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人傻事實話》之五——命途多舛的大哥

大哥文武，生於戊辰年（公元1928年）的農曆十月二十四日，長我五歲。幼時家境貧寒，父親又在抗日征途中過早離世，對於苦難的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母親以她剛烈的秉性，承受喪夫之痛和家庭重負，支撐著門戶，含辛茹苦撫育我們弟兄三人。兄為長男，家貧早熟，十歲即勤於勞作，為母分憂。他正是求學的時候，卻無法讀書。家庭不僅沒錢供他上學，而且他也忙於勞作沒有時間念書。好在叔祖父子惠四爹在自家的“新屋”裏設了個塾館，念我們家貧，可以不收“束修”（學費），我們兄弟都在那裏讀書，農忙季節種地，落雨天或農閑時候讀書，一年隻能讀半年書。大哥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加倍努力，加上他的聰穎，雖然沒讀到兩年，卻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基礎。

抗日戰爭結束，姑父嚴士佳教授從重慶回到武漢，主持中華大學教務，大哥去拜見姑父姑母，姑母見大哥和同去的同一個歲數的表侄餘允欽站在一起，顯得又瘦又矮，允欽在讀書，而大哥卻早年失學。姑母傷心落淚，決心讓大哥留在她家中上學讀書。大哥不負姑父厚愛，考上湖北省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大哥當時僅有數學小學二年級的基礎，而當時學校學的卻是三角、幾何、大代數，能考上“備取生”第一名，其實也是姑父的麵子。 但該校教學管理非常嚴格，規定期末考試中主課兩門不及格的留級，同一學科連續兩季考試不及格的留級，而列為主課的數學既是他的弱項，英語則更是沒有入門，要過這樣的關隘實在太難、太難。而能否讀得下去？這卻要靠個人。大哥考慮的是，決不能留級，增加姑父家的負擔，憑著他的毅力與穎悟，全力拚搏，在二年級上學期時，即已全麵及格，沒有留一次級，三年終能闖過重重難關，順利畢業。

他畢業前夕，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時局動蕩，人心不安。他出於青年人的正義與熱情，不滿意當時國民黨的腐敗，思想激進，因此為當時地下黨武漢特別支部在高商擔任領導工作的宣傳委員陳老師的器重，委派他負責高商的護校工作，為了便於工作，陳老師並要他從姑母家中，搬到了已停課而且混亂的學校來住，以便和陳老師一起進行工作。在地下黨的組織下，高商終於完好地保存了下來。武漢剛剛解放，高商由高工、女職、漢陽高工四校合併，學生中有國民黨員、三青團員、青年軍等，成份複雜，思想混亂，於是湖北省教育廳由薄懷奇副廳長負責帶工作組進行整頓。大哥便又留下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工作組一結束，當時尚未畢業，他便由團市委推薦到組建不久的中共武漢市委機關工作，並很快顯示出他高昂的革命熱情、優秀的政治品格、純正的思想作風和出色的工作才能，不到四年，便晉升為財務科副科長。因無正職，實際他就是市委機關及黨群係統的財務主管。那時他才二十五歲，可謂風華正茂，雛雁淩空。他不僅工作出色，且勤於讀書，喜愛寫作，常有文字在報刊上發表，並在機關各項活動中均表現出多方麵的才能，無不稱讚他是大有作為的青年幹部。1954年防汛，由大哥率領的市委機關青年突擊隊，便多次出色地完成搶險任務，因成績突出，兩次獲得市防汛指揮部頒發的二等紅旗的嘉獎，這在全市機關防汛突擊隊中所沒有。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株可以成材的幼苗，正在茁壯成長需要細心培育的時候，卻遭到粗暴的摧殘，幾令夭折。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第一個五年計劃剛剛開始，困難當是很多的，特別財政上的困難，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題目就叫《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指出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三個條件之一就是“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1954年武漢市又遭遇特大洪水，為抗洪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醫治洪水的創傷還需支付大量資金。正是這個時候，中共中央中南局奉命撤銷，市委機關搬進了原中南局的辦公大樓，當時市委辦公廳主任下令將所有窗簾和沙發套一律換成金絲絨的，所需資金為一億（合現在人民幣為一萬）元，這在當年可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要大哥編製預算，向市財政要錢。大哥認為中央派出機關可以用的，一個地方上的機關為什麽不可以用？因此在研究時不同意編製預算，會議不歡而散。會後辦公廳主任讓人傳話給他：“告訴萬文武，不好好幹，就開除他！”大哥一直以為參加工作就是革命，甚至第一次發給他七元錢包幹費的夥食結餘時，他都紅著臉到組織部去退錢，認為革命是不應該拿錢的。既幹革命殺頭都不怕，更談不上“開除”。所以他對傳話的人說：“告訴李主任，除非開除，不開除，我還得這麽幹！”生活，有時像變戲法一樣，轉眼之間竟會變成完全另外一副模樣，簡直令人莫名其妙！他的人生曆程竟以這件並不起眼的小事為轉折，由一帆風順突然船破帆折，幾乎沉沒了。

就在那次摸了老虎屁股以後，厄運便開始了。 在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盡管他有清白的曆史和出色的現實表現，並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從事過地下工作，也被當作革命的對象：反胡風運動，他便是“胡風分子”，因為他在報紙上發表過文章，好在他年紀太輕和胡風實在沾不上邊，在軟禁了8個月後，在全國進行了調查，和任何“胡風分子”沾不到關係，隻好放過，沒法打成“胡風分子”。肅反運動時，由於他的頂頭上司一個是國民黨藍衣社的成員，另一個則是偽滿洲國的警長（這都是後來在“文革”中查出來的），他們掌握了“肅反五人小組”的領導權，害怕火燒到自己頭上，遂用刑罰手段硬逼著礄口區稅務局在肅反中查出是一個國民黨員的他的一個同學，按照市委辦公廳五人小組的授意，“檢舉”他參加了特務組織，並以此偽證認定他為“特務嫌疑分子”，派人四出調查，查遍了全中國也沒能查出他是哪一家的特務。依照黨的政策規定：孤證不能定案。即使這樣，那位李主任也不肯放過他，雖然表麵上不得不對他說“政治清楚，曆史清楚”（因為實在抓不到任何把柄），卻在背後狠狠捅了他一刀：將“有重大政治嫌疑，限製使用”的紙條塞進了大哥的檔案。就是這十一個字，不單當年以此為由將大哥排擠出市委機關，而且毀了大哥的一生。大哥出市委機關不久，便開始了整風運動，號召大鳴大放。大哥不知道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本著黨提出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16字方針，響應黨的 “愛護黨要像愛護眼睛一樣”的號召，積極響應，毫無顧忌地給領導提了意見，於是便輕而易舉地被抓住了，再也無需查找什麽證據，就被紮紮實實地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硬把他推到敵人的那一邊，作了最嚴厲的處理：開除公職，流放到武漢市最偏辟的農村勞動改造，使大哥的身心都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到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更是將他劃為“黑五類”，是被掃除得最早的“牛鬼蛇神”。翻來覆去的批判，無窮無盡的鬥爭，抄家，隔離，以至毒打，這軟的硬的、苦的辣的、狠的毒的，他全都吃過，但他又全都不吃，他以堅強的意誌與充分的自信挺了過來，始終不曾屈服。在那政治路線發生偏差的時期，在“四害”橫行的年月，在某些人可以一手遮天的單位，黑白竟是可以被隨意顛倒的：他那優秀的思想品德，被說成是“披著馬列主義的外衣”；他那公而忘私的工作精神，被說成是“打著積極分子的幌子”；他敢於堅持原則，被說成是“目無組織”；他不向邪惡勢力屈服，被說成是“堅持反動立場”；他對某些心術不正者以指斥被說成是“反黨情緒”；他不隨風搖擺被說成是“高傲自大”；以至他堅信黨的政策、向黨辯誣，竟被說成是“翻案”！嗚呼！正義安在，真理何存！

莫道浮雲能蔽日，玉宇終有澄清時。不可一世的“四人幫”被徹底粉碎了，然而左的路線並沒有徹底肅清，左的政策所鑄成的錯誤也沒有得到全麵撥亂反正，他勞動改造的地方屬洪山區管轄，負責落實政策的洪山區委組織部長說：“右派改正後的安置，是很難的”。難在何處呢？他很直率地說：“改正了的右派，還是右派”。 一九七三年底，因中南局撤銷，我從中南局組織部回到武漢市委組織部工作。了解這個情況後，認為很不妥當，雖然是我胞兄的問題，但關乎落實黨的政策，我還是向市委組織部長作了反映。部長聽了也很生氣，說：洪山區不落實政策，調到市裏來安排。誰知調到市文化局後，反而又製造出新的寃案。大哥1945年在市委機關時的科長是縣團級，因為當年的市委在直轄市剛撤銷時，編製仍為省級單位。改正時，是在市文化局，而市文化局卻將他安排在局下麵的一個單位任科長。其理由是“科長就是科長”，根本不問他原來的待遇是縣團級，按當年市委高於地方政府半級的規定，他調到市文化局應提一級安排。依此規定，他當以正處級安排，而文化局僅作為營級幹部安排，這就不僅是不執行中央“恢複其工資待遇”的政策，反而無辜降了三級，這是在執行黨的糾正一切冤假錯案時，更冒天下之大不韙地製造新的冤案，且曆時近30年的申訴，仍得不到改正！然而大哥不為這種不公正的待遇所壓抑，不僅在工作中，在全國電影經濟大滑坡的情況下，唯他卻創造了較上年反而增長了23個百分點的大好成績。使全國許多兄弟單位前來學習，並以此成績，使單位的領導成為市裏的勞動模範。退休以後，他仍孜孜不倦地看書學習，苦讀深鑽，在唐詩、宋詞的研究上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出版了學術專著《溫庭筠辯析》、《詩詞賞析》、《舊詩解構》，有專家認為有獨到見解，堪稱一家之言。他還寫有大量的犀利的雜文、雋永的散文，還可以寫詩詞，寫電影劇本，已出版的即有糾集已發表的散文、雜文、隨筆論、序等著作的《萬文武文集》、長篇曆史小說《亙古英才陸放翁》、《曠世女傑梁紅玉》和詩詞選集《斯人集》、《斯人二集》，此外尚有許多待結集出版的文稿。即便那些對他大打出手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一個大有作為的人。

一個真正的人，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一個大有作為的人，在埋沒了二十多年以後，還在一直受壓的情況下，由於自己的振作，終於被認識了。他現在是作家、是詩人、評論家、許多學會請他當顧問、當評委、當研究員、當副會長、當藝術顧問、當特約編審。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讀了大哥的《亙古英才陸放翁》，有感而發，寫過一首小詩，不單稱讚他的文字，更是稱讚他的為人。詩曰：

少年意氣掃陰霾，喜卜前程曆玉階。

道是天晴來雨暴，任他簷矮亦頭抬。

身遭數劫猶強項，誌曆多艱不倒崖。

且喜如今冬日暖，精神抖擻振吾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