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的死後果很嚴重

劉曉波死了，他的死會對中國的政局起到什麽影響嗎？在中國人最近的記憶中，有兩個人的死影響了政局（不是指當政者）。他們都是失勢的大人物，一個是周恩來，他在毛的淫威下去世，激起了45運動；一個是胡耀邦，他的死激起了64運動。

但劉和他們不同。由於新聞封鎖，大多數的中國人不知劉為何人，知道的也隻曉得他說過“三百年殖民”的瘋話。再說中國人是個對殉道者不感冒的民族，倒是挺喜歡看殺頭，順便搶點沾血的饅頭。象耶穌這樣的殉道者在中國不會有什麽市場。因此劉的死就算中國開放信息，在國內也不會引起多大波瀾。

但要說沒有一點兒作用，也太小看了道義的力量。首先，副作用會起於國外。世界主要大國都是民主國家，就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的總統也是選出來的，上一次選舉普金還差一點落選。民主國家人民的意見起很大的作用，群情激憤的事政府怎麽也得有所表示。

中國政府這次太小看國際輿論了，完全從國內角度出發處理劉的喪事，死了還銷骨揚灰，把老婆囚了，生怕出現聖地聖代言。這樣的國際觀感是極差的，連俄羅斯都有人在中國大使館抗議了，很多國家的人民都把中國政府當畜生了。用一句中國成語來說，這次是激起民糞了。一下子，各國政要都出麵爭先恐後地譴責中國政府，生怕在處理中國事務時顯得軟弱。本來美國川普政府還是想和中國搞好關係的，這下不強硬都不行，國會已提出軍艦停靠台灣的議案，再搞下去還有更激烈的，而政府可能和國會比賽誰對中國更狠以拉攏民意。歐洲本來想和中國聯手對抗川普，現在迫於民意，也不敢和中國走得太近。甚至在俄羅斯，東歐，都出現了反華的聲音。

另外一個方麵，殘酷對待一個和平的持不同政見者，對中國本身也是有負麵影響的。這種負麵影響不是對政局的短期震動，而是對經濟的長期影響。

劉曉波作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在監獄中度過將近九年之後，在關押期間去世。他的去世既是一場悲劇，也是一樁暴行。對於囚禁他的人來說，亦是一種警告。

是這樣，如果一個國家誹謗自己最棒的公民，把他們囚禁起來，這樣的國家不會成為偉大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懼怕讓劉曉波這樣的人自由地發言，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被稱為“強大”。一個令人生畏的政權同時也是脆弱的政權。

這樣的想法可能會令愛國者們們惱火，多年來，他們一直預測中國崛起為全球第一大國隻是時間問題。這是一個基於小學數學方法的地緣政治分析：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18.6萬億美元，如果它繼續以每年低於2%的速度增長，而GDP為11.2萬億美元的中國繼續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那麽中國將在十年內超過美國。

那麽，再說一次，預測與現實之間是有差別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曾於1961年預言，蘇聯經濟將在1984年至1997年間超過美國。一度，日本的GDP預計將於2000年超過美國。歐盟也曾被視為全球支配地位的競爭者之一。

中國與這些未竟者們有什麽不同嗎？這十年來，中國的官方經濟增長速度每一年都在放緩；目前正處於9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據彭博社報道，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正處於12年以來的最高點，而生產率增長則處於16年以來的最低點。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正在萎縮，僅在2015年就失去了近500萬人。去年中國的資金外流達到了6400億美元；中國的上中階層正在選擇用腳投票。

所有這一切可能正意味著，中國像一個年紀漸長的運動員一樣，正在走上和大多數其他經濟體同樣的發展軌跡，這些經濟體從貧困之中迅速崛起，但是由於尋租的精英、工廠工資上漲、人口失衡等因素，漸漸走向停滯。這被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正如世界銀行幾年前指出的那樣，“1960年為中等收入的101個經濟體，到了2008年隻有13個成為高收入國家。”

然而對於中國來說，事情有可能會變得更糟。為什麽？

被“中國崛起”假說所迷惑的西方人常常認為，雖然這個國家的人權記錄令人遺憾，但對它的經濟未來沒有影響。他們說，經濟體靠的是投入，而不是價值觀。他們認為，更有可能的是，中國的獨裁政權帶來了效率和決策方麵的優勢，這些優勢都是充滿紛爭的民主國家做夢也不可能擁有的。

這是一個奇怪的觀點。獨裁國家有時會很富有，但他們從來都不是現代化的。效率高可能意味著愚蠢的事情也會高效率地發生，象毛澤東發動文革。對經濟資源進行政治控製則是腐敗與資本配置錯誤的秘方。

這種看法的核心錯誤是假設價值觀不是一種投入。“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劉曉波在法庭陳詞中寫道，這番陳詞後來成了他的諾貝爾獲獎致辭（在他缺席情況下被朗誦）。“正是這一進程，”他補充說，“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複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複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

劉的思想是，價值觀也是一種經濟投資。真是因為解放思想，放棄了階級鬥爭，才有了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成就。而中國要克服中等國家陷阱，就要依靠由自由支撐的創造力。各種創意需要競爭與衝撞的空間，而製度和法律要為這種自由提供支持而不是阻擾。隨著經濟走向創新前沿，對自由的需求也相應擴大。可用信息與必要信息之間的差距需要盡可能地收窄，因為許多經濟技術上必要的信息同時也是政治信息，這使得審查與鎮壓同經濟動態發展的要求難以相容。

不久，中國政府就會為其如此粗暴愚蠢地對待劉曉波感到後悔。但願這種後悔來的不要太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