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今天（5月8日）是歐洲的二戰結束紀念日，又稱Victory in Europe Day。75年前，德國納粹宣布無條件投降，歐洲終於從納粹獨裁的恐懼中解放。
75年過去了，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同一個世界，卻又和曆史似乎沒什麽區別。
尤其在新冠疫情的籠罩下，不同群體間的撕裂，不同信仰間的交鋒，都以一種高溫沸騰的狀態持續著。納粹主義中的狂熱因子，也許從未消失。
在社交媒體無孔不入的今天，煽動群眾情緒已然成了一種爭奪話語權的標準操作。嚴肅至政治，世俗至娛樂，我們都能感受到群眾情緒沸騰後的餘溫。
你我都被卷入了集體情緒的旋渦之中，無處可逃，別無他選。
如果說德國納粹給人類文明留下了什麽，那便是對群眾狂熱狀態永恒的反思。
1.
盡管在狂熱的基督徒、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狂熱的共產主義者和狂熱的納粹分子之間有顯著不同，但鼓動他們的那股狂熱，卻可以視為同樣的東西。驅策他們去擴張和控製世界的那股力量也是相同的。
在各種類型的獻身、信仰、權力追求、團結與自我犧牲中，存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不管兩件神聖事業的內容和教義有多少歧義，讓它們發生效力的因素仍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
帕斯卡爾（Pascal）這一類深諳基督宗教教義何以能發揮效力的人，一定也會明白共產主義、納粹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效力何在。盡管人們會為千差萬別的神聖事業赴死，其實他們說不定都是為同一件事情而死。
2.
我們都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尋找解釋自身命運的理由。
成功和失敗無可避免會左右我們對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為這樣，有成就感的人會把世界看成一個友好的世界，並樂於看到它照原樣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卻會樂於看到世界急遽改變。
不滿情緒並不一定會讓人產生改變現狀的渴望。要讓不滿加深為憤憤不平，還需要加入另一些因素。其中一個因素是擁有權力感。
3.
保守派與激進派的分野，看來主要係於他們對未來的態度。害怕未來會讓人緊抓住現在不放，信仰未來讓人熱衷改變現狀。
至於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熱情的知識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農民、追逐暴利的投機家、頭腦清醒的工商業者、普通的工人還是達官貴人——隻要他們被一種遠大的希望所攫住，就會斷然前進，對現在無所顧惜，有必要時甚至會把現在毀掉，創造一個新世界。
當希望和夢想在街頭洶湧澎湃的時候，膽怯的人最好閂起門扉、關上窗戶，蜷伏著以待怒潮過去。因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帶來的行動之間，往往存在著重大的不協調，一如在《啟示錄》裏，傳布末日四騎士將臨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頭戴花冠的青年。
4.
對失意者來說，群眾運動是一種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個「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讓他的生活可以勉強忍受的元素。
5.
一個人愈是沒有值得自誇之處，就愈容易誇耀自己的國家、宗教、種族或他所參與的神聖事業。
一個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會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會丟下自己那些沒意義的事，轉而去管別人家的事。
6.
批評者往往指責群眾運動用未來的希望來麻醉其信徒，剝奪他們對「現在」的享受。
可是，在失意者看來，他們的「現在」已敗壞得無可救藥，再多的享受與快樂都不能使其恢複完整。除卻對未來的希望以外，他們不可能有真正的滿足或安慰。
7.
當我們個人的利益與前途看來不值得我們為之活下去時，我們就會迫切需要為別的事物而活。
所有形式的獻身、虔誠、效忠和自我抹殺，本質上都是對一種事物牢牢攀附——攀附著一件可以帶給我們渺小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東西。
因此，任何對替代品的擁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極端的。
我們對自己隻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們對國家、宗教、種族或神聖事業的信仰，卻必定是誇張和不妥協的。
一種被溫和擁抱的替代品，是不足以取代和抹拭那個我們想要遺忘的自我的。除非準備好為某種東西而死，否則我們不會有把握自己過的是有價值的生活。
這種赴死精神可以作為一種證據，向自己和別人顯示，我們的選擇是最好的。
8.
人們評價一個種族、國象或任何其他群體時，往往是在該群體最低劣的成員中取樣。這種做法盡管有失公允，卻不是全無道理。因為一個群體的性格和命運，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決定。
一個國家最不活躍的人群，為占大多數的中間層次。他們是在城市工作和在鄉間務農的正派老百姓，然而，他們的命運卻受分據社會光譜兩頭的少數人——最優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
社會中最優秀的個人——不管是活躍於政界、文學界、科學界還是工商界，固然是國家的重要形塑者，然而，站在社會另一端的個人，包括失敗者、流浪者、罪犯，任何不能在高尚人群中立足或從未廁身其間的人，也是一個國家的重要角色。
曆史這個遊戲的玩家一般都是社會的最上層和最下層，占大多數的中間層次隻有在台下看戲的份。
社會低等成員之所以能對社會發生重大影響，是因為他們對「現在」全不尊重。他們認為他們的生活和「現在」都已敗壞到無可救藥，所以隨時準備好把這兩者加以毀棄。
他們也渴望通過某種驚心動魄的集體事業，去掩埋他們已經敗壞和了無意義的自我：這是他們傾向於集體行動的原因。
因此，他們總是一場革命、集體遷徙、宗教運動或種族主義運動的最早皈依者之一，而他們也會把自己的色彩烙印到運動之中。
9.
自由對失意感的加深作用不亞於舒緩作用。選擇的自由讓個人得把失敗的責任也一肩扛。自由鼓勵多種多樣的嚐拭，也無可避免會帶來多種多樣的失敗與失意感。
一個人除非善於用腦子，否則自由就會成為他一種討厭的負擔。自我若是軟弱無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們參加群眾運動，是為了逃避個人責任或為了得到——用一個熱情洋溢的年輕納粹黨員的話說——「免於自由的自由」。
普通的納粹黨員會力辯他們並未犯下任何罪行，這並不是虛偽。他們認為自己受了騙，上了當，而且隻是執行上級的命令，又何來責任可言。他們會參加納粹運動，不就是為了得到免於負責任的自由嗎？
由此看來，最容易讓群眾運動滋長的環境，就是一個相當自由卻缺乏舒緩失意感機製的社會。
18世紀的法國農民之所以會被法國大革命吸引，正因為他們不再是農奴而擁有自己的土地。同樣的，俄國農民要不是已獲得一代或以上的自由並嚐過私有土地的滋味，大概就不會加入布爾什維克革命。
10.
貧窮如果能夠與創造性結合，那貧窮十之八九都不會帶來失意感。精於本身行業的窮技工是如此，充分擁有創造力的窮作家、藝術家、科學家更是如此。
最足以加強我們自信、讓我們安貧樂道的，莫過於源源不斷的創造力：一天又一天地看著事物從我們手底下生成。手工藝的衰落，或許就是現代人易於產生失意感和投身群眾運動的原因。
隨著個人創造力的衰退，人們參與群眾運動的傾向顯著增加。那些靈感枯竭而過氣的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遲早都會墮入狂熱愛國分子、種族主義販子和某種神聖偉業的鼓吹者的陣營。性無能者也易於產生這種衝動。
11.
一個新興群眾運動賴以吸引和維係追隨者的，不是主義與承諾，而是能不能提供人們一個避難所，讓他們可以逃離焦慮、空虛和無意義的生活。
它能夠治療嚴重的失意者，不在於提供一種絕對真理，或是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而在於能讓他們擺脫無能的「自我」。而它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靠的是把失意者融化到一個緊密無間的集體中。
12.
另一種畸零人是永久性的畸零人。所謂「永久性的畸零人」，是指因為缺乏才幹，或身心上有不可補救的缺陷，故而無法達成生平願望的那些人。即使他們在其他領域成績傲人，仍然不會得到滿足感。
他們從事任何追求都會熱切急躁，也不會停下來。他們證明了一個道理：對於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得到再多也不會讓我們滿足。我們跑得最快、跑得最遠的時候，就是逃離自我的時候。
永久性的畸零人隻有完全擺脫自我時才會覺得找到救贖，而他們一般都能夠在群眾運動的集體性中埋葬自我。他們放棄個人的意誌、判斷和野心，把所有力量奉獻給一份永恒大業，從此再也用不著無限期地東追西逐。
即使他們全心全意奉獻於一種神聖偉業也並不總是奏效。他們那種遏製不住的饑渴依然存在，而他們在為其神聖偉業服務時也很容易成為最暴力的極端分子。
13.
無論團結還是自我犧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輕為前提。
為了成為一個緊密團體的一分子，個人得拋棄許多東西。他必須放棄隱私，不能有個人意見，也往往不能有個人財物。因之，每一種促成團結的工具也是促進自我犧牲精神的方法，反之亦然。
想要培養出人們隨時準備好戰鬥和赴死的心態，訣竅在於把個人從他的血肉之我（flesh-and-bloodself）分離出來。
有幾個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把他徹底同化到一個緊密的團體；賦予他一個假想的自我；灌輸他一種貶抑「現在」的態度；在他與真實世界之間架設一道帷幕；通過誘發激情，阻止個人與其自我建立穩定的平衡。
14.
鐵幕的作用，與其說是阻止間諜與破壞者的滲透，不如說是為了防止俄國人與外部世界接觸（包括思想方麵的接觸）。
15.
愉快的生活會讓我們對巨變的逼近茫然不見。我們執著於所謂的常識，執著於所謂務實的觀點。但這隻是我們執著於熟悉事物的表現。快樂安定的生活會讓其他的「真實」——哪怕迫在眉睫——看來模糊和遙遠。因此，在陡生巨變時，最手忙腳亂的，就是那些自命務實的人。
另一方麵，那些排斥「現在」而把眼睛和心思放在未來的人卻具有一種能力，可以偵知萌發中的危險或利益。因此，失意者和「忠實信徒」要比那些有理由希望現狀維持下去的人更能預測未來。
「能夠抓到解決未來問題方法的正確線頭的，往往是狂熱者，而非盡是細密的心靈。」
16.
群眾運動喜歡鼓吹不切實際和不可能的任務，這也正對失意者的胃口。那些一般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喜歡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是他們掩飾自己無能的手段。
因為要是我們從事可能之事而失敗，失敗之責就得完全由自己承擔；但如果從事不可能之事而失敗，我們就可以把責任歸於事情的困難。從事不可能之事比從事可能之事少一點丟臉的危險。因此，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
失意者從群眾運動所使用的手段中得到的滿足感，並不亞於從它所鼓吹的目標中所得到者。
失意者會在大混亂和有錢人的沒落中得到快樂，不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已經為興建一個新世界鏟除了一切障礙。
他們固然狂熱地呼號「要麽一切都變得美好，要麽一物不留」，但他們心裏真正熱望的，大概是「一物不留」。
17.
我們愛一個對象的時候，一般不會尋找同好，甚至反而會把跟我們愛同一對象的人視為競爭者和侵犯者。但我們恨一個對象時，卻總是會尋求有誌一同的人。
以下的道理不難理解：當我們受到傷害、渴望報複時，總會希望有別人站在我們同一邊。
但讓人費解的是，當我們的恨不是出於明顯的理由，而且看來是站不住腳的時候，渴望盟友的心理會更形迫切。而這種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劑之一。
這一類不可理喻的仇恨是從何而來，它們又為什麽能發揮凝聚的作用？它們是我們拚命要掩蓋自己的貧乏、無價值、罪惡感和其他缺點的一種表現。
自卑就此被轉化為對他人的怨恨。而為了掩飾這種轉化，我們會作出最堅決和最持久的努力。
顯然，最有效的掩飾方式就是找一些人——愈多愈好——來恨我們所恨的同一對象。
看來，我們要宣揚什麽主義信條時，真正要別人接受的不是我們的特定信仰，而是我們那種不可理喻的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