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試批魯迅》發布於海外某網站上以後,引起了一些網友的關注,在該網站的讀者討論區有一些討論,阿諒本著文責自負的態度,也參與了討論。在《試批魯迅》中,阿諒說希望該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現在看來是引來的磚頭更多,一些網友也提出了一些質疑,因此阿諒覺得有必要針對網友的一些比較有普遍性的質疑做進一步的論證。
我發現一個現象,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沒有帶有人性光輝的,如果非說有,阿諒隻知道魯迅筆下的 夏瑜和劉和珍是正麵的人物,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最後都死於中國人之手,而且是受殘害而死。特別是《藥》裏麵的主人公夏瑜,死得毫無意義,事實上成為“於國不忠,於母不孝”之人,結局十分悲慘,夏母的情況尤其淒慘。難道是巧合嗎?
所以請讀者自己做出判斷-《藥》這部小說是在喚醒民眾奮起反抗封建專製還是恐嚇人民放棄反抗?
有網友引證《紀念劉和珍君》來證明魯迅所謂的勇敢:
劉和珍(1904一1926)女,江西省南昌人,先後就讀於南昌女子師範學校、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帶領同學們向封建勢力、反動軍閥宣戰,是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慘案”中遇害,年僅22歲。魯迅在參加了劉和珍的追悼會之後,親作《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追憶這位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學生;痛悼“為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歌頌“雖隕身不恤”的“中國女子的勇毅”。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連稱:“我一世之清名,毀於一旦。”隨即趕到現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隨之頒布了對死難家屬的“撫恤令”,懲辦了凶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因“三。一八慘案”使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喪失殆盡。在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下,因此才有了國務院“閣員總辭職”。1926年4月,離大屠殺發生還不足一個月,段祺瑞執政府倒台。《記念劉和珍君》,選自《華蓋集續編》。原文於1926年4月12日發表在《故事會》周刊第七十四期。
中國曆代統治者一般比較忌諱殺文人,因為筆杆子在文人手中,一但殺了文人,就會被寫到曆史裏去。當時學生是不是要再來一個“火燒趙家樓”,或衝擊總統府(執政府)? 有沒有過警戒線? 這我們都不知道。那個時代,世界上哪個國家的人民如果衝擊皇宮或總統府,恐怕都會有同樣的後果。在街上和平請願是一回事,衝擊最高權力中心是另一回事。而且對“三•一八慘案”段祺瑞的態度是明確的,從以上內容看魯迅的行為夠不上反軍閥政府。魯迅寫《紀念劉和珍君》在當時不是石破驚天的壯舉,沒有針對具體的某一個軍閥進行攻擊,而且當文章發表時段祺瑞也下台了。
魯迅紀念劉和珍沒有錯,問題是後來發生的濟南慘案,他怎麽不來一篇呢? 日本人虐殺6000千餘中國人,他老人家咋就不“出離憤怒”了呢?!,他咋就不整幾句:“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呢?!
濟南慘案,日本稱“濟南事件”(済南事件),指1928年5月3日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經過山東濟南城時,日本方麵借口革命軍對城內的日本僑民進行搶劫、強姦、屠殺,而出動軍隊展開報復,蓄意屠殺中國軍人與民眾六千餘人的事件。其中,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派遣濟南的外交處處長兼國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及署內職員17人被日軍虐殺。慘案發生後,日方否認日軍屠殺中國軍民,並要南京國民政府道歉、賠償、懲凶,並於5月11日攻佔濟南,直至次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濟案協定》之後,日軍才退出濟南。
《友邦驚詫論》則是最多被引證來證明魯迅罵過日本人的文章。
實際上這篇文章針對的不是日本人,而是針對國民政府和英美,在我看是包藏禍心。魯迅長期住在上海日租界”(公共租界在事實上被分割成兩部分,蘇州河以北地區成為日軍控製的勢力範圍。人稱“上海日租界”),他怎麽敢罵日本人?
當時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國,共,日,蘇,英,美 (德和法在一戰後元氣大傷),美國沒有殖民地,美國沒有掠奪過中國; 英國殖民地是比其他國家都要好,掠奪的同時,建醫院和學校,所以中國現在富裕的地方多是過去的英美勢力範圍。英美在中國有特權,但最重要的是英美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日本則是中國當時最大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主張,“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32 年 2 月,中國東北全境淪陷。 日本侵占了山海關至黑龍江之間相當於日本本土 3 倍的 110 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所以魯迅應該批誰?《友邦驚詫論》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字街頭》第二期,國民黨政府於1928年才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國民政府當時不抵抗是有原因的:當時內有中共建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於1931年11月7日),西南後方還是軍閥割據,國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是對的,再說當時也根本沒有對日作戰的實力。
《友邦驚詫論》很短,如果魯迅有反日言論這大概是最多的一次。最多是對日本的指責,夠不上反日。日本人希望中國內亂,日本任何時候都不會支持中國當時的合法政府,除非是傀儡政府,日本不希望中國有一個團結堅定的中央政府,所以魯迅是每當當時的中國合法政府遇到麻煩時,他是一定會和日本人相互呼應,攻擊當時的政府。這篇文章對日本是“小罵大幫忙”,還是不忘捎帶上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才掌權幾天能一下子把中國變成現代化國家嗎?這篇短文實際上是傳達了一個信息給國人:英美主導的國聯不會幹涉日本在中國的胡作非為,而他文中所描寫的日本人的胡作非為實際上起到了為日本耀武揚威的作用。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麽呢?我認為是增加中國人民的絕望情緒,瓦解中國人民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意誌。
魯迅有很多日本朋友,魯迅和日本人的交往是否屬於正常的的民間交往?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和傷害是最大的。如果現在我們和日本人稱兄道弟,友好相處沒有問題。但那個時候,問題就很嚴重。魯迅他親共還是反共這是有關於中國的家務事,甚至於親蘇我都可以理解,因為當時共產主義運動很有欺騙性, 而對於魯迅親日是不可理解,為日本辯護就更不可理解了,當時可是國難當頭啊!日本人如此歧視中國人,貶低中國人,還占領了中國的東北,那時日本人拿中國人當劣等民族,如果魯迅對國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話,他反而和日本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難道就是很有民族氣節?就是很爭氣的表現?
魯迅作為一個中國人他當然可以批評自己的母國和自己的同胞。但有一個前提,他至少要愛自己的民族,魯迅如果對這個民族有一點愛的話,如果魯迅有一點民族自尊的話,他這樣罵自己的同胞的同時,就不應該,也不會和日本人打得如此火熱。
日本人在元朝以前主要是學習中國,明治維新(始於1868)後才變得先進起來。1894年甲午戰爭打敗大清國,不到30年間一下貧兒乍副,好像連血統都高貴了起來,日本人自己忘乎所以,好像有史以來,就高中國人一等,而魯迅比日本人還忘乎所以,比日本人還起勁對日本極力吹捧:
以下摘自網絡一佚名文章:
“在魯迅眼裏,中國人的形象是阿Q;中國的曆史隻寫著兩個字:吃人;中國人像鴨子,被許多無形的手向上提著當看客。日本人呢?仿佛大都比中國人好。“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刹那的,是中國孩子相;照住了活潑和頑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從孩子的照相說起》)電影裏放中國人被日本人砍頭,他責怪中國人自己不爭氣,麻木,冷漠。以至於有人說,魯迅誰都敢罵,唯獨不罵日本人。
魯迅在評價日本國民的正麵素質的時候,絲毫不吝惜筆墨。九一八事變後,反日情緒高漲,在拒買日貨、焚燒日店的形勢下,魯迅說:“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 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 “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認真的精神這種藥,也還是不得不買的。”“日本人可謂我們的模範”,“中國人所缺少而必須向日本人民學習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認真精神,正直勤勞的品德。這一點無論如何是非學不可的。”魯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輔仁大學發表的演講《今春的兩種感想》,魯迅談到了日本軍隊把中國年輕人逮住殺掉的事情,以此來說明日本人比中國人認真。他這樣說:
“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操練,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隻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隻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
魯迅蜚聲文壇的時代是20世紀20到30年代,這一階段發生了濟南慘案,發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逐步展開,我實在想不通, 為什麽魯迅, 作為文壇第一名罵, 沒有罵過日本,甚至任何日本人。在他的文章裏,仙台的教授是好人,內山書店的老板是好人,但那個日本人是壞人呢?
魯迅的一生,和日本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魯迅曾經在日本8年,生活在日本人中間,日本的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潛移默化的主宰了魯迅一部分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歸國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13年多,又在廈門和廣州任教一年多。這15年,雖然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對於魯迅是揮之不去的—留著日本式的胡子,買日本書店的書籍,看病選擇日本一生,住院住日本人開的醫院。但是身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魯迅畢竟是一個中國的官員,和日本的聯係在這13年多時間裏,有些淡化。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魯迅沒有太多機會和日本人接觸,這一年多,魯迅基本脫離了日本人的影子。
1927年9月底,魯迅離開廣州,10月初抵達上海。魯迅生命的最後9年,都是在上海度過的。上海當時是中國最大的都市,日本人在上海最為活躍。魯迅本來就有很多日本朋友,在上海的日本人圈子裏,魯迅更是如魚得水。在這9年裏,魯迅的中國朋友沒有日本人多,魯迅和中國人的來往沒有跟日本人來往的多。魯迅在日記裏記載,有一次請客,全桌10多個人,清一色的日本人。當時拜訪魯迅的人很多,魯迅不耐煩的時候,就不見這些拜訪者。魯迅日記裏就記載了魯迅不見的拜訪者寫信給魯迅,表示不滿。但是魯迅日記裏,沒有見到拒絕日本拜訪者。可見魯迅對日本人的感情還是很深厚的。”
魯迅真的是很有思想深度嗎?
魯迅對中國的批判沒能超越日本人的中國觀,日本人意圖征服中國,他們隻關心中國人是如何低劣,他們是不會有興趣知道為什麽中國人會如此低劣,他們更是不會替中國人想出一個提高民族素質,提升民族自尊的辦法。
魯迅除了對中國人進行大批判,他沒有對中國進行分析,魯迅不能給出“Why”而是簡單地全部歸罪於的中國曆史。中國隻有2000多年的封建曆史,魯迅卻批到了夏商周,4000年的吃人史,日本人3000年前那時在幹什麽?如果中國人在吃人,日本人在吃什麽?
一個人如果隻有批評,那最多是一個評論家,這還是假設其所批評是基本正確的前提下。而一個思想家,除了批評,他不僅至少應該給出為什麽,還應有具體的方法來提升他所批評的東西,但魯迅沒有,連分析都沒有,如何說他思想深刻?
梁實秋說:“魯迅如果不讚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麵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
魯迅把日本人說的那麽好,後來的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等等,。如何解釋?難道魯迅真的那麽高明嗎?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難道就是文明的表現?難道是日本人太認真造成的?魯迅把中國人說的那麽糟糕,後來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衛國戰爭,何等慘烈,何等艱苦卓絕, 300多萬中國軍人陣亡,中國將軍陣亡200多人。中國的抗日戰爭證明那時的中國人是有骨氣的。抗日戰爭勝利,中國當時廢除了全部的不平等條約,中國躋身於世界四強,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的國際地位,難道是中國人太不認真換來的的?
魯迅筆下的中國人,主要取材於他的家鄉紹興。而中國幅員廣大,各地風俗大不相同,甚至於浙江的奉化,溫州和紹興都大不一樣,那個時代有血性的中國人很多,現在不多了。廣東人的傳統,四川人的善良堅韌,湖南人的剽悍,山東人的忠誠勇敢。。。。。。我們大多數中國人的父輩,祖輩和魯迅筆下的中國人不一樣,那時大多數中國人是謙卑而善良,和阿Q不一樣。很多中國大陸人認為魯迅深刻,那是因為1949年以後,除了魯迅,別的民國名人我們大陸人大多都不了解。
魯迅批孔孟之道本身就是錯的。
曆代最高統治者,聰明的都用儒術學說來教化天下,用法家權術統治人民。儒家學術使天下尊君,法家權術讓天下畏君,所謂“明君刑輔”。一仁一暴,兩者缺一不可。儒家學說是中國文化的精華,而法家學說是中國文化的糟粕,中國人的所謂“劣根性”,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家為代表的封建專製製度培養出來的,不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培養出來的。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時代孔孟之道是主導的意識形態,是為大多數中國人世世代代接受的道德價值觀念,是心悅誠服地接受的。而法家思想,正如馮友蘭所說“法家思想核心並非法律 而是統治方法”:嚴刑酷法,貧民,愚民,辱民的統治手段,人民是被強迫接受的。
儒家學說沒有問題,但有缺陷,我認為儒家學說缺少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另外特別是在男女平等方麵相當差。有博愛的概念-“仁”,如“四海之內皆兄弟”,但被統治階級淡化了,強化於家庭成員之間,中國人除了自己和家人,不把別人當人。但不論如何在2000多年前,中國能產生孔孟之道是很偉大的,不能用現代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權理念要求自己的古代,要橫向比較。看待“三綱五常”也不能脫離時代背景,儒家的三綱五常也是有前提的,比如君要有仁德,那麽臣才跟他講三綱五常,不是叫你愚忠,很多東西被後來的王朝,特別是清朝,因為是異族統治,給強化和歪曲了。西方普及了現代普世價值也就是300-500年的事,因為工業的進步使資產階級產生了,普通人有了私有財產,不用依附於貴族或地主,就有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又有了更高的權利要求。中國始終是在農耕社會,生產力沒有發展的那麽高的水平。
我認為吹捧魯迅的人大體上有3種:
1.很多人文革時家裏挨過整,在國外又見到國外的先進,特別是外國人的素質,因此痛恨中國人的不爭氣,比較認同魯迅的東西。所以海外華人捧魯迅的顯得尤其多。
2.民國的曆史在中國大陸多年來被歪曲和醜化,大陸人對民國不了解,更不了解其他民國名人,沒有比較。
3.由於多年來相信魯迅的東西,一下子無法接受對於魯迅的負麵評價
現在中國的現實是對魯迅的莫大的反諷.
說有人說:
“胡適與魯迅,一個激進的革命文學家與一個漸進的自由思想家。
阿諒看過胡適的事跡,但沒看過他的書,所以不敢對胡適妄加評論。但阿諒知道胡適是中國文化巨子,是建設性的,是愛國的,是民族之魂。
而魯迅不是“一個激進的革命文學家”,他的革命文學在哪裏?他革誰的命?魯迅是偏激的文人,魯迅夠得上一個文學家,但夠不上偉大。中國人有崇拜文字的毛病,好像出書了,發表了,就是有高深思想。文學就是娛樂,是感性的產物,不是思想的結晶, 最多表現出作者的感受能力,文字功底,對社會和人性的深刻認識。而所謂思想,則是理性的產物,不應該以文學的方式來表達出來的。思想最基本的一點要告訴人們“why”,這是中國古代說的“道”。完善的思想體係還要有“how” 和“how much”-做到什麽程度。
魯迅幹的事,就是相當於猶太人用希特勒的理論批自己的民族。能找出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有這樣的民族魂嗎?除中國外,能找出任何一個國家,把這樣的人當成精神祖宗的嗎?這才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真正的問題。中華民族不是最糟糕的民族,中國人在海外沒最沒地位,最沒尊嚴的是在毛時代,魯迅被捧的最高的時候也是毛時代。為什麽毛單單選擇了魯迅呢?那是因為他的東西有天然的缺陷。
魯迅來自於紹興,請了解一下紹興師爺的背景。魯迅少年有沒有長大做師爺的誌向我不知道,但魯迅一定受到當地文化的深刻影響,魯迅是世故遠高於深刻。與魯迅同一時期留學日本的,大多數後來都成為了當時中國政治舞台的風雲人物,而魯迅後來不過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一個小科員,而教育部又是由具有歐美留學背景的人主導,這種失意落魄,情何以堪。我認為魯迅是一個曾經有過經世致用情懷的人,但卻有著不幸的婚姻,失敗的人生,魯迅是失意文人,最後在文學上找到了宣泄口。
最後希望那些捧魯迅的,能夠寫篇文章論魯迅的深刻,論魯迅愛國,論魯迅對中國文化,對中國的進步,對中國的崛起的劃時代的偉大意義,魯迅作為現代中國第一文聖人,他應該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應該能夠指引我們向前進。
請問魯迅能告訴我們“中國將向何處去嗎?”
以我之見,此公不外乎一個尖刻的失敗者,而且私德極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