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無論如何日軍是退回去了,咱們雖然損失很大也得算成勝利,因為以前就算是損失大也丟了地方,而這個勝利的基礎就是“先退後進”的戰法,當然,委員長是準備退得更遠一些,到長沙後麵的株洲、瀏陽一帶。
“先退後進”並不是“防禦的戰略”,攻勢戰略也可以“先退後進”,這個“先退後進”就是一個戰術問題,和“戰略”是守還是攻完全沒有關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搞不清楚戰略和戰術的概念也沒有關係,不影響繼續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不影響繼續領導抗戰。
委員長在第一次長沙會戰勝利的刺激下,下麵的第三點還是繼續胡說,“……可知敵力已疲,我們進攻的時機已到。本來防禦的戰略乃是第一期——前期抗戰的戰略,現在進到第二期——後期的抗戰,我們的戰略,應該是見到敵人的破綻,見到敵人厭戰怕戰不敢前進的時候,我們就立刻采取攻勢,決然攻擊前進。”
委員長認為這次“湘北戰勝”就是抗日戰爭的轉折點。去年的南嶽軍事會上委員長就愣把抗戰劃分成了兩個時期,現在正好找到了一個折斷的契機,“所以我們今後的戰略運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徹底轉變過來,要開始反守為攻,轉靜為動,積極采取攻勢。”
日軍此次“江南作戰”動用兵力隻有2個半師團5萬人,而此時駐華總兵力為85萬。況且岡村寧次用兵錯誤,5萬人還要分相隔400裏的兩路進攻,說是主攻、輔攻,其實完全割裂,在實戰中完全是兩個戰場,根本不能呼應。兩路日軍都算是孤軍深入,預備擊破國軍重兵集團、企圖占領堅城,當然日軍說是最後要“恢複大概原來態勢”,其實心裏當然想要占領長沙。每路進攻深入的日軍隻有2萬多人,自然遭到國軍圍攻,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委員長把這樣的一個很勉強的小規模戰役勝利當作抗戰的轉折點,很明顯這是一個錯誤的戰略判斷。在此錯誤的戰略判斷指導下,在“湘北戰勝”的尾聲期、10月10日軍事委員會軍令部就拋出了《國軍冬季攻勢作戰計劃》,委員長命令在1939年11月26日至1940年4月1日期間發動“冬季攻勢”,其戰線為北起包頭,南迄北海,參戰戰區為第1、2、3、4、5、8、9及冀察戰區和魯蘇戰區。第6、第7戰區在1938年1月已經撤銷,所以此次“冬季攻勢”包括了所有戰區,是結結實實不打折扣的“戰略反攻”。
當然了,主次還是要分一下的,要不然就太不像個作戰計劃了不是?第2、3、5戰區主攻,第1、4、8、9等戰區輔攻,作戰目的是,“不特應阻止敵軍繼續西進,並須壓迫敵軍向東撤退。”
很明顯這個作戰目的就是錯的,還是要占地盤,沒有殲滅有生力量的目標。難道是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的將領、高參們不懂這個道理?當然不是,而是要必須根據領導的意圖製定作戰計劃。現在委員長要搞戰略反攻“決然攻擊前進”,那隻好大夥就一哄而上向東打,打成什麽樣就算什麽樣就行了。
委員長懶得考慮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的問題,而隻要收複失地,為此給各戰區下達克服城市的目標並且明碼標價,像武昌、漢口的頭等目標也給予頭等獎勵——100萬元,如此這般,委員長就把抗戰和獎金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此次‘冬季攻勢’,為我軍轉敗為勝的唯一關鍵,亦即我第二期抗戰最後勝利的開始。”
委員長的電令是11月18日發出的,要求各戰區於12月上旬開始行動,可是就在委員長“最後勝利的開始”發布號召令的同時,日軍卻也要發動“桂南戰役”了,意圖占領南寧切斷中國西南補給線。日軍發動“桂南戰役”的原因也和委員長一樣,“這是中國事變的最後一戰!”這下子中日雙方不約而同開始了“最後一戰”。
其實日軍早有攻占南寧的計劃。在1938年10月廣州失守之後,中國在西南方向隻剩下了兩條法屬印度支那的海外通路,從越南海防港至河內,由此一條鐵路到老街再經國境抵達昆明,再有一條就是到同登換汽車再至南寧。日本政府1937年9月27日就開始與法國政府進行交涉,希望切斷這條中國補給線,“結果是白白拖延時間,收不到效果。”
鑒於談判達不到目的,那就隻能動武,1939年4月15日,日本海軍首先提出主張,“由於陸軍兵力所限,不能向內陸方麵進行大規模積極作戰,在此情況下,由陸、海軍協同盡快占領華南沿海的最大貿易港口汕頭。成功之後,即以一個兵團向廣西方麵挺進占領南寧,以切斷敵經法屬印度支那方麵的海外最大補給交通線路。”
海軍的思維比較跳躍,建議陸軍從汕頭“以一個兵團向廣西方麵挺進占領南寧”,一路橫跨2000裏,這不是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準備死在半路什麽地方的問題。不過廣州、廈門早已占領,夾在中間的汕頭自然沒有什麽理由放著不管,於是在1939年6月6日日軍大本營下達攻占汕頭一帶要地的命令,6月21日,日軍展開行動。
對於此時的汕頭,國軍也沒有什麽軍事上的打算,守軍也就是廣東省保安團第5團,即便如此,廣東省保安團第5團也奮起抵抗,第3營營長李平犧牲,28日汕頭淪陷。
但是占領汕頭之後“即以一個兵團向廣西方麵挺進占領南寧”那是不可能的,況且現在的方向是準備對蘇作戰,正在縮減在華兵力,所以陸軍對2000裏外的南寧毫無興趣,即便是地圖也都懶得去看一眼。
1939年8月20日蘇軍在諾門坎對日軍發動總攻,日軍第23師團幾乎全滅,其實蘇軍也沒有好到哪裏去,此戰蘇軍戰車7比1,火炮6比1,兵力3比1的優勢,傷亡竟然比日軍更大。蘇軍投入坦克524輛、損失280多輛,投入裝甲車385輛、損失90輛,投入飛機500架、損失207架,消耗作戰物資80000噸,其中炮彈、炸彈消耗31000噸,彈藥消耗幾乎相當於中國八年抗戰的總消耗量,這樣才擊敗了一個“三流邊境守備師團”,而日軍彈藥消耗僅僅隻有2000噸。
8月29日,日軍大本營決定從關內戰場調集駐青島之第5師團,駐河南開封、新鄉之第14師團,野戰重炮兵第9、第10聯隊,速射炮9個中隊,16個野戰高炮隊,1個飛行戰隊,22個汽車中隊向諾門坎集中,以期與蘇軍再戰。
而關東軍已經集中了第2師團10000人、第4師團9800人、第7師團8000人、高炮部隊和國境守備隊主力準備發動反攻,但是德國突然入侵波蘭,整個世界形勢大變,日軍大本營受此影響決心動搖,在攻勢發起前的9月3日阻止了關東軍的反攻。
9月9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茂德向蘇聯提出諾門坎停戰要求。9月15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茂德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簽訂停戰協定,雙方於9月16日淩晨2時停止一切實際軍事行動。其實諾門坎一戰蘇軍後勤能力已經到達了極限,西伯利亞鐵路與博爾集亞-桑貝斯鐵路滿負荷運行了2個月來維持這場戰鬥。如果關東軍在9月初以3萬多部隊發動反擊,朱可夫10萬人的第1集團軍未必就能扛得住,如果關內第5師團、第14師團這兩個第一流的師團也跟進加入戰鬥,朱可夫在諾門坎必敗。
日軍大本營隻看到了自己第23師團的慘狀、卻沒有看到蘇軍的窘迫,於是就放棄了所謂的“北進”政策,返回頭來又想徹底解決中國問題,這樣南寧作戰又被重提。
放棄“北進”政策是由於感到蘇聯惹不起,惹不起就要做抗揍的準備,這就要在中國東北多做戰略儲備,所以這和在華用兵又發生矛盾,日軍內部對此也是爭論激烈,最後還是說大話的有理,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富永恭次叫囂,“這是中國事變的最後一戰!”在此高調胡話的誘導下,日軍大本營決定將原先準備對蘇作戰的第5師團從東北轉到廣西。
這個說胡話的富永恭次因為步步緊跟東條英機,這樣就得了一個外號叫做“東條的褲腰帶”。1944 年6月東條倒台英機後,富永恭次被趕出中央,卸任陸軍次官改任第4航空軍司令官。
第4航空軍駐在菲律賓,現在對抗美軍,實在是沒什麽辦法。富永恭次就把海軍“發明”的自殺式的“特攻”學了過來。富永恭次每次還都手握軍刀,軍姿壯碩為“特攻隊”送行,說你們全走了本官最後也去。到最後第4航空軍全部特攻都栽進了太平洋喂了魚,富永恭次就找醫生開了一張“胃潰瘍”的證明逃到台灣。
“東條的褲腰帶”眼睛自然是從來向上看的,人緣自然不好,這下子大家找到借口了,讓他轉入預備役。可是一轉念不對啊,轉入預備役豈不是更死不了了?還得讓他去死,於是喊回來讓他出任第139師團師團長,結果讓蘇軍抓到西伯利亞去關了11年。
富永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