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諒的博客
博客中的文章都是我的原創
“194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可以概括為：前三十年是折騰人民； 後三十年是讓人民折騰；2009年起不折騰。 中國現在是政治和經濟兩極化，是社會分裂的一種體製，經濟上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沒有管理也沒有控製；政治是： “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沒有管理但嚴格控製。這樣的體製，目前使得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經濟發展處於失控狀態，必將在不久的將來產生嚴重的後果。“
2011年以來，以茉莉花革命為代表的新一輪全球政治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湧，而在中國的公共安全事故是層出不窮，群體事件則是此起彼伏，自由、民主、政治改革和革命成為2012年以來的熱門話題。作為一個有中國大陸背景的海外中國人，我無疑十分關注中國的現狀以及將來的發展，在此願意談談我對政治改革的一點淺見。
一般的說來在中國把國家分為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或民主國家和專製國家，我認為這樣的分法是非常意識形態化的，也非常不準確的，在冷戰時期大體是沒有問題的，但現在顯然是片麵的，因為不論專製還是民主都要靠法製維係，法製才是的構成國家的核心。
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是建立在烏托邦上的，是以社會意思形態立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在它的發源地已經徹底失敗了，在蘇聯也徹底失敗了，在中國呢？ 相信讀者會做出自己的判斷。試問現在的幾千萬中共黨員，特別是科以上幹部有幾個是無產階級？到現在再談什麽”姓社還是姓私“毫無意義，”先生孩子後起名“，而不應該”先起名字照著生“，這樣的曆史教訓真是夠慘痛的了，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首先應該是去意思形態化。
我認為現在世界上主要有四種國家：
自由法治國家， 如英，美和大多數歐洲發達國家
民主法治國家， 如日本，德國，新加坡
法律潰敗國家， 如印度，拉美國家，俄羅斯及一些東歐國家
集權專製國家，北韓，越南，古巴及一些阿拉伯國家
我已在英國生活10多年了，期間曾在一家特大的德國公司的英國分公司工作過，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有機會與集團內部兄弟公司和第三方供應商打交道。對德國產品的特點和企業的管理文化都有一定的認識，但對德國始終沒有能夠有效深入地了解。2011年10月我去德國參加我所在行業的一個國際展覽會，借此機會去柏林遊覽了4天。我一直對德國有著極濃後的興趣，德國兩次挑起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一國之力橫掃歐洲，如不是美國最終參戰，後來世界的格局恐怕會難以預料。戰後20年間西德再次崛起，成為世界上的主要經濟強國之一，兩德統一後，德國一度成為世界第三大的經濟體，德國的產品以其高品質聞名於世。我曾經認為當代德國是人類當代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此次德國之行卻多少改變了我的一些看法。
幾年前據我的一個同事，一位高級區域經理講，這家德國公司在歐洲的分公司都很不錯，唯獨英國公司搞不好。我那時認為英國和德國的文化不可調和，但我並不懂為什麽德國和英國這兩種文化不可調和。以前聽說德國強調的是”不可以做什麽“，英國強調的是”可以做什麽“，這次德國之行使我想清楚了英國與德國的區別：
英國的法律和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什麽可以做“。
德國的法律和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什麽不可以做“。
英國是”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
德國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
以上兩種是有管理的法治國家，但各有利弊，利弊容我在文章的最後進行論述。
糟糕的國家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這種是法律潰敗的國家，沒有管理也沒有控製的國家，如拉美國家，印度，菲律賓，或者如中國古代的宋朝。
最壞的國家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這種是隻有控製但沒有管理的集權專製國家，如某些阿拉伯國家，前蘇聯及其他共產黨國家，毛時代的中國是最典型的這種國家。這樣的國家必然造成政治嚴酷封閉，經濟上貧窮落後。
中國現在是兩極化，是社會分裂的一種體製，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上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沒有管理也沒有控製；政治是是： “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沒有管理但嚴格控製。這樣的體製，目前使得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經濟發展處於失控狀態，必將在不久的將來產生嚴重的後果，比如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枯竭，所以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迫在眉睫。
德國在希特勒之前是民主國家，因為希特勒是通過選舉獲得的權力，我認為民主就是多數人參與國家治理，國家權力機構由選舉產生。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是：經濟上“一切都允許，除非科學禁止”。政治上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那種也是經濟和政治不一致的分裂的社會，希特勒的納粹黨的全稱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所以那時德國搞的就是“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法西斯主義。
因為我不是法律工作者，因此就英美法律與德國法律問題向一個華裔美國律師請教，他寫道：“英美法係(海洋法係)采用案例法，法庭根據過去的案例判決。如果懂法律的話，一個人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便能根據以前的案例預料將有什麽後果。案例法變化緩慢，除非有重大的社會變革，如人們對墮胎的容忍和對種族歧視的覺醒，最高法庭才會推翻原來的案例，作出 Roe v. Wade 或 Brown v. Board of
比如德國的鐵路係統十分發達，火車站和地鐵站互相連通，而且都是開放式的，無人查票的，這是我所到過的歐洲國家中唯一所見的(我沒有去過北歐，不知道北歐國家是否這樣)，在一個地鐵站看到一個的德文告示，因為我不懂德文，我估計是說：無票乘車，抓到罰款600歐元。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德國的法律法規是以“禁止”為前提的，所以不需要檢票，違背了就屬違法。
而英國的法律是以“允許”為前提的，比如英國某地的一台櫃員機加倍付款，原來是銀行的操作人員把20鎊的現鈔放到了10元的格子裏。由於每張提款卡有提款限額，於是一些英國人發現這一好事後，就告訴了自己的親戚朋友一起來提款。由於這樣的行為是沒有案例禁止的，所以這樣的行在英國應該不構成犯罪或違法。銀行即便掌握提款人的資料，它也無能為力，如果打官司，就得打到最高法院，就算打得贏，恐怕也是得不償失。
而類似的發生在中國的“許霆提款機提款案”卻有截然不同的後果：2006年4月21日晚10時許，由山西前來廣州打工的許霆到黃埔大道西平雲路上某銀行的ATM取款機上取款，本來隻想取款100元，誰知機器裏麵“吐”出來的卻是1000元，再進行餘額查詢，顯示僅扣除了1元。反複數次，許霆與郭安山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分別取款17.5萬元和1.8萬元，事發後，郭主動自首被判一年徒刑；許霆潛逃一年落網，2007年12月一審被判處無期。2008年2月22日，案件重審；3月31日，許霆被判處5年徒刑。重審判決“五年有期徒刑”的依據是“許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沒有法定減輕處罰的情節”。而且，“許霆在盜竊之後攜款逃匿，案發後有沒有退還贓款。”4月9日，許霆提起上訴。5月22日，終審維持原判。
法律法規是其民族文化傳統的一種體現，總的來說：英國的“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的弊端是刑法寬鬆，壞人不容易受到懲罰，造成英國人的缺少紀律，喜歡惹是生非，其中最有名的就屬英國的足球流氓。英國人這種性格，不擅長做或不願意做技術上的發展，而熱心於科學上的研究，追求革命性的突破，英國的基礎產業幾乎全軍覆沒，目前幾乎都是掌控在外國公司手中。目前英國的GDP分布，75%是服務業，尤以銀行、保險、商務服務為主導。工業和製造業僅占23%，其中製造業和能源業已長期萎縮，農業占0.9%。英國體製的好處是鼓勵嚐試，鼓勵創新，所以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有40%是由英國人創造的(源自於BBC的一個電視節目)，在18世紀，19世紀，絕大多數重大發明是由英國人創造的。很多商業模式和現代社會的金融產品，包括造成次貸危機的金融衍生產品也多是英國人發明的。英國這個民族非常善於創造概念、設計規則和框架，比如現代的體育遊戲和規則也多是由英國人發明的。所以現階段的英美是人類前進的領導者。
對應的德國的“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這樣的國家是法製嚴謹，人民遵紀守法，國家管理井井有條，令行禁止。在工業上是一切都禁止，除非科學允許，人們注重於已經存在的東西，強調的是在技術上的完善，推崇設計-設計是最大限度利用現有的資源而不是創新，關注細節且追求極高的產品品質。德國體係的弊端是：設計上保守，德國的強勢產業幾乎都是傳統的基礎產業，如鋼鐵，機械製造業，電氣製造業，但相對比較新興的產業如電子製造業就不太行了，特別是是計算機信息產業和金融產業與美國英國相比差的就更多了。所以現階段德國和日本是人類文明的維護者。
過去我認為英國人靠理性，德國人靠嚴謹，現在看來並不全麵，都是靠法治，現在我認為英國是把自由放在第一位，因自由而民主，為民主而法治。德國是把民主放在第一位，因民主而法治，因法製而得自由。世界其他民主國家的區別是自由，民主和法製孰輕孰重，孰先孰後的區別，還有遵守原則的程度的區別。比如日本就是在美國的強迫下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就是把法製放在第一位(被迫的)：因法製而民主，因民主而得自由，日本的體製我認為是把德國和英國體製的長處完美的結合起來了。英國是海洋國家，他的文明是海洋文明，德國是大陸國家，他的文明是大陸文明，他的法律發規源自於過去的封建傳統。中國作為一個有這幾千年封建專製曆史的大陸國家，如果要學習歐美的製度體係，我認為應該學習德國體係，就是把民主放在第一位，因民主而法治，因法製而得自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是管理方式，民主可以自上而下，也可自下而上，也可以被民主。最好的方式應該是至上而下的民主，這樣社會的代價最小，比如英國和日本的君主立憲製； 而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就不好了，如法國的大革命和中國的辛亥革命，社會動蕩好多年。
現在華人社會的情況是：
香港是英式民主：“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是被民主的。
新加坡是德式民主：“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這是對華人最有效地一種製度，因自由而民主，特殊情況下的由下而上的民主。
台灣是開明專製向民主政治的過渡期，是由上而下的。經濟上是“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 政治上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相信台灣很快會建立起英美式的民主體製，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
中國大陸則是出於一種政治和經濟分裂的狀態，是民主的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應該盡快實行政治體製改革，首先應該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民主機製。
(中新網2004年9月15日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15日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說胡錦濤說：“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必然導致濫用和腐敗。加強對權力的製約和監督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是代表國家和人民進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監督。胡錦濤指出，當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然存在，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和執行難的問題時有發生，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貪贓枉法、知法犯法，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嚴重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國不缺少法律，中國的問題主要是“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必然導致濫用和腐敗”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還有廣泛的執法犯法的現象，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法律的製定者，曆史上卻一貫帶頭破壞自己製定的法律。中國有很巨大的人口，如果采用英美式的民主“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條件還不成熟，人民的素質也達不到，更缺少曆史傳統，必然會造成政治上的失控。所以如果中國共產黨真是要創建和諧社會，就應該盡快建立黨內民主，逐步過渡到全麵民主，如開放黨禁報禁，給人民監督政府的自由和權力，並建立健全法製，嚴格執法，堅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認真維護法律的尊嚴，使中國成為“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的現代化的民主法製國家。
當年的大右派章伯鈞說“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製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製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現在看來大章伯鈞先生的觀點真可謂是真知灼見。
中國各行各業都應有一個係統設計院，通過各種法律法規來調整社會各個係統使之良性運轉。
在社會係統上，最好的例子是公共交通：
紅燈一亮，日本人和德國人，深更半夜，路上沒人，他馬上會站住等燈綠了再走。這在老中眼裏，是大傻。但人家在總體上生活簡單，總體的效率更高，而中國人連過個馬路都搞得心驚膽戰或一身臭汗。對於某一個體，在這一刻是省了時間，但由於他的行為影響了司機的正常運行，一車人都耽誤了時間，搞不好還有車禍。所以我對在中國駕車的體會是：司機要把公路上其他車輛和行人看管好；而在歐洲，司機隻要把自己管好，嚴格遵守交通法規，如此基本上不會出交通意外。據我的觀察，德國人不闖紅燈，還有別的原因：
1. 市區裏德國的車速快，比英國至少快30%。
2.德國的交通規則允許“小轉彎”，就是前麵紅燈，可以像右轉，因此車流情況複雜。而英國是不允許“小轉彎”的的，路況簡單，容易判斷，所以英國人在路上沒有車的時候，是不會傻等綠燈的，但顯而易見德國的交通體係更有效率也更安全，由此還可以看到英國的體係是個體優先，德國的體係是集體優先，因此我說英國是自由法治國家而德國是民主法治國家。
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美國的先賢們設計了很好的係統，建立起來後用律師來維護它，但他的係統工程沒有德國和日本那麽嚴密，因為美國多民族，很難向單一民族那樣緊密服從。
中國人有很好的服從性，但特權觀念太強，大都不守規矩。特別是嚴密的社會係統對能幹的人，有野心的人是個束縛，這些人一定會想方設法破壞他。比如毛澤東，他創建了一個體係，實際上1949年以後建立的體係是相當不錯的，隻是到了1957年，毛澤東為了個人獨裁，帶頭破壞它卻要老百姓遵守他的規則。所以這個係統很快就會亂像百出，到了1976年中國政治和經濟實際上是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現行體製是徹底開放了經濟，但政治上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不同的是：“前三十年是折騰人民；後三十年是讓人民折騰”。
(中新網2009年1月2日電)：中共舉行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總書記胡錦濤連續用了三個“不”：“隻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勝利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和奮鬥目標。”
從2009年起“不折騰”了，但人民要不要折騰呢？這是一個問題，要是人民起來折騰，不動搖，不懈怠將無從談起，偉大目標也將無法實現。
有一個英國人說，我們有5%的人非常優秀，剩下的95%是“享受人生的，這5%可以帶領英國前進”。所以我認為好的社會係統：0.5%的人設計係統，5%的人維護係統，20%的操作係統，其他各司其職。
中國可以產生20%的優秀的操作者，但在壞的係統裏，這些人越能幹，有時對國家就越有破壞力，中國的大學也培養不出0.5%的設計者，而英國牛津劍橋是培養這種人的，中國的5%的維護者也培養不出不來，而英國的前50的大學可以產生，剩下的20%操作者由其他帶有職業性質的大學產生出來。印度采用英國高等教育體係，培養所謂通才，而不是專門人才，印度就沒有20%操作者，這些人就算有，因為他們沒有語言問題，他們就會跑到英美國家去，所以印度大概永遠都搞不好
現在中國是各行各業都沒有建立起一個好的體係，一個國家的整體的效率非常低，而且亂象百出，這是政府的責任。中國可以搞得好，關鍵不在是在社會製度上，社會意識形態-姓社姓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各行各業，盡快建立起完善的係統，特別是公共安全方麵、食品安全方麵和環境保護方麵。對於政府來說，政治問題可以轉化為技術問題，而技術問題得不到解決，積累起來就是政治問題。當人們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普遍喪失安全感的時候，恐怕革命將不可避免。到國外才知道原來革命不是褒義的：“revolution”=“Turn around” (轉一圈，翻個底朝天)，意味著破壞和流血，中國自辛亥革命已經一百年了，血流得太多了。所以我認為盡量把政治問題技術化，“與時俱進”，最終能夠以變革代替革命，這將是國家之幸、人民之福。
民主集中與全民民主這個角度被你忘記了。從這個角度看下你的體係有木有漏洞?我覺得不小噢。
文中、感覺有意思的是，把"德國"二字換成日本也似乎成立。同樣東方民族，日本講究按規章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