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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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4年一月中旬去日本東京遊玩了幾天，日本明治維新後，用西曆，所以一過2014年元月一日，便是日本的甲午年。
我到日本後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靖國社，我之所以選擇把靖國神社當作遊覽日本的第一站，是因為我相信靖國神社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所在。
維基百科：“靖國神社的前身是建於1869年8月6日（明治2年6月29日）的東京招魂社，最初是爲了紀念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內戰戊辰戰爭中為恢復明治天皇權力而犧牲的3500多名反幕武士。在1879年（明治12年），東京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靖國」由明治天皇命名，出自《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的「吾以靖國也」，意為使國家安定。
靖國神社在明治維新後開始供奉在包括甲午戰爭（1894－1895年）、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戰爭中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日本全國其他神社都由內務省管理，唯獨靖國神社由軍方管理。
有14名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甲級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分別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鬆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阪垣征四郎、武藤章、鬆岡洋右、永野修身、白鳥敏夫、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梅津美治郎、東鄉茂德。
1952年，美軍結束對日本的占領後，1952年10月至1975年11月昭和天皇前後8次參拜靖國神社。
但1978年合祭甲級戰犯後，直到1989年病故，昭和天皇再也沒有前往參拜。1989年繼位的現天皇明仁至今也從未參拜靖國神社。”
遊就館一進門有一句話：“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靖國神社主要是宣揚日本軍隊的武功，包括二戰時的武功，美化日本的軍國主義，日本人並沒有什麽懺悔，謝罪的意識，相反他們認為是日本使亞洲從此擺脫了白人的殖民統治，既然白人可以在亞洲占領殖民地，為什麽日本作為一個亞洲國家不可以有殖民地？日本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日本不盡快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一旦中國徹底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歐洲列強利用中國的資源，很快日本也將被歐洲列強踩在腳下。日本人認為他們搞得是建立王道樂土，是大東亞共榮，而二戰以後亞洲國家紛紛獨立，日本是有功的。
我從網上可以查到中國方麵對甲午戰爭的描述：“1888年，北洋海軍在威海正式成軍，實力居世界第四位、亞洲第一位。1894年，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北洋海軍廣大愛國將士勇挫強敵，雖敗猶榮，他們浴血殺敵、以身殉國的英雄事跡，永載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
我1991年就曾去過威海甲午戰爭紀念館，但當時是冷眼旁觀-從來不覺得北洋水師光榮。之所以冷眼旁觀，是因為近代以來，中華大地上災難層出不窮，中國民族多次失去民族振興的良機，無數次的痛心疾首，早已經使我麻木。
我所知道的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在裝備，人員方麵有相當的優勢，至少在武器裝備上是最旗鼓相當的。但中日甲午戰爭實際是拋開技術因素，雙方在社會製度和民族精神上的較量。
北洋水師失敗首先有2個製度造成的因素：
1．由於政府的腐敗，不經賄賂，作為國家的軍隊-北洋水師竟無法得到當時開灤煤礦的優質無煙煤，使得蒸汽機的效率不等得到充分發揮，更嚴重的是滾滾濃煙，使得日本艦隊可以提前1個小時發現中國艦隊，提前做好戰鬥準備。而由於日本艦隊用的是無煙煤，中國軍隊發現日本艦隊時，距離已經很近，隻能倉促應戰。
2．北洋海軍成軍以來，“未添一艦，未添一彈”，海軍經費被慈禧太後挪用修了頤和園，甲午海戰中，中國海軍實際載彈隻有半個基數，其中有些是水泥彈頭的訓練彈。因為沒錢從西方列強手裏買開花彈，即使半個基數的炮彈，如果擊中的炮彈全部爆炸，結果就會完全不同。
更致命是是軍官，特別是高級軍官的素質和思想認識水平的落後，日本聯合艦隊的軍官大多在國外受過訓，有的還同英國德國的軍隊進行過交流，而中國的軍官思想水平還停留在封建帝國冷兵器時代。海軍作為當時是大清國最高技術兵種，竟然由丁汝昌這樣的“隻讀過三年私塾，十歲即失學，隻識弓馬，不懂海戰”的陸軍出身的人來擔任海軍司令。“丁汝昌對北洋水師的掌控並不得法，比較著名的例子是水兵平日裏將其當貨船用，貪汙運費，水師官兵利用艦隊走私也有所聞。丁汝昌還是威海北洋水師管帶（艦長）宿舍房東，廣東籍管帶鄧世昌執意不住丁提供之房舍，丁遂冷漠待鄧”。
還有清軍將領的戰場表現，特別入丁汝昌的自盡，我覺得不好理解，在劉公島陷落前夕，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定遠”管帶劉步蟾服用鴉片自盡，為什麽要選擇服鴉片呢?大概是鴉片的興奮作用，可以使自殺者減輕痛苦。
作為海軍提督，相當於海軍上將吧，作為一名軍人，為什麽不能用手槍或軍刀來自殺？有這樣的將領，有這樣的結局是必然的。還有資料顯示，丁汝昌知道自己必死無疑，所以準備好了棺材，還躺到裏麵試了試大小，他很從容地為自己的身後之事做好了安排，對比日本軍官，兵敗時選擇的極度痛苦的切腹自殺，這樣的將軍不敗是無天理。
從國家層麵上日本是舉國同心，而大清國是腐朽沒落，各級官僚各個心懷鬼胎。所以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利，是一個整體的失利，而不是一個戰術的失利。
甲午海戰後，大清國除了割讓台灣，還賠了2億兩白銀，這兩億兩白銀應該可以再造10多個北洋水師。異族統治的大清國，“崽賣爺田不心痛”腐敗無能竟然到如此地步-隻要能維持政權，割地賠款在所不惜。
大村益次郎銅像-大村益次郎（1824~1869）是幕府末期維新期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在引進西方兵學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遊覽靖國神社的過程中，在遊就館中可以見到大量有關日清戰爭和日中戰爭的史跡陳列，看著當時日清兩國的軍事實力對比，要我十分感慨，我腦子裏反複冒出一個念頭：“其實中國更需要反思！”
每當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中國政府總是要求日本人不要忘記曆史，要求日本人反省曾經犯下的侵略罪行，我覺得最搞笑的是中國電視節目上理直氣壯的說辭：“忘記就意味著背叛！”。但作為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中國有沒有牢記曆史教訓！？我覺得日本在日中戰爭（中國稱為抗日戰爭）中的實力被國共雙方都嚴重誇大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被日本欺負成這樣，中國自身有沒有問題？
甲午中日戰爭過去120年了，抗日戰爭也過去快70年了，在這個漫長的120年之間，中國有多少進步呢？要我們看看1894年以來中國與日本對比有了多少變化：
1．不論甲午戰爭還是後來的抗日戰爭，日本的實力都被國共兩黨嚴重誇大了。不是日本多麽強大，而是當時中國太落後。
現在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了個釣魚島，整個國家彌漫喊打喊殺的氣氛，要知道120年前，大清國的經濟總量是日本的5倍，戰前北洋水師也是根本不把日本海軍放在眼裏的。所以中國要保持危機感，加快國家的現代化建設。
2．中國還是一個封建帝國，所謂封建帝國是指中國到現在還是人治國家而非法治國家。其特點是：“人在黨上，黨在國上，國在民上”，中國已經進入21世紀了，共產黨已經統治中國65年了，腐敗的政府的高官如不經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處理，就不可能進入司法程序得到任何懲罰的。中國還是以政策代替法律的國家。這一點與120年前相比甚至於更糟糕。設想一下：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這個國家卻沒有自己的軍隊，而這個國家裏的一個政黨確擁有一隻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120年前，北洋水師可以為皇帝而戰，如果今日戰端再起，中國軍隊應該是為誰而戰，是為習總？還是為中紀委？還是為了中國共產黨？還是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再遇外戰，恐怕那時隻能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但事到臨頭，恐怕是來不及的。
3．大國崛起首先得構建獨立的現代化的學術體係。
英國是先進國家，美國則沿用了英國的文化製度也是近代以來的先機國家，而後發國家的崛起並成功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首先是建立淩駕於體製之上的現代化學術體係，而體製（政府）要用國家的力量保證這個學術體係最低限度在哲學及以下有充分的學術自由。近代以來德國和日本是最成功的兩個後發國家，也是大國崛起必首先創建學術體係的最好例子。
蔣介石先生留給中國人6個字：科學，民主，倫理， 比五四運動的口號多了一個倫理。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主要由三個支柱來支撐：經濟，政治和倫理，其中 科學是經濟的法則，哲學是政治的法則，而神學是倫理的法則。沒有一個獨立健康的學術體係，特別是在政治上和倫理上沒有理論指導的國家，其現代化將是水中撈月。中國目前學術，特別是從社會科學到哲學領域，思想理論極其荒謬，嚴重阻礙社會的進步。
4．宗教（信仰）是國家穩定的基石
宗教是具有全民性和社會性的價值觀，所以伊斯蘭教，基督教，藏傳佛教是宗教，而中國的儒釋道實際上是世界觀和人生觀，不具備全民性因此不能被認為是宗教。日本人學習西方，沒有學習西方的神學，而是保留了本土的神道教，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傳統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為主，屬於泛靈多神信仰(精靈崇拜)，視自然界各種動植物為神祇，也賦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除自然神之外，人物神的曆任天皇、幕府將軍、功臣等也漸漸被作為膜拜對象，形成較為完整的體係。多神等於無神，而無神，人民則會把一個活人弄成神。我認為神道教和基督教本質上不同的是神道教強調等級：低級服從高級，個體服從於集體，集體服從於神格化的天皇，普通人的人格退化為會說話的工具，但神道教的核心價值在於“忠君報國”，對國家有用的人，就會被放到一個受人尊重的地位，為國家戰死者，甚至被提高到神的高度，可受祭於靖國神社。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做到了技術和製度的現代化，但沒有做到思想的現代化，這使得日本在思想上越走越極端，信奉軍國主義，積極發動侵略戰爭，最終走上了不歸路，敗於美國。
但即便如此日本的神道教比中國的儒釋道要好得多，佛教和道教是出世的，儒家學說也不能被認為是宗教，應該是一種安身立命的實用處世哲學， 中國人的信仰宗教也是以實用為目的，為了避邪保平安或者是求升官發財，娶妻生子。
中國應該鼓勵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減少對宗教事務的幹涉，不能把宗教機構也納入政府的領導之下，宗教是超越體製的，如現在的中國佛教，當和尚已成為一種職業，假和尚盛行，人們除了信錢，其它什麽都不信。將來一旦到了政權潰敗的時候，整個社會將喪失凝聚力，以叢林法則取代倫理道德，一遇強敵，必一觸即潰。
5．政治製度的確立。
君主立憲製隻適用於單一民族國家，大清國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帝國，君主立憲絕無可能。因為大清國是多民族國家，統治民族滿族是少數民族，如果君主立憲在大清得以實現，漢人將占絕對多數，其結果：“一人一口唾沫，就可把滿人都淹死”。君主立憲隻能在英國，荷蘭和日本這樣的單一民族的小國中得到實現。但中國當時除了製度上學君主立憲以外，還有沒有別的選擇？學習法蘭西共和（法國大革命），當然更無法接受， 看來大清滅亡是必然的。中國目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能否做到“政黨立憲”？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好像還沒有成功的先例。中國的政體是共和國，但一個排斥普世價值的國家，所以不具備共和的實質-共和是指階級間共和共和，辛亥革命的共和是指五族共和，對於有獨立語言，文字，傳統和信仰的不同民族，五族共和是不可能的，隻能是當時的防止國家分裂的權宜之計。另外凡倡導階級鬥爭的國家，也絕不可能是共和國。120年前，大清國的首要矛盾是少數的統治民族滿族與多數的被統治民族-漢族的民族矛盾。現在中國的情況是除了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不同階層的對立逐步加深，還有愈演愈烈的民族間衝突，目前主要表現在，新疆的漢維衝突，西藏的漢藏矛盾。如中國再逢外戰，這些民族必爭取民族獨立。除了共和製，還有聯邦製，可能聯邦製更適合中國的國情。
6．文化決定文明-底層社會的黑惡化比政府的腐敗更可怕，
信仰，法製基礎，倫理道德是一個國家文化的根本，而文化決定文明。我認為不論黑社會還是白社會，有規矩的就是好社會，不論什麽人，有原則的人就是好人。底層社會的黑惡化國家將萬劫不複，政府的腐敗也將無法遏止。
法律是對每個人的最低要求，道德才是對每個人的最高要求，當法律成為對每個人的最高要求和惟一要求時，這個國家不管基礎設施多麽先進，經濟多麽發達，這個國家不可能是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幸福的國家。
我認為禮貌是民間的獎賞機製，有道德的人受到尊敬的社會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中國當盡快恢複禮教，或者進行現代化的公民教育。我注意到日本人離開靖國神社邁出山門時，轉身向門內鞠躬，然後再轉身離開，這一細節使我感受到日本人的禮貌和社會的井然有序。我覺得這是由於日本保持了傳統，通過類似中國傳統的三綱五常的禮教來約束人民的行為，使人民各守本分，各盡其責，就是說在日本天皇有天皇的倫理，將軍有將軍的倫理，士兵有士兵的倫理，工匠有工匠的倫理，農民有農民的倫理，甚至於商人和妓女各有各的倫理。特別是日本特有的武士階層，社會給他們很高的地位，他們也隨時準備為自己的主人/領主/國家奉獻生命。這與西方自由平等，珍惜生命的理念不同，西方類似地給這樣的人提供機會，參軍或去探險，要不然幹脆收買，因為政治上人人平等，也就是在民主的框架下，哪些那些除了好勇鬥狠什麽都不會做的人，也沒有必要去擾亂社會。日本的社會和諧，是有規矩的一種社會製度，而在當時大清國，社會腐敗，沒有規矩原則可言，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爭勇鬥狠的人沒有有效的上升通道，要麽當兵擾民，要麽結夥造反，而當代中國經過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毛為了打敗自己政治對手-先是國民黨的蔣介石，後是共產黨的劉少奇，通過宣揚造反，破壞掉傳統的倫理道德體係，打亂了社會階層，破壞掉全部的規矩，隻講形勢，不講原則。 對於國家有用的精英，以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名義加以消滅，甚至於對那些為國捐軀的抗日將士的墳墓都加以破壞，即便前麵提到的丁汝昌的墳也不放過，也毀於文革（1988年，一份由安徽省文化廳轉交到無為縣文化局的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引起了該 縣有關部門的震驚。提案說：丁汝昌是我國近代史上反抗外來侵略的愛國將領之一，1979年鄧小平同誌訪問日本時，日本友人曾向他問到有關丁汝昌的紀念館、墓地及後裔情況……丁汝昌殉國後，遺體由清政府南送，葬於今安徽省無為縣嚴橋區沈斌鄉小雞山，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起，族人年年祭祀，直至解放前夕。文革期間，該墓被某某某率人掘開，棺內隨葬財物被盜之一空，棺木被改作家具，遺體也棄之道旁……）。
靖國神社裏的軍馬的塑像
日本明治維新後(1868年)不到30年就打敗了大清國(1894年)，不到40年打敗了俄國 (1904年)這說明近代以來，30年時間可以使一個國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明治維新之父福澤諭吉的《勸學篇》代表了明治時期維新思想的主流。他提出的“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的命題，貫穿全書。他提倡培養國民的“文明的精神”。他認為，一國的文明程度不能從外表來衡量，隻要用錢就可以買到、做到的，如學校、工業、陸海軍等，都隻是文明的外表，還有一種無形的東西，眼見不到，耳聽不到，“既不能買賣，又不能借貸，它普遍存在於全國人民之中，作用很強。要是沒有這種東西，國家的學校、工業、海陸軍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稱之謂‘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種極其偉大而又重要的東西。這究竟是什麽呢？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p28）
他提倡謹守學者的職分。他認為維新以來，政府花費人力物力，推行多項改革措施，但結果總是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就在於“政府依然是專製政府，人民依然是沒有誌氣的愚民”。一國的文明事業不能單靠政府的力量來舉辦，學者應當說服人民並做出表率，“或研究學術，或從事貿易，或討論法律，或著書立說，或發行報紙等等，隻要是不超過人民本分的事，就要大膽去做。我們來嚴守法令，按理辦事，如因政府不守政令而受到委曲，還是不要屈服，據理抗爭，這就像是給政府當頭一棒，革除舊弊，恢複民權，誠為今天當務之急”。（p24）
19世紀後期，中國就像日本的一麵鏡子，日本人從鏡子中看清了自己的麵目，認認真真地洗心革麵。福澤諭吉從這麵鏡子看到了漢學的沒落，文明的興衰，遊曆歐美之後，發願“讓西方文明諸國的空氣吹襲日本，將全國的人心徹底顛覆，在遠東建立一個新文明國，使日本與英國並駕齊驅，東西遙遙相對”（《福澤諭吉自傳》，文匯出版社2012年版，p272）。他從鏡子中也看清了洋務運動的弊病和“中體西用”式變法的末路，無奈地感歎道：“不管滿清政府出現多少偉大的人才，或是出現一百個李鴻章，都無法進入文明開化之國。要使人心煥然一新，將中國導向文明之國，唯有推翻滿清政府，此外別無他途。”（上書，p226）他的心願在他有生之年實現了，他對中國的預言在他逝世後十年果真應驗。”[1]
福澤諭吉在巴黎（1862年）
有多位國內的朋友曾問我是否在英國感到被歧視，我說作為個體，不認識我的白人可能會對我有歧視，認識我的白人，特別是工作中接觸的同事或者客戶，他們沒有機會歧視我。作為個體，我的思想水平，專業能力，工作倫理，工作效率好過大多數白人，所以我不認為白人有理由歧視我，所以是否被歧視主要取決於自己而不在於別人。
我覺得一個民族對於另一個民族的歧視，主要取決於被歧視的民族能否具備有效對自己國家進行長遠規劃的能力，國家治理的能力，對於自己社會的組織能力，以及能否建立起良好的社會秩序，使自己的國家能夠獨立地可持續地發展，並最終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生活幸福。如果做不到這幾點，被歧視是自然而然的事。
曾國藩說過的：社會大亂之前，必有三種前兆：
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
善良的人，越來越謙虛客氣；無用之人，越來越猖狂胡為。
問題到了嚴重的程度之後，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不痛不癢，莫名其妙地虛應一番。曾國藩死後20年，大清朝終於灰飛煙滅。
黑格爾說：人類唯一能從曆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從來都不會從曆史中吸取教訓！日本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中國還是一付受害者心態，提起日本就是想到抗日戰爭，南京大屠殺。在二次世界大戰給中國帶來的紅利已經消費殆盡的情況下，中國需要在技術，製度和思想上進行現代化改造。2014年1月份看到中國的一個電視節目，裏麵一個專家說：“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離現代化這麽近”。我的看法是恰恰同那個專家相反，中國現在學習西方的製度還不如100年前，而學習思想也是遠不如1949年以前。一個連交通法規都不能遵守的人民，連買東西排隊這樣的基本秩序都無法建立起來的國家，怎麽能說離現代化越來越近了呢？
參考資料
[1] 南方周末：福澤諭吉的預言
因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蒼生塗炭。
我靠，連戰爭賠款都沒有要，居然還有紅利？作者是“日精”吧？不可以這樣哈日的。如果沒有日倭搗亂，土共都不一定能上台，日倭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現在也沒有其它的選擇了，隻能指望土共了。
哪裏買東西不排隊了？回國時所到之處到處都排隊的啊。
其原因是美英兩國都在幫助日本，
俄國主力艦隊波羅的海艦隊遠從從歐洲趕來，沿途受英國港口的壓製，不準俄國艦隊停靠補給，英美又把俄國艦隊的行程及時的通知給日本，日本在有利的戰略位置以逸待勞，等待俄國軍艦到來，所以俄軍大敗。
俄國一直等待報仇機會，直到二戰後期的諾門坎戰役，由朱可夫領導的俄軍大敗日本關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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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寫的太長了。說的出自愛國心，但有些可以探討的地方啊。
2. 世界上有普世價值嗎？ 你要以哪一個國家的“普世價值”為普世呢？是在說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
3. 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有待改進，一直都是向著扶植少數民族的文化上進行，而不是往同化方麵努力，中國人的思想過於考慮到對方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成長的努力；如很多維吾爾人 經過了這麽多年還不會說普通話，這是政府政策的錯誤啊！
像挪威，對少數民族的要求就是：先把名字的姓改成挪威姓，會說挪威語，才能享受社會福利！
看看中國少數民族政策，不覺得胡耀邦的寬鬆少數民族政策是犯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