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定中醫生(2/3)

文革歲月

 

我是1968年4月生的，沒多久父親就被關了起來，前後關了10個月。那時工資隻發27元，母親剛生我不久就被逼著去值夜班，家裏非常困難，平時姥姥帶我和哥哥，當時哥哥僅四歲。當時父親臨走時和姥姥說，如果他回不來叫我媽離婚改嫁，我姥姥說了句要我父親感激一生的話，她說“姑爺子你放心去，莊稼人不知道什麽叫離婚”。我後來在大學研究心理學，對自己進行過深刻的自我分析。我認為我一定是在那個時期受到了驚嚇，所以我長期以來在中國沒有安全感。

 

對於那段曆史，父親的好友趙綿伯伯的兒子為我寫道：“ 以下兩事不是聽你父母說的,是聽醫院人員說的。梁叔入渣子隊, 你母親給包了點餃子送去. 那時生活差, 捍衛隊看著眼紅, 一是找你母親教育,說她劃不清界限, 據說你母親很巧妙的搪塞了過去,再者,他們不許梁叔吃, 數好數, 用鐵絲穿好, 掛在梁叔床頭, 天天的查一次, 如果少了,梁叔就要挨耳光........據說後來餃子都風幹硬了,那時是冬天....

此事我一直記得很清楚, 昨天說起來,家人不由又落淚了， 姐姐說：他們不是人,比日本鬼子還壞!

捍衛隊做你姥姥工作,要她和梁叔劃清,並揭發他, 老太太說的挺清楚, 不管將來如何,我們都跟著他..... 捍衛隊很有些無奈,說老太太覺悟低。

現在看老太太覺悟挺高的...... ”

 

父親在那個時期結交兩個人成為一生的最真誠好友，一個是陸叔,陸青壁，他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另外一個是張大爺,張寶昌，他是原張作霖騎兵團的連長，後來是土匪頭子。這兩個人的故事我父親是津津樂道和我們講了不知道多少次。陸叔人稱“陸大白話”，他本來是國民黨的一個軍醫，可能是個衛生兵，但他在報成分時，由於虛榮心作怪，給自己連升三級報了個上尉軍醫。共產黨鎮壓反革命重點打擊國民軍的下級軍官, 因為這些人都是內戰時提拔的, 所以和共產黨有血仇, 結果文革時翻舊帳，吃了不少苦頭，後來一查沒有那麽大，一時成為笑談。陸叔為人熱情，特能講笑話，他是我家的常客，有他在，大家笑聲不斷。張大爺解放後跑回鄉下，後來不知怎麽的跑到一個部隊療養院當夥夫，那時一聽見打槍，“他嚇得往床下鑽”。本來如此下去一切都好，有一天有個幹部用一隻小口徑步槍打鳥，打來打去，打不到。他一時疏忽，一著急，把槍抓過來（估計是認識的熟人），不瞄準，甩手一槍，鳥兒應聲而落，“鳥腦袋被打飛了而身子不破”由此暴露了身份，他的槍法叫“胡子（東北土匪）槍法”。我父親和張大爺好，是因為有一段要他去打掃廁所，下水道堵了，要用手去摳，那時也沒有手套，我父親他是少爺出身，實在做不出，張大爺就主動幫他去做。張大爺後來在化工醫院看太平房，他是死人堆裏爬出來的，沒有誰比他更合適做這份工作。我父親講張大爺的英雄事跡：有一次一個國民黨團長什麽的給共產黨包圍了，他自己騎一匹馬蹬裏藏身，帶一匹馬藏在兩匹馬中間衝入重圍。圍攻者隻見兩匹馬，還沒搞清怎麽回事，他已衝到眼前，搶到人，他倒騎馬，雙手使槍，左右開弓在後麵殿後，再殺出重圍，父親講的是有聲有色。我父親除了黑話不會講，他從張大爺那知道很多東北土匪的故事，那種自由自在，“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土匪生活，要年少的我十分向往。 90年代我還找來一些介紹東北土匪的書來看，東北土匪主要是有幾點不同於南方土匪：1.東北土匪一般不禍害老百姓，比較講義氣，比如紅白喜事不搶，郎中，郵差，寡婦不搶；2土匪頭子槍法極好，一般使雙槍； 3。對奸淫一類的事管得比較嚴，強奸婦女是不允許的。我認為東北土匪是原始正義的體現，所我覺得張大爺很可能是當時東北民間抗日武裝義勇軍殘餘部隊或其他一些如“山林隊”、“紅槍會”等反日武裝的領導人，隻是由於他在日本投降後他站到國民黨那邊，於是後來就成了土匪頭子。如果他真的是土匪惡霸的話，1949年以後共產黨一定不會放過他，早就把他給“嘣”了，所以我認為他是個東北純爺們，因此在這裏我願意用較大的篇幅來描述他。張大爺在文革時受到一些刑訊，他是一挨打，他就拚命叫，非常淒慘，以致行刑者都不勝其擾。另外問他什麽他就承認什麽，問他殺沒殺過新四軍 (應該是指1945年12月初的錦西縣娘娘廟戰鬥，是新四軍挺進東北後與國民黨正規軍的一場激戰，以新四軍損失慘重而告終)，他說殺了很多，100， 200 ， 300，都是用機槍突突了, 具體數目說不清楚“打仗時顧不上數數”。但是他的問題是沒有苦主指認他，查無實據，最後就不了了之. 如果說我父親文革時受審，說他什麽他就承認什麽，大概是從這裏學的，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應該說我父親也已經看穿了當時的政治把戲，“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所謂口供不過是走過場，所以不如說他什麽就承認什麽以免受皮肉之苦。反而是那些共產黨人，他們從槍林彈雨中衝過來創建了這個政權，如今反而要他們承認自己反黨或是叛徒，對於這樣的強加給他們的罪名他們是不會承認的，也是不能承認的，所以他們寧折不彎。而對我父親來說，本來他就是資產階級，他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去硬抗。像劉少奇主席是共產黨第二號人物，都可打成叛徒內奸，他一個小人物算什麽？但我父親自己的事從不涉及當時還在國內的朋友，也從來沒有人因為他而受到冤獄，至於他在國外的同學朋友，他就是亂說一通，當時也是沒有辦法把他在國外的同學或友人抓回來，或派人去做“外調”的，這也是很多人敬佩他的地方。

父親文革時他也不是完全沒有挨打，運動初起時被當胸打了一拳，後來可能有人指責過那個打手，後來就再也沒有挨打，而他的同事，則是被一腳踢在臉上，抱著臉在地上打滾，他說他當時非常害怕。

 

我父親和我們講過多次，批鬥走資派，“牛鬼蛇神”和反動技術權威，在台上做”噴氣式”，就是彎腰低頭雙手向後再上舉，脖子上還要掛法蘭（鐵餅）。首先他的鐵餅個最小，剛掛上不久，下麵就有人喊，“梁小個子（父親的外號）態度好，給他摘了，給某某某掛上”，又過一會，又有人一把把他拉直了，“什麽德行, 站沒站樣，”。這都是一些工人在暗中保護他。

父親還和我們講當時化工廠武鬥，而且是動了槍，中間地帶有雙方的傷員，兩邊的人都無法上前搶救，後來找到我父親，我父親二話不說,穿上白大褂，背起藥箱,打著白旗就上了戰場,“梁大夫上來了，不要開槍”，兩邊都不打他。就是這樣後來還有人說他是撈政治資本，我父親質問“你怎麽不去撈？!”

 

  最險惡的是當時醫院的書記，說他拿病人做實驗，好像是骨髓穿刺的事。因為錦西很多醫療方法，都是父親第一次做的，那個書記以內行的身份拿這種事來整他。如果那病人被挑動起來，在那個時期，可以把我父親打死。但是病人們相信我父親，沒人找他的麻煩。父親1997年在珠海，有一次非常沉重地和我說，他出過一次“醫療事故”，他一想起來就為這件事而內疚。文革時化工廠地區武鬥，醫院都停工了，他一個人在化工廠內一個醫療點堅持工作，“周圍是一片漆黑”，（他應該是用嘎斯燈來照明），有一個中年人帶一個小孩來找他看病，父親為那個小孩做了檢查了，開了點藥。他們就走了。過了兩三天，那個中年人回來了，對我父親說“梁大夫，我小孩死了”，我父親說他嚇呆了，那位叔叔反過來對我父親說“梁大夫你別害怕，我隻是來和你說一下”。這件事我本來不想寫出來，這不是什麽好事，也擔心父親有意無意為自己辯解，我再描述起來不準確。經過反複考慮，我覺得應該對這件事有個交待。父親自責覺得對不起人家，“我應該能把那個孩子救過來，要是再仔細點就好了”。我當時安慰他，“那時是非常時期，不具備基本的醫療條件，他也沒有再找你，也可能根本找不找你。”再說那時沒什麽好藥，青黴素根本就沒有，如果是感染的話，那是沒什麽辦法的。但這件事反映出當時東北人的淳樸，他們相信我父親，“梁大夫看過了他們放心，梁大夫看不好的他們認命”。

在這裏我要替我父親對那位叔叔說聲“對不起”，還有一句“謝謝您”。這件事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件我父親的“醫療事故”也是我知道的他唯一一件他對病人家屬感到內疚和感激的。

 

文革時我父親最了不起的是做法醫鑒定，當時很多人被活活打死，父親講過很多種酷刑，其中有一種叫我印象深刻：雙手被綁在後麵，翹起腳尖，兩個漁鉤放在鼻孔下麵。有一個人被活活打死，那時我父親還在挨鬥，要他鑒定成自殺。我父親他的辦法是所有的傷如實紀錄，寫明死亡原因,但他不下結論是自殺還是他殺，這是公安局的事，那時公檢法已被砸爛了，也沒人管這種事。（備注-2012年3月5日我再次回到葫蘆島，聽陸清香阿姨說，他的朋友韓禹舜先生被打死，在一次批鬥會上造反派厲聲嗬問我父親：“韓禹舜那是怎麽死的?"，我父親回答道：“韓禹舜死於腎淤血”；於是有人就摁我父親的頭，給他坐“噴氣式”，這樣一共4，5次，陸阿姨肯定地說，最後一次我父親說“韓禹舜確實死於腎淤血！”。會後他的一些難友和朋友叫他不要再講了，我父親說：我是醫生，我隻給人看病，他就是死於腎淤血!）。這裏我要特別提到父親的同事袁寶林醫生，父親說第一次被叫去驗屍他很害怕，他覺得凶多吉少，就問袁叔能不能陪他一起去，袁叔很爽快地答應了，袁叔這樣的行為在當時的環境下是非常仗義和了不起的，我父親後來多次提及此事。文革後他還一直為一個死難者申述。我還記得他當時在寫這方麵的材料的情景，他還畫了些圖在上麵，我記得把人吊起來是綁兩個大拇指的。後來還有一些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的人找到我父親，要他提供證明，他都盡可能給予幫助。父親還告訴我一些非常下流卑鄙的整人手法，因顧及當事人的尊嚴，我無法把它寫到我的文章中去。

 

在父親被關期間，有些過去的朋友見到我媽連理都不理，也有很多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展現出人性的光輝，有一個馬叔，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看到我媽孤兒寡母，當時他是賣煤的，他把煤給我們送到家裏，他後來成為父親的好友。還有一次媽媽去買豆腐，在排隊時，裏麵的售貨員，從櫃台上跳出來，把盆子接過去，先賣給她，這個人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是誰。當時有個看守，對我父親也很關照，其間偷偷放他回來看看我，當時我才幾個月大，見到生人因害怕而大哭，父親每提及此事都不禁落淚。看守在他被放之前還偷偷的告訴他，不要想不開，要放你出去了。因為有的人就是在放他之前，故意搞得神秘兮兮，要他收拾東西，但卻不告訴他為什麽，結果由於害怕而自殺。（那個看守是邱叔-好像叫邱福至）。當時還有人在抄家前偷偷告訴我媽，我媽回去後把我爸的東西燒了很多，其中有一幅很大的爺爺的全身畫像，是民國時一個大畫家畫的，真是非常可惜。

 

父親的朋友多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但有一個特點，就是都是性情中人，對他極真誠。他不結交權貴，他的朋友中有領導，但沒有很大的領導，我覺得他是刻意和領導保持距離，他不會往上湊，更不會巴結領導。但很多領導對他也有關照，一個領導說：“137（月薪）叫你燒鍋爐通廁所，太便宜你了！回醫院上班去！”也是在保護他。當時有個女領導，是老幹部出身，對他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天然的仇恨，教訓他象“媽擼兒子一樣”，曾指著他的鼻子罵“你算個屁”。這個領導文革時成了走資派，受到殘酷迫害，腿被打壞，批鬥時造反派要父親用手推車去接她和推她，父親說每次接她不忘幽默來句當年的劇詞“娘-娘-,上--車-吧-”。兩個人那時有了一些交心式的交流。那個領導說打她最很的都是她以前大力提拔的。而父親是在那個時候不僅沒有落井下石，反而盡可能幫助她，她很有世態炎涼的感慨。後來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1997年我父母在珠海，那位阿姨在深圳，非常熱情極力邀我父母去深圳遊覽。

 

文革是父親人生中最凶險的一頁，80年代電視中播放老舍先生的話劇《茶館》，有一句台詞“掐死你象掐死一隻臭蟲”，對他觸動很大，有好幾天，他多次念叨這句台詞。

文革也是父親人格最出彩的時候，父親提及自己的文革經曆多是以看似滑稽幽默的方式來描述的，他和他的朋友們經常哈哈大笑，有時用那些臭事“泡”（惡搞）這個“泡”那個，這體現出東北人的以苦作樂式的幽默，麵對苦難，他們更願意用以苦作樂的方式進行化解。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鬧劇，也是人性善惡的一次總曝光。我父親每提起文革往事，往往喜歡加上一句“還是好人多”，我過去的反多應是嗤之以鼻，我當時認為中國人99%都是壞人。我現在對人性的認識是：在中國, 好人真好，壞人真壞，但在中國總有一種力量要我淚流滿麵, 就像此時此刻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淚流滿麵……

                        

                                         感謝鄧小平

 

文革以後好多年，父親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是“感謝鄧小平”。

80年代初期化工廠分來很多77屆，78屆的大學生，這批人有相當數量的人考上研究生，我父親那時教英語高級班。父親對那些聰明好學的年輕人非常喜歡，而對我則恨鐵不成鋼。常和我們講起某某如何下盲棋，某某如何被被楊振寧賞識。。。。。。

-更正：

一知情者指出：“我是老五屆大學畢業生（66-70年畢業，當時初中、高中也有老三屆，即文革前入學的），63-68年在華東化工學院上學，是文革前高教部56所重點院校之一，如清華、北大、交大和複旦等均在其內，化工類隻有華東化工一家，北京化工學院屬化工部的。68年底錦化一下子分來了200名大學生 和200名中專生，其中我校60名，北化工40名，南化工20多，因錦化是部屬五大化工公司（還有吉化、蘭化、南化、太化）之一，上述幾校是專業對口的主力，占了一半多，其它還有清華北大北航等，方福生也是那時分到錦化醫院的，以前或往後都沒有這樣大批的學生分來過。兄弟大作中所指的77、78年畢業生恐怕有誤。"

當時父親和兩個年輕人特別好，一個是陳學龍陳叔，另一個是方福生方叔，用方叔的話來說他們是忘年之交。陳叔是北京大學中文係的，不知怎麽搞的給分到化工醫院，父親帶他學醫，陳叔是海南島的，家有老母，他是獨子，卻被分到錦西，生活相當淒苦，父親對他很關照。方叔是清華大學的，他多才多藝，學啥像啥，但相當“崇洋”，那時經常“泡”在我家，他打領帶就是跟我父親學的。我對方叔印象最深的是他十分欣賞美國的幽默。我認為幽默是人的智慧和積極向上精神的體現，所以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方叔當年就和別人不太一樣。還有一次，我搞來的港台歌曲，他聽一遍，就把歌詞寫了下來，這個詞我現在還記得：“阿妹阿妹你不要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強，快做我的新娘，雖然我是個窮光蛋，吃的粗茶又淡飯，隻要你陪我做伴，保你白白又胖胖。阿妹阿妹幾時做嫁裝，我喜得快發狂，今天今天你要老實講我是否有希望，雖然我沒有汽車洋房，人又長得不怎麽樣，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長相。。。。。。”那時大家都是窮光蛋，可能這首歌觸動了他。 

 

    父親其他的知識界的朋友，有趙綿伯伯，他是留美的生化碩士，在錦西化工研究院工作。趙伯伯曾就讀於於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康乃爾大學，1952年時他本可以加入美國國籍，但他衝破美帝的阻撓，毅然回到祖國懷抱，他是首批歸國的留美科學家。他本來是北京協和醫院的教授，57年因為上級要他去當內蒙古醫學院的院長，因為他的興趣在科研上，而不是做這種行政工作，他不想去，就被打成右派，被發配到錦西。聽趙伯伯的兒子說，我父親聽說有這樣一個留美的大右派被發配到錦西化工研究院，我父親就自動找上門來。他們相識的過程被我父親的前妻在文革時貼大字報揭發並高度概括為：“臭味相投, 一見傾心, 互訴衷情.......剛一認識,就好的什麽都不顧了”。

趙伯伯在錦西受到殘酷迫害，文革時有人用鐵鍬當頭劈下，他用手一擋小臂被打斷。趙伯伯是非常慈善的一個老人，給整得沒有一點脾氣。父親說過他的一件趣事，文革期間，有一次趙伯伯見到我父親用英語說“Doctor Liang， Let’s speak English”.（梁大夫，要我們來講英文）。我父親大驚失色，趕緊用中文回答，“你講啥英文，我們講英文給人匯報了，那還說得清嗎？!”，真是書生氣質可愛至極。父親還為趙伯伯量身定做了一個東北幽默：困難時期趙伯伯下放農村，當時饑餓至極，有一次在羊糞裏發現了一粒未消化完的玉米，就摳出來，吃掉了，然後說了句英文“very nice”（味道好極了）。我相信最後一句一定是我父親胡編的，這就是東北幽默，先是叫你哈哈大笑，笑完了叫你想哭。（我本來也懷疑趙伯伯怎麽會從羊糞中找到沒有消化完的（幹）玉米，後來有人和我確認確有此事：“社會主義的羊可以吃玉米，資產階級右派不能吃玉米”， 後來趙伯伯是通過收集羊糞，用水淘出沒消化完的玉米，用茶缸煮著吃，才沒被餓死，當時他一個月隻有18斤毛糧）

 

我父親是樂天派，多悲苦的事從他嘴裏說出來都可被轉為笑話。但我父親卻有過三次與趙伯伯相關的落淚，對此趙伯伯的兒子給我寫道：

“我記得梁叔有三次落淚，一次是韓舜順被打死, 捍衛隊清早要我父親推車往醫院太平間送,從化研到醫院還很遠, 後邊跟著幾個騎車的捍衛隊, 到了醫院門口， 正好遇到梁叔騎車上班, 父親和梁叔四目對峙, 不敢說話.但是梁叔不管別的,下車就在醫院門口給韓做人工呼吸, 那時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梁叔一邊做,一邊眼淚刷刷的都落在韓的身上......

另一次, 父親眼睛近視, 看不到砌磚放線的繩子,一次一下給拌斷了,一個叫陳德厚的捍衛隊( 韓也是他給打死的), 一鐵鍁就把父親的手臂給打斷了, 送到醫院,梁叔見麵,不敢和父親說話, 但是看到他眼睛卻發紅了, 拉著臉和父親說, 你忍著點, 這樣接效果會更好一些.... 父親的手臂後來沒有留下後遺症.

還一次, 那時是1980年我從大學探親回家,利用在校條件,搜集了很多中越反擊戰的內幕新聞, 梁叔在我家裏一邊和父親輕鬆的品茶,吃飯, 一邊聽我敘述戰爭的慘烈， 梁叔聽著潸然落淚了 。。。。。。

梁叔是非常愛國的 ！”

-注：一知情者說：趙綿先生被陳德厚打斷手臂，確有此事。粉碎四人幫後，陳德厚,他是試驗車間的鉗工, 因為毆打韓禹舜致死一案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同案的還有一個名叫崔萬柱的技術員，也被判了刑。

 

趙伯伯後來去了中國科學院，他走後，研究院圖書館外文資料這塊業務從此癱瘓。趙伯伯教子甚嚴，他極富遠見，在文革時就逼他的子女學英語，答不上來，就不給吃飯，後來一開放，幾個子女憑借優秀的英語技能，都考入大學，並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我當時學習極差，小學時學英語學了一年，26個字母還寫不全。父親有一段效法趙伯伯，每天逼著我學英語，反而更學不進去，終於有一天打了我一個耳光，“你太叫我失望了”，從此對我的學習不聞不問了。

 

馮小剛導演說“中國現在沒有大師，誰都別裝”。我說那個時候，中國是有大師的，可惜都給糟蹋了。培養一個貴族要三代人的努力，培養一個大師至少要兩代人的努力，49年以後，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傳承被打斷了，現在有些巨匠，這些人具備把學生培養成大師的潛質，但由於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教育機製，所以我認為2030年以前中國培養不出大師。大師一般在生活上都比較弱智，而現在的所謂大師都是人精，很會生活，會來事，所以從這一點就能看出來什麽是大師。

右派趙綿先生，右派呂彥傑先生和我父親（特嫌兼中右分子）

 

                                             離開錦西

80年後，文革後開始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父親被提拔為化工醫院的副院長。那時父親和外界的接觸也多起來，他有一次為化工部和意大利某跨國公司的一次國際談判做翻譯。談判的內容是石油/汽油生產方麵的，父親說翻譯完後，老外起立鼓掌。吃飯的時候，一個老外問梁先生你的職業是什麽，我父親說我是醫生。那個老外很吃驚，他說我們談判的內容和你的職業不相關你怎麽都懂得，我父親說他以前有個摩托車，就看過摩托車方麵的英文資料，所以對如壓縮比，辛烷值等術語就懂一些，再加上在化工廠醫院工作，有些和職業病有關，所以就知道很多術語，父親後來說那個老外實際上是個中國通，會說中文，裝不懂，好偷聽中方談判人員之間的交談來了解他們的底線。那時他開始“牆裏開花牆外紅了”。化工廠關不住他了。後來他有一次在化工部開會，開完會後有個人找他，自我介紹是化工部青島勞動保護研究所的所長。他說我們正在籌辦，你想不想到青島來？

很快化工部的調令來了，那時我父親已55歲。後來化工廠還是放人了，當時的王玉奎書記幫了忙，我父親的朋友也幫著活動。但是還有一個老工人到廠裏去鬧，廠領導說，我們給梁大夫一個養老的地方，在錦西把人家整成這樣，對不起人家”。我爸趕緊去找那個老工人，“我也要為自己和孩子的將來著想”，那個老人的心情是舍不得，但最後也隻好作罷，也不好意思再壞人家的好事。

１９８１年８，９月父親一個人先到青島報到，當時在火車站去了很多人，由於火車站內地方有限，要求各單位派代表，光代表就有兩百多人，在車站內這些代表站成兩列，父親從中間走過，同左右兩邊的人握手，這些人都是自發而來，那個排場是父親一生中所經曆最大的一次，那時他在錦西的聲望到了頂點。

1982年春節是我們在錦西最後一個春節，父親從青島回來接家屬。在我們離開之前，有一天醫院組織餞行宴會，第二天，陸嬸和我媽說陸叔回家後一句話也不說，回到屋裏放聲大哭，“他爹死的時候也沒這麽哭”（這是陸嬸的原話，也是東北幽默，我放在這沒有對陸叔不敬的意思）。有一天我們在家正在給行李家具打包，張大爺來了，他挎著一籃子瓶裝白酒，一進來，眼圈就紅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父親扶著他，也好一會說不出話來，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張大爺嗜酒如命，他一個老光棍，有點錢都換成酒喝了，本是入不敷出的。他至少2次酒精中毒，是我父親搶救回來的。父親講他的一個故事，有一個夏天，有屍體入殮，更換壽衣，那時好像沒有冷櫃，屍體發臭，死者家屬提供白酒給他用嘴噴到屍體上去味道。張大爺端起酒瓶，咕咚咕咚，喝了好幾口才噴一口，家屬一看哭笑不得，趕緊說”大爺回頭我們再多給幾瓶你，你老多噴點，不要省”。對他來說白酒是最好的東西，他的禮物，至今想起來仍然要我感動不已。 86年前後張大爺去世，臨死前想見兩個人，一個是我父親, 另一個是陸叔。我對生死之交的理解: 不是為朋友去死,而是在臨死時想到了某個朋友!

 

我們一家離開錦西時，隻作小範圍通知，但還是來了兩大客車的人。當我們登車以後，一幫乘客在車上議論紛紛，一個人問我，“你爸是什麽官？怎麽這麽多人來送？”

我父親在錦西30年，離開錦西後他就不再做醫生了。我的感覺，他就像是來還債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