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批魯迅

科學的經濟體係，民主的政治製度（及因此產生的公平的法律體係）和人性化的倫理道德體係是一個國家強盛的關鍵。
魯迅主要批的是中國古代的倫理體係而不是封建製度，魯迅也不講科學（我認為他是醫學院淘汰下來的），魯迅更不提倡民主而推崇蘇俄的共產集權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專製，他把封建製度和缺少現代教育造成中國人的醜陋的上升為民族性，是一種逆向的種族歧視，中國人的醜陋，白人和日本人也同樣有。
中國古代文明是建立在技術和社會倫理上的，而古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科學和基督教倫理上的，中國古代的文明是燦爛的，中國古代的社會是農耕時代高度文明的文科社會，但到了工業革命時代，中國就落後了。

 
在海外看到很多狗屁文章，最不通的是那些濫批中華文明，濫批中醫，濫批孔孟之道的，這些文章往往都讓我覺得有魯迅的影子在其中。也看見很多捧魯迅的文章，有的竟然用了“魯迅最深刻，最人仁愛，我可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啊!”一類的句子。感覺十分荒唐。一直想寫一篇批魯迅的文章，但感覺難度很大，因為係統地捧魯迅的文章汗牛充棟，魯迅已成為於許多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祖宗，其人物形象“高大全”已深植入很多大陸出來中國人的靈魂，魯迅是個碰不得的人物，而阿諒才疏學淺是無法和那些專業寫手來較量的，所以我鬥膽試作此文，希望能夠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效果。

魯迅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欽點的中國現代第一文聖人。偉大領袖一九四零年為他蓋棺論定的時候，稱他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是最正確的、最勇敢的、最堅決的、最忠實的、最熱誠的’，毛澤東一口氣用了3個‘偉大’，6個‘最’。

我覺得評論魯迅的關鍵是要看他的作品是發表在何時。

“魯迅，1881.9.25生於紹興，1936.10.19死於上海。在紹興，周家算得上一門望族，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出身翰林，做過江西一個縣的知縣老爺，後來又到北京當上內閣中書，成為標準的京官。這就使魯迅獲得了一係列窮家小戶的孩子所無法享受的條件。周家有四五十畝水田，就是周福清不從北京匯一文錢回來，日常生計總是綽綽有餘，足以將貧困從他身邊趕得遠遠的。魯迅之父周伯宜(1861—1896)，本名鳳儀，秀才出身，因屢應鄉試未中，一直閑居在家。1892年，11歲的魯迅就讀於家鄉紹興的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1893年(光緒十九年)，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為科舉舞弊案而被革職下獄，魯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裏的皇甫莊大舅父的家中避難。周福清被判“斬監候”，入獄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須花費大筆禮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於是家道開始衰落，同時其父親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摘自維基百科)

童年的經曆是人格形成的最重要階段，魯迅的兒童期家境優越，周家是紹興城裏一等一的大戶人家，12歲時祖父吃官司，從此家道迅速中落，其父於魯迅16歲時病故，這個變故發生在魯迅的青春期，也是性格形成的重要時期。這段家庭變故使魯迅過早地體驗到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因為經曆了一個從天堂到地獄的過程，所以這應該是他對中國傳統產生反叛心理及對中國人產生仇恨厭惡心理的根源。

以下是魯迅的部分語錄：“我向來不憚於用最險惡的用心揣度中國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掙到過‘人’的價格，最多不過是奴隸……而下於奴隸的時候確是數見不鮮的”;“凡有來到中國的，尚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魯迅留學於日本，受到日本的深厚影響，幾乎完全接受日本人的中國觀。(以下摘自-王康《超越宿命，領受天意》)

“魯迅曾多次引用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氣質》一書，其中論列中國人“特質”達26條之多，絕大多數與日本人的“支那觀”、“中國印象”如出一轍。魯迅影響最大的兩篇小說《狂人日記》(1918)、《阿Q正傳》(1921)背後，來自日本的“中國國民性”和“支那特質”何其清晰、純粹。在解剖和抨擊中國人、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時，魯迅驚世駭俗的絕望比喻“鐵屋子”、“一群昏睡而將死的人”以及將全部中國曆史簡略為“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煉達的日式修辭。——而魯迅近七十年來一直被稱為“民族魂”、“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中國第一個聖人”。”

“日本大正二年、中國辛亥二年，黑龍會主幹內田寫下《支那論》。“世界之國民中，共性情之惡劣，如支那之國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為中心以逞其政權欲之凶漢，則為自己私利私福不辭忍受羞恥之險民。彼等無政治之機能，彼等無國民之精神，彼等無敵愾自強之誌氣。主義、主張、人道、名分，於彼等之間，固無任何之意義”。絕不限於最早主張“使朝鮮從中國之虐政中解放，使滿洲從俄國之垂涎之解脫”的內田，侮蔑中國為“畸型之國”，侮蔑一般中國人“平生之職業乃打家劫舍，掘墓賭博，既無政府，亦無祖國，既無仁義，亦無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則足矣”的“支那觀”，長時間是日本的“主流意識”。

與孫中山等中國人有特殊而深入關係的“支那學”權威內藤也於當年寫出《支那論》。在這本“完全代替支那人、為支那人而考慮”的書中，內藤咒罵中國民族“不問其法製之美惡，不論其人格之正邪”。如此腐化自私愚昧的國家“於何日滅亡一事，早已非問題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實早已滅亡，不過以其殘骸蠢動而已矣。”日本“若真下決心欲使支那滅亡，則支那絕無防禦抵抗之理，其他列國，亦無敢有指手劃腳者。…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對支那之侵略主義、軍國主義一類之議論，完全成不了問題”。

1924年，在中國實地生活了近二十的內藤又撰寫下《新支那論》。在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十三年後，在發生了“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第一次合作之後，這位“深通”中國曆史的“傑出支那學者”仍然斷然否認中國能靠自己力量建設成為“普通國家”的可能。相反，他以最終裁決的口吻宣判了中國的命運：

縱使支那國家滅亡，竊以為亦無過分悲哀之理由。若於支那民族大局而觀之，所言支那滅亡，絕非侮辱支那之語。若高於民族之大局，立於世界人類之大處高處觀之，其於政治經濟之領域，國家雖瀕於滅亡，然其鬱鬱乎文化之大功業則是以令人尊敬。與此大功業相比，國家之滅亡實無足輕重。”

曾作為日本駐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劍峰在《太陽》四卷五號上寫道：“支那人秉性之惡端業已為世人所知曉：過於自尊，過於保守，國家意識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嗇，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識趣，兼加注重虛禮，嫻於辭令，且一般不厭髒亂。”

魯迅所處的時代，是中國麵臨的“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的清末民初。清朝是異族統治，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二次野蠻對文明的征服，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統治如此大的一個國家，必然要對漢族的文化進行破壞，包括愚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滿清的文字獄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漢人是亡國奴，對清朝沒有認同感，滿清貴族對漢人也沒有任何平等對待的意識。“國不知愛民，民不知有國”。這是那個時代中國人劣根的產生背景。而魯迅大量發表文章的時候，滿清已不複存在，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已然誕生，魯迅還在翻老賬，不斷地炒作滿清所形成的落後的思想文化，這不僅是不合時宜，也極不合理。

魯迅筆下的國人“變得麻木不仁不成人樣，隻能作看客和示眾的材料”，對於底層民眾這是事實。底層民眾的愚昧是滿清政府或北洋政府造成的，沒有形成現代教育是政府的責任，不能隻怪罪於人民。而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在1928年才成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並且於同年剛剛轉為訓政時期，所以中國底層民眾的愚昧，也不能怪到國民黨頭上。

中國的旨在推翻滿清反動統治的民主主義革命波瀾壯闊，那個時代仁人誌士比比皆是，我在廣東中山了解到很多國民黨人的事跡，感覺非常偉大，當時中國有很多可歌可涕的英雄人物。黃花崗72烈士，任何一個都可以大書特書一番，比如林覺民，他的《與妻書》寫的多好! 這才是民族的脊梁。在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也有很多影響中國命運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如革命思想家鄒容和陳天華：

鄒容 (小魯迅四歲)

(1885-1905)民國奠基者、革命家。字蔚丹，四川巴縣(今四川巴縣)人。1891年就讀私塾，於1897年開始關心社會時事，對主張流血變法的譚嗣同產生敬慕之情，於1902年東渡日本，深受當時“排滿革命”思潮的影響，短短一年時間，他的思想從愛國轉向革命。次年遭到清朝駐日公使蔡鈞的迫害回國，在上海完成了他的傳世之作《革命軍》。這本書如同一顆落在清政府頭上的重磅炸彈，不僅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使清政府驚恐萬狀。章太炎為此書作序，並在《蘇報》上寫文章介紹。《革命家》成為當時鼓動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論著。在海內外廣為傳播，孫中山先生稱讚道：“《革命軍》一書為推滿(反清)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清政府嫉恨萬端，遂勾結上海租界當局封閉《蘇報》，逮捕章太炎、鄒容，製造了哄動一時的“蘇報案”。1905年4月3日，一個冷風細雨的早晨，這位傑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逝世於獄中，犧牲時年僅20歲。那時魯迅躲在那裏喚醒民眾呢?

陳天華(1875年-1905年12月8日)，近代革命家，原名顯宿，字星台，亦字過庭，別號思黃，湖南新化人，同盟會會員，清末革命烈士。

早年就學長沙嶽麓書院，1903年留學日本，參與組織拒俄義勇隊和國民教育會，從事反清活動。1904年與黃興、宋教仁等在長沙創立華興會，策劃武裝起義，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民報》編輯，以通俗的說唱體著《警世鍾》、《猛回頭》、《獅子吼》等文，宣傳革命思想，影響“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及鄒容《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馮自由《革命逸史》)。投海殉國以警醒國人，犧牲時年僅30歲。那時魯迅又是躲在那裏喚醒民眾呢?

而魯迅所謂的“最喚醒民眾，最有思想性”的小說《狂人日記》發表於1918年，辛亥革命7年之後，《藥》1919年，辛亥革命8年之後，根本談不上“開啟民智，喚醒民眾” 請看魯迅寫的都是些什麽東西?

狂人日記是用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受害妄想來影射中國的曆史，中國人中有精神病患者，不等於中國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在法律上精神病患者沒有行為責任能力，所以法律是不采納精神病患者的證詞的。魯迅倒好，拿精神病患者來忽悠正常人。

還有《藥》這部短篇小說，在中國的中醫藥典裏，什麽地方有用人血饅頭治療肺癆的記錄?中國哪裏有這樣的偏方?曆史上有沒有這樣的人物原型?我看隻有周樹人家有這個祖傳秘方，不能用虛擬代替現實。所以僅從魯迅的作品的發表時間和內容上看，思想家和民族脊梁的帽子無論如何也戴不到魯迅的頭上。

國民黨政府於1928年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南京國民政府也獲得了國際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政府宣布，根據孫中山革命理論的三步驟—軍政、訓政、憲政—中國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轉到經濟建設為主。1927年-1936年被國民黨政府稱成為黃金十年，十年中，中國的工業增長率達8%以上。對這十年有極端不同的看法。正麵的看法認為，在惡劣的環境下，當局在農田水利、電力、礦業資源開發、化學工業、重工業的振興等等，幾乎每項對國家進步有關的事都在馬不停蹄地齊頭並進中。僅僅在1931-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創下民國以來第一次經濟奇跡。同時交通事業的發展尤為蓬勃，除電訊、郵政快速成長外，鐵路修建達2萬餘公裏，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裏，民航空運在這十年間開辟了12條航線，長1萬5千多公裏。並且在這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其實整個國家一直都還在動亂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戰、九一八，後五年剿共、寧粵分裂、閩變，幾乎天天都在打仗，在這麽惡劣的環境中能有這些成就，其功績應該是值得肯定的，這也說明中國人民在新興的的國民政府的領導下是有自強不息精神的。

所以魯迅在國民政府內憂外患，政權並不鞏固之際，痛罵當時廣為人民擁護的新興的國民政府，不知所罵為何事?國民黨腐敗肯定有，但應該比以前的北洋軍閥政府，腐朽末落的滿清政府要好得多了，而且當時國民黨內憂外患，也根本來不及腐敗。有種說法是蘇聯出錢給魯迅要他罵國民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後，國民政府軍事重點北移應對日本的軍事行動，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於1931年11月7日，利用日本侵華，國軍後方空虛，中國工農紅軍在國軍後方采取了一係列的軍事行動來擴大所謂的根據地。魯迅生命最後的8年是新生的中華民國政府最艱難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空前的危機關頭，這一時期救亡先於啟蒙，然而魯迅以所謂啟蒙的名義嚴重打擊中國人民的士氣,魯迅在那時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當時有很多民族敗類，如張XX，還有流氓政客，他一概不攻擊，專門攻擊梁實秋這樣的老實人和相當開明和進步的的中華民國政府。中日戰爭中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相), 多少“砍頭示眾的材料”-那些英勇的中國的普通士兵為國捐軀，魯迅有沒有寫一篇悼念他們的文章來彰表他們的事跡?!沒有!絕對沒有!

關於魯迅作品的選材，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麽做起小說來》) 魯迅筆下的中國人，自私，懦弱，猥瑣，殘忍，愚昧。而且放大到整個民族，整個曆史，全部的文化。在那個年代，在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不幸的人，在西方的這一類的小說中，如《悲慘世界》一類的總還會有幾個具有人性光輝的人物。然而在魯迅的筆下，中國人好像都不配活在地球上。”都是砍頭示眾的材料“。

魯迅不批評當時的流氓，軍閥，也不批評日本人。就是可勁說中國文化如何壞，人民多麽愚昧，多麽無可救藥。然後和日本人，俄國人和中共打得火熱。魯迅最惡劣的是所有的當權的權貴他都不得罪，一味亂罵傳統。魯迅還有一個本事，就是“時間差”把握的非常好，那個時期政治風雲變幻，“城頭變幻大王旗”。滿清時，他不罵滿清，罵老百姓“都是砍頭示眾的材料，他也不罵革命黨;辛亥革命成功後，他罵滿清，不罵北洋軍閥,也不罵國民黨;袁世凱死了，他罵北洋軍閥，不罵國民黨，也不罵其他軍閥;北伐成功了，他罵軍閥，不罵國民黨也不罵共產黨;日本來了，國民政府風雨飄搖，他罵政府,不罵共產黨，也不罵蘇俄和日本人。

上海人有一種描述投機的說法叫“燒冷灶”，魯迅隻要有冷灶，他燒個到，一個不拉。他也敢“搗熱灶”-看哪個灶快滅了，第一個衝上去猛搗一氣。隻有痛打落水狗的勇氣，而狗在地上他躲得遠遠的。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寫了一本書：《魯迅與我七十年》,這本書中有一處特別引起讀者注意，就是作者周海嬰對魯迅死因提出疑問。當年與魯迅家人有來往的王元化先生談到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王元化：“當時，我跟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些年輕人，談起過日本的須藤醫生給魯迅看病的事恐怕是不是有問題，因為當時有個美國醫生也給魯迅看過肺病，這位醫生跟魯迅講，要把他胸腔肋膜裏的積水抽出來。(這說明是不治之症)”王元化先生在這裏提到的須藤醫生是《魯迅與我七十年》這本書記載的為魯迅治病的最後一位醫生，日本人。王元化先生說：“我覺得最可疑的是，海嬰講，他媽媽後來訪問日本，別的人都見到了，就是須藤醫生一點消息也沒有，這是個非常可疑的情況。因為所有過去跟魯迅有關係的人都對海嬰他們很好，見了魯迅家人都很不錯，而須藤就是一點消息也沒有。同時，他講到須藤醫生是‘烏龍會’的，是個很法西斯的組織，跟日本軍國主義完全是一致的。當然我們覺得我們不能馬上作出一個斷案認定魯迅先生就是須藤醫生害死的，但這個問題我覺得值得研究。這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魯迅對須藤醫生這麽相信，我覺得也是很特別的事情。”

我認為魯迅不可能是被須藤醫生害死的，當時魯迅的肺中已有積水，對於那時的醫療技術來說是不治之症，所以根本沒有必要害死他。須藤醫生和魯迅是什麽關係令人費解。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有文談到，魯迅留學日本仙台醫專時，成績不好是“棄醫從文”主因，其最好的倫理學83分，其餘德文、物理、化學僅60分，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課隻59.3分，不及格。有研究者稱：1906～1909年魯迅滯留東京曆史值得懷疑，沒職業也沒家庭資助，但在東京卻過著富裕悠閑的生活，雇日本女傭，還資助二弟留學。資金何來，推測是日本特高科發工資，密探留學生動向。直到特高科派他去中國另有任務，才離開東京。一二八抗戰爆發，他躲到特高科駐上海的聯絡站內山書店。

魯迅翻譯過托洛茨基、高爾基的某些作品(日譯本), 所以可以肯定魯迅應該對蘇俄革命相當了解，然而魯迅對斯大林/蘇聯共產主義很是推崇, 反而對美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深惡痛絕。十分令人費解。

魯迅把中國說的一無是處，一團漆黑。馬克思的學說產生於資本主義早期，其學說的主體是工人階級。而魯迅所處時代中國還是處於資本主義萌芽階段，主要還是封建時代，魯迅的價值是搞出來個中國版的馬列學說，最後被發展成為土改和鬥地主理論依據，對於這一點魯迅大概是始料未及的。

偉大領袖捧魯迅的目的在於表明：

1. 奪取政權有合理性：是為了砸爛萬惡的舊世界。

2.掌權以後，人民是中國曆史上最幸福的人民。

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我敢說，他到現在都不會寫文革的題材，他隻會寫1949年以前國民黨如何如何壞，人民如何如何愚蠢。。。。。。

魯迅的世故遠高於他的深刻。他的偏激，晦暗使他不可能成為一個思想家。單純從文學角度，魯迅的作品有可取之處，對於中國古代的批評有正確的地方，但不應該全盤否定中華文明，當然可以否定中國的落後文化。文明是物質的，文化是精神的，曆史是既成事實，無法改變，隻可尊重曆史，無法否定曆史。對於古代史的評論主要應該橫向比較，不能拿當代的先進國家來進行縱向比較。對於當代問題不能隻進行橫向的比較研究，一定不可忽略現代和近代的曆史背景。

魯迅被很多人捧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第一文聖人。所謂聖人是指在價值觀上對人類有巨大貢獻的人，魯迅算什麽?他對中國文化毫無建設性的貢獻。再請看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樣的思想家?甚至於一些思想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印度(以前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阿拉伯世界，西班牙帝國和俄國，有沒有一個思想家如此憎惡自己的母國?世界上那個大思想家像魯迅這樣對待自己的母國?魯迅筆下：“中國是4000年吃人的曆史”.

魯迅所謂的思想主要源於日本人對中國的思考，這就比如，猶太人用希特勒的理論批猶太民族的劣根，那也是絕對深刻的。日本人意圖滅亡中國，他們理所當然地要去發掘中國人的弱點和醜惡的一麵為他們全麵侵華做理論上和道義上的準備。而魯迅作為一個中國人，全盤接受日本人的中國觀，並把中國人的毛病提升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這就好比一個醫生，凡是病人找他看病，他的診斷一概是絕症，治療方法一概是回家等死，在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聖人?中國人真的那麽差嗎?中國人的善良，堅韌，奉獻犧牲精神那個時候是有的，在魯迅的筆下是沒有的，而經過幾十年瞎折騰，那些中國的傳統美德在當代是少之又少了。

中國文化的糟粕是以法家為代表的封建專製和封建皇權下的國家主義。而精華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孔孟之道，請看：仁，義，禮，智，信，孝，悌，勇，禮，節，讓，恕，那一點該批?他所批評的孔孟之道，在現代中國還剩下什麽?他當時所推崇的蘇俄是共產集權，日本則是法西斯軍國主義，對於這兩個對中國戕害最深的兩個國家，魯迅可曾對他們有過一絲半點的批評?!

“建房子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燒房子隻要一根火材”。燒房子不是本事，魯迅有多少建設性的東西? 魯迅徹底否定中華文明，偏激陰暗，不是要國人自省，學會“直麵慘淡的人生。”而是起到了打斷國人脊梁，要國人自卑，軟弱的作用。所以我認為魯迅是個十足的右派，但以左棍子的麵目出現,是民族敗類;魯迅狹隘偏執，是投機文人，懦夫。

我非常認同一網友的看法：

“魯迅的散文是一流的，雜文是二流的，譯文是三流的，人品是四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