，一要符合客觀經濟規律，二要量力而行。然而一些基層官員為了在任期內幹出“政績”，不惜吃子孫的飯，搞大項目，結果前任的政績，成了後任包袱，大大超出了財政負擔能力。
據《光明日報》報導，某縣不久前在調整鄉鎮班子時，審計部門對鄉鎮因搞“工程”而欠款一二百萬元，有的高達四五百萬元，稱為“政績透支”。有些縣城的辦公大樓外觀很像美國白宮（如陽白宮），有的縣政府有辦公室豪華寬闊，一位公務員可占上百平方米的辦公室。可是附近的小學校舍卻十分簡陋，小學生還要自帶板凳上學，這樣的縣政府到底為誰服務？這符舍江式“三個代表”精神嗎？你們還能稱人民政府嗎？媒體稱中國公務員的辦公室麵積是世界之最。
五）資金外流
中國一位高官訪問美國，一位學者勞斯當麵問：“我很不理解你們中國政府，我68歲走了96個國家，沒有見過你們中國這樣搞的！中國還有一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還有90萬山區小孩沒有學上，還有150萬乞丐……這些問題你們不解決，每年卻向外國支援幾千億元，難道中國民眾在你們眼中就不是人？”問得好！問出了中國貧民百姓的心裏話，官方媒體敢報導嗎？
媒體披露，僅從2000年至2011年，中國已向38個國家無償援助了3200多億美元。中國希望工程落地非州，十年內將建成1000所希望小學。
國內2.5億窮人，他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甚至連每月200元的低保都拿不到手；然而中國政府卻購買了3763億美元“兩房”垃極債券和5000多億美國國債。30年改革開放換來的外匯家底大部都套在裏麵了，這恐怕跟高官們“拿回扣”有關吧！這又是怎樣的國際主義精神？敗家仔嗎！！
1.外逃高官的資金外流
2008年6月社科院一份調研報告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黨政幹部、司法幹部、國家事業單位、國企高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高達1.6至1.8萬人，攜巨款8000億元。
- 購買美國“兩房”債券和國債，歐州太平洋資本有限公司總裁彼得。希夫是金融界的評論家，是美國經濟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以下是他於2014年3月10日該講的內容（節要）：
中國領導人一定知道，我們不會還這筆錢，不可能給中國人還這筆錢，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美國政府印紙幣為了還債，中國印紙幣為了救美國。美國政府用紙幣給美國人民換來中國商品，中國政府用紙幣從中國百姓手裏奪走商品讓美國人享用。從中國奪走的不隻是商品，還有資源環境，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
中國老百姓得到了什麽？由於增發的“純粹廢紙”與現有貨幣一樣流通，必然會造成現有貨幣大幅度貶值和物價大幅度上漲。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不僅損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財產，連手裏的貨幣財富都在遭受著貶值損失。
香港全國政協委員、金融專家劉夢熊撰文《我為人民鼓與呼》，質問中國財政金融管理當局的決策人：“你們這幫敗家仔哪兒來的這麽大的膽子，拿國家人民的錢，來買天文數字的美國“兩房”公司債券，現在“兩房”基本上已破產，如此離譜決策有沒有黑幕？……”
必須挖出這些害人蟲和買辦？一挖底！！
3，外資摘桃子的巨大財富流失
目前中國更大的危機是外資對中國產業的掃蕩，以極低的價格收購中國的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價格之低完全如同搶劫，外資勾結中國買辦集團，用廉價購並方式，把我國財富席卷而去。
中國工商銀行2006年美國高盛集團，德國安聯集團及美國運通公司，出資37.8美元入股工商銀行，收購工商銀行的10%的股份，收購價格1.16元，上市後按照2007年1月4日盤中價格6.77元計算，市值最高達到2755元，三家外資公司淨賺2460億元。不到一年收回資收益9.3倍，世界罕見，中國又做了一“冤”大頭。
僅2006年一年，銀行股買損失就超過64億元，整個銀行金融領域能統計到的損失已超過萬億元（據劉夢熊《我為人民鼓與呼》）。
- 無償外援——買了白眼狼
中共執政六十多年來，康凱外援至少3400億元，（據新華社《新京板》），但得到的報應又是什麽呢？在此剖析“抗美援越”和“抗美援朝”典型實例——恩將仇報呀！
- 震驚你——毛澤東援越
1950-1978年中國援越花費了200多億美元。
在1958-1962年中國處於“困難”時期，中國仍支持大米給越南（當時上海老百姓每人每月供應5斤大米）。據媒體披露，越南競用這批大米喂豬，我國外交部對此提出質疑。
1950年1月，在胡誌明主席的要求下，中國秘密派出“中國軍事顧問”進入越南。奠邊府戰役的主要指揮是韋國請將軍，大批中國軍人為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付出了重大犧牲，但在他們的曆史紀念館內，卻沒有一席之地。2014年3月20日，越南國防部舉辦了“奠邊府戰役勝利66周年研討會”，越方媒體對中國的巨大支持和援助隻字未提。（摘自《看世界》2014年5月 尹鴻偉 文）
越南的抗美戰爭期間，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援越的物資約250萬噸，中國占160萬噸（64%）。從1965-1970年，累計32萬中國士兵派往北越，中國還給予200多億元無償援助。爾後越南倒向了蘇聯跟中國作對。至今一直挑起南沙群島領土之爭。後人說，不僅美國輸掉了越南戰爭，中國也同樣失敗了。中國政府花費了大量資金和物資，沒有得到越南政府的感激。
毛澤東喂養了一支白眼狼，自食惡果呀！
（2）第二個白眼狼——朝鮮
1950年5月，在斯大林授意下，金日成予謀統一朝鮮半島，發動了對韓國的進攻；在聯合國軍的參與下，韓國軍隊打至鴨綠江邊，朝鮮麵臨亡國之危。
當時美國已給中國信息，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將與中國建交，杜喜門總統還準備貸款給新中國。解密文件證實，美國不僅無意打中國，而且怕中共卷入；林彪認為：“朝鮮戰爭是斯大林挑撥東西方關係的一個陰謀，縱容北朝鮮襲擊南朝鮮，引發聯合國出兵…”“….而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恢複國力，入朝作戰不是上策。”林彪還說：“為了拯救一個幾百萬人的朝鮮，而打爛一個5億人口的人中國有點劃不來...”。
1950年10月2-5日，毛澤東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出兵朝鮮問題。剛開始很多與會者投了反對票。“主席啊，蘇聯為什麽不出兵？蘇聯建國幾十年了，我們才建國一年。陳毅說的對，我們需要休養生息。”
10月12日，。遠在莫斯科的周恩來發來消息，斯大林不願派空軍入朝作戰。麵對猶豫的毛澤東，彭德懷說：“應當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195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致電，由彭德懷擔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
抗美援朝三年的戰費為62億，另有30億元的蘇聯武器的外貸。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政協會上提到：“去年抗美援朝戰爭的費用，跟國內建設的費用大體相符，一半一半。”
朝鮮戰後的經濟恢複工作也全靠中國的無償援助，“平壤新城”就是由上海工人承擔的，平壤市容十分華麗秀人。但中國老百姓至今沒有解決住房問題。
戰後金日成選擇向莫斯科靠攏。1956年11月朝鮮駐蘇大使赴任前，金日戰對他說：“除了鞏固蘇聯的友誼，朝鮮也不會有其他的政治路線。”
“抗美援朝”六十多年了，麵對《前蘇聯解密檔案》，很多事情卻讓我們中國人羞於向齒了。
1）解密的蘇聯文件證實，在得到斯大林支持並許諾提供武器後，金日成於1950年6月26日發動了旨在統一朝鮮豐島的戰爭。（當時中國媒體宣傳是韓國先開第一槍）
2）戰功被金日成獨攬，朝鮮公開編造曆史，不承認是中國人民誌願軍擊敗了美國。
3）金日戰公開跟彭德懷爭領導權，還是斯大林做出決定：指揮權由彭德懷擔任。
4）朝鮮人並不感謝中國，他們現在說：“你們中國人跟美國人賭氣，跑到朝鮮打仗…
試問：當初金日成親自向中國政府求援的曆史能不承認嗎？十足的忘恩負義的白眼狼！
據媒體披露，1958年毛澤東反思說：抗美援朝絕對錯誤。
最近媒體報道了一條隱晦了40年的秘密——平壤地鐵由中國造。
1966年，金日成訪問中國時，中方讓他參觀了在建中的北京地鐵，金日成提出援建平壤地鐵的要求。經毛澤東批準停建了北京地鐵，優先在援建平壤地鐵。於1968年施工，1973年一期工程跡豐。
地鐵通豐那天，金日成在慶典上向全世界宣布：平壤地鐵是朝鮮人自己設計、製造設備，施工建設的大工程。中國鐵道兵施工部隊未參加通豐典禮。
時隔40年後，2011年4月26日，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商業部副部長侍自傅終於說出了實情。他說：“長期以來。中國對朝鮮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工業、農業等一些生產領域，還包括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比如平壤的地鐵就是中國政府援建的。”當曆史真相被揭露，真讓我們吃驚呀！花費中國老百姓的血汗錢，卻向中國“主人”隱晦40年。
質疑：中國政府為什麽總是充當“冤大頭”？你們拿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任意揮霍，而中國的平民百姓是世界上最貧窮的人，你們圖的到底是什麽人？“另恩列斯毛”？？？
後記
公權力應該姓“公”，國家財政使用應透明化，由人民監督。在西方國家，政府的開銷要由國會審議批準，並向人民透明使用。
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是“暗箱”操作而失去製衡，各地“ 人大”失去了審議監督權，隻是形式上厲行“通過”的不合法手段。江澤民的“601”辦公室每年的耗費竟超過國防經費，全國人大審議過嗎？各地一把手的“績功”工程浪費驚人，地方“人大“事先審議過嗎？這都是“公權利私有化”的惡果！
一個執政黨對待人民的態度，體現這個執政黨的良知和良心。當代中國出現了官僚掠奪集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然是：政府富、百姓窮，而西方新資本主義國家是：政府窮，百姓富，這顯然是兩種社會製度使然。1992年鄧小平在接見各屆常委的會議上明確地說：“…我們要理直氣壯的向美國“憲政”學習，走民主憲政之路…“。
胡錦濤總書記1983年說：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
習近平總書記說：現在一些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和權力部門，是在竭力阻撓這些改革政策和法律法規的製定、出台、落實。現在成了一小部分人先投機取巧富裕起來了。他們通過手中的權力和公共資源，剝奪了更多人的發展空間。我們講中國夢，首先就是要全國老百姓都活的有尊嚴。但現在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底層無權無勢的人怎麽能活得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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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完稿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