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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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諒
2011年10月我去德國慕尼黑附近的一個城市Augsburg參加我所在行業的一個國際展覽會，借此機會用了一天的時間遊覽了Augsburg，之後又去柏林遊覽了4天。在柏林期間我乘觀光巴士遊覽了原來的西柏林和東柏林， 參觀了柏林牆遺址和柏林牆畫廊、Charles Checking Point（原美軍的檢查站）、馬克思和恩格斯雕像及其身後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牆、德國曆史博物館、民主德國博物館還有很多柏林的著名景點如興登堡們、普法戰爭勝利紀念柱等等。現在的德國是由過去的東德和西德構成，民主德博物館則是我最感興趣的地方，裏邊的東西要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一直對德國有著極濃後的興趣，德國兩次挑起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一國之力橫掃歐洲，如不是美國最終參戰，後來世界的格局恐怕會難以預料。戰後20年間西德再次崛起，成為世界上的主要經濟強國之一，兩德統一後，德國一度成為世界第三大的經濟體，德國的產品以其高品質聞名於世。我曾經認為當代德國是人類當代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此次德國之行卻多少改變了我的一些看法。
我已在英國生活10多年了，期間曾在一家特大的德國公司的英國分公司工作過，對外我曾有一個經理的頭銜，我的一個職責是鑒別供應商，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有機會與集團內部兄弟公司和第三方供應商打交道。對德國產品的特點和企業的管理文化都有一定的認識，但對德國始終沒有能夠有效深入地了解。四年前我曾來德國出差，但當時很不走運，與我的一個很專橫的頂頭上司同行，根本沒有自由活動的機會，最後隻是在慕尼黑走馬觀花似的轉了半天。據我的一個同事，一位高級區域經理講，這家德國公司在歐洲的分公司都很不錯，唯獨英國公司搞不好。我那時認為英國和德國的文化不可調和，但我並不懂為什麽德國和英國這兩種文化不可調和。
以前聽說德國強調的是“不可以做什麽”， 英國強調的是“可以做什麽”，這次德國之行使我想清楚了英國與德國的區別：
英國的法律和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什麽可以做”。
德國的法律和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什麽不可以做”。
英國是“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
德國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
以上兩種是有管理的法治國家，但各有利弊，利弊容我在文章的最後進行論述。
糟糕的國家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這種是法律潰敗的國家，沒有管理也沒有控製的國家，如拉美國家，印度，菲律賓，或者如中國古代的宋朝。
最壞的國家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這種是隻有控製但沒有管理的集權專製國家， 如某些阿拉伯國家，前蘇聯及其他共產黨國家，毛時代的中國是最典型的這種國家。這樣的國家必然造成政治嚴酷封閉，經濟上貧窮落後。
中國現在是兩極化，是社會分裂的一種體製，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上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沒有管理也沒有控製；政治是是： “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沒有管理但嚴格控製。
這樣的體製，目前使得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經濟發展處於失控狀態，必將在不久的將來產生嚴重的後果，比如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枯竭。
德國在希特勒之前是民主國家，因為希特勒是通過選舉獲得的權力，我認為民主就是多數人參與國家治理，國家權力機構由選舉產生。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是：經濟上“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政治上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 那種也是政治和經濟不一致的分裂的社會，希特勒的納粹黨的全稱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所以那時德國搞的就是“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法西斯主義。
因為我不是法律工作者，因此就英美法律與德國法律問題向美國律師胡國威先生請教，胡先生寫道:“英美法係（海洋法係）采用案例法，法庭根據過去的案例判決。如果懂法律的話，一個人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便能根據以前的案例預料將有什麽後果。案例法變化緩慢，除非有重大的社會變革，如人們對墮胎的容忍和對種族歧視的覺醒，最高法庭才會推翻原來的案例，作出 Roe v. Wade 或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那樣的劃時代判例。因為案例千奇百怪，無奇不有，所以如果沒有案例禁止，便是“可以做的”。“德國屬於大陸法係，強調成文法，盡量預料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然後付諸文字，但是仍不可能排除預料不到的情況。所以，至少成文法中規定的，便是“不可以做的”。
比如德國的鐵路係統十分發達，火車站和地鐵站互相連通，而且都是開放式的，無人查票的，這是我所到過的歐洲國家中唯一所見的（我沒有去過北歐，不知道北歐國家是否這樣），在一個地鐵站看到一個的德文告示，因為我不懂德文，我估計是說：無票乘車，抓到罰款600歐元。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德國的法律法規是以“禁止”為前提的，所以不需要檢票，違背了就屬違法。
而英國的法律是以“允許”為前提的， 比如英國某地的一台櫃員機加倍付款，原來是銀行的操作人員把20鎊的現鈔放到了10元的格子裏。由於每張提款卡有提款限額，於是一些英國人發現這一好事後，就告訴了自己的親戚朋友一起來提款。由於這樣的行為是沒有案例禁止的，所以這樣的行在英國應該不構成犯罪或違法。銀行即便掌握提款人的資料，它也無能為力，如果打官司，就得打到最高法院，就算打得贏，恐怕也是得不償失。
而類似的發生在中國的“許霆提款機提款案”卻有截然不同的後果：2006年4月21日晚10時許，由山西前來廣州打工的許霆到黃埔大道西平雲路上某銀行的ATM取款機上取款，本來隻想取款100元，誰知機器裏麵“吐”出來的卻是1000元，再進行餘額查詢，顯示僅扣除了1元。反複數次，許霆與郭安山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分別取款17.5萬元和1.8萬元事發後，郭主動自首被判一年徒刑；許霆潛逃一年落網，2007年12月一審被判處無期。2008年2月22日，案件重審；3月31日，許霆被判處5年徒刑。重審判決“五年有期徒刑”的依據，是“許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沒有法定減輕處罰的情節”。而且，“許霆在盜竊之後攜款逃匿，案發後有沒有退還贓款。”4月9日，許霆提起上訴。5月22日，終審維持原判。
法律法規是其民族文化傳統的一種體現，總的來說：英國的“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的弊端是刑法寬鬆，壞人不容易受到懲罰，造成英國人的缺乏紀律，喜歡惹是生非，其中最有名的當屬英國的足球流氓。英國人這種性格，不擅長做或不願意做繁瑣的技術上的發展，而熱心於科學上的研究，追求革命性的突破，英國的基礎產業幾乎全軍覆沒，目前幾乎都是掌控在外國公司手中。好處是鼓勵嚐試，鼓勵創新，所以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有40%左右是由英國人創造的（數據源自於BBC的一個電視節目），在18世紀，19世紀，絕大多數重大發明是由英國人創造的。現代社會的金融產品，包括造成次貸危機的垃圾金融衍生產品也多是英國人發明的，現代的體育遊戲和規則大多數也是由英國人發明的，英國這個民族非常善於創造概念。
對應的德國的“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這樣的國家是法製嚴謹，人民遵紀守法，國家管理井井有條，令行禁止。但人們注重於已經存在的東西，強調的是在技術上的完善，推崇設計-設計既是最大限度利用現有的資源而不是創新，關注細節且追求極高的產品品質，德國有世界上最嚴密的工業係統，有種叫法是係統工程，這種係統工程可以使整個國家的效率最大地發揮出來。德國體係的弊端是：設計上保守和傳統，德國的強勢產業幾乎都是傳統的基礎產業，如鋼鐵，機械製造業，電氣製造業，但新興產業如相對比較新的電子製造業就不太行了，而計算機信息產業和金融產業與美國英國相比差的就更多了。
過去我認為英國人靠理性，德國人靠嚴謹，現在看來並不全麵，都是靠法製.現在我認為英國是把自由放在第一位，因自由而民主，為民主而法治。德國是把民主放在第一位，因民主而法治，因法製而得自由。世界其他民主國家的區別是自由，民主和法製孰輕孰重，孰先孰後的區別。比如日本就是在美國的強迫下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就是把法製放在第一位（被迫的）：因法製而民主，因民主而得自由，日本的體製我認為是把德國和英國體製的長處完美的結合起來了。英國是海洋國家，他的文明是海洋文明，德國是大陸國家，他的文明是大陸文明，他的法律發規源自於過去的封建傳統。中國作為一個大陸國家，如果要學習歐美的製度體係，我認為應該學習德國體係，就是把民主放在第一位，因民主而法治，因法製而得自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是管理方式，民主可以自上而下，也可自下而上，也可以被民主。最好的方式應該是至上而下的民主，這樣社會的代價最小，比如英國和日本的君主立憲製，而自下而上的民主就不好了，比如法國的大革命，社會動蕩好多年。
現在華人社會的情況是：
香港是英式民主：“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殖民地文化，是被民主的。
新加坡是德式民主：“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這是對華人最有效地一種製度，因自由而民主，特殊情況下的由下而上的民主。
台灣是開明專製向民主政治的過渡期，是由上而下的。經濟上是”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 政治上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相信台灣很快會建立起英美式的民主體製，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
中國大陸則是出於一種政治和經濟分裂的狀態，是民主的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應該盡快實行政治體製改革，首先應該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民主機製。（中新網2004年9月15日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15日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說胡錦濤說：“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必然導致濫用和腐敗。加強對權力的製約和監督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是代表國家和人民進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監督。胡錦濤指出，當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然存在，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和執行難的問題時有發生，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貪贓枉法、知法犯法，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嚴重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到現在再談什麽“姓社還是姓私”毫無意義，“先生孩子後起名”，而不應該“先起名字照著生”，這樣的曆史教訓真是夠慘痛的了。中國不缺少法律，中國的問題主要是“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必然導致濫用和腐敗”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還有廣泛的執法犯法的現象，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法律的製定者，曆史上卻一貫帶頭破壞自己製定的法律。中國有很巨大的人口，如果采用英美式的民主“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條件還不成熟，人民的素質也達不到，更缺少曆史傳統，必然會照成政治上的失控。所以如果中國共產黨真是要創建和諧社會，就應該盡快建立黨內民主， 逐步過渡到全麵民主，如開放黨禁報禁，給人民監督政府的自由和權力，並建立健全法製，嚴格執法，堅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認真維護法律的尊嚴，使中國成為“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的現代化的法製國家。
觀光巴士，紅色的是走西德那片，綠色的走東德那一片，德國的標示特別混亂，有的是綠車走西德那片，前麵隻放一個紅牌子，上麵有沒有英文，搞得我上錯車，浪費2個小時時間，背景是德國大教堂。
馬克思和恩格斯像和身後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
民主德國博物館裏的從中國進口的魚翅罐頭,好東西都出口了，我們在中國人那時卻是一個月3兩肉，三兩油，主食是高粱米，苞米麵。
戈爾巴喬夫和昂納克
世紀之吻
卡爾馬克思大道旁的共產主義樣板房
卡爾馬克思大道旁的共產主義樣板房內側，可惜進不去，也沒遇到帶胳膊箍的居委會老太太。
艾未未的海報，不知道在展覽什麽東西，這哥們現在是國際名人。
希望他也能為國爭光，再為中國弄一個諾貝爾獎.
普法戰爭勝利紀念柱，金色的柱狀物是當時繳獲的大炮
普法戰爭勝利紀念柱上的勝利女神Victoria
Bismarch
我16年在慕尼黑住了兩個月，柏林一個月。從沒見到過查票的。去國王湖時也是沒能正確分辨所以錯過了我那趟旅遊車，不過旅遊公司給我機會另選一天去成了。
感覺柏林和慕尼黑非常不同，我喜歡慕尼黑。
這兩年看德國執政常打壓右冀組織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德國人與日本人很像，勤勞守紀順從。
由於各種原因德國普通退休人的生活質量很差（與用前東歐人有關），穿著體麵化著淡妝撿酒瓶的老人到處都是。
中國現在是兩極化，是社會分裂的一種體製，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上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沒有管理也沒有控製；政治是是： “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沒有管理但嚴格控製。
這樣的體製，目前使得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經濟發展處於失控狀態，必將在不久的將來產生嚴重的後果，比如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枯竭。
繼續努力！
但是他不先說出在什麽條件之下才能做，而這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中國年輕人因此而被迷惑，認為美國真好呀，這麽自由，什麽都能做，
尤其是1989民運時的那一批青年憤青，很多都受騙了；美國宣傳厲害呀。
自己也曾私下以為：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德國，可能少了一些科技進步，但人類的生活會太平許多。沒有了二次世界大戰，沒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共產主義的實驗。
瑞士一直到前幾年才拆除了安放在連接德國邊境橋上的炸藥，可能不久又要放上去了。
對發達西方國家來說,經過百年的完善,"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和"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已經沒有什麽區別.關鍵是執法的力度,和國民素質.
當然欣賞別人的製度是有趣、有益的事。
但是不可受迷惑！
多多發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