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人傻事實話》之二——萬氏家風一脈傳

  我們萬氏是個很大的家族，在黃岡家鄉頗有名氣。據宗譜記載，始遷祖雄甫公佐明代開國皇帝朱洪武鄱陽勘亂，自江右以軍功起家，官授指揮使。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由江右饒州瓦屑墩遷居湖廣黃州府。先居黃陂，後遷黃岡倉埠鎮楊裴廟。蕃衍到我們這一代已是二十一世。

  我們的祖訓是“耕讀為本、孝友傳家”，是以後輩子孫皆勤勞耕種和勤奮讀書。世世相因，未稍懈怠。黃岡心齋公支恪守祖訓，曆代耕種者眾，雖辛勤勞作，亦僅能衣食而已；讀書者亦眾，學成之後傳道授業解惑者眾而出仕者少，明清兩代的科舉中，中進士者僅九人，出任官職的四十九人，其中還多為訓導、學正、教諭等教育官員。也有幾位知府、知縣和翰林院編修。當官的雖然不算很多，但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寶貴的精神遺產：素有骨氣，耿介無私，敢於直言；自守清廉，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為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傲氣表現其輕狂無知，傲骨表現其正直有識。是以自古文人多傲骨，唐代大詩人李白之所以受人尊崇，不僅文思敏捷，詩作等身，，而且品格清高，不畏權貴，後人評價說：“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見戴埴：《鼠璞》卷上）。晉代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也是傲骨使然。

  我們萬氏的骨氣在黃岡是很有名的，鄉人戲稱萬氏子弟是“茅廁裏的碼骨（石頭）又臭又硬”。有文字可考到的從十世祖裏春、爾昌、爾升、爾昶公起。這四位先祖飽讀詩書，才氣過人，隻因生活在明末時期，可以入仕時明朝已亡，因不滿異族統治，均隱居黃岡故裏。崇禎皇帝吊死煤山以後，關內外紛紛易幟，聽說僅有揚州未失，裏春公冒險投奔，誰知剛到蘄州就傳來揚州失守、史可法殉節的消息，憤而書寫絕命詩四首投蘄江盡節。爾昶公英年早逝，爾昌、爾升公則謝絕功名，結廬黃岡武湖之濱，閉門著述。著有《史求》、《頤莊詩文集》、《頤莊隨鈔》、《滋言集》、《秋水岑詩文集》、《古詩三十篇》、《山居三十篇》、《梅花百韻》等大量詩文。交遊極為謹慎，隻與當地文人摯友王一翥、杜於皇、魏公韓、胡承諾、顧景星等相往來，遊樂山水，相互唱和。“凡名位顯赫者，不與贈答”。以其學識水平，通過應試進入仕途當是唾手可得，但心存大明，以“父不會試，子不科考”的決斷與清廷對抗。但由於名盛一時，湖北省主考官員吳梅村聞爾昌公才學出眾，敦促其赴京會試，爾昌公推辭不過，便故意墨毀試卷，自行落榜。後官府屢屢敦促其再赴京會試，爾昌公不堪幹擾，應允赴京。出門不久，便“跌”傷腿腳，幹脆連京城也不去了。劉子壯也是黃岡人氏，清順治六年（公元1649年）得中頭名狀元（鄉裏傳說：自劉子壯後，黃岡人沒有再出狀元，因為岡（缸）被撞（壯）破了）。劉子壯因原與爾昌公、爾升公素有交誼。故特登門拜訪，爾昌、爾升公不齒其出仕清廷，故以冷眼相對。待劉走後，認為自家的清白門檻被他踏汙了，遂用黃表紙點燃，將門檻著實烺過一遍，以除汙穢之氣。黃州知府於成龍慕爾昌、爾升公之名來訪，亦避而不見。陶希聖先生曾為之撰文，文中引用當年名士陳大章之詩句：“有美萬夫子，聲名實噴薄。世局幾滄桑，雄心甘寂寞。高尚五十年，饑腸厭藜藿。”讚歎“由此可想見其風格之卓爾不群”。

  此後的代表人物有十四世祖年茂公。公少有奇才，十四歲就能寫出很好的文章，老師都驚歎不已。乾隆丙辰科（公元1736年）進士，自翰林院編修官至廣西道監察禦史兼理山東、陝西道事，辛酉科（公元1774年）山東正主考，體仁閣大學士劉墉、東閣大學士梁國治都是他的門生。年茂公中進士後被選進翰林院，當時的風氣是要想當官得找個靠山，要想方設法投靠要津之門。年茂公隻知以身許國，對個人名利看得非常淡薄，不尋求靠山，不投機鑽營，一天到晚隻做他的本職事務。在議論時政時往往直陳弊端，不知避諱，遭到上司的指責也不為所動。不久升任監察禦史，耿介無私，敢於直諫，恪盡言官之責。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正月，翰林院的官員於振、陳邦彥為了巴結權臣，公然在朝堂之上極盡諂媚之能事，違反朝製，“大廷廣眾屬目驚駭”，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唯有年茂公恪盡監察禦史之職責，秉直上疏，嚴詞彈劾，要求皇上“嚴示戒懲，立賜罷斥”。不料這兩位官員是有後台的，年茂公不僅沒能將他們兩人參倒，反獲“言詞過激”的罪名被削去官職。但年茂公無怨無悔。罷官之時，喜得長子，為了夫人平安地度過滿月，從同仁處借得一部《易經》，撰寫出一部《周易辯通解》。嗣後回到家鄉以教書為生。梁國治出任湖南巡撫時，請年茂公擔任嶽麓書院山長（院長），以他的品德和學識獲得“身範口錞，學者尊信之如泰山北鬥”之好評。

  這種耿介無私、敢於直言的品德一直流傳了下來，是以有茅廁裏的碼骨又臭又硬”的“雅稱”。

  為官需公正廉潔，不可貪髒枉法。“公生明，廉生威。”清廉，不僅惠及百姓，亦澤被子孫。唐太宗李世民曾這樣告誡他的大臣：“大丈夫豈苟貪財物，以害生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我們正是因為先輩的清廉而自傲自榮，完全不會有李世民說的那種愧恥之心。

  滿族入關後近半個世紀，至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萬氏子弟始參加科考應試，當官的不多，且多為教育官員，但凡從政者都是清官，並且曆代相傳不絕於世。根據史誌和譜諜記載，例子是很多的。

  十二世祖為恪公，康熙丁醜年（公元1697年）進士，任浙江遂安縣令，那時的遂安是個貧困縣，民眾負擔很重，每年照例要收繳三千金給官府，名曰“幫費”。為恪公上任後革除吏弊，廢除“幫費”以減輕民眾負擔，顯示出廉政本色。

  十三世祖禮祖公，雍正癸卯科（公元1723年）進士，出任安徽省太平縣知縣，“下車問民疾苦，捐資貸民，民賴以蘇”。他經常對下屬說：“為父母不克胥匡以生，而使謂浚我以生，吾不忍為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老百姓的父母官不能夠幫助民眾過上更好的生活，而讓民眾說我是靠索取他們為生，這是我不幹的。他不但這樣說，而且身體力行，深受民眾愛戴和同僚敬重。

  十四世祖年豐公（年茂公胞弟），乾隆丙辰科舉人，截取知縣（清朝科舉製度規定：舉人中式後經三次科考，由本省督撫給谘（發給公文）赴吏部候選知縣，稱“截取知縣”），借補（以大銜補用小缺）浙江石堰場鹽大使，奉命丈勘沿海圩田，這是一個肥缺，當地民眾爭相送錢送物以求丈量時放寬尺度。年豐公一概謝絕，勘測後具實上報，“陋習為之一清”。任滿回鄉時，“笥中惟端溪石數枚，別無長物”。幹了一任肥差，除了幾塊端溪硯以外，其他什麽好的東西也沒有，如此廉潔，這在當代實屬鳳毛麟角。

  另一位十四世祖廷璧公，乾隆壬申科（公元1752年）舉人，由宜都教諭升漢陽教授，以他的能力被選拔為江西興國縣令，赴任時，“敝衣羸馬，閽者惟一老仆”。窮的連個師爺都請不起，隻有一個老仆看門。在任期間，有鍾姓叔侄為茶山到縣衙打官司，侄托一鄉紳於晚上帶著銀元寶來說情，鄉紳見廷璧公一身正氣，說了半天始終沒敢把銀元寶拿出來。回去對侄說：“萬公非利可動者”。侄不甘心，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又托另一位鄉紳行賄，廷璧公笑著說：“以金遣官，盍遣阿叔”。既然有錢送官，何不送給他的叔父，也免得打這場官司。以後再也沒人敢向廷璧公行賄。

  年蘅公，乾隆壬午科（公元1762年）舉人，任福建省順昌縣知縣，正遇上災荒年頭，老百姓嗷嗷待哺，年蘅公日夜操勞賑濟災民，“存活無算”。終於“以勞瘁卒於官，身後家徒四壁。不愧廉吏雲。”

  廷琯公以教諭出任四川江安、西充、營山、合江知縣，勞績卓著，擢升瀘州、直州知州。在任合江縣令時，適逢王師出征緬甸經過合江，需要供給糧草，下吏提出徇例向民眾攤派錢物，廷琯公斥曰：“資糧屝屨，責在縣官” (供給軍隊糧食、服裝，是縣衙的責任)，不許增加老百姓的負擔。

  十五世祖希宗公（廷璧公之子），乾隆己酉科舉人，曆任湖南省永定、武陵、益陽等縣縣令，緝盜賊，斷冤獄，省民力，為老百姓辦事，不遺餘力，而自己則是“在任之日，不受一錢”，當地老百姓都稱他為“萬青天”。在任益陽縣令時，有一富翁，不願意女兒嫁給窮人家，想悔婚，悔婚不成，便告到縣衙，托人給希宗公送來一千兩銀子，對受托的人說：隻要官府能夠幫助了斷婚約，“厚賂所不靳也”，花多少錢行賄我都毫不吝惜。希宗公審訊清楚後，當麵勸諭那位富翁說：“你要悔婚，無非嫌女婿貧窮；你為了悔婚，拿一千兩銀子酬謝我。你何不用酬謝我的一千兩銀子給你的女婿，女婿有了一千兩銀子，也就不窮了。我願意為這門親事做媒，如何？”那位富翁既慚愧，又感動，不再悔婚了。這種事情多了，“萬青天”的名聲愈傳愈遠，鄰縣有冤案投訴無門的也跑來找他申冤。希宗公曾巧斷近鄰桃源縣一位老人的財產訴訟案，引起很大轟動，以至“湖南人無不知有萬青天者”。在出任永定知縣離任後，老百姓懷念他的恩德，為之塑像立於馬李二公祠，改稱三公祠。在任耒陽知縣期間，因操勞過度，病卒於署，時年五十五歲。“扶櫬時，士民吊送者擠擁不前。父老私相謂曰：‘此乃不要錢萬青天也。’至有感恩泣下者。”

  十六世祖鼎琛公，嘉慶壬戌科（公元1802年）進士，曆任廣東省曲江、始興、瓊山知縣，一貫以勤政愛民著稱。開始出任曲江知縣時，因當地盛產鉤吻，可入藥，但有大毒，常有誤食致死的，官府疑為被人謀殺，抓捕不少人，以致監獄常常人滿為患。鼎琛公深入了解鉤吻的屬性，為許多無辜的老百姓洗清了冤屈，深得民眾愛戴。又因體恤民情，不肯重征暴斂，吏部考核認為“帶征不力”，要降職使用。廣東總督蔣攸銛、巡撫韓封欽佩鼎琛公的品德和治行，將吏部文書秘而不發，並將實情告知鼎琛公，問他打算怎麽辦？鼎琛公請求解甲歸田。韓巡撫意在留住鼎琛公，說如能將租稅收齊，還有挽回的餘地，要他回去試試。鼎琛公回到曲江，民眾得知是因為鼎琛公沒收齊租稅而要降職，深感愧疚，便紛紛繳納稅款，鼎琛公得以繼續留任。當時始興縣盜賊擾民，縣令又終日醉臥不理事，民怨沸騰。蔣總督考察以後，認為“粵東吏治無出萬令右者，始興之行，非萬莫屬”。是以鼎琛公被調任始興縣令，不久即吏治煥然一新，民眾互相稱慶，說：早知曲江有個萬青天，真是名不虛傳。在任七月，又調任瓊山縣令，離任的那天，老百姓自發夾道歡送，並用“花果結成‘墨江遺愛’四字為頌”。在瓊山任職期間，有海盜自高州來，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無人抵擋。將到瓊山時，鼎琛公派人偵察清楚虛實，於入境處設下伏兵，全部捉拿歸案。總督蔣攸銛“念其才當大用，專折保舉”，“上諭以應升之缺升用”。不料鼎琛公操勞過度，病卒於官署，囊中竟無積蓄，家人無力將靈柩運回故裏。布政使趙慎畛憫其清廉，勸粵省各官資助，才將靈柩起運，經過曲江、始興時，官吏、民眾得知消息，沿途以紙錢、麥飯哭拜祭奠，其情十分感人。

  鼎洋公，嘉慶辛未科（公元1811年）進士，曆任河北省曲陽、順天府大興、苑平、京縣知縣，擢升遵化州、定州知州，授奉政大夫。在任曲陽縣令時，修學宮，舉書院，勤政為民，百廢舉焉。曲陽有一富戶人家，因行為不端，受到族人攻擊，將其告到縣衙。富戶主人內心恐懼，托一衙役重金向鼎洋公行賄，以求寬恕。鼎洋公嚴詞拒絕，召來麵諭，勸其將行賄之金捐修學宮書院，並按律處以罰款，“邑之人莫不謂其廉而恕也”。不久，鼎洋公晉升定州知州。按照清朝製度，直隸州縣，臨近大道的可收徭役費，如有兵丁過境可按田畝向鄉民攤派，這也是官員借機斂財的一個門路。道光丙戌（公元1826年），調京兵、關東兵萬餘人剿匪，正好路過定州。衙役按舊例向鄉民攤派，“非萬緡不可”。 鼎洋公審查後認為收取過度，減去一大半。並規定大軍在定州駐紮，一切飲食夫馬所需，概由縣府供給，兵丁不得再向民眾索取。有的兵丁向百姓索要已成為習慣，根本不聽，鼎洋公查實後均稟告軍中將領概以軍法處置。消息傳出，兵丁互相警告：不可有違萬使君的規定。境內百姓賴以得安，民眾無不稱讚。十多年後，家鄉子弟有人到定州，那裏的老百姓還盛讚鼎洋公為賢刺史。

  鼎勷公，道光乙未科（公元1835年）舉人，在任山西省冀城、定襄、五台知縣期間，每每斷獄如神，很有政聲，每次外出不坐官轎，隻帶兩個老仆，“絕不驛騷民間”。經考核“以清勤登上考”（名列前茅）薦升應州知州。

  十七世祖裕鵬公，道光癸卯科（公元1843年）舉人，鹹豐己未、庚申兩科明通進士，供職國史館，滿差照例可以出任縣令，裕鵬公自認不擅從政，要求改任教職，出任江西興國州學正（掌管教育所屬生員）。到任後，采取許多積極措施，使之“文風丕振”。任職十三年，始終淡泊自處，日常飲食唯蔬菜食無重味，穿著都是粗布，但遇到親戚鄰居有了困難，則樂於資助，毫不吝惜。

  世清公，鼎勷公之長子，循例授山西通判，出任永樂同知，其時正遇上全省連年災荒，奉命興辦粥廠，公平救濟，以廉明著稱。經巡撫曾國荃的舉薦任黃城知縣，大災之後，民眾多出外逃荒，流離失所，田地荒蕪，無人耕種。世清公不惜鞍馬勞頓，四出召民眾還鄉，並設法幫助種植。經過三年不懈努力，民眾得以安居樂業，都稱頌世清公的德行。後任大同府通判、永和知縣，都有很好的政聲。世清公三十多歲時夫人去世，在官三十多年不複再娶，身邊僅一老仆相隨。七十歲時在山西寓所逝世，遺產僅公館二進，留下遺囑捐給當地的湖廣會館。

  十八世祖邦華公，是我的曾祖父。年少便聰穎過人，以黃州府第一名進入府學，刻苦讀書，學富五車，但科場失利，屢試不中，直到教書三十年後的癸未科（公元1883年）才中了進士，這也是我們萬氏家族最後一名進士，欽點即用知縣，出任四川江油縣令，時年五十九歲。若是現在該是“洗了睡”的年齡，當年還能學以致用，報效朝庭。四年後兼理石泉縣事，石泉前任縣令病故時虧空數千兩白銀，無法償還。為了不使因此連累前任縣令的家屬，邦華公接任後將所有進項首先用於填補虧空，這不僅前任縣令的家屬非常感激，當地人士也十分稱讚。這在那“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時代也實為難得，以至老人當著兩個縣的縣令，在六十一歲和六十五歲時還兼任乙酉科和戊子科四川鄉試同考官，這在那時也是很肥的差事。但他老人家卻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不沾一文黑心錢。留給我們後輩的不是黃金白銀，不是廣大田產，不是豪華住宅，隻是書籍、墨卷和耿介廉潔的家風。老人由於年事已高，主要是過勞成疾，終因病重告假回籍就醫，沿長江順流而下，不料船隻剛進入武漢水域時便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九歲。

  十九世祖兆鍾公，光緒己醜科（公元1889年）舉人，曆任貴州普定縣知縣、水城廳通判、鬆桃直隸廳同知、保升直隸州知州，授奉政大夫。水城，位於貴州西部，是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的山區，清雍正十年設廳，後改為縣。當地匪盜橫行，劫財害命；狼群為患，傷人數百；城垣坍塌，水利失修，冤獄多，苛稅重，民眾苦不堪言。兆鍾公任水城廳通判（與州府長官共同處理政務的官職），針對上述弊端，采取各種有效措施，解除民眾疾苦，麵貌為之一新。當時已是清朝末期，政治極其腐敗，賄賂公行，兆鍾公對送禮說情者一概拒之門外，風氣為之一振。有位民婦陳蘇氏，無後，久欲將千餘金的家產捐助公益事業，但擔憂當政者私飽中囊，一直“隱忍不言，至萬廳主蒞任，毅然捐出，以為設小學堂之費”。兆鍾公任滿離任，水城鄉紳父老紛紛上書懇請留任，除了列舉諸多政績以外，有這麽一段話：“萬廳主禮以自持，嚴以防人，偶與紳耆晉接，祗談風月，故門牆壁立，從無敢以私幹，真君子之室非公莫至也”。這種“門牆壁立”、“隻談風月”的行為舉止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也是難能可貴的。

  傳到二十世就是我的父輩了。父輩中職位最高的當屬武樵公，也就是曾主政湖北的萬耀煌。他一生的功過是非自有曆史評說，這裏隻說他的為人，他所傳承的萬氏家風。曆史經驗證明，最大的腐敗莫過於吏治的腐敗，國民政府時期更是如此。武樵公在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時，家鄉人向他謀求差事的不少，如欲拉幫結派、安插私黨正是大好時機，但他用人不循私情。據當年在湖北省政府人事處的鄭昌琳先生撰文稱：“公就省政僅帶隨身秘書一人，原省府廳、處長一律不更換”。“尤其是縣長的薦任更難，公則舉行考試，擇優錄取。公親自主持，嚴格筆試，再由十三位省府委員集體當麵口試，各評分數，匯總優劣，連夜發榜，秉公執法，用人唯才。”族人對此雖有微詞，但武樵公不改初衷。武樵公在國民黨當政時期當了一輩子的高官，又深得最高統治者蔣介石的信任，可以說是生活在汙泥濁水之中，按說一定是很富有、生活一定會很奢侈，其實不然。他到台灣以後擔任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國民黨的政府機構，設有特支費項目，任主官隨意開支，實際是為長官貪汙揮霍大開方便之門。武樵公卻毅然革除了革命實踐研究院“特支費”這個項目。“他的月俸與一般公務員一樣，僅足家用而已”。他的三餐飲食，也同研究院其他人員一樣。因長期過度勞累，健康受到影響。主持總務的黎離塵主任於心不安，特在午餐時為他加一碗豬肝湯，且湯的色澤、盛湯的容器與其他研究人員食用時完全一樣，可見其用心良苦。但僅管如此，還是很快被武樵公發現，立即予以製止。“他認為既辦革命實踐教育，就一定要做到表裏如一。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他因病辭職為止。”

  “武公辭職後，僅有一不支薪的中央評議委員與月支千餘元（台幣）交通費的交通銀行顧問。而四十七年（公元1958年）製定之退除役製度，武公所得退役金僅四萬餘元，投資於一同鄉之工廠，亦不幸倒閉，血本無歸。故武公自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來台到五十六年（公元1967年）之間，其生活之清苦、家用之拮據，實不足為外人道。五十七年（公元1968年）間，事聞於何應欽上將，敬公以革命情感道義，向蔣總統呈述，乃由蔣公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始有正常之鶴俸維持生活”。（潘光建：《近代軍事教育家——萬耀煌先生》台灣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一九七七年元月三十一日，武樵公在台北三軍總醫院病故，臨終前留下遺囑：“餘平生無一文積蓄，對長臨爾後生活之艱苦，當在想像之中，深表愧意，希望文哲能奉養老母”。武樵公逝世後，其遺孀萬周長臨曾依遺囑去美國依附文哲生活，然而文哲也生活拮據，隻好又回到台北，“她孤身一人，生活無著，不得不住進收養孤寡老人的‘仁愛之家’”。（王耀：《萬耀煌將軍傳》）如此境況，當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

  身居高位的武樵公尚且如此，父輩中其他人可想而知。堂叔迪生，抗日戰爭時期曾任浙江縉雲、平湖等縣主任秘書，抗戰勝利後，回到家鄉任倉埠鎮鎮長。我兒時曾到鎮公所吃過一餐飯，整個鎮公所的人一桌尚未坐滿，吃的是糙米飯，咽的是羅卜、白菜，非常簡樸。堂兄文潞（字匯川），民國時期，任湖北省銀行樊城分行、四川省萬縣分行行長多年，在常人眼裏，這是肥得流油的美差，應當是非常富有的。可是，匯川兄去世以後，他的妻兒隻有住在萬氏祠堂裏，過著非常清貧的生活。

  現代萬氏官職最高的當屬學遠，在上海市委擔任秘書長多年，後出任浙江省副省長，不足一年遇上換屆。中央預定他繼任副省長，但代表依法聯合提名他為省長候選人。他按照組織的要求，給代表寫了一封謝絕被提名的信。胸懷坦蕩，言辭懇切，本是誠心辭謝，卻不料深深打動了廣大代表的心，認定就是要選像學遠這樣既有學識又謙虛的人當省長。學遠最終當選浙江省長。

  這裏摘錄的當然很不完全，但足以說明這種家風幾百年來世世相傳、因因不息，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強行規定，都是天性使然，的確是彌足珍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