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的曆史證明，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一場滅絕人性的違憲運動。犯有“反人類罪”！
1978年12月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曾反複引用周恩來說的話，向政治局委員們解釋說：“政治派係上的左右之分，原本是指：持激進觀點的人為左派，持求穩怕亂而慢步或保守的人為右派。這兩者之間不應該是敵我矛盾”。隻能視為思想認識上的差別，可以爭論之。
1981年6月，胡耀邦當選為總書記時，費盡心血說服了大多數人，通過了“全麵解放右派”的決議。鄧小平卻提出：“章羅聯盟”等六人鎖定的右派不能摘帽，在這個意見影響下，全國有96名“右派分子”沒有平反（改正）。
反右運動厄殺了中國大陸的獨立知識分子，把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活躍、最具有創造能力的那部分人劃成“右派分子”，這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中國倒退回到封建專製社會。
一、“反右”是違憲、不講道理的政治運動
從法治觀念看，將無罪公民劃為人民之外的“右派分子”，還剝奪了其人身權力投入監獄，這是對公民政治權力和人身自由的嚴重侵犯。從程序上說，不經過司法機關審判，僅由基層黨委依據中共黨的文件，以“黨法”代“國法”，以黨委決定代表法院審判，由基層黨委包辦作出剝奪公民政治權力；還不許受害人申辯，這一切都是嚴重侵權，違憲行為。把良民錯劃為“右派分子”，二十餘年不許甄別，更是中共執政以來，曆次政治運動以沒有過的。
“勞動教養”是共產黨為處理“右派分子”而創立的無法律依據的刑種。於是“右派分子”過上了“無期”的囚徙生活，他們除了要進行脫胎換骨的超強度勞動外，還要接受種種洗腦的批鬥和折磨以及饑餓和迫害，這種生活比被判了刑的囚犯還殘忍！
發運反右違反了“五四憲法”，反右是國家公權力犯罪，“右派分子”有權按“五四憲法”獲取國家賠償。
二、反右錯的理論根源
當時提出的一些詞語概念和內涵不清。“反黨”是指什麽？人民向黨的各級領導提出批評和質疑就是“反黨”？“右派”就是反動派何意？拉一拉就進來，推一推就過去有法律標準嗎？甚至判定“右派分子”更沒有法律依據，隨意性很大。廣泛出現中共各級領導人打擊異已，報私仇現象。如中國人民大學附中有一位女老師拒絕了黨支部書記的強奸，爾後被劃為“右派分子”。
（一）所謂“兩類矛盾論”
1954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切社會糾紛、刑事事件、侵犯國家安全等問題，都應以《五四憲法》為準繩，不允許再有其它的“黨法”。1957年1月毛澤東的演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隻作為他本人的“思想”，而無法律效益，當時（前）蘇聯理論界就有質疑。
兩類矛盾忽略了中間勢力，敵我之間還存在第三勢力或中立者，不可能全中國人都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但他們都熱愛祖國；愛不愛中國共產黨，愛不愛毛主席，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力，否則就是不講道理。當前俄羅斯共產黨在曆屆國家大選中選票隻有百分之十幾，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劃定“右派分子”不能以“六條標準”為尺度，它未經全國人大審議，不代表法律，況且它的界限模糊，彈性太大。什麽“右派分子就是反動派”，什麽“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等提法，都不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其後患無窮，隨意性太大。
為了解決敵我之分，毛澤東臨時製訂了區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在他做“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時沒有這六條標準——筆者），隻是一般性原則，操作起來沒有確鑿可斷的衡量標準，更缺乏法律上嚴肅性。通過曆史考察，我們看到“兩類矛盾”的理訟，確屬以“階級鬥爭為綱”來解決社會矛盾的理論體係，它的實踐是不成功的，在法理上更是站不住的。
（二）什麽是“右派分子”？什麽是“反黨”？什麽是“反社會主義”？
實踐證明，凡是毛澤東不滿意的人（尤其是民主人士）大多已內定了“右派”；甚至連他的親密戰友也離“右派”隻有五十米了。在基層，凡是對黨支書不滿的人，大多視為“小右派分子”或“內控右派分子”。因為他們跟黨組織不是一條心，公理何在？
當時北京大學物理係女學生燕**說：“在英國、法國……工人認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是本分”；而在我們這裏，很多人認為民主、自由是黨、給人民的恩賜“給你自由……”。要讓人民確實認識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才是自己的救星。爾後這位19歲的女大學生被劃定“右派”學生。但國際歌中的歌詞是“……不是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誠問：把她定為“右派”的官員應該也唱過國際歌吧！？
反右運動的基調就是：維護現政權、讚美現政權。實際上在反右運動前，早已無人敢公開反對現政權了。而到反右運動中，“建議”、“質疑”，有時“頌揚”不當的語言，都可以被誤認為“反黨言論”。
（三）批評“黨天下”就是反黨嗎？
“黨天下”的創立者是列寧，國際共運領導人羅蘇·盧森堡，當時曾批評列寧把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等由於黨專政、領袖專政的錯誤。
鄧小平早在1941年就曾批判“以黨治國”、“黨權高於一切”的錯誤。認為“以黨治國是國民黨的遺毒”，是麻痺黨、弱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的辦法。
儲安平批評“黨天下”也不過是要求共產黨遵守“共同綱領”，建立聯合政府的承諾；反對共產黨一黨君臨天下，黨權高於一切，其旨意是隱含有挑戰共產黨獨享執政權的意思。這同鄧小平1941年的觀念並無多大差別。為什麽就把儲安平劃為（內定——筆者“大右派呢”）？
中共16屆4中全會的決議中寫道：“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遠的……共產黨不肅清“以黨治國”，“黨權高於一切”的遺留，不立彰功的話，就有亡黨的危險。
世界上有永遠的執政黨嗎？（蔣經國語）
三、反右運動的嚴重後果
1949年毛澤東執政後（尤其在“文革”中）批判了三個字：批判了“封”，把古代的作為“封”批掉了；批判了“資”，把西方的文明當作“資”批掉了；批判了“修”，所謂“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亂批一陣，是非顛倒；用列寧主義（真正的修正主義——筆者），取代了真正的馬—恩學說。“封資修”一批就批掉了太多的人類文明，道德滑坡導致中國人失去了信仰和真善美的價值觀。
誠信乃立國之本，反右前已暗中把知識精英當作“牛鬼蛇神”，[注：]置於敵人位置了，然後千方百計“引蛇出洞”，卑劣超過曆朝曆代的封建帝王。毛澤東的“陽謀”衝淡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踐踏了數千年形成的國之信念，國之根本。
注：“牛鬼蛇神”出自唐代杜牧的《李賀集序》：“牛鬼蛇神不是為其虛荒誕幻也”。在這裏“牛鬼蛇神”說的是兩種東西：牛頭的鬼與蛇身的神，比喻荒誕虛幻的事物。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卻變成了壞人的代名詞，意思改變了，“牛鬼蛇神”成了四種東西，人們濫用牛鬼蛇神將一切可以“橫掃”的對象，都稱之為“牛鬼蛇神”，看來當代引用的“牛鬼蛇神”已不是比喻荒誕虛幻了。
“大右派分子”鐵流認為：反右鬥爭壓根就沒有什麽“陽謀”“陰謀”，他就是要斬草除根，血洗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民主運動留下的有思想、獨立見解、有作為和敢於堅持真理與正義的知識分子，以及有獨立人格的各階層人士。
1）道德敗壞
“反右”毀滅了一代人的語言和信仰，在中國古代，語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語言一顛倒，禍害便來臨，爾後的說假話，造假貨，賣假藥，說一套做一套等等。“反右鬥爭”是中共從進步走向反動，“反右鬥爭”如不否定，中國其它一切根本問題解決不了，何談憲政民主？（鐵流語）。
要保護知識分子講真話的權利，社會才能取得更大的進步，要允許知識分子思考，要鼓勵知識分子敢於講別人不敢講的真話，不存在誰養知識分子的問題，作為中國公民，你有權力發表自己的想法，難道是誰養的，我們就非要為誰說話？這種思想本身就十分腐朽，是奴才醜相！應該說中共各級領導人吃的是人民的“飯”，共產黨的黨務開銷也來自國庫，怎麽能說知識分子吃的是執政黨的“飯”呢？
作為中國公民，首先要具有一種基本的、自由的、啟蒙的理性，要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公民！
一場反右運動敗壞了當代社會風尚，埋葬了誠實博愛的傳統美德，啟開了別具“特色”的假話、假新聞、假曆史……中國人不敢說真話；一旦說了真話就是“反黨”、“反毛主席”……真理何在？當前世界上的奇怪現象是：在中國說假話容易，而說真話難；在美國是說真話容易，而說假話難，官員一旦說了假話，他的選票
就失掉了（白岩鬆語）。
至今官方還沒有反思“反右”運動，於是反右運動後，興起的作假之風，從政治滲透到經濟，由官場擴散到民間；全社會做假成風，互相欺騙，為了一已之利，不惜傷天喪理。例如：摻加有毒物的“三鹿”牌奶粉，竟獲得2008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至使僅2008年，因食用“三鹿”牌奶粉而住醫院治療的兒童達29萬之多，至少死了9名兒童。近年來，全社會做假欺騙之風並未收斂，而是越演越烈。“反右”對中華民族最大的傷害實屬社會道德大淪喪，雖是無形，卻威力無邊，後患無窮矣！江澤民時代全民族潰喪。
聯合國在上世紀末已明確規定：任何一國的當政者，如果殘害本國人民，就是犯有“反人類罪”。可悲的是，“反右”至今還沒有清算，317萬多“右派分子”尚未獲得平反，因而“反右”運動尚末結束。當今已給99.99以上的“右派分子”改正，卻不給“平反”，又是違反了常理。北京大學800多名“右派分子”都改正了，整個運動都錯了，還說什麽隻是擴大化了，本應全盤否定麽！掩蓋罪行是更大的罪！
2）人性扭曲
沒有人性就是獸性（恩格斯語）
人世間充滿愛心而不是“……人與人鬥其樂無窮。”
北京大學“右派”教授錢理群把反右運動稱為“一九五七年學”，因為“五七”曆史是人禍史。“反右運動”消滅了人格、毀滅了人性和人倫；把潛在很深的人的動物性，獸性都開掘了出來，泛濫於全社會。
政治運動波及到家庭，就導致千百萬個美滿家庭破滅，妻離子散，為了站穩“革命立場”、劃清界線，兒子可以揭發父母，妻子可以在大會上批鬥丈夫。中共經濟理論學家於光遠在上級領導的勸說下，恨心跟年輕的妻子（小他20歲）辦理了離婚手續，此時他的“右派”妻子正懷孕第三胎；高官於光遠解脫了，但他的人性倫理道德喪失了！著名戲劇學家吳祖光被打成“右派分子”，上級領導多次動員新鳳霞離婚而被拒絕，爾後新鳳霞也變成了“右派分子。浦熙修跟羅隆基是未婚同居十多年的假夫妻，因膽心會牽連到自己，在批鬥高壓下，她的感情之路潰決了，人格精神扭曲了，違心地對羅隆基進行了揭發批判；她拿著“羅是隻披著羊皮的狼”的發言稿，她說：“……羅自稱是仕大夫家庭出身，其實是地主家庭……他對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羅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貫的……”；然而她也在劫難逃，不久也被定為“章羅同盟”的一員，也被劃為“大右派分子”。倆人也斷了情。一場反右運動導致官場風氣的敗壞和官員精神麵貌的嬗度，官員為了保自己而喪失了良知底線，整個執政黨變成了主子與奴才的關係：
實例1：“反右時”史良揭發章伯鈞，他倆都是民盟中央的高級領導人，私人交情非同一般，但在那個被扭曲的非人性時期，史良公開批判老朋友。1957年6月14日，在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上，史良作了長篇發言，全麵深入地揭批了章伯鈞。第二天章伯鈞看了報紙，對妻子說：“……史良在發言之前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之前，先要吃掉良心”。自此以後，兩位友人再無來往。
實例2：丁玲揭批沈從文，她在台上的整人也一樣狠，建國初期他起勁地批沈從文，比郭沫若還厲害！憑他過去跟沈從文的私交實在不應該啊，後來他自己挨整其實也活該！惡有惡報也。
實例3：吳昤在位時整起人來一點不手軟，如“反右”期間，他在民盟召開的對章伯鈞和羅隆基的批鬥會上，做了“我憤恨！”的發言，火力十足，他的所做所為不能歸結為“形勢所逼”，而是他本人一點廉恥都沒有。他的死自是悲劇，但也符合因果，活該！
四、郭沫若現象
毛澤東培養奴才（工農兵），打壓人才，（知識精英）。
郭沫若從蔣介石時代的硬漢子，變成了毛澤東時代的軟骨頭，是新時代的悲劇。“郭沫若現象”係指：自我喪失了人格，緊跟領袖極權政治的虛弱行為。建國後，郭沫若在變動不定的政治環境中，能夠及時地、天才地提供文藝作品，為領袖的政治需要服務，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他的新格已聞名於世。
胡風早年與魯迅站在一邊和周揚，郭沫若論戰。在1955年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首領，5月25日，郭老在全國文聯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當著700多人的麵，呼籲要“比鎮壓反革命時更加嚴厲地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他的話雖然不是違心的，但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1957年6月28日，反擊“右派”剛拉開序幕，郭老又在報紙上發表言論：“可能還有人這樣問，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怎麽言者又有罪了呢？實際上，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無罪的言論無罪，有罪的言論還是有罪的……”真不知道這是郭老是在譴責右派呢？還是在極力地說服自己。
1958年大躍進後，緊接著是反右傾，郭老無例外地采取頌揚態度， 他寫下許多“歌頌”大躍進的“詩歌”。爾後郭老本人又很快後悔了，他在第二年就承認，他的那些“詠花詩”是一場大失敗；我是深以為憾的對“個人崇拜”推波助瀾。
當胡風、羅隆基等人用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或堅持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時，郭老在誠摯地懺悔，在不斷地否定自己。
他的後半生做到了一個“忠”字，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領袖發動大躍進，他就寫歌頌大躍進的詩，領袖發動“文革”，他就寫歌頌文革的詩；華主席粉碎了四人邦，他就又寫：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邦……”的詩。
作為曆史學家的郭老，也緊跟江青的政治漩窩而大批“武訓傳”，他同胡適、胡風本是同時代的知識精英，應是相互了解的，但為了緊跟形勢，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潮流中，他也不落後。
不信任（實際上是恐懼）知識分子，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大特點。建國初期順利地走上了“斯大林模式”一邊倒，就是由於聽不進知識分子的聲訴。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沒有表現出普遍的反抗性，可能是他們後來悲慘命運的開始。國外媒體評述說，當代中國為什麽如此腐敗落後？就是因為中國人的反抗性太差，而奴才性多哉！
中國知識分子就錢鍾書那一代人來說，確實是值得深思的，他們當中有陳宙格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有顧誰敢於反判的，有儲安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的人像錢鍾書這樣看透“閉門不管天下事”的，正是這些豐富的知識分子選擇，構成了當代知識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織的全部人生。
四、反右是大規模的人才遭淘汰
二戰後，世界各國開展了全麵經濟恢複。日本、韓國乃至東南亞各國從戰後複興，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也正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從軍用轉移到民用的時期，電子技術，生物技術也已嶄露頭角。日本，德國由戰敗國一路成為經濟強國；台灣，韓國、新加坡、香港、躍居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了。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得尚為順利。國民政府在抗戰爆前夕，就籌劃了中國的大學以及大量研究機關，全部內遷為抗戰複興儲備了人才，培養人才。此時中國學者的學者的學術水平，在若幹科學領域，在世界上尚處於前沿地帶或接近前沿地帶。在八年抗 戰和三年內戰期間也是國民黨為共產黨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當時中國知識精英還是充足的。
如果毛澤東是一位稱職的領袖，他本應善待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幹， 全心全意搞建設。即使按“斯大林模式”行事，中國經濟也會飛騰的。但毛澤東由於特殊的私心，“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一個接連一個，公開打壓知識精英，把人才變成奴才，“夾著尾巴過日子”。蔣介石時代培養的人才，在毛澤東時代不能充分地發揮作用，失去了大好時機，遠遠地落後於蔣經國時代。毛澤東逝世時大陸經濟進入了崩潰邊緣。
正如鄧小平在1978年所說：毛澤東不懂經濟學，不懂得生產力。他對近代科學文化知識也知之甚少（周有光），
毛澤東是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他的革命觀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連續不斷，再加上下鄉勞動、五七幹校（筆者在中科院湖北五七幹校呆了二年有餘）。試問：科技人員還能集中精力從事科研工作嗎？又怎麽出科研成果呢？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科技人員都是這種遭遇，那麽來自舊社會的老專家就更可想而知了。筆者有一位堂兄上世紀四十年代西北大學（西安）畢業，是中國海洋地理學的開拓人，業務上是有貢獻的；但由於他在西北大學（集體）參加過“三民主主義青年團”，作為曆史問題每次政治運動都被圈入，而變成了“老運動員”，他還能安心從事學術活動嗎？大好的中年時代報消了，“文革”結束後他才重歸專業隊伍，晚年在“海洋地理”學領域再次做出新貢獻。
這才是中共執政六十多年來出不了大師的客觀環境。而那些農民出身的各級官員是沒有體會的。
小 結
道歉、懺悔、索賠—人民的呼聲……
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
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 有22071個，右傾集團有17433個，反黨集團有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有3178470人，列為右派分子有1437562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勞動中非正常死亡有4117人。
以上這些數字表明，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遭受的曆史大劫，不是偶然的。
“反右”是壓製民主、侵犯人權的違憲運動，犯有反人類罪！
“反右派鬥爭”一場流產的文化大革命（朱正語）。
當前中國政府負有“為執政以來的曆史罪錯道歉”的責任，國民黨主席蔣經國、馬英九已做出了表率，他倆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好兒子。
隻有當局者主動承擔起曆史責任，中國才有可能走向一個前景美好的未來。而要求當政者承擔曆史責任的前提條件是，必須解構虛假的曆史，還原那些被閹割得麵目全非的曆史真相。
當前徹底平反“反右”運動的時機已成熟，它已成為全球華人的正義呼聲！但阻力仍來自中共高層的保皇派，他們當心全麵平反“右派分子”會敗壞黨的聲譽，製造政治混亂，否！八十年代，胡耀邦總書記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以極大的勇氣把黨內幾十年的冤假錯案徹底平反了（平反“右派”受到鄧小平的阻力），後果大家看得很清楚，人民說：“偉光正的中國共產黨回來了”！這些保皇派官員不是無知、就是別有企圖，當前胡耀邦總書記的威信超過毛澤東、鄧小平，這才是來向人民的公正評價。
近年來，輿論界流傳著“反腐黨必亡”的謬論，可謂無知之談！去年國外華僑知名人士聯名發表聲明，號召全世界華人支持習近平總書記的“反腐清黨”措施，這才是振興中華民族的英明舉措！那些大叫“反腐黨必亡”的人有這種愛國之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