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瑜
血壯山河-抗戰第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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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也認識到了這個“相持階段”的問題，當然是不願意陷進這個什麽“相持階段”的，因為“相持階段”之後自然就是人家反攻了，不過先不去想它就是了，現在就在“相持階段”的泥坑裏打滾胡混算了。
日軍陸軍在1937年7月借“盧溝橋事變”之際出兵華北，意圖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結果是越打越大徹底陷了進去。1938年6月展開所謂的“武漢攻略”，也是意圖逼迫中國政府對日屈服和談，“要努力因勢利導，重新調整日華關係，及時結束這次事變。”
武漢會戰期間蔣委員長確實和日方展開了和談，但是日方的條件還是要殖民中國，而且條件之一是蔣委員長下台，蔣委員長當然不同意蔣委員長下台的條件，如此就接著打，不過日方也撈著了汪精衛這條大魚。
日軍攻占武漢、廣州之後，預期的中國政府屈服卻沒有來到，“中國問題”是越搞越亂套，可是日軍陸軍卻要轉向了，因為陸軍“預料到不久國際形勢將會發生巨大變化……不得已要同蘇聯作戰”，於是“著手研究和製定充實北方軍備的計劃。”
1938年12月25日，日軍陸軍和海軍展開座談，“強調應優先擴充對蘇的陸軍軍備，要求海軍予以同意。”而海軍根本就不同意，“認為陸軍的動向極為危險。”
海軍的意見是有道理的，說是“不得已要同蘇聯作戰”，其實就是自己去找事兒，如同現在的中國問題一樣，況且中國的軍事實力如何能與蘇聯相比？
海軍就是摳門！不就是跟他們商量要幾個錢嗎？至於這麽不開眼嗎？不過海軍的意見是海軍他們自己的，咱們陸軍也不是海軍的下屬單位，繼續搞！如此陸軍自己準備擴軍計劃，準備在1942年完成65個師團、164個航空中隊的戰爭總兵力建設。
而現在師團是34個、航空中隊96個，幾乎都要翻番，這他娘的花錢肯定也要翻番是不是？算盤打了一圈，算出來了，第一年就要18億日元。
18億元？一聽到這個數字，陸軍部就是一陣大亂，主官、參謀四處亂跑，是攔也攔不住。1939年對華戰費是21億3千3百萬元，其中不到7億是“由現地支付”的，也就是以戰養戰的“成果”，剩下的14億多、15億都是日本政府掏出的真金白銀，這已經是把嘴吊起來才湊出來了，這又要18億元？！這就是讓天皇一家天天啃窩頭也省不出來啊！
海軍那幫王八犢子也不給分擔點兒，一門心思造那個什麽破“大和”號，唉，陸軍省思來想去沒辦法，還是得靠自己，隻能是拆東牆補西牆。現在“派遣”到中國的部隊是85萬人，隻能縮減縮減去應付應付參謀本部那個什麽對蘇作戰計劃吧。陸軍省燈火通明算盤打了好幾夜，計劃到1939年底縮減在華兵力到70萬、1940年底到50萬人、1941年底到40萬人。
現在對華作戰兵力是85萬都不能結束“中國事件”，三年後要減到一半還要拐彎兒，如此就能解決“中國事件”啦？！
唉，先不管他，無論如何先把錢要到手再說。按照1940年在華兵力縮減到50萬，陸軍省合計了半年終於拿出來1940年預算，60億日元。
60億日元這不可能！想也不用想，大藏省肯定拿不出來！陸軍省自己就否決了自己預算，減去6億，54億，這是底線！“這是一個完全不包括預備量的極老實的全麵累計的數字。”——讓大藏省去批！
大藏省一看就火了，“拿去7月4日的內閣討論，什麽都還由著你們了。”
內閣管不了陸軍更變不出錢來，隻好踢皮球，“你們大藏省和海陸軍直接討論。”
大藏省非常抵觸，就是不想討論，結果11月28日的預算閣議未能召開。
不開不行！再不來開會就抓過來！陸軍省火大了，12月7日夜參謀本部、陸軍省、大藏省召開了預算閣議，會前大藏省透了一下風，54億不行，砍去10億，隻給44億。
一開會陸軍省就傻眼了，參謀本部變卦了，原先同意陸軍省縮減在華兵力到40萬的計劃，而現在參謀本部不同意了，要維持85萬的在華兵力！這他娘的得要多少錢？！
陸軍省雖然對參謀本部的變卦感到“激憤”!你們說希特拉進攻波蘭、下一步就是征服歐洲，咱們必須要配合這個形勢與蘇聯開戰，現在你們怎麽變卦了？難道希特拉也變卦了不成？！
陸軍省“激憤”歸“激憤”，但是在要錢的態度上是和參謀本部完全一致的，於是二者聯合起來和大藏省開吵。
吵到最後大藏省同意增加2億，46億，再也沒有了。
沒有了？這哪行？！一拍桌子刀都拔出來——大藏省的人心裏暗笑，“老子拿算盤的還怕你拿刀的？！”把脖子一伸，你砍吧，砍完了也是多一分錢沒有。
這咋辦？砍不下去啊，也不好意思收回來啊，陸軍省幾個軍頭的滿臉汗就下來了，一手拿著刀、一手不停地滿頭滿臉滿脖子擦汗，算盤和軍刀對峙了一夜。天快亮了聽見信兒的參謀次長澤田茂跑來解圍，好說歹說，大藏省也是可憐這幫淌了一宿汗的幾個家夥，又掏出了9千萬，46億9千萬，就這些了。
陸軍省的幾個人幾乎是哭著回去的。回來了接著打算盤，對華作戰兵力不讓減、還要準備對蘇作戰，這個窟窿如何補？隻能勒緊褲腰帶了，“第一線師團的裝備被消減百分之五，應儲備的彈藥量從三個會戰量減為兩個會戰量。”
昨夜陸軍省對參謀本部的變卦感到“激憤”是有原因，一開始就是參謀本部要求裁撤中國駐兵的，陸軍省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中國派遣軍的各級態度一直到最後都是極其抵觸的。
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檢討了1939年的戰事，其中南昌作戰比較順利，而緊接的“襄東會戰”完全沒有達到作戰目標，損兵折將頗有些狼狽，更慘的是9月發起的長沙作戰，簡直是一敗塗地。於是在11月14日，岡村寧次提出了《迅速解決日華事變意見書》，主要意思是，“重慶中央直係軍是抗日勢力的主要力量，隻要這個軍隊不垮，就不能考慮和平解決。因此隻有積極進行作戰才能掌握解決事變的決定權。”
12月10日，第11軍在《形勢判斷》的報告中，在理論高度上繼續主張“積極作戰”，“長期持久的戰爭，對帝國來說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從目前形勢來看，依靠謀略、外交、或小規模的作戰，終究不能期待早日解決事變，所以痛感不配合大規模的進攻作戰而欲迅速解決事變，斷定是不可能的。”為了增強說服力，第11軍的《形勢判斷》報告以《孫子兵法》的一段論述作為自己的結論，“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雖然第11軍提出了明確的“積極作戰”意見，而且中國派遣軍也十分支持，但是參謀本部並不認可，堅持裁撤在華兵力——恰在此時，中國方麵卻發動了“冬季攻勢”。
