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定中醫生(1/3)

蘇聯有個的日瓦戈醫生，我認為我父親是中國的日瓦戈醫生，相比而言他的事跡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篇文章是我發表在互聯網上的第一篇文章，首發在美國華夏文摘網站，當時以為該網站不許用真名來寫文章的主要人物，所以我隱去了父親和他的朋友們的名字，隻用“梁醫生”或“某叔“，“某伯”來代替，發表後沒有人開討論線評論，我以為沒人看，深感失望。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所以開始發布一些我寫的一些關於個人生活經曆的文章，結果卻引發熱烈討論，這時我在討論線上表明我寫過這篇文章，並把鏈接放到了討論區，於是就有的網友向我父親致敬，還有網友說她把這篇文章打印出給她也是醫生的母親看。這篇文章中所提到有名有姓的父親的朋友，他們本人或後人都找到了我，給我提供了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父親的事跡，還有人說我寫的遠遠不夠。

 

我把這篇文章發給了上海第二醫學院校友會（現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校會），一些上海第二醫學院畢業的退休的老醫生把這篇文章打印出來在傳看，甚至於傳到了我一個姑姑的手中，他們問她：“梁定中是不是你哥？”。。。。。。

我澳大利亞的姑父姑姑當時都快90歲了，看了我的文章，看得淚流滿麵，姑姑說：這星期隻能看一遍，下星期再看第二遍。

 

我的個朋友，他是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哲學博士，他說：“你父親的事跡令我們深為感動， 緬懷先輩是為了激勵自己和後輩生活的更好, 你父親是逆境中的成功人士, 我們知道的一些人結局是悲慘的。”

             

  我父親梁定中1952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在國內他是一個小人物，但在錦西（現在的葫蘆島）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我希望通過我對我父親的記錄，為讀者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看看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的一個小地方是如何度過那個年代的。我的文章是為了紀念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們，所以裏麵都是真名實姓，內容100%真實，為的是個我父親做個傳，同時記錄一段曆史。這篇文章已發表在2011年3月11日的《葫蘆島日報》上，但由於可以理解的的原因，被大量刪減，也有一些改動。

  我父親他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是名醫-有用，所以他不是很倒黴的，聖約翰最倒黴的是那些學英語的，學經濟的，共產黨那時一邊倒向蘇聯，他們沒有用了。那個群體因為不是中國自己培養的，共產黨不當他們是自己人，在49年後，受到重用的很少，也沒人去“捧”他們，很多人就這樣了無聲息地消失了。我將來還會寫一寫我父親的同學們和校友們（在青島他有幾個好友都是約大的校友）。原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是聖約翰的畢業生，學生時代是地下黨，他和我父親是聖約翰中學的同學，在90年代他常住在珠海，還記得我父親-“小廣東”。我父親在珠海時，別的同學給了他魯平的電話號碼，我父親把那個電話號碼壓在他寫字台的玻璃板下，但我父親從來沒有撥過那個號碼。

 

                               “ 最後的貴族”

 

  2010年3月是我時隔26年來第二次回到錦西，居然找到了幾個兒時的夥伴，兒時的好友凱和欣分別請我吃飯，有幾個當年的夥伴出席，許席間談及先父，特別是我的一起長大的夥伴提起先父用的語氣非常的尊重：“我梁大爺”如何如何，我特別感動。回來英國後，和當年初一的同桌芳保持通電郵，因為在錦西時男女生從小就不說話，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家世背景。我問她她的父母是否知道我父親，她在電郵中寫道，“我父母那代人對你父親十分景仰”。

  幾個月後，找出2006年先父大學同班同學陳阿姨寫的一篇口述筆錄轉給凱和芳。沒想到他們的反應很熱烈。凱說一定要讓文章發表。他說他要找一個記者，好好寫一篇。他希望我把我父親的簡曆發過來，發表用。

凱對芳說我的父親一點架子都沒有，對小孩子特別好，到我家隨便玩，還給好吃的，不像有的家長不耐煩。他還提起第一次吃大白兔奶糖的故事，還有看我父親使用英文打字機。

 

  我曾經在互聯網上嚐試搜索過父親的名字，但很遺憾沒有任何關於他的信息。對他這樣的人，我想我如果不能為父親在錦西樹碑，也應為他在錦西立個傳，至少在互聯網上有篇關於他的文章，以此紀念我的父親和他的已逝朋友們，還有感謝哪些幫助過我們的好人們。

在錦西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任何善的東西，但即使是一些很痞的人對我父親也表現出相當的尊重和愛戴。在50，60, 70年代先父是錦西地區以致錦州地區第一名醫，也是第一名士。現在錦西特別是化工區60歲以上的老人應該對先父幾乎沒有不知道的。在計劃經濟時代遼寧省那時叫遼老大，東北在1950/60年代是中國的最發達地區，錦西是中國當時的化工和煉油基地，錦西化工廠是所謂“新中國三大化工廠”之一。錦西那時有全國各地分（發）配來很多大學生，這些人對錦西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那段時間錦西可以夠得上藏龍臥虎，雖然他們中的很多人陸陸續續離開了錦西，但錦西是不應該忘記他們的。其中在醫學界先父是首屈一指的第一人，很多手術像剖腹產，割闌尾，宮外孕，斷臂再接，都是先父做的第一例。像他這樣的醫生，在錦西是前無古人的，在1950-2050年這一百年，在錦西也將後無來者。因為隻有在那個時代才有可能發生那樣的事在：錦西這樣一個小地方有一位如此好的醫生。他在錦西時，錦西少死好多人。我父親是當時錦西的“最後的貴族”, 一個精神上的貴族。

 

                               一份口述筆錄         

 

  記錄者陳敏嫻阿姨是我父親的聖約翰大學的同班同學，也是醫學專家。在２００６年我初次隻見到這篇文章，我的反應冷淡，深為為我父親感到不值，實際上他一直是我２０歲以來的反麵教材。我認為父親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而得到最大的好處是文革時沒怎麽挨打，所以好多年來我處處反其道行事，以他的經曆作為我的經驗教訓。所以我不在乎國內的畢業證，戶口，職稱和工作關係等等，畢業一年多就毫不羅嗦辭職南下廣東，以遊走於體製之外為第一目的。我在廣東第一年很苦，一年後回青島時，在廣州買完船票，已沒有回來的路費，但即便如此我仍感十分欣慰，因為我知道我當時可以完全獨立謀生，而不受製於任何體製，並且有了流竄全國的本錢，而現在我已加入英國國籍，又有了流竄國際的資本。但是這次的錦西之行，我發現很多人提起我父親還都非常地尊重他，我家1982年離開錦西時我當時才初中二年級，至今已28年，而且父親已去世10年了，這讓我深思，看來很多人並沒有忘記他，我也在反思我對他的認識是不是也有問題。

 

下麵是陳阿姨的文章：

 

好醫生梁定中

今年9月我老伴在北京住院做膀胱結石和前列腺手術，同病房一病友是錦西市來的，聽說是錦西市我忍不住問他是否認識梁定中，真是很巧，這位老人原來曾經在錦西化工廠工作多年，一聽到梁定中的名字，立刻興高采烈地豎起大拇指說梁醫生是我們錦西第一名醫，真是個好人啊！於是就滔滔不絕的談起了梁定中：

梁醫生怎麽好呢？首先是醫術好，他來我們職工醫院後，解決了好多疑難病症，他幫助和指導了婦產科醫生做了我廠第一例剖腹產。他診斷一名高度昏迷的病人是腦瘤，立刻轉北京，憑他一紙介紹信，到了北京找到梁醫生的同學，立刻手術，挽救了生命，這個病人名叫張克中，至今還活得好好的。

我的丈母娘得了肝昏迷，病情嚴重，請他來看了之後，他說我給她開藥，但她的病已過不了三天了，你們準備後事吧, 果真第三天老人就去世了。另一次我的孩子病得不輕，我在上班時家裏來電話說孩子不行了，都翻白眼了。我立刻請梁醫生到家中看看，梁醫生問孩子出過麻疹沒有，當時我們也記不清了，梁醫生關照我們把房間弄熱一些，果真第二天麻疹都發出來了。

錦西市的領導生病也都派車接梁醫生去看病，梁醫生是我們錦西醫療技術鑒定委員會的專家，他的威信很高，大家都很信服他。

梁醫生是個好人，他沒有架子，對領導和工人都一個樣。上麵曾經要他當院長，他不當，他說我做醫生就是要看好病。在困難時期工人們浮腫，梁醫生說是營養不良，就因為這一句真話，他就挨鬥，說是給社會主義抹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雖然挨鬥，但沒有挨打。一來是他比較機靈，不吃眼前虧，說他什麽就承認什麽，另外，主要還是工人們都愛戴他，保護他。他離開錦西我們都舍不得。

梁醫生也很愛孩子，他的女兒在托兒所時，他每天接送，還給孩子送奶去，大家看見他都親熱的稱呼他“梁媽媽”來了。

當我告訴他梁醫生已去世時，他表示很遺憾，他說他若在錦西，知道他走了，工人們都會來送他的。

原錦西化工廠職工  張國元口述   陳敏嫻整理   2006年9月

 

                                           家世

  我的爺爺梁庚長，是廣東人，是民國時期上海的名醫，他在13歲的時候後，我的曾祖父病逝，後來在兩個哥哥的幫助下來上海闖天下，最早是在一家英國人的教會醫院（即現在上海仁濟醫院）裏當小工，當時的英國人院長Dr Ceil　John　Ｄｅｖｅｎｐｏｒｔ　發現我的爺爺非常聰明，就開始培養他，送他去當時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學醫。畢業後很快我的爺爺30來歲已是當時上海灘有名的眼科醫生，是當時廣東人在上海的一杆旗幟，就是說做百貨的是某某某，做醫生的廣東人以我爺爺為代表人物。有一段時期他是仁濟醫院唯一的一個華人董事，再後來自己自立門戶開診所，據我父親講當時爺爺一天可以掙７０多個大洋，他的掛號費就是一塊大洋。在三十多歲的時候，３０年代，我爺爺就已創下很大一片家業，汽車洋房乃至電冰箱都有了，其中一個電冰箱在86年我的一個姑姑還在用。上海在江灣一帶過去曾有個地方叫梁家花園就是我爺爺的家業，占地是２０畝。爺爺和奶奶有7個孩子，爺爺因為幼年喪父，對童年有巨大缺憾，所以他對子女非常痛愛，他對子女的要求幾乎從來都是無條件滿足。教育上7個子女都是大學生，其中我父親的學曆最高，我的父親從小生活非常優越。

爺爺和奶奶有很多英國朋友，主要是英國的傳教士，爺爺中文很一般，不太會寫，但英文極好，我父親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從小他上的都是當時中國最好的教會學校，在高中時期他已經可以和爺爺的英國朋友用英語自由交流了。我父親上的大學是上海聖約翰，聖約翰是1905年在美國注冊的教會大學，聖約翰的畢業生按美國國內畢業生對待，本科生可直讀美國研究生, 而學生則多是政商名流的後代或富家子弟，聖約翰大學直到1947年才同國民政府注冊，所以聖約翰大學不是中國的大學，而是在中國的美國大學。聖約翰大學早自1907年就可授予學士學位，這在中國也是最早的。莫約西（莫約西是廣州賓夕法尼亞醫學院創辦人，聖約翰醫學院創辦人之一）1931年曾撰文說："聖約翰醫學院的最低入學要求已達到美國A級醫學院的入學要求", 聖約翰醫學院創辦早，學製長，重質不重量，約大醫學院存在的56年中，隻培養了466名畢業生。聖約翰應該是當時中國的第一名校，也是第一貴族學校,除國語外，全部用英文授課。像我父親他們在最後一年，需要專門用中文來講各種術語，比如肱骨，他們得知道中文叫什麽。事實上後來我父親看資料主要是看英文的，我家的藏書大多數都是英文的，相比中文，他更習慣看英文。

 

聖約翰讀醫科相當嚴格，讀醫預科的學生大約隻一半能進醫學院，正常情況下，在一年級是120人，7年後隻有七個左右可以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49年地下黨（共產黨）找到學校，因為即將到來的新政權急需人才，要聖約翰多放一些學生畢業，我父親是52年畢業的，他大學讀了８年，他們那一批出來了28個,父親的大學同學在國內的都是頂級醫學專家，但多被整得七葷八素，其中有兩人自殺和一人精神失常。而在國外或香港的（聖約翰醫學院的畢業生在香港可不經考試直接行醫），象陳伯伯在香港上世紀80-90年代一個手術就會收入幾十萬港幣（頂我父親做一輩子的收入）.他們這批同學有著情同手足的感情，和我們其他國內大學的同學關係很不一樣，我曾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想是由於4點原因：1。朝夕相處7，8年，1952年畢業時沒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 ； 2。 大家大都來自同一地區的富裕家庭，出身背景相似； 3。 1949年以後多挨整因而同病相憐； 4。聖約翰的精神。

聖約翰的學生１是質量極好，2英語極好，特別是寫非常地道，像我已在英國讀書，工作，生活九年多了，我的英文程度，連我父親的一個小指頭都趕不上，我認為他們的英文寫作，比我的英國大學老師寫的要好，寫的非常正統純淨。

父親興趣愛好十分廣泛，他會幾種樂器，小時還曾得過上海小提琴比賽的名次，在書法，國學上也有很高的造詣。他酷愛旅遊，有非常廣博的中國曆史地理知識。在我眼中我的父親是個醫學天才，我認為構成天才的，並不是指智力超群，而是指對他所從事的事業的興趣和專注，但這樣的天才往往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某些方麵相當的弱智，特別是在生活上。醫生大體有兩種人，一種非常幹淨，有潔癖，另一種是一切都無所謂，我認為後一種更有可能成為最偉大的醫生，因為這樣的醫生不會嫌病人髒，而且他在行醫時膽子大，沒有忌諱，我父親就是後一種。

本來父親還可以去英國讀書，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把當時的英國人都關入了集中營，後來可能是供給不足，日本人就允許他們的中國朋友給他們送衣服，食物和藥品。我的爺爺和奶奶盡最大的努力幫助他們的英國朋友，當時可能是每人隻可帶一定的數量，爺爺奶奶就帶上盡可能多的孩子去看他們。那些英國人在日本投降之後，對我爺爺奶奶非常感激，當時英國教會向爺爺奶奶承諾把他們的三個兒子都帶到英國。結果隻有大伯出來了，當時父親還在讀大學，叔叔還在讀高中就沒有出來，錯過了機會，但是對錦西來說是卻有機會得到一位大醫生。

我的父親和我的爺爺奶奶

 

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

 

我對父親50，60年代這一段經曆知道的不多。

父親一直說他是被全國統一分配到錦西的，但後來父親去世後，我的姑姑告訴我-父親是為愛情去的錦西，他本來在上海工作都已落實了，但他的女朋友被分到錦西，他就跟了過去，結果後來女的想方設法回到上海，而我父親由於醫術太高錦西堅決不放，就留在了錦西。對於這一點，用我哥哥的話來說“他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1957年反右前，國家管理上很有秩序，規章製度也很健全，為留他每年給他漲幾次工資，4年後，即1956年，已是醫務八級，137元月薪，好像是縣團級, 錦西那時還隻是個縣, 而我父親當時隻有29歲，所以我父和我說過他是1952年全國統一分配的那一屆大學生裏工資最高的一個。後來是28年沒漲工資，在青島漲過2級到180多。
在1957年反右之前，我父親在錦西就有了很高的聲望，有人提名把他打成右派，我父親實際上是喜歡亂講話的人，肯定當時也給黨提了一些“寶貴意見”，但當時的領導說“他這人心裏有什麽說什麽，不是那種什麽都不說卻心裏頭對黨不滿的人，再說，你把他搞成右派誰給你看病？！”他得以幸免，後來到83年才知道，他檔案裏，他一直被內定為中右分子（內控右派）。

 

在國外，包括高等教育，認為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輸灌知識，而是獲取知識的能力，學習是終生。父親說每次會診他都有新方法，有的同事說他留一手，父親解釋說他懂英文，當時化工部特批給他訂閱一份外國的醫學期刊，由化工廠報銷，有什麽新方法他就認真思考，看能不能借鑒過來，所以他辦法多，知識新。

當時錦西地區轉院去錦州市的病人，錦州的醫生，大多數情況下，都先要問“梁大夫有沒有看過？梁大夫怎麽說？” 

他和我說他有幾次被請去看死人。有的人父母或愛人去世，心裏難過，為安慰逝者也安慰自己，明明知道人已經死去多時，還是請父親來看，“我把最好的梁大夫請來了，我們盡了全力了。”父親在這種情況下，他把這當作一種殊榮，這是病人家屬對他的最高的信任。他也非常理解，盡量配合，安慰喪家，說這是什麽原因，不治之症，是誰都是無力回天的。

父親為人非常好，在錦西積了大德。工人為什麽對他好? 他對病人一視同仁，沒有貴賤高低之分。特別是他有個原則就是他不接受工人的禮品，那時工人一個月３０－４０多元工資，上有老下有小，有的老婆還沒有工作。他說“我喝他一瓶酒，就是喝他一瓶血”　他真的是不忍心，也做不到，哪怕是他救過工人的命或他們家人的命，他也不收的。這不是裝出來的“表現”，因為在他事業上最順利的時候他就這樣做了，否則文革時期，現裝也是來不及的。這種性格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很大的關係，父親是個非常仁慈的人，他對工人和農民有著發自內心的深深的同情。這源於他的基督教背景，在西方基督教有一個含義即Mercy-仁慈。

 

特務嫌疑和海外關係

 

父親他多次自我調侃地說，他是在1949年以後“加入國民黨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他有個罪名是特務嫌疑。

1963年到1969年期間，美國的總統叫約翰遜。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什麽是聖約翰大學，隻知道約翰遜是中國最大敵人-美帝的大頭子。所以我父親那時在錦西廣為人知的是他畢業於美國“約翰遜大學”。對於那些想抓特務立功的人來說，我父親就成了“天上掉下來的”美國特務。

他在聖約翰的時候，有朋友在逃離大陸時，送給他一把勃朗寧手槍，我父親是一個毫無政治頭腦的人，再說那時兵荒馬亂的有把手槍也不算什麽。那把槍曾被我叔叔帶到學校，和同學開玩笑，拿槍指著人腦袋。所以很多人都知道這把槍。上海解放後，收繳槍械，父親怕事，把它扔到了黃浦江裏。後來不知怎麽被人揭發出來，這把槍找不到，這是他特務嫌疑的第二點。他當時有輛蘇聯摩托，還有一台英文打字機。於是有人發揮想象力，說打字機是發報機，說他騎蘇修的摩托跑到什麽山洞，用摩托車帶動發電機發電，再用打字機發電報，可在錦西周圍根本找不到山，這件事後來父親當作笑話和我們講。

 

50，60年代有個反特電影《羊城暗哨》，講的是潛伏在廣州的國民黨特務們，在一個以傭人身份為掩護的老太太領導下要去炸廣州發電廠。高婆婆是父親兄妹們的老保姆，父親兄妹7個都是由高婆婆帶大的，解放後我父親他們每個月都寄錢（或送錢）給她，這就引起了錦西化工廠“革命群眾”的警惕。一次批鬥他，要他交代高婆婆如何領導他從事特務工作，萬一炸了錦西化工廠的氯氣罐那可不得了。我父親就說，舊社會我們剝削了她一輩子，現在她老了,幹不動了，我們受到良心譴責。。。。。。，才講幾句，就被匆匆打斷，說他是資產階級假仁假義，給自己塗脂抹粉，這件事當時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這次我回錦西，一個當年的小朋友，現在40多歲了，還提起這件事，這一定是他父母在他小時和他講過這個故事。

我父親在香港有個最好的朋友，阮大新伯伯，阮伯伯是父親聖約翰高中時的同學，當時父親有一幫朋友，他這幫朋友成績不是很好，卻喜歡賭博，有一天聚賭，被其中的一位的哥哥報警來抓賭。父親因為不好這一手，站在窗口看風景，被那哥哥叫了下來，其他的一鍋端，都被開除，這些人大學沒讀，都跑到香港或國外，憑借聖約翰高中打下的基礎，結果20多年後都成為了大老板。這幫人中父親的成績最好，父親在聖約翰讀醫學，被大家公認為將來最有出息的一個，結果卻是生活最差的一個，命運捉弄竟至如此。

阮伯伯的父親當時在香港做汽車生意，日本占領香港後，生意急轉直下，阮伯伯被開除以後，每天去上學，就是跑到梁家呆在把爸爸的房間。我的爺爺奶奶對子女的朋友特別好，來的就是客，一視同仁，這後來也是我們家的傳統。父親那時和朋友出去旅遊常常都是爺爺給錢，有時給他們一兜子錢去玩。阮伯伯後來是某國際大煙草公司的高管，自己還有公司。中國一開放，他就開始寄錢，寄東西和寄雜誌給我父親。所以錦西地區的第一台電子計算器，兩喇叭收錄音機，指針式和數字式電子表應該都是我家最先有。當時因為計算器可以免稅，他一連寄了10來個給我父親。其他的他知道我們交不起稅，每次寄東西，他把稅全額付完。在後來漫長的歲月中他每年至少寄兩次錢，中秋和春節各一千港幣，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款子。在我大學畢業後，在父親反複堅持下阮伯伯才停下了，但他每年還是用我父親的名義捐一筆錢給香港的慈善機構一直到父親去世。我們一家人對阮伯伯非常感激。他為我們幾個孩子在那個時代開了一扇麵向世界的窗口，特別是對我影響極大，是他老人家要我知道外麵的世界是何等的精彩。

這一點也可看出父親的為人，因為他對朋友很慷慨和義氣，所以別人才會這樣對待他。

阮大新伯伯 （1964年於香港）

 

“黑白兩道”

 

錦西當年有個“大哥”，因腦部長東西而住院，當時經父親的同事診斷後，準備開顱動手術。手術前父親檢查了一下，認為不需要開顱，特別講以錦西當時的技術條件，如果開顱後會有很多問題，搞不好不死即殘，後來用父親的辦法治好了他的毛病，那個大哥對父親非常感激，臨出院前再三向父親表態“梁大夫你有啥事，吩咐一聲，一定幫你辦了”。我父親說那個大哥住院，有兩三個女孩子伺候他，排場很大。他還講這個人性格暴烈，有一次被一塊石頭拌了一跤，他就一直把那塊石頭砸得粉碎。

錦西是戰略要地，當地有陸軍，空軍，海軍飛行學校，和後來的中國核潛艇基地。我父親他是特務嫌疑，所以地方上的幹部對他多是敬而遠之，地方上的幹部（包括公檢法係統）級別不高，一般都小心謹慎，對我父親這樣的人很客氣，不得罪，有事有限度地幫忙。但軍隊幹部，特別是那些老幹部，老紅軍，他們就沒所謂，偏偏就信任我父親這種美帝培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找他看病，不拍父親下毒，也不怕刺探軍事機密，（其實當時中央領導的保健醫生多時留洋的或教會大學畢業的）。

父親他跟我說他一生中吃的最好的一餐飯是在困難時期，他給錦西的空軍首長看病，他說吃完飯，水果是一道一道上來的，我父親出生於南方的富貴家庭，但在東北苦寒之地，有的水果他都沒見過，所以這也是我後來懷疑大饑荒是故意製造的一個原因。

父親在1997年和我說70年代他上過中國的核潛艇，但是要求保密，所以他20年以後才和我們說，他沒有說為什麽上去，後來趙綿伯伯的兒子和我確認是在尼克鬆訪華前請他去參觀的，看來真的當他是特務，中美建交後，故易泄密給他，好向美國炫耀武力，可惜他竟然為中國保密了20多年！

那時我記得70年代錦西周圍的煤礦經常有礦難，一有礦難他就會被請去搶救，還有遠的地方，有幾次他是乘錦西空軍的軍用飛機去的。有一次他和我講大型液化氣儲藏罐著火，他們都到現場準備搶救，有一個爆炸了，他說看見裏麵的消防隊員“像蠟一樣融化”。

在80年代初期，要父親作副院長管職業病鑒定，這是個非常糟糕的工作，父親是個堅持原則的人，不是職業病，他不會認定為職業病。有一次一個病人鬧職業病，還打了我父親一個耳光，當時我們都小，我才12來歲，哥哥才16歲。這樣的事父親就默默忍受，他是個非常善良的人，我父親救過多少人啊，黑白兩道什麽人沒有，以東北人的義氣，他隻要找幾個他救過的人，說一聲就行了。我們兄弟對這一點一直憤憤不平，他的“黑白兩道”根本沒用，他怕把事情鬧大。我父親那段時間經常講他有三個兒子，這是對這種事情的自我安慰，他很無奈。我們們那時就是太小。我小時很頑皮，12歲時，有一次在防震棚上跑跳，摔斷左臂，正骨時，要把上臂拉開再用手捏來對正骨頭，雖然打了一針杜冷丁，但是我隻是哇哇亂叫而不哭，捏完了我還和爸爸的同事開玩笑，當時父親的同事和他說，你這個兒子是土匪，“有發展前途”，沒見這麽小孩子能忍得住不哭的，父親應該很得意，後來他對我在社會上混基本上睜一眼，閉一眼，我覺得他是被人欺負多了，他希望自己的兒子要有一個將來能夠為他來點“武”的來保護他。如果我家不離開錦西，我十有八九會是個小流氓, 正如孔二狗在《東北往事：黑道風雲》所說：“東北年輕人的世界觀多少都有些扭曲，多數人都動過混黑社會的念頭，仿佛在黑社會上混得好那才是真的好。”我當時有非常強烈的想法，我長大了我一定會為我父親報複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