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人傻事實話》之六——我苦命的三弟

三弟文治，出生於丁醜（公元1937）年農曆正月初六。他是生不逢時，出生在國難家困的年代。剛滿半歲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這就注定他的童年將在困苦中度過。

日寇為了實現其侵略野心，舉全國之力，派最精銳的部隊，以最野蠻的手段，侵我中華。日軍所到之處，奸淫燒殺，無所不為。就在武漢即將失守的時候，父親不願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辭去高薪留聘，離開富華煤礦，將母親、養母和我們弟兄三人送回楊裴老家，自己走上抗日之旅。不幸第二年在轉移途中染上疾病，既缺醫療，又無人照顧，在艱難的流離中痛苦地離開人世。這時的三弟尚不足兩歲。全家人都在半饑半飽中生活，三弟更是缺乏必須的營養，體質極為虛弱，也是他的命大，幾次高燒暈死過去又死裏逃生。是用“金老鼠屎”（又名萬應錠）像磨墨一樣，用磨出的汁塗在腳心，挽救了他幼小的生命。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大約是三弟三、四歲的時候。一天的清晨，三弟剛剛醒來，張口就說：“哪家的包子好香呀！” 我家那時哪有包子。其實他說的包子，也就是饅頭，但做法稍有不同。用老麵發酵，發酵的時間短了發不起來，長了吃起來會發酸。測試的方法也很簡單，用手指按下一個小坑，手指一鬆就能複原，這就好了。做成包子形狀貼著鍋蒸，蒸熟的包子很暄，貼鍋的一麵焦黃焦黃的，特香。我們老家是水田、旱地各半的地方，在飲食習慣上是麥收時吃麵，秋收時吃米。但就是在麥收時節，我們家要吃上一頓包子，也是很不容易的。雖然收的有麥子，我每天要磨三升麥的麵粉，但一來做包子要花時間，麥收後接著要薅棉花草（在棉花地裏鋤草），俗話說“秧薅三遍出好穀，棉鋤七遍白如銀。”這是個很細的活路，更很費時間，母親和養母成天耗在棉花地裏，沒時間做飯。午餐由我擀上兩張麵條，晚餐就吃麵糊糊（將小麥破開，連麩皮一塊煮，相當於現在的麥片粥），做起來簡單，可以節省時間。二來吃包子費糧食。我們家吃頓包子大概同過去北方人吃頓餃子差不多，所以三弟說聞到包子香，我們就笑他。母親臉上帶笑，心裏卻是很苦的。這一天的午餐照樣是吃我擀的麵條，到了下午，三弟又突然發起高燒，臉麵通紅，摸上去燙手。我嚇的趕快到棉地裏告訴母親：弟弟又發病了。母親和養母一聽，扛起鋤頭就一路小跑，趕回家時，三弟已是牙關緊閉，手腳抽搐，不省人事。全家人慌了手腳，母親抱著他，哭著叫著：“治，治，你醒醒，你醒醒呀！”三弟完全沒有反應。那時別說無錢，就是有錢也找不到治病的地方。母親和養母隻好輪流抱著三弟，掐“人中”，按“太陽穴”，不停地叫著三弟的名字，三弟則不停地抽搐，沒有任何反應。時間一長，驚動了左鄰右舍，大家也隻能陪著掉淚，毫無救助的辦法。隔壁的張三嬸娘年長，有見識，讓母親咬三弟的腳後跟。母親依照張三嬸娘說的去做，但任怎麽咬，三弟毫無知覺。漸漸三弟的手腳涼了，心跳也慢慢停止了，鄰居們見狀都說：完了，完了，治伢完了。母親緊緊抱著三弟哭的淚人一樣，死也不肯鬆口。鄰居們都認為沒指望了，屋裏一片哭聲。有人開始勸說母親，母親那肯放棄，緊緊咬住三弟的腳後跟不鬆口，血都流出來了，三弟依然沒有反應，屋裏的哭聲更高了。母親狠命一咬，這時隻聽三弟“哇”的大叫一聲，醒了過來。母親叫了一聲“治”，失聲痛哭起來。三弟無力地睜開眼，看著屋子裏這麽多的人，不知道怎麽回事。大家都叫他，張三嬸娘將一隻拳頭伸到他的嘴邊，說：“治，包子，吃包子。”可憐的三弟竟真的將拳頭當包子去咬。大家見他這個樣子，都含著眼淚笑了。

一九四七年，由於姑父、姑母的支助，大哥到武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讀書，吃住在姑母家。接著，養母也到姑母家幫助料理家務。1951年我又到武漢市幹部學校參加工作，家裏便隻有母親和三弟兩人。土地改革時，我家又被錯劃為地主成份，不僅母親無辜挨批挨鬥，幼小的三弟也倍受欺淩。

三弟在楊裴小學畢業以後，大哥便安排他到武漢二中讀書。初中畢業時，他想報考師範學校，大哥和我都不同意，要求他繼續讀普通高中，日後好讀大學。我們家還沒有一個大學生，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聽從了兩個哥哥的意見，直到1960年高中畢業，參加了高考。按他的成績是可以如願以償的，可是那時要對考生進行政治審查，因為家庭出身牽累而落榜，直落得個待業。若是按他自己的意見，不讀普通高中而讀師範學校，畢業後當個老師，可以安安穩穩過一輩子，也就不會是後來那個樣子。三弟後來的生活十分艱難，雖然在我和大哥麵前沒有一句怨言，但我每每為此感到後悔。

這時我們國家正遭遇大的挫折，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別說工人、農民，就是機關幹部也不能吃飽肚子。我這時剛剛結婚，自顧不暇，也幫助不了他。而大哥不僅同受三年困難的煎熬，還因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正下放勞動改造，三弟這時失學在家，大哥要他複讀，爭取下一次再考。但三弟不願再增加兄長的負擔，正好省長張體學以一擔米一個指標，讓龍感湖農場在武漢召知識青年去農場當農工。當時吹噓說是全機械化的農場，所以要的是知識青年。大哥當時不願他去。但他去意已決，他通知大哥，待大哥好不容易從監督勞動處請假趕回家時，他的行李已綑好了，等待集體出發。以大哥的身份，自不敢阻止他的“革命行動”，隻得讓他去了。

1961年，我被調到中南局組織部，到了廣州。不久，收到三弟的來信，他告訴我已經到黃梅縣龍感湖農場當了一名農工。我讀信後非常生氣，知道他這一步走錯，將會影響他一輩子。我當即寫信責備他，這麽大的事，為什麽不事先同我商量，就貿然作出如此荒唐的決定。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很快給我回信對我進行教育，說他這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語氣很是自豪。我聯想到阻止他讀師範的事，一時語塞無言，又因隔得太遠，隻好由他。

可是沒過多久，他就來信向我訴說知識青年在那裏的痛苦遭遇，訴說他的苦悶。他講的一些嚴重情況，有的我都不敢相信。比如他說那裏的基層幹部逼知識青年中的女性當兒媳，如果不從就要受到虐待。有的甚至將女知識青年裝在船上，劃到湖中心，強行奸汙。我隻好寫信勸慰他，鼓勵他，既然走上了這條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好好走下去，說了許多安慰的話。但我這些安慰的語言是蒼白無力的，改變不了他的處境；他又是自願走這條路的，也是有苦難言。不久他給我來信，說他學會抽煙了。我真的生氣了，寫信狠狠地批評他沒出息，我和大哥都不抽煙，你為什麽要抽煙！為什麽要自己戕害自己！他就說他實在是苦悶無聊，明知自我戕害也沒有辦法。到了1964年，開展農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運動，我隨楊青同誌暫時抽調到中南局城市五反辦公室工作，我看到湖北省上報的材料，揭露龍感湖農場虐待知識青年的問題，比三弟反映的要嚴重得多。我不得不替三弟的命運擔心，寫信叮囑他千萬不要在農場結婚，因為我知道，一旦在那裏結婚，生兒育女，再要想回城幾乎沒有可能，就隻能在那裏呆一輩子。我鼓勵他精神要振作起來，要好好學習，多讀書，多看報。他說農場沒什麽好學的，沒有書可讀，報紙倒是訂了不少，但都壓在幹部的辦公室裏，壓久了就用來糊牆，有的一麵牆全是同一天的報紙。我已經不再懷疑他反映的情況了，就郵寄了一套有關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書籍給他，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寄給他的這套書，黨支部書記竟說他不能看，被“借”走了，而且是一“借”不還。我隻有搖頭歎惜，一籌莫展。三弟認定的金光大道，竟越走越是暗淡，而且一呆就是十多年。他一生中最富生氣的大好年華，就葬送在這暗淡之中。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中南局機關就被軍事管製，已經不能行使中央局的職權了。文革後期，中央決定撤銷各中央局。廣東省委召集中南局的幹部開會，宣布中央的決定，外省來廣州的幹部，原則上是那裏來、那裏去。嗣後，武漢市派市委組織部一位副部長來接我們回武漢。1973年11月，我回到武漢，被安排在市委組織部幹部處工作。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三弟，他很高興，希望我幫助他回到武漢來。在他看來，我既然在市委組織部工作，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也確實想把他弄回武漢來，當時勸他不要在農場結婚，也是這個用意。可是，我辦起來卻相當、相當困難。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農場工人隻能在農場之間調動，不能回城。就是調回武漢所屬的農場，如東西湖農場也不容易。1978年3月，經湖北省政府批準，武漢市從漢陽縣劃出漢南地區成立漢南農場，農管局黨委書記兼局長是五十年代關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我比較熟悉。我去找過他，李書記滿口答應。我想分兩步走，先到這裏來，然後再想辦法調到工廠。即便到不了工廠，這裏總比龍感湖強得多。三弟隻有聽我的，表示同意。同事知道這件事情後認為兩步走的辦法不可取，到了農場就很難出來，不如趁這個機會一步到位。這當然有道理，但操作起來很難。三弟卻三番五次來信說這事並不難，他們一同到龍感湖農場的知青許多人都回城了，有些人就是回到武漢。他還舉例說某某回城，就是他的親戚幫助活動回來的；某某回到武漢，就是碰到市委一個幹部，不在組織部門，不是領導，也沒有親屬關係，一說就回來了；這樣的例子他每次來信都要舉出一些。我隻好告訴他，我相信你說的都是事實，我的弟弟不會騙我；我也希望你相信你的二哥沒有騙你，我沒有他們那樣的本事。但我一定盡力把你調回來。後來我找了市計委勞資處的楊處長，說明了三弟的艱難處境，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楊處長很同情，表示願意幫助。三弟很快回到武漢，他還從農場帶來一把長柄鍬，這是他自置的工具。我那時住的是平房，在住房旁邊種有一塊菜地，他就將這把鍬送給了我。三弟回來後我就找了楊處長，他說從農場到工廠很困難，要等機會，不能性急。我們隻好等。三弟回漢後住在大哥家裏，開頭還能耐心等待，時間一長，三十多歲的漢子那能坐得住，便三天兩頭來我這裏問消息，我則不能像他這樣三天兩頭問楊處長。他來問一句：麽樣？我答一句：沒消息。我們弟兄倆就再也沒話可說了，默默地對坐著。他坐一會就說，我走了。我衝他點點頭，心裏像被一塊鐵堵住了，什麽話也說不出來。過了一段時間，他實在坐不住，便自己在外麵找零活幹，幫助挖埋電線杆的地洞，一天挖到晚，當然很辛苦。他雖然是幹慣了體力活，又能吃苦，他倒沒說什麽，我這心裏實在難受。我在工作中處理過一些很棘手的問題，卻辦不好這樣的事情。後來還是同事提醒我：像這種事情，在楊處長那裏太多了，你得經常找他，你不找他，他就忘了。大約等了將近一年，在楊處長的幫助下，三弟被安排到武漢糧食機械廠當了一名鉗工。這年他已36歲。

三弟剛進糧食機械廠的時候，這個廠的產品和銷路都很不錯。他就以廠為家，幹活實在，辦事勤懇，對人誠實，很快贏得領導和工人的信任，廠裏讓他以工代幹，管理日常行政事務。如果他善於阿諛奉承，或者圓滑乖巧一點，很可能這就是他改變命運的一個契機。可惜他生來不會逢迎，辦任何事情都是那樣認真，丁是丁，卯是卯，而且說一不二。那年的夏天，我去看他，他正忙著發放防暑降溫用品，不論是工人還是幹部，是領導還是群眾，都平均發放，誰想多要一點都不行。這樣當然會有一些人不高興，沒幹多久，還是當他的鉗工去了。

三弟在農場呆的時間長了，婚姻也耽擱了。他40歲才結婚，42歲時他的女兒小霞出世。有了家，有了歡樂，但負擔也加重了。因為他的愛人戶口在農村，在武漢不能找到正式工作，隻好在東西湖找了份臨時工，早出晚歸，工作很辛苦。好在那位弟妹農家出身，樸實勤勞，很能吃苦，為了共同的家，沒有怨言。正是這個時候，三弟發生了一件事，差點送了性命。

那一天，我正在同濟醫院住院，下午要回機關參加一個會議。醫院牛飯吃得早，飯後稍事休息，我提著包剛剛下樓，一位護士喊我轉來接電話。電話是糧食機械廠一位工人師傅打來的，他說文治摔傷了，很嚴重，正在湖北省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急診室裏。我放下電話，直接趕往這家醫院。隻見三弟躺在觀察室裏，頭上身上都有血，臉色蒼白，說話都沒有氣力。隻有廠裏的工友在旁邊，沒有醫生。我問為什麽傷成這樣還在觀察室裏？送三弟來的工人師傅告訴我，已做完CT檢查，外科醫生要等檢查結果才能決定是否手術。但這時正是下班時間，要等上班後結果才能出來。我一聽就急了，快步趕到CT室去，門關著，門外有坐著好幾個人，都是等檢查結果的。我敲門進去，醫生在裏麵休息，要我在外麵等。我隻好掏出工作證，亮明我的身份，告訴他們我三弟病情很危急，請他們早點拿出結果。那位醫生很熱情，給我讓坐，並立即在電腦上查看CT底片，果然顱內出血嚴重。外科醫生一看檢查結果，決定立即手術，連住院手續都來不及辦。術後醫生告訴我，幸虧手術及時，再晚即便保住性命，也會落下終生癱瘓。我真慶幸三弟命大，要是那個電話晚打幾秒鍾，我不能及時趕到醫院，那個後果就很難說了。

事後我才了解到，三弟是在家裏上暗樓拿東西時，因梯子滑倒而摔在地下，不省人事。因他一人在家，昏死過去多長時間無人知道。隻到他慢慢甦醒過來，晃晃悠悠走到室外陽台，鄰居從隔壁陽台上看見他滿頭滿臉是血，大吃一驚，問他怎麽回事？他說從樓梯上摔的。鄰居說那你還不趕快去醫院。當即找輛三輪車把他送到醫院。如若弟媳在家幫他扶住樓梯，就不會發生這事；即便發生了，也會及時送去醫院，不致耽擱這長時間。想到這一層，我硬著頭皮找市公安局宋副局長，說明我弟弟的困難情況。宋局長很同情，幫助弟媳解決了農轉非戶口問題。戶口解決了，又找市糧食局的領導幫助安排在糧食機械廠食堂當炊食員。不久，工廠又給三弟分了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他們的生活才算比較安定一點。不料好景不長，好端端的一個工廠，竟逐漸敗落下來。三弟提前退休，弟媳也隨之內退，侄女小霞還在上學，生活又陷入困境。再往後，三弟的退休費都不能按月支付。每隔一段時間，他們幾位老職工相邀到市糧食局，找不著領導，他們就坐在會議室，不吵不鬧，到吃飯時就回去。過不幾天，退休費就發給他們了。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要我幫他找份臨時工作。這時我當選為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雖然算是進入了市級領導層，但在這些方麵確實缺乏能力，好不容易才通過蔬菜辦公室的同誌為他謀到一份差事，在他家附近的蔬菜批發市場打掃衛生。說實在話，我心裏很不是滋味。但三弟為了一個月能有兩百塊錢的收入，竟勤勤懇懇天天在那裏掃地、清洗廁所，毫無怨言。每想到這裏，我心生愧疚，卻又沒有別的辦法。

就是這樣一個掙錢不多又很辛苦的工作崗位，兢爭也很激烈。我離開工作崗位以後，他的這份工作也被停止了。後來他自己找到一個工地看守材料，這也是很辛苦的活，特別是那寒冬臘月，北風刺骨，晚上要通宵在工地巡查，他也是年近花甲的老人，這樣的活如何能經受得了。沒多久，便幹不下去了，因為按照規定丟了東西還要負責賠償，萬一真的丟了什麽東西，他如何賠得起。

這時他也知道我幫不了什麽忙，便自己去賣報紙。賣得好，一天倒也能賺三兩塊錢。沒想到，剛賣了幾天就出了事。那天清晨，他拿著一遝報紙在公共汽車站兜售，一位乘客要買報紙，他踏上汽車，站立未穩，汽車便開動了，他從車上摔了下來。可憐的三弟哼都沒哼一聲，爬起來繼續賣報。因為這時他正和弟媳鬧矛盾，所以回家也沒說他被摔倒的事。過了幾天才感到頭疼，到醫院檢查，顱內又有出血，需要住院治療。當時還沒有空的病床，住在走廊的臨時病床上。檢查、治療費用都很昂貴，這對三弟來說，不異雪上加霜。我認識醫院化驗室的一位張醫生，他了解三弟的困難情況後，非常同情，化驗費用全給他免了，我和大哥都給了一定的支助，弟媳還是覺得住院費用太高，幾次要求出院。那位張醫生對她說：治病就是救命，命比錢重要，錢用了可以賺得回來，命丟了用錢也買不回來。弟媳提出將針劑拿回家去，廠裏的醫生可以上門打針，這樣能節省一筆費用。她說的也不無道理，便隻好依她。

我總是擔心他腦出血的毛病沒能完全治好，每次見了他總要問他頭疼不疼？叮囑他有了症狀趕緊治。每次他都說還好，不疼。了解他的家庭矛盾以後，我知道他性情很倔強，勸解他遇事忍耐，以和為貴。2002年元旦過後不久，他給我來電話，說：我的事你不要再操心了，我就這樣過。臨近春節，他又來電話，說是快過年了，要來幫我打掃衛生。我想他雖是最小的弟弟，但已是65歲，算得上是老人了，身體又不太好，不要他來。我問他近來頭疼不疼？他說不疼。我說對過年已經看得很淡了，不疼也別來。可是他連續來電話，一定要來，就隻好由他。

元月二十九日，也就是臘月十七，三弟來了，還為我買了一塊洗碗的抹布。我告訴他準備搬家，讓他簡單清掃一下就可以，爬高上梯的事情不讓他幹。但他還是做得很仔細，吃過晚飯，他說還有的地方沒有做完，明天再來。我要他明天不要來了，剩下的事我會做的。第二天，他還是來了。吃午飯的時候，我同他邊吃邊談，除了叮囑他注意身體、保持家庭和睦以外，更多的是談兒時的往事，談家鄉的變化，我們談得很多、很多，一直談到快三點鍾。三弟是個內向型的人，平時言語不多，我們弟兄這樣長時間的交談是很少的。想不到這竟是三弟與我的永訣。

事隔三天，2月3日，農曆臘月二十一，淩晨1時45分，突然接到弟媳打來的電話，說文治頭疼得很厲害。我立即意識到腦出血，我讓三弟接電話，想了解他頭疼的情況判斷一下是否舊病複發。弟媳說他不想接電話，已經昏迷了。我知道情況不妙，吩咐趕快送醫院搶救，我馬上趕來。等我趕到省附一醫院急診室，正在實施搶救，不讓家屬進去。我強行進去，三弟已毫無知覺，全靠一台儀器幫助心髒機械地跳動，任憑我們怎麽呼叫，三弟全無反應。醫生告訴我，已經沒有希望了。他停下儀器，指著屏幕上一條平直的波紋給我看，說明心髒已經停止跳動。我說不能沒有希望，要堅持搶救！儀器再次啟動，醫生再次告訴我，搶救已經沒有意義。我要求堅持搶救，看著可憐的三弟，希望能夠出現奇跡。醫生、護士離開了，隻留下儀器在機械地跳動。我問醫生搶救的極限時間，醫生回答說，一般在五分鍾以內搶救有效，現在已搶救半個多小時了，已毫無意義。我問是何病因？醫生說：因為沒來得及作檢查，隻能憑經驗判斷，一是腦意外，二是心肌梗死。從患者打鼾情況來看，腦意外的可能性較大。約三時許，停止搶救。這時大哥、大嫂也來了。

可憐的三弟，就這樣走了，悄無聲息地走了，一句話也沒有留下。

我們兄弟三人，三弟最小，卻走得最早。這是和他的一生辛勞有關的。他最苦，身苦，心也苦。每念及此，心痛欲裂！好在他的女兒小霞甚是懂事，於傷感之中亦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