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人實話傻事》之七——我的讀書生活

我們萬氏是以耕讀為本的，就是種田也要想方設法讓孩子讀書。父親在世時我太小，不到讀書的年齡，等到我該上學的時候，父親去世，家裏實在太困難了。叔祖父子惠公是前清的一位秀才，以教書為生。有錢的人家爭相慕名請他到家中設塾館，套用現代名詞就是家庭教師。後來年老了，回到家鄉在我們萬代宗祠或他家中設館，我這才有了讀書的機會。在祖父輩，我的祖父排行老大，子惠公排行第四，我叫他四爹，血緣關係是很親的，讓我讀書可以不收學費。開學的第一天，先給孔老夫子磕頭，再拜見老師，送上一個紅包，叫“贄敬”錢。我家困難，送贄敬錢數目不多，隻是表達敬師的意思而已。

私塾也有一個好處，學生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可以在同一個課堂上課。我發蒙時讀《三字經》，有的學生已經在讀《古文觀止》、《詩經》了。子惠公的長孫文瑩比我小半歲，我們同時發蒙，同讀《三字經》、《百家姓》直到《幼學瓊林》、《論語》。文瑩很聰敏，但有祖父教授，沒有那種想讀書而讀不上書的體會，讀書不很認真，所以他的學習進度很慢。我農忙時要幫助母親幹活，隻能是農閑時讀書，就是這樣，四爹也經常要我停下來溫習舊課，等文瑩趕上來才同他一起上新課。我本來一年隻能讀半年書，這麽一來，就更影響我的學習，但又毫無辦法。文瑩還比較調皮。有一天中午，我同他一起到野外抽一種茅草花吃。這種茅草不高，春夏之交，白色的花破腹而出，剛冒出來時是軟軟的一條，很是鮮嫩，吃起來甜噝噝的。我們倆邊抽邊吃，正在興頭上，突然發現草叢中有一條花蛇。農村孩子最怕的就是蛇。我們灣的錫山四叔，就是在夏夜乘涼時，直覺一股涼噝噝的東西沿著腿子往上爬，他下意思地用手一抓，不料竟是一條毒蛇，咬他一口。第二天傷口開始潰爛，鄉親們抬著他四處求醫，最後爛的可見骨頭，終於沒能治好。一條五大三粗的漢子，就死在一條很不起眼的小蛇上。所以我們一看見蛇拔腳就往回跑。回來後，文瑩偏要“畫蛇添足”，說我們看見的那條蛇有腳。農村有個說法，看見蛇有腳是要死的。當時子惠公隻有這麽一個孫子，看得非常金貴。聽說他的孫子看見蛇有腳，內心很是恐慌，便遷怒於我，說我比文瑩年長，不該帶他去抽茅草花，紮紮實實打了我一頓。我心裏好生委屈，卻又有苦說不出。

私塾讀書，不求甚解，卻要死記硬背。當天的課文，當天要背下來；學完一本書，要把這本書全背下來。這可是一項硬功夫，背不下來是要挨老師的板子的。在私塾讀書的孩子，幾乎沒有不挨老師板子的。四書中要數《孟子》最難背，《孟子》中又數《告子》篇最難背，有個順口溜說：“告子、告子，打得要死。”可能是由於怕挨打的緣故，我練出了一種強記力。我在市委黨校秘書股工作時，有一項做記錄的任務。建國初期的市委黨校，不是係統學習理論，主要是培訓幹部，進行整風式的教學，所以經常請市裏的領導同誌來作報告。事先沒有講稿，要在講完以後將記錄整理出來，發給學員。這就是我的一項主要任務。我記錄很慢，但在整理記錄時可以將講的原話複寫出來。1961年，我調中南局組織部工作，在廣州聽過周恩來同誌作關於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傳達報告，報告了一整天，規定不許作記錄。晚上回來我憑記憶將傳達報告的大小題目和主要內容整理了一篇筆記。這大概是讀私塾的一種副產品。可惜的是到了老年這種強記力完全喪失了。

我前前後後、斷斷續續跟四爹讀了8年私塾，按部就班從《三字經》、《百家姓》到《古文觀止》，白天聽課，晚上溫習。所謂溫習，也就是反複讀、反複背，第二天不挨教師的板子，還可以再上新課。第一天的課文背不下來，老師是不講新課的。一到晚上，一盞木籽油的燈擺在堂屋中間的方桌上，為了節省燈油，燈盞裏隻放根很小的燈芯，燈光如豆，大哥和我各坐一邊溫習功課。方桌前麵是兩架紡車，母親和養母一人一台吱吱呀呀的紡線。一盞燈油燒完，我和大哥睡覺去了，母親和養母還要摸黑紡到很晚。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武樵二叔在家鄉的楊裴廟修建了一所完全小學，命名武湖小學。老師是從武漢市聘請來的。這在我們家鄉是一樁新鮮事，吸引了不少孩子上學。收費雖然不高，但這種洋學堂，隻講寒假、暑假，不講農忙、農閑，農忙時節也得天天上課。就是因為不能耽擱幹農活的時間，我上不了這洋學堂。但我內心裏實在響往，稍有空閑，便情不自禁地往武湖小學跑。

這裏原來是一座廟宇，武樵二叔主政湖北時為了發展家鄉教育，改建成武湖小學。兩排嶄新的教室，雖是平房，卻也是紅瓦青磚白牆，每一間教室都寬敞明亮。我每次來這裏，就趴在窗台上，透過明亮的玻璃看裏麵老師給學生講課。這種上課方式同私塾的上課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感到很新鮮，心裏羨慕極了。直到下課鈴聲響了，學生們衝出教室我才離開。

我去武湖小學的次數多了，也就被母親發現了。母親問我，是不是想上洋學堂了？我如實回答：想。母親說：跟四爹讀書不是很好嗎，為什麽要上洋學堂呢。我說：洋學堂裏學的東西多。母親便同意了，並答應由她向四爹說。我跟四爹讀書是不交學費的，少我一個少費一番精力，所以四爹那裏是很容易通過的。

武湖小學實行春秋兩季招生，可以插班，但要考試。考試科目簡單，隻有語文、數學兩門。我讀過幾年私塾，語文不成問題，數學就麻煩了。其實，我對數字有一定的悟性，記得還是孩提的時候，夜裏睡在床上，母親經常要我作算術題。因是晚上，隻能心算。有次給我出了這樣一道題：“一山十八洞，洞洞十八家，家家十八個，個個紡棉花，每人紡四兩，總共若幹紗？”那時是16兩製，要連乘以後再用除法，我很快就得出準確的答案，母親誇我心算好。但我那時實在不懂什麽叫數學，甚至連阿拉伯數字都不會寫。考試之前，向堂妹文燦請教，從阿拉伯數字學起，再學加減乘除法。學了幾天，就去應試。我報考的是五年級，終因數學成績不過關，錄取在四上（四年級上學期）。開學的第一課是語文課，語文老師劉敦善，也是我們班的級任老師。她打開課本，向同學發問：哪位同學將課文朗讀一遍？我是插班生，原來又讀過私塾，朗讀課文是家常便飯，所以極願朗讀課文。那一課生字較多，劉老師剛提出誰願朗讀，我搶著第一個舉手。不僅那幾個生字難不住我，而且注意了抑揚頓挫，自覺讀得有聲有色。讀畢我頗為得意看著劉老師，她的目光是溫和的又是嚴峻的。她讓我坐下，然後對同學們說，這位新同學讀得很好，有幾個難認的字他都讀對了，但有一個很容易認的字卻讀錯了。他不會不認識，隻是過於慌張才容易出錯，希望今後注意。我的心突突直跳，既興奮，又慚愧，當時的那個場景，我的那種心態，特別是劉老師的那幾句話，至今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有讀私塾的優勢，除了喜歡朗讀課文，就是喜歡作文。我的第一篇作文是用文言文寫的，題目是《論大禹治水》，有位肖老師看了還當麵誇獎我。還有一篇作文是《我最崇拜的人》，同學們大都寫崇拜孫中山、蔣介石，我卻崇拜秦始皇。歌頌他統一中國結束混戰局麵，修長城抵禦外侮，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等。老師也誇我有獨到見解。比較起來，我的數學不如語文。但我們那位數學老師好，他將那些枯燥的數字講得風趣生動，大家都聽得有滋有味，很容易接受。更有趣的是，有位同學數學成績特棒，一次考試成績特別出色，老師給了他101分。可惜我忘了這位同學的姓名，最近有人告訴我他叫朱逢生，現在西安外語學院。老師當時的這個非常的舉動對我們所有同學都是極大的鼓舞。我也很決趕上來了。我對植樹問題、雞兔問題一類的應用題，特別感興趣，計算這類題我做得又快又好。語文程度我在全班是拔尖的，數學趕上來，成績就很好了，不久當上了四年級的級長和童子軍隊長。那時可以跳級，我讀了一個學期，名列全年級第一，就從四上跳到五上，一個學期後，再次名列第一，又從五上跳到六上。

在這期間，還有一個插曲。1946年國民黨為召開“國民大會”，要選舉國大代表。我們學校接到通知，挑選五名字寫得好的同學到倉埠鎮去寫選票。我被學校選中，和另四位同學步行到倉埠接受任務。寫票地點在正源中學的一間大教室裏，幾長排課桌，坐滿了從各個中小學選來的學生。每人發給一大摞選票，在選票上不是畫ｘ打√，而是書寫姓名。每張選票上要寫幾個人，我們的任務就是按名單照抄，抄完了就可以回去。抄的那幾個名字我們小孩子哪能認識，當時就沒有留下印象，現在更記不得是些什麽人了。從上午抄到下午，一直抄到太陽下山。我寫字很慢，大多數同學陸陸續續抄完走了，我還在抄。心裏一急，便寫好一張蓋住幾張沒寫的，用這種辦法來加快速度。同來的同學還幫我抄，等我抄完已經很晚了，安排我們吃完晚飯就在教室裏睡覺。剛剛躺下不久，有人來把我們叫醒，說查出寫的選票中有成摞的沒寫，全是白票。並說這是我們幾個人幹的，是存心搞破壞。我們當時真的嚇壞了，那敢承認，再說我們也沒有那個覺悟“存心搞破壞”。我們辯解說，我們正是一張張的寫，所以寫得最晚，要是成摞的不寫，我們豈不是早就回去了。他們再逼，我們就哭，堅決不肯承認。當時迪生叔在倉埠鎮當鎮長，可能有這層關係沒有深究我們，隻好讓我們睡覺，第二天回家。

到讀六上的時候，成績也很好，再有半年就可以畢業了。可是，我因家庭困難不得不中途綴學。

當時表姐嚴清宇在湖北省神農架森林開發籌備處當會計，知道我家困難，便幫我在那裏謀了一份差事。母親雖然想讓我讀書，但迫於家底太困難了，也覺得在家鄉這樣過苦日子，不如出去闖闖。我是極想讀書，卻不得不麵對現實，隻好聽從表姐和母親的安排，去湖北省神農架森林開發籌備處當了一年工役。工役也就是苦力，什麽髒活、累活都得幹。這年我雖然隻有14歲，由於我在農村勞動慣了，這些活倒也難不倒我。加上我做事勤快，大家都很喜歡我。表姐很關心我的學習，每天幹完活以後，她就要我寫字、看書。在那種情況下，也看不到什麽好書，無非就是租些小說來看，看得最多的是張恨水的言情小說。看多了，也就受他的影響，我也試著寫小說，還取了個很浪漫的書名：《瀟湘夜雨》。我同廚師蔣阿寶住在一間小屋子裏，晚上，他喝了酒就睡覺，我就在燈下寫我的《瀟湘夜雨》。依我當時的閱曆和文化知識，這樣的書當然是寫不下去的。幹了將近一年，到了1948年，神農架沒有被開發出來，這個籌備處也垮台了。我回到家鄉，繼續到武湖小學讀書，還是讀六上。沒多長時間，六下的同學畢業考試，校方認為以我的成績可以參加畢業考試，問我願不願意參加？如果願意，需交一塊銀元。我向母親一說，母親問我有沒有把握考及格，我說有把握。母親咬牙拿出一塊銀元給我，我六上沒讀完就拿到了武湖小學的畢業證書。但畢業以後，我再也沒有機會進學校的大門了。

不久，武漢解放了，在大哥的幫助下我參加了工作，我知道自己學習的不足，除了工作就是看書。我第一個工作單位是武漢市幹部學校，一九五一年改為市委黨校，那裏有一個在當時算得上是頗具規模的閱覽室和圖書室，這給我的讀書學習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一有空就往圖書室跑，好看的書就借回來，晚上不到十二點是不會放下書本的。星期天和節假日，更是我看書的好機會，一頭紮在圖書室裏，可以整天不出大門，連續幾年都是如此。黨校原來在東湖之濱，也就是現在的東湖幹部療養院，當時由於交通不便，遷到漢口渣甸路。其實這裏也屬郊外，旁邊就是黃孝河，除了隔壁有個育才幼兒園以外，周圍都是菜地，遠不是現在的繁華景象。那時黨校培訓任務很重，三幢學員宿舍經常是住得滿滿的，而且學員睡的是高低床，所以平時校內很是熱鬧。但每逢休學期間或是節假日，校內就顯得很冷清。要是不出校門，更是似乎與世隔絕。那時流行跳交誼舞，休息時間或節假日，機關幹部大都出去跳舞，利用這樣的機會擴大交流。我因為成天泡在圖書室裏，這樣的交流機會也放棄了，所以二十好幾歲還是單身。一些好心的同誌勸我出去跳舞，也好找個對象。我心裏想，靠跳舞找到的對象，也容易被別人跳跑，我都婉言謝絕了。所以，我至今也不會跳舞。我這樣堅持自己看書學習，日積月累，學識也有提高，隻不過是沒有文憑。但我憑著這樣的積累，還在本機關的夜校當了好幾年的語文老師。

到了1956年，黨中央提倡“向科學進軍”，這更激發了我的學習熱情。我們黨校也號召製訂個人向科學進軍的規劃。我根據自己的業餘學習情況，也訂了一個每周學習48小時的規劃（每天早晨學習1小時，每晚學習5小時，星期天學習12小時）。這事被校領導知道了，當作個人主義的典型進行批判，質問我每個星期學習48小時，哪有時間幹工作？任我怎麽解釋，都不行。但你批判你的，我還是照樣自學不誤。直到現在，我認為那幾年堅持自學對充實自己是大有好處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興起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這時我已年過五旬，還想圓上大學的夢。完全利用業餘時間，沒花機關一文錢，沒占用工作時間，按照自學考試的要求堅持自學，考了六門，門門過關。就在這興致勃勃的時候，聽到了閑言，有位領導說我這大年紀讀大學是還想升官。我一氣之下，放棄了自學考試，所以隻有六門單科結業證書，而沒有畢業的文憑。現在想起來，生這種氣實在不值得，仍然采取1956年的那種態度就好了。我雖然沒有拿到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文憑，但憑我八年私塾的基礎和多年堅持自學的積累，在我的工作中還是遊刃有餘的。又由於我堅持寫作，到人大常委會工作以後又結合實踐對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人大工作的研究，1993年4月和9月被評為高級政工師和副研究員職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